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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網絡草根輿論在群體事件中的作用與影響

2017-01-09 18:12王漱蔚夏藝
今傳媒 2016年12期
關鍵詞:網絡

王漱蔚 夏藝?

摘 要:隨著我國網民數量的不斷攀升及自媒體普及率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擁有了發言權,并催生了一個新興階層“網絡草根”。但同時,近年來我國群體性事件也愈來愈呈現頻發態勢,對正常的生活生產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網絡草根輿論的確在反映民情、暢通表達機制上存在著優勢,但自身的“草根”性也伴隨著與身俱來的不足。本文著眼于此,探討網絡草根輿論在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與影響,并對于合理管控網絡草根輿論提出建議。

關鍵詞:網絡;草根輿論;群體事件;作用影響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2-0011-03

一、草根、網絡草根的定義

作為產生于十九世紀美國的名詞——“草根”,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引入中國后就被賦予了更深刻的含義,一是指同政府或決策者相對的勢力,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等一般都可以看作是“草根階層”。另一種含義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階層相對應的弱勢階層。不管如何定義,草根都帶著平民、大眾和底層的印記。

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草根只是作為一個外來名詞在社會學等學術著作中被一部分精英人士研讀,那么進入二十一世紀,自媒體就為“草根”從一個概念變成一種時代的精神鋪平了道路。無數被傳統媒體阻隔了發言權的平民百姓,突然擁有了屬于自己的舞臺,文字、圖片、視頻成為他們展示的手段,論壇、微博、微信公眾號、直播平臺成為他們的免費秀場,甚至還成為了新型造星工廠,造就了一類全新群體“網紅”。

二、群體事件的定義、特點及產生原因

在談及群體事件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一下群體的定義。日本的社會學家巖原勉提出群體是指“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該定義指出,群體必須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體組成,并且要發生相互作用和影響,且這個群體的形成是有原因的,比如為了滿足某樣需求,實現某種目標。那么群體事件也必然是由多人參與,以滿足某種需要為目的,但群體事件往往在發生時還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例如事發突然,為獲得關注度,往往會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以擴大事態,有的甚至會威脅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

根據中國社科院法學院研究所發布的《2014年中國法治發展報告》顯示,近13年間,百人以上群體性事件有871起,其中,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是群體性事件的高發期。2010年、2011年群體性事件都在170件左右,2012年則飚升至200件[1]。為何從2010年開始群體事件開始呈現一路攀升的態勢,可歸因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與利益表達機制的不暢通

截至201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88億,全年共計新增網民3951萬人,增長率為6.1%,較2014年提升1.1個百分點。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0.3%,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9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10.1個百分點[2]?;ヂ摼W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擴大器”。網絡自媒體、網絡論壇賦予了公民話語權,也喚醒了公民的民主意識,但同時,我國現在正處于社會矛盾爆發期,一些正當權益受損的民眾,在正常渠道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通過自媒體和論壇來進行維權,且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事實制造轟動效應,不明真相的網民往往會被鼓動情緒而產生群體事件。

(二)自媒體的普及

截至2015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20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占比由2014年85.8%提升至90.1% 。即時通信用戶規模達到6.24億,QQ空間、微博,網民使用率分別為65.1%、33.5%。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5.04億,較2014年底增加7093萬,網絡視頻用戶使用率為73.2%[2]。這些數據無不顯示人們已然進入了一個自媒體的時代。自媒體的“自”標志了自身的特殊屬性就是由“我”做主,每個移動終端用戶都可以通過即時聊天工續過程中,利用社交和即時通訊軟件進行群體事件的策劃、人員招募等,線上安排與線下實施的同步推進,重大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已經呈現出典型的互聯網+特點。

(三)相關部門回應滯后

隨著互聯網絡進入百姓生活,社會各個層面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公民的民主意識和參政議政的愿望都日益強烈,但是不少公共管理部門和干部卻仍在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處理不斷出現的新問題,處理手段簡單粗暴,甚至直接采取回避和拖延,以致民眾不滿不斷積累,最終導致大規模的網絡群體性事件。

