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網絡關系結構躍遷中知識共享模式演變

張培

內容摘要：價值網絡關系結構影響企業間的知識共享模式，本文通過分析聯泰集團價值網絡關系結構躍遷案例，提出了企業從非對稱型共享模式演變到對稱型共享模式的知識共享演進路徑及其具體策略。研究結果對我國當前OEM（貼牌生產或代工生產）企業加快實現關系結構升級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價值網絡 關系結構躍遷 知識共享 非對稱型共享模式 對稱型共享模式

引言

價值網絡關系結構影響企業知識共享，知識共享對于企業關系結構升級有很重要的作用（王樹祥等，2014）?，F有研究中關于企業結構升級主要從投資、能力和創新等方面展開，如楊軍、寧曉剛和張波（2015）從投資的視角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從而得出外商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有限的結論。盧福財和胡平波（2008）從企業間能力差距的視角，用博弈的方法研究了我國企業突破低端鎖定的選擇，提出從創新能力和資金來源等方面來尋找突破低端鎖定的措施?；诖?，本文將知識共享納入到企業關系結構升級的理論研究范疇，探討價值網絡不同關系結構形成的知識共享模式及其特點，通過分析聯泰集團關系結構躍遷案例，探尋企業價值網絡關系結構躍遷過程中知識共享模式的演變，研究結果進一步拓展企業價值網絡關系結構躍遷理論體系，對OEM（貼牌生產或代工生產）企業加快實現關系結構升級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文獻回顧及理論框架

（一）基于模塊化的價值網絡關系結構及其躍遷

在產業模塊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廠商自然分化為兩類典型的組織模式：系統集成商和模塊制造商。在這兩種企業類型所構成的組織結構中，學者們主要聚焦于兩類價值網絡的相關研究：一類是以核心企業為主導的模塊化價值網絡，另一類是模塊化集群價值網絡。

在這兩種不同的組織結構中，由于系統集成商和模塊制造商在價值網絡中所處的網絡地位不同導致其關系結構也不同。劉明宇和芮明杰（2012）研究了全球的價值網絡體系，認為發達國家掌握著整個價值網絡的發展方向。發展中國家只能根據發達國家的需求來參與產品生產，完全被發達國家俘獲。歸納學者們的研究結果認為，系統集成商位于價值網絡的核心，對模塊制造商有協調、支配作用，而模塊制造商通常與核心企業規模、生產技術等方面相差很大（張永安等，2014），往往要借助核心企業的合作才會獲得收益，因此彼此之間是俘獲型的關系結構。

在模塊化和價值鏈分工的大背景下，模塊制造商大部分都聚集于價值鏈的底端，為了突破低端鎖定的局面，許多模塊制造商轉向了核心模塊和系統模塊的供應。也有一些模塊制造商開發出新模塊，從多方面嵌入價值網絡中（宗文，2011）。模塊制造商的經營范圍也開始向價值鏈高端拓展和延伸，甚至對系統集成商也起著或多或少的控制作用，從而改變了其在價值網絡中的地位。系統集成商無論是從加工制造還是系統集成等方面，都需要模塊制造商的支持與配合（梁軍，2008）。因此，模塊制造商和系統集成商之間就漸漸呈現出一種互補式的關系，從而實現了自身關系結構的升級，彼此之間是互補-共享式的關系結構。

綜上所述，在以系統集成商為主導的模塊化價值網絡中，被系統集成商俘獲的模塊制造商經過自身模塊的升級，不再俘獲于系統集成商，兩者之間表現更多的是彼此合作，是一種互補-共享式的關系結構。

