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近代日本儒學的發展及影響

李小姝

摘要：本文簡略探討了儒學在近代日本思想文化中的發展，或許它可以從一個方面來說明日本在進入了近代化道路之后，為什么精神形態的發展，與美國和法國的意識形態有如此不同，以至于成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之一；又為什么在國際正義力量擊敗法西斯之后，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的意識形態又有如此的差異，一再顯現出軍國主義的特征。

關鍵詞：日本；儒學；近代；發展

日本作為亞洲東部的島國，在19世紀中期前后，與中國一樣面臨被西方列強殖民的危險，然而自1868年進入明治之后，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它成為了亞洲頭等的軍事大國。二戰后的日本受到沉重打擊，面臨亡國之險，然而經40年左右的發展，卻又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大國之一。關于日本之路的經驗，不少學者提出了儒學對日本成功的推助之功，他們認為，“從思想觀念的角度講，日本運用儒學并改造了它，使他走向了成功?！币虼?，了解日本儒學及其發展，對于我們認識、了解日本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一、幕府時期的儒學

古代日本是屬于以漢字為中心的東亞和東北亞文化圈內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型態的國家。它一方面具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又無計量地吸收漢字文化，并力求通過“變異”把二者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多元的中國文化形態中，儒學文化卻日益成為日本封建社會后期意識形態，即哲學觀念、道德標準、價值取向等方面的重要支柱。

儒學在日本的發展中，受到民族心態的浸潤而趨向日本化，它在表現形式與內涵精神方面，都更能體現日本社會各集團、各階層的需要，更能符合他們的利益要求。在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儒學與中國儒學相比，表現為一種更加直觀的政治倫理學形態。

17世紀初期，江戶德川幕府建立。幕府將軍有意和積極地發展儒學學派。

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中，以藤原惺窩（1561—1615）和林羅山（1583—1657）開創的正統儒學，占領了統治地位。

藤原惺窩作為江戶儒學的主要創始人，他使儒學擺脫了佛教的羈絆，但同時卻又把儒學與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結合，倡導“儒神一致論”，由此而造成了日本儒學獨特的發展道路。

19世紀中期，有鑒于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后在與西方列強的抗爭中的一連串

失敗，以及歐美艦隊的步步進逼，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便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興國理論。歷史發展到這一時期，日本與中國本身一樣，早已不足以與西方列強相抗衡了。對日本來說，它是繼續在中國文明的卵翼之下生存呢，抑或是擺脫此種文明的羈絆而與近代歐美為伍呢？這樣，聯結著日本未來的道路，儒學便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二、近代文化運動的發生與儒學的危機

日本明治維新是改造舊體制秩序，推進國家近代化的運動。與政治、經濟的變革相一致，或者說，作為這兩種變革的先導，維新之初，朝野許多人士提出了“向世界尋求知識”的口號，追求新知識、新文化成為時代的趨勢。日本人于西洋文化，盡可能忠實地學習，快速地傳布，拼命地努力，以求縮小自己與歐美的現實性差距，于是，便形成了日本的近代文化運動。

維新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們，要用西方近代文化觀念和科學思想，滌除儒學對國民精神的禁錮，創造與近代化相一致的國民精神。因此，維新之初，他們便把興辦近代教育放到無可爭辯的重要位置。在新學制的實施中，許多儒學家被從學校中清除出去，這為實現日本未來人才從封建性的政治道德教化，向近代型的文化與知識技術的轉變，開通了道路。

日本政府大量地招聘歐美專家來日擔任各級學校的教師，并積極地向海外派遣留學生，這即是明治文化運動的兩大項目，以次打通與世界近代文化的渠道。歐美近代思想文化——先是英國功利主義，再之以法國的自由民權學說，繼之以美國的實用精神，直至德國的國家主義，一時之間，提倡歐美新文化，抨擊儒學中心主義的著作與譯本大盛，沖擊著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各個領域，構成了明治近代文化運動的主流。