三、網絡草根輿論在群體事件中的作用與影響

(一)潛伏期——議題設置作用

潛伏期是群體事件網絡輿論的產生和力量積蓄階段,網絡草根輿論在這個時期就承擔起了議題設置和擴散的角色。

以高考為例,中國人的命運從某總程度上是和高考聯系起來的,高考的成功與否決定著無數普通家庭的命運,許多人從接受學校教育開始直到18歲,幾乎一直在“準備高考”,結婚生子后,還要為下一代的高考籌劃。然而,高考錄取不公平現象也一直被人所詬病,新浪教育統計的2014年,全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本一錄取率的調查報告顯示,北京、上海、天津,是中國最容易考好大學的地方。重點大學錄取比例均超過20%。其中北京以25%的比例,雄踞全國第一。以211大學錄取率來看,最高的錄取率(上海)和最低的錄取率(廣東)之間有超過4倍的差距。上海達到了13.9%,而廣東僅有3.1%。換句話說,上海100個考生中大概有14個可以考上211高校,而廣東的100名考生中能考上的只有3個人[3]。因此,“高考移民”等怪現象也頻頻出現。網上也出現了一些點擊率和流傳率很高的關于此話題的帖子與段子,“一湖北小伙在北京一建筑工地當小工,一日偶然于工地的設計師聊天,發現兩人都是1992年參加高考(當年全國都是同一套卷子)湖北民工當年考了515落榜了,而北京的設計師考了497進入了建筑工程大學?!?

與此同時,考卷不統一也導致個別省份試卷難度過高,江蘇高考數學卷出題人葛軍,因2003年數學卷難度過高,導致全省平均分僅有43分(滿分150分)“秒殺”30萬江蘇考生,網友戲稱之“葛大爺”“數學帝”。2010年葛大爺重出江湖,再次“虐殺”52萬江蘇考生,該卷也被成為史上最難高考卷??荚嚭?,兩篇名為《2010,江蘇數學帝葛軍,一個人秒殺江蘇52萬考生》和《數學帝葛軍,你做人太數學了》的帖子在貓撲論壇和商都社區迅速走紅。這些帖子的出現和走紅,其實都是普通百姓心里不滿的一種折射和宣泄。

(二)突發期——燃爆作用

2016年4月22日教育部、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關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計劃編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確規定,2016年,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安排21萬人,其中本科14萬人,由北京、天津、江蘇等14個?。ㄊ校┑墓k普通高校承擔,面向河南、廣西、貴州、甘肅等10個中西部?。▍^)招生[4]。在高考試卷和錄取不公平的“積怨”下,此次通知的出臺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通知》發布后,涉及“減招”人數最多的湖北和江蘇兩省的考生家長們坐不住了,紛紛采取行動抗議。

5月11日起,江蘇省的一些學生家長來到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大規模聚集。隨后,由家長們組成的游行活動蔓延到更多地方,且這種聚集并不是自發的、無組織的,而是事先通過微信朋友圈、QQ群等發出消息,召集更多考生家長們一起參與行動。

抗議“減招”事件中,微博和微信的作用突出,在微博或者微信上發布的相關信息均得到網友們的瘋狂轉發和評論,使得輿情持續發酵并吸引更多網友關注江蘇高考“減招”事件。在輿情爆發伊始,由于微信有傳播速度快、互動性強等特點,參與游行的考生家長通過微信朋友圈的方法發布游行相關信息,使其成為輿情發酵、擴大影響的重要推手。

(三)穩定期——持續作用

5月11日,當地教育部門通過微博公共賬號“江蘇教育發布”發布《關于2016年江蘇高等學??缡≌猩媱澋恼f明》,力圖通過引用一系列數字,證明“減招”是不存在的,然而簡單的數字公平并不能夠使人信服。江蘇省教育廳新聞辦副主任薄其芳在接受媒體相關采訪時發表的“江蘇省教育廳作為東部的發達省份,也該到為全國做貢獻的時候了,不能江蘇省教育具備了這樣的能力,國家要求你做貢獻,你不去做,這肯定是不行的”言論再次觸怒公眾,微信微博及論壇紛紛對此報道進行轉發,還引起了網民對薄其芳的人肉搜索,一時各種爆料帖甚囂塵上,使得事件影響力不斷擴大。