（二）兩種關系結構中的知識共享模式

由于系統集成商和模塊制造商所處的網絡地位不同，導致關系結構也不同，網絡地位的不同會分散學習目標，減少成員知識開放性共享，從而影響學習意愿，由此影響到共享模式也不同。本文采用周永紅等（2014）相關研究將知識共享模式分為對稱型知識共享模式和非對稱型知識共享模式。在俘獲型關系結構中，核心企業與模塊制造商采取的是非對稱型知識共享模式，二者擁有不同的共享目標，核心企業是知識共享的主要推動者，通過知識的共享來增強對整個價值網絡的控制。模塊制造商通過知識共享來增加自身知識的總量。在互補-共享型關系結構中，系統集成商和模塊制造商是平等地參與到知識共享中，是對稱型知識共享模式，各個企業通過合作互相學習，擴展自身的知識總量，本文總結兩種知識共享模式特征如表1所示。

知識共享意愿不同。知識共享意愿是指員工參與知識共享的主觀意志與愿望動機（李衛東等，2014）。為了使模塊制造商與自身利益一致，核心企業在知識共享中一般起主導作用，提供知識共享的平臺。模塊制造商通常只負責產品的生產制造，知識比較單一，所以核心企業比模塊制造商的共享意愿強。在互補-共享式關系結構中，每個企業只負責部分環節，尤其是位于供應鏈上下游關系的企業，彼此往往是分工協作的關系，知識互補程度比較大，知識共享的意愿會十分強烈。

知識共享范圍不同。在俘獲型關系結構中，核心企業主要是將產品規格等標準通過文件形式共享給模塊制造商，模塊制造商將生產過程等以文件形式反饋回去，此時知識共享主要以顯性知識為主，共享范圍比較窄。在互補-共享式關系結構中，既有顯性知識的共享也有隱性知識的共享。顯性知識的共享表現為開始合作時以合同等形式共享知識和生產過程中的各種信息反饋等；隱性知識的共享表現為合作時進行的面對面交流，企業的技術人員對合作企業的員工進行教育培訓等。

知識共享程度不同。在俘獲型關系結構中，核心企業對模塊制造商的共享主要是一些指令性知識，模塊制造商對核心企業的共享則是一些反饋知識。因而，知識的互補性比較弱，共享的程度就比較小。在互補-共享式關系結構中，知識分布比較分散，互補性比較強，為了更好地合作，彼此之間還會深入企業內部互相了解，實現知識的共享，因此其知識共享的程度比較大。

（三）理論框架

綜上可知，兩種關系結構中知識的共享意愿、共享范圍、共享程度具有不同的表現特征，企業如果從非對稱型共享模式向對稱型共享模式演變，需要增加企業之間的共享意愿，擴大企業間的共享范圍，加深企業間的共享程度。進一步分析可知，通過提供知識共享的平臺，可以吸引各個企業在共享平臺上互相合作、整合，促進企業之間的知識交流，為企業的合作提供了便利，從而增加企業之間知識共享的意愿；通過增加價值網絡中知識共享的主體數量，可以豐富企業的知識來源，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增加企業的知識總量，從而擴大企業知識共享的范圍；通過增加知識共享的內容，使得企業之間的共有知識增多，從而加深企業之間的共享程度?；诖?，本文構建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關系結構躍遷中知識共享模式分析—以聯泰為例

（一）聯泰案例背景

聯泰集團是一家以制衣業務為主的多元化經營跨國公司，為多個國家的品牌服裝商從事代工服務。學術界認為聯泰從一家OEM廠商轉型為供應鏈服務商提高了價值鏈地位，其核心在于具備了供應鏈整合能力（孫道銀等，2010）。聯泰從俘獲型關系結構轉型為互補-共享型關系結構，在聯泰的關系結構躍遷案例中，知識共享模式從非對稱型共享模式演變為對稱型共享模式。