明治近代文化運動中持續不斷的批判儒學的本質，在于促使日本人從中國文化長期的卵翼之下掙脫出來。這對于積淀在日本文化中的傳統觀念，無疑是重大的打擊，對于推動日本人的觀念的變革，起了催化作用。

三、儒學的復蘇

日本近代文化運動作為明治維新的一部分，最早是由在倒幕中獲勝的維新政府，借用天皇制的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得以發展起來的。

在天皇制政體下的近代化，其根本著眼點在于皇權與皇國，而不是在于國民。在歐美近代民主型國家中的“天賦人權”的意識，在維新中的日本，也只能是“天賦國權”，然后才是“國賦人權”。

天皇制政體的真實利益，在本質上是與儒學主義和國粹主義一致的。因此，在日本國民中，必須進行忠誠教育和本位文化教育，以造成對天皇制政體絕對信仰、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的國民意識，而曾在江戶時代充作官方哲學的正統儒學，是國粹主義實現自身目標的最理想的思想力量。

于是，曾經由天皇制支持的近代文化運動，便演變成天皇制政體在“不合國情”的旗幟下，與近代文化相抗衡，使儒學在危機中復蘇了。

1890年，明治天皇頒發了《教育敕語》。這一份被稱為“教育圣旨”的文告，是一個在近代文化中以儒學為手段來實施國家主義的極端綱領。它不僅僅標志著天皇制政體從維新的總方向上的退縮，而且意味著向已經獲得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的嚴重挑戰。日本各地便紛紛恢復“祭孔”，各學校先后設立“修身學科”。由此開始的日本其后半個多世紀的教育，便被納入了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軌道，成為以后日本一系列軍國主義人物的搖籃。

四、新儒學的形成及軍國主義思潮的興起

19世紀90年代以來，在日本復蘇的儒學，與傳統的儒學在形態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日本的“新儒學”就賦有了鮮明的近代化色彩。

在日本儒學復蘇思潮中最有力量的成員，則是從西洋歸來的國家主義信徒，他們是20世紀日本新儒學的實際創始人。井上哲次郎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立足與儒學，用道德論去衍化西洋近代文化，又回歸于儒學”，這便是日本近代文化運動中“新儒學”的最基本的特征。

1912年日本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迎來了“大正民主時期”，被壓抑著的歐洲諸種近代思想，又一次沖擊日本社會。這一次，哲學界狂熱地宣揚新理想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在學院中也公開講演，《資本論》甚至被搬上了日本的舞臺。此種思想文化發展的勢態，打擊了明治中期以來復蘇的儒學主義。于是，儒學家結集自己的力量，以求抗擊之策。

1918年，“斯文會”成立。這是由倡導“尊孔”、“修身”的若干社團合并而成的。

斯文會是20世紀10年代末在日本形成的最大的反近代文化的儒家集團，此種由儒學家組成的聯盟，在思想觀念和政治行動上具有很大的尖銳性——即開始與日本各超國家主義極端派別結合在一起，向軍國主義發展。

自大正中期以來，為對抗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傳播，一大批政客、浪人、學者與軍人，在“反赤化”的旗幟下，結成極右翼組織。所有這些組織，都具有明顯的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強調以大和民族作為全部歷史與生活的中心調節者，強調天皇作為領袖的絕對權威。這正是近代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核心。

在日本近代文化運動中，儒學從與國粹主義合流起，直到公開充作軍國主義行動的精神支柱，表明了它主體上作為天皇制政體意識形態的本質，它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都始終作為反民主反進步的思想力量而存在?？梢赃@樣說，日本儒學在近代化中的復蘇和發達，是日本自明治變革以來，始終未能建成近代新民主國家的重要的根由，不僅如此，相反，卻架起了在上個世紀前期日本通向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橋梁。

參考文獻：

[1]劉岳兵，論日本近代的軍國主義與儒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0年

[2]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思想研究（1868-1945），《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1年

[3]陳秀武，儒學在近代日本，《讀書》，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