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刺絡理論的歷史演變

郭太品，劉自力(云南中醫學院針灸推拿康復學院，昆明 650500)

【針灸研究】

古代刺絡理論的歷史演變

郭太品，劉自力
(云南中醫學院針灸推拿康復學院，昆明 650500)

絡病理論指導著臨床刺絡放血和中藥辨證治療疾病，一直為針灸、中醫藥研究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對古代刺絡放血理論歷史演變梳理具有重要意義。故從絡病理論的萌芽、產生、發展進行論述，發現古代刺絡放血理論萌芽時期為原始社會，理論形成于《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時期，提出了“宛陳則除之”及刺法、禁忌、適應證，金元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理論集成，“久病入絡”對針灸和中藥應用影響深遠，未來對刺絡放血理論的進一步挖掘和應用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絡病理論；刺絡放血；歷史演變

絡脈是人體經絡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絡脈與絡病理論是刺絡放血治療和中藥辨證治療的理論依據，刺絡放血療法正是基于此，又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發展、豐富，成為絡病理論在臨床實踐中的重要應用。本文依據現有文獻，歸納梳理了刺絡放血理論的歷史演變。

1 早期刺絡療法的實踐積累

從原始社會到《內經》以前的漢代，人體經絡系統逐漸被認識，但尚未記載穴位，治病方式幾乎都以砭石刺絡為主。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針灸起源于原始社會石器工具的出現和火的運用時期，從當時針灸工具推測，絡脈理論也應起源于這一時期[1-3]。砭石為當時主要的針灸工具，砭石相對不鋒利，主要用于淺刺放血和外科切開排膿等，因此可以認為早期的針灸療法主要為刺絡療法。當時人們對血的認識頗具直觀和深刻，血融入了生活和社會活動中，如“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狀態、“歃血為盟”的社會關系以及祭祀也會放血入器皿中。早期對脈的認識往往從血開始，如馬家山漢墓出土的《六痛》：“血者濡也，脈者瀆也”，《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等對脈的認識皆為運行氣血的功能。

2 刺絡放血理論的形成

在《內經》中，詳細記載了絡脈的循行分布特點、生理功能、病理變化、絡脈診斷、刺絡放血原則和禁忌及臨床應用等[5]，從理論到應用進行了系統闡釋，故這一時期為刺絡放血理論的成熟時期。

2.1 刺絡放血的治則、刺法、禁忌的形成

在放血原則上依據“宛陳則除之”“血實則決之”，體現在放血量上為“盡出其血”“血變而止”“見赤血已”“見血立已”“出血如豆”等。刺絡取穴有局部取穴、循經遠端取穴和表里經同??；“九刺”中的絡刺、大瀉刺、毛刺，“十二刺”中的揚刺、贊刺，“五刺”的半刺、豹紋刺皆為刺絡之法；“九針”中的鋒針為專門的刺絡出血工具；在“血虛”“五奪”及“四時”中的部分時間段[6]皆為等刺絡禁忌。

2.2 刺絡放血的臨床適應病證

《內經》中記載刺絡放血適應病證主要為痛證、實證、熱證、急證，治療疾病有頭痛(厥頭痛、瘧“先頭痛及重者”“腰痛夾脊而痛至頭”、癲疾“頭重痛”)、頰痛、唇齒寒痛、咽中腫、腰痛、衄血、風痙、厥逆病、氣亂于臂脛、痹癥(痛痹、邪在腎-陰痹)、心疝、心胸痛、邪在肝及肝病、胕髓病、泄瀉、咳喘、重舌、暴喑氣鞭、脈代、嘔膽、膚脹鼓脹、蠱阻、隆閉、瘧、風瘧、癲狂、短氣、神有余、熱病、寒熱病、墮墜等31種疾病。 此后《難經》在總結《內經》基礎上也有一定發揮，如提出熱邪腫應“砭射之”等。

3 刺絡放血理論的發展

3.1 臨床應用拓展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歷經700多年，針灸理論認識的逐漸完善，針具的逐步改良，對疾病認識的不斷深入，絡脈理論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刺絡放血治療疾病范圍不斷擴大和臨床操作方法更為明晰。晉5皇甫謐《針灸甲乙經》中絡脈理論大多繼承《內經》，但在刺絡部位上主要集中于四肢遠端和頭部，刺血部位具體到穴位，刺絡更接近臨床實際，更具操作性[7]，出血量更強調“出血立已”，比《內經》“盡出其血”更具安全性。葛洪的《肘后備急方》記載了一些急癥的刺絡放血療法，唐5《千金翼方》記載了刺絡放血治療瘀血證、熱毒證、閉證、瘡瘍證等外科疾病的實證，治療部位更為廣泛，如魚際、肘部、腋窩、腹壁、足附部、舌下、頭顳部、耳前后的體表浮絡，同時強調不應刺大的動脈以免造成危險，并記載了配合外用藥和內服藥的使用以及掌握癰疽疾病的放血時機[9]。