(四)衰退期——稀釋、弱化作用

5月14日上午,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沈健就“江蘇高考減招”問題接受記者采訪。他表示,將在招生中做到三個“不減少”。

5月15日,認證為“中國政府網”的微信公眾號發表題為《教育部回應江蘇湖北2016年高考招生計劃問題》文章,再次強調,安排協作計劃,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錄取率、本科錄取率為基本前提,并表示,早在2008年就啟動的協作計劃,其目的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教育公平”。

5月16日,江蘇緊急召開“減招”發布會,會上江蘇6所211高校表態:今年在蘇招生數不低于去年。

媒體刊發的官方采訪、回應及相關專家對“減招”事件的分析解讀,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的激化,抑制了輿情的失控局面?!皽p招”發布會的召開,省內重點高校的表態,堅定不會減招的態度,直擊矛盾的沖突點,緩解并給廣大考生及考生家長吃了一顆定心丸,對平息輿情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至此,微信微博及相關論壇上關于“減招”的輿論終于歸于平靜。

四、更好地管控群體事件中網絡草根輿論的策略

網絡草根輿論的確在反映民情、暢通表達機制上存在著優勢,但自身的“草根”性也伴隨著與身俱來的不足,如:制造謠言煽動網絡暴力;夸大陰暗助長極端情緒,引發群體事件。因此,要想更好地管控網絡草根輿論,就必須從政府、媒體、民眾三方面入手。

(一)政府

群體事件發生時,政府如果出于各種原因,或者慣性思維刻意營造“和諧”環境,有意地掩蓋事件真相,就會給其他小道傳言或者網絡不實言論占據輿論主導,不利于事件的良性發展。

各級政府部門應建立起群體性事件部門聯動處理機制,第一時間將事件的真相報道給社會,盡可能將事件隱患可以處置在萌芽狀態,從而確保社會的穩定、和諧與安寧。此外,面對突發事件,政府尤其是相關部門需要具備快捷準確的輿情搜集和研判能力,迅速回應公眾疑問。

(二)媒體

網絡草根輿論在群體性事件究竟充當什么性質的角色很大程度取決于傳統主流媒體的反應,如果傳統媒體敏銳捕捉到事件發生的端倪,并且報道充分全面,那么網絡草根輿論在群體性事件中就可能充當社會穩定的“安全閥”。而如果傳統媒體行動滯后,并且報道有失偏頗,那么網絡草根輿論則可能就會成為社會穩定的“高壓鍋”。

作為網絡平臺運營商,有必要嚴格審核和監控信息。同時,網絡媒體還需要積極培養和發揮網絡大V的作用。相較于政府部門和官方媒體對事件的解讀而言,公眾更愿意相信第三方且較權威的人士對事件的解讀,所謂的旁觀者清。因此,大V們對事件的解讀,更容易使人信服,而多數大V能夠理性地看待此問題,并發表客觀、中立的觀點,對緩解輿情也有積極作用。

(三)提高網絡“草根”階層的素質,塑造主流價值觀

對于廣大網絡“草根”階層來說,一方面呼吁政府加大信息透明度,保護自由表達權之外,還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做到不盲信、不偏信,從而打造一個理性和高素質的網絡“草根”群體。

網絡輿情是轉型期社會面臨的新問題,網絡群體性事件是新時期危機的新形態,“草根”輿論在網絡群體性事件中釋放著亦正亦邪的力量。了解掌控網絡“草根”輿論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和傳播規律,從而因勢利導,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局面,合理推進網絡民主的社會化進程,以及促進公眾參政議政的歷史進程有特殊作用。

參考文獻:

[1] 張明軍,陳鵬.2014年度中國社會典型群體性事件分析報告[J].中國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報告,2015(7).

[2] 王穎.江蘇高考“減招”輿情態勢分析[DB/OL].教育輿情網,2016-06-14. http://www.edupo.cn/lhgc/2016-06-14/11632.html.

[3] 張曉娜.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CNNIC[N].民主與法制時報,2016-01-23.

[4] 楊曾憲,統一高考不統一錄取分數線公平嗎?[N].中國審計報,2001-08-08.

[責任編輯: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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