（二）聯泰關系結構躍遷中知識共享模式演變分析

聯泰處于俘獲型關系結構中的知識共享模式。聯泰制衣作為一家OEM企業，其上游面料供應商主要是國內一些紡織企業，位于山東、天津等各個省市；下游客戶主要是歐美和日本的一些品牌服裝商如Polo、Adidas等企業。發展初期聯泰作為模塊服務商處于俘獲型關系結構中，為核心企業如Polo、Adidas等提供加工制造模塊服務，核心企業Adidas、Polo等通常負責產品的設計規則、倉儲等環節，各個環節所蘊含的知識通常是隱性知識。聯泰及其面料供應商只負責某一環節的加工制造，通常是生產技術方面的知識，是可以編碼成冊的顯性知識，其知識共享模式如圖2所示。

處于俘獲型關系結構中的模塊服務商（聯泰）和核心企業（Adidas、Polo等）在知識共享的意愿、范圍與程度方面存在以下特征：

聯泰等模塊服務商比Adidas、Polo等核心企業的知識共享意愿弱。Adidas、Polo等核心企業依據市場需求研發設計，并與聯泰等模塊服務商共享環節知識，而聯泰等模塊服務商也會將遇到的問題反饋給Adidas、Polo等核心企業。在這個過程中，Adidas、Polo等企業會主導整個知識共享的發生，積極提供載體來促進知識共享。Adidas、Polo等企業的共享意愿是比較強烈的。聯泰等模塊服務商通常只是完成Adidas、Polo等企業的功能訂單，通過幫助Adidas、Polo等企業完成客戶的要求而獲得收益，此時聯泰等模塊服務商的共享意愿相對較弱。

聯泰等模塊服務商與Adidas、Polo等企業的知識共享范圍較窄且以顯性知識為主。Adidas、Polo等核心企業在與聯泰等模塊制造商合作初期，會以合同的形式共享企業概況；生產過程中會將產品的要求和規則以文件形式共享予聯泰等模塊服務商；聯泰等模塊服務商則根據規則，以信息或樣品反饋給Adidas、Polo等企業。此時Adidas、Polo等企業與聯泰等模塊制造商共享的知識主要以可以編碼化的顯性知識為主。

聯泰等模塊服務商與Adidas、Polo等核心企業的知識共享程度小。模塊化伴隨著知識的封裝，知識的封裝即知識局限于某一模塊內、獨立且不受其它模塊影響，可實現價值網絡的高效運轉，是價值網絡必不可少的知識特性。Adidas、Polo等企業掌握著高端環節，并將此類知識封裝起來，共享的是產品的規格、尺寸等知識，而聯泰等模塊服務商只需按訂單要求生產即可。因此，彼此的共享程度比較小。

聯泰處于互補-共享關系結構中的知識共享模式。聯泰轉型為供應鏈整合服務商后提供的不僅是生產制造環節，而且擴展到產品的設計、倉儲等環節，并將各環節整合后為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此時聯泰處于共享-互補關系結構中，其知識共享模式如圖3所示。

聯泰和Adidas、Polo等企業的共享意愿相當且都比較強。處于互補-共享式關系結構中聯泰通過模塊化整合實現了模塊升級，與Adidas、Polo等的知識互補性提高，雙方通過知識共享來獲得所需資源，實現產品的創新。一方面，聯泰通過與Adidas、Polo等合作來獲得知識資源；另一方面，聯泰為客戶提供的解決方案具有價值性，Adidas、Polo等企業與聯泰的知識共享意愿也比較強。

聯泰和Adidas、Polo等企業的共享范圍比較寬，既包含顯性知識也包括隱性知識。聯泰為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不僅針對客戶要求提供設計、生產，而且還能滿足客戶對儲存和配送的各種要求，聯泰還為每個客戶建立了前端信息系統，從而將彼此的隱性知識顯性化，通過信息技術來實現高效的知識共享。此時的知識共享不僅包括文件、產品等顯性知識的共享，還包括隱性知識的共享。