3.2 學術爭鳴紛呈

金元時期，以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丹溪為代表的刺絡理論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刺法更加靈活應用，學術上呈現爭鳴的態勢。

3.2.1 “寒涼派”刺絡泄熱 劉完素[10-11]力倡火熱論，喜用刺絡放血。其刺絡放血重視辨經絡氣血，放血工具主要為三棱針、小刀子鋒頭鐮、砭石，選穴主要以五輸穴、隨癥選穴、病灶局部為主，出血量依據病情主要為少量和極少量，其適應證主要是實熱證、中風、痛證、瘡瘍、小兒唇頰上赤引及丹毒鼻中肉鈴等，認為瀉血有類同寒涼藥的功效。

3.2.2 “攻邪派”刺絡攻邪 張從正[10-11]主張汗、吐、下攻邪，將刺絡放血歸入汗法中，認為“出血之于發汗，名雖異而實同”。刺絡放血辨經氣多少，瀉絡工具有鈹針、草莖、磁片等，瀉血部位分以頭面部、五輸穴和局部為主，出血量偏大，適應證非常廣泛，并對部位禁忌、創口護理等也做了闡述。

3.2.3 “脾胃派”顧正祛邪 李杲[10-11]為“脾胃派”代表，其治刺絡與健脾胃緊密相連，對于有邪氣的常刺絡瀉邪氣，避免了寒涼傷脾胃，在穴位上常以足三里、氣街激發脾胃之經氣，在刺絡與藥物結合使用中，藥物主要也是健脾升陽之類。對于津液脫證、年邁者用刺絡放血，為刺絡拓展應用的一大創新。

3.2.4 “滋陰派”刺絡瀉陽存陰 朱震亨[10]力主“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其刺絡辨經絡氣血多少，工具主要為三棱針、砭石、針刀，刺絡部位主要是五輸穴和局部穴，刺血量為少量和大量，適應證主要為血滯腰痛、痛風、腳氣、絞腸痧、吐血久不愈、瘡瘍癰疽、疔疬、癘風、目赤腫痛、喉痹、纏喉急癥、小兒木舌和重舌等，禁忌方面主要是飲食、房食方面。朱丹溪認為“針法渾是瀉而無補”，用于實熱證較多，有瀉陽存陰之意。

3.3 刺絡放血理論的成熟

明清時期為針灸總結和繁榮時期，這一時期針灸醫家對針灸理論和療法進行了歸納總結，絡病理論運用更為擴大，除了前人總結的適應證外，還用于溫病中的痧證、鼠疫、霍亂等[12]，并在針具方面做了改進，同時提出久病入絡的理論應用于刺絡領域。

3.3.1 理論集成，廣泛應用 明代針灸著作較多，如《針灸大成》《針灸大全》等記載了大量的刺絡內容，如針灸刺絡瀉血工具更加鋒利和舒適的鋒針。同時高武在《針灸聚英》中用火針刺絡，疾病適應范圍更大，對內外婦兒等各科疾病皆有應用，并常刺絡與湯藥結合、刮痧與刺絡結合[13]。

清代醫案記錄較多，這時期郭志邃的《痧脹玉衡》中發展了刺絡在急診方面的運用，如該書記載銀針刺并認為銀針無毒。李學川的《針灸逢源》瀉血工具廣泛，有三棱針、鈹針、砭石、長針、銀簪、鉆針等，同時代趙學敏的《串雅內外編》中也記載了銀簪放血，并記載挑四縫“周歲者用中號針，六七歲用大號針”的不同型號針，臨床應用廣泛。除常規體表穴位刺絡外，還用于技術強度較高的一些部位放血，如《針灸逢源》中記載用銀簪刺嬰兒口腔牙上下合骨處，治療胎熱牙齦腫不吸乳，用鉆針刺眼皮下沿小瘤等[13]。

3.3.2 “久病入絡”理論的提出與應用 清5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提出“久病入絡”的理論，該理論源于《內經》。如《靈樞·百病始生》曰：“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留而不去,則傳舍入于絡脈……留而不去,傳舍于經……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蛑鴮O絡，或著絡脈?！闭J為“久病入絡”病機[14]為因虛致瘀、因虛致痰、痰瘀互結、虛實夾雜的“滯”“虛”“毒”“傷”，形成了獨特的辛溫、補虛、蟲類藥、藤類藥“以通為用”的特色[15]。該理論除指導中藥處方通絡法則外，還用于針灸刺絡領域，對溫病采用刺絡瀉血是其重要應用。

4 結語

我們從刺絡理論的發展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刺絡理論發端于原始社會的臨床實踐，理論形成于《內經》，隨各朝代逐漸發展，到金元和明清時期得到了顯著性發展；二是從刺絡適應證看，主要用于昏迷、中風、疼痛、蟲蛇咬傷、傳染病、皮膚科的瘡瘍癰疽等臨床各科中的“熱”“實”“瘀”“閉證”等；金元時期李杲提出了年邁、虛證者也可使用刺絡放血，及清5葉天士 “久病入絡”理論的提出，對刺絡放血療法應用于虛證治療有重要意義;三是今后刺絡理論應用的臨床適應證、操作方法、工具選擇、注意事項等還需進一步統計和細化，并借用古代文獻證據指導針灸刺絡器具的改進和臨床應用，同時注重挖掘絡病與刺絡理論，指導重大疑難病證的治療。

[1] 郭太品,任玉蘭,劉沂濰,等. 中國古代針法特色歷史演變[J]. 中華中醫藥雜志, 2015, 30(7): 2255-2258.

[2] 臧凝子,龐立健,朱凌云,等. 絡脈學說之源流考究[J]. 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 2014, 16(10): 68-71.

[3] 郭太品,任玉蘭,劉沂濰,等. 古代冶煉工藝技術與毫針的形質及手法演變[J]. 中醫雜志, 2014, 55(19): 11-14.

[4] 杜廣中,卜彥青,岳公雷,等. 《黃帝內經》“絡”字的統計分析研究[J]. 中醫雜志, 2011, 52(3): 59-62.

[5] 王芳. 《黃帝內經》刺絡放血應用研究[D]. 廣州: 廣州中醫藥大學, 2014.

[6] 郭太品,梁繁榮,任玉蘭,等. 《黃帝內經》四時與五臟關系及在針灸中的運用[J]. 中醫雜志, 2013, 54(5): 14-16.

[7] 康婧青,張賽,郭義,等. 《針灸甲乙經》之刺血療法研究[J]. 西部中醫藥, 2015, 28(4): 47-49.

[8] 何文菊,王超,郭義. 《肘后備急方》刺絡放血初探[J]. 針灸臨床雜志, 2010, 26(9): 11-12.

[9] 劉慧慧,甘君學,謝洲. 《千金翼方》刺絡放血之說[J]. 四川中醫, 2014, 32(1): 41-44.

[10] 胡明德. “金元四大家”刺絡瀉血療法研究探析[D]. 北京: 北京中醫藥大學, 2013.

[11] 翟潤民,吳付花. 金元四大家在刺絡放血術上的貢獻[J]. 甘肅中醫學院學報, 1993, 10(2): 40-42.

[12] 張蕾. 刺血療法在明清溫病治療中的運用研究[D]. 北京: 中國中醫科學院, 2011.

[13] 阿日克(ARAM,Armaghanyan). 明清時期刺絡瀉血療法探析[D]. 北京: 北京中醫藥大學, 2014.

[14] 孫良生,余海彬. 久病入絡學說的內涵及生理功能簡釋[J]. 中醫藥學刊, 2004, 22(10): 130-132.

[15] 張蘭坤,過偉峰,肖婧,等. 從葉天士“絡以通為用”學說談通絡藥物的臨床應用[J]. 中醫雜志, 2014, 55(9): 89-90, 93.

Historical Evolution Feature of Chinese Ancient Collateral Puncture Theory

GUO Tai-pin, LIU Zi-li
(YunnanUniversityofTCM,Kunming650500,China)

Collateral theory is a research hotspot for acupuncturist, physician and ethnic doctor, and used to guide drug and blood-letting therapy in clinic. To summarize the ancient historical evolution feature of collateral theory is vital. This study found the collateral theory originated from primitive society, formed in Inner Canon of Huangdi period, which presented that the blood stasis should be eliminated,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method, taboos and indications. In Jin-Yuan dynasty, collateral puncture theory made a further progress. In Ming-Qing Dynasty, the collateral puncture theory has 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long illness into collaterals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Future study should focus on the neatening and mining of ancient collateral theory literatur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Collateral theory; Bleeding therapy; Historical evolution

郭太品(1986-)，云南昭通人，講師，醫學博士，從事針灸文獻及循證醫學研究。

R245-0

A

1006-3250(2017)08-1126-03

2017-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