聯泰和Adidas、Polo等企業的共享程度大。隨著聯泰與面料供應商合作時間的增長，聯泰為主要供應商提供了面料展覽室，面料供應商將面料的知識逐漸共享給聯泰，Adidas、Polo等企業在聯泰就可以了解到多種面料，從而為Adidas、Polo等企業節省了成本。同時，聯泰與Adidas、Polo等企業還會針對各種問題的知識，通過信息技術或當面交流進行共享。因此，隨著合作時間的增長，聯泰與Adidas、Polo等企業共享的核心知識越來越多，共享程度變大。

關系結構躍遷中知識共享模式演變路徑與關鍵要素

俘獲型關系結構和互補-共享式關系結構中知識共享模式的特點不同，為了克服知識來源不足的缺陷，需要增加模塊制造企業自身的實際收益，提高模塊制造在價值網絡中的網絡地位。本文認為模塊企業可通過知識共享的平臺、主體、范圍三個方面來提高知識共享的意愿，擴大知識共享的范圍，增加知識共享的程度來促進實現關系結構躍遷。在聯泰案例中，聯泰通過網絡知識共享平臺和非網絡知識共享平臺的構建，吸引了眾多企業的合作，增加了企業實際收益；通過采取供應商和客戶等主體多元化，來彌補知識來源的不足；通過為客戶提供一系列的解決方案，增強了客戶認知度，從而提高了在價值網絡中的網絡地位，關系結構躍遷中知識共享模式演變路徑及其關鍵要素歸納如圖4所示。

搭建知識共享的平臺，實現企業實際收益的提高。知識共享平臺是用來存儲價值網絡中的知識，或者為不同的觀點提供交流的場所，分為網絡共享平臺和非網絡共享平臺（謝衛紅等，2014）。聯泰建立的供應鏈城、面料展覽室為非網絡知識共享的平臺，通過面料的知識顯性化共享給聯泰和客戶，而客戶將自身的要求反饋給供應商。另外，聯泰依托ICT技術、設立創意科技軟件公司等為網絡知識共享的平臺，使得共享成本降低，效率顯著提升。綜上，聯泰通過網絡知識共享平臺和非網絡知識共享平臺的構建，為知識共享提供了良好的平臺，提高了企業認知度，使聯泰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從而提高了企業的收益。

通過知識共享主體的多元化，增加了知識獲取的來源。價值網絡中知識共享主體的多元化不是個體數量的集合，而是各個企業自主參與知識共享的形態。知識共享的參與者越多，企業知識的來源就越豐富，共享的價值就越高（王東等，2013）。在最初的關系結構中，聯泰參與共享的企業一般只限于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為了避免潛在風險，聯泰通過客戶多元化—增加與其他客戶的知識共享，來獲取新知識（孫道銀等，2012），同時為面料供應商提供展覽室，吸引了許多企業參與到共享中，使共享主體擴增。聯泰通過與多個主體的共享來獲取所需知識，運用知識的整合創新出新知識，豐富了知識來源，提高了創新能力和知識共享的價值。

擴大了知識共享的內容和范圍，提升了企業自身的網絡地位。轉型前聯泰只負責生產加工等低端環節，參與共享的知識主要是顯性知識，范圍比較窄。轉型后聯泰為客戶提供產品的設計、倉儲等整合服務，參與共享的知識不再局限于生產制造方面的顯性知識，還包括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等專業性較高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是很難編碼化的隱性知識。因此，聯泰通過增加自己知識共享的內容，尤其是一些隱性知識共享的增加，實現了模塊的整合，拓寬了服務范圍，提高了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實現了網絡地位的上升。

結論

本文從知識共享的角度分析聯泰國際集團價值網絡關系結構躍遷案例，試圖探尋企業價值網絡關系結構與知識共享模式的互動影響關系，構建了關系結構躍遷中知識共享模式演進的理論研究框架。研究結果表明，在企業網絡關系結構躍遷中其知識共享模式呈現出不同的演進路徑，而知識共享模式演進過程中對企業關系結構升級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本研究進一步拓展企業價值網絡關系結構躍遷理論體系，對OEM企業加快實現關系結構升級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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