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秸稈處理方式的影響因素

周健雯

摘要：本文依據理性選擇理論和循環農業理論，收集來自安徽省六安市農村的典型微觀調研數據，從個人特征、家庭背景、外部環境、文化特征視角分析農村秸稈處理方式的影響因素，運用Ordered Probit模型對假設進行計量檢驗。結果表明：本地戶主的文化程度、個人改變意愿和風險愛好程度，家庭背景中的家庭富裕程度、家人是否擔任過干部，外部環境中是否擁有處理秸稈的機器設備，政府因素中的政府補貼、政府宣傳和政府監督對秸稈處理方式影響顯著。

關鍵詞：秸稈處理方式；影響因素；回歸模型；安徽省

一、模型假設與實證分析

1999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管理辦法》后，農村田間秸稈焚燒問題得到了有效控制。秸稈利用涉及農村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續發展，是低碳經濟、循環農業和友好生態環境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處理方式的轉變直接影響當地的土壤肥力、空氣質量和環境安全，因此影響農戶秸稈處理方式的因素的研究至關重要。

對于個體農戶而言，一般分為焚燒、堆棄腐爛、家庭燃料、飼料、粉碎還田和售賣這六種方式。2015年安徽省全省秸稈總量4800萬噸，六安市秸稈總量580萬噸。目前秸稈的市場價格約為每噸220元，實現農作物秸稈機械化收集轉移售賣20%，全省就可為農民增收達16280萬元。秸稈還田腐熟技術每畝可以增加糧食產量5%，每畝平均增收17元，節約化肥投入14元，每畝純收益約為31元。安徽省耕地面積414.4萬hm2 計算，若80%耕地的實行秸稈還田利用，則可為農民增收15.4億元，經濟效益明顯。

（一）模型假設

1、戶主特征

國內學者研究發現，農戶的秸稈處理方式與戶主的人力資本和家庭的收入結構相關，年齡、受教育程度是影響其選擇方式的重要因素（豐軍輝、何可等，2014）。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戶主中男性（Gen）、戶主年齡（Age）越小、文化程度（Edu）越高、越傾向改變（Will），越可能選擇環保方式。

2、家庭背景

由于我國秸稈處理技術尚不發達，普及程度弱，農戶家中是否有人了解秸稈處理等會成為重要因素。農民對政府好找的秸稈綜合利用新技術的認知態度是影響農民是否焚燒秸稈的主要因素，且呈顯著負相關，如今在農村主要是老年人、婦女等，接受復雜程度的技術難（王紅微，2014）。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家庭富裕程度（Wealth）越高，家庭規模（Size）越大，家中有人擔任過鄉鎮干部（Job），家中多數人從事農業（Agriculture），越可能選擇環保方式。

3、外部環境

通過培訓、輔導、引導，提供技術支持和設備支持，傾向于選擇更環保的秸稈綜合利用方式（鞠昌華，2011）。農戶文化程度、綜合利用秸稈所帶來的費用和政府支持這三個因素對農民合理利用秸稈的影響顯著（崔紅梅，2010）。參加培訓（Train），有機器設備（Machine），參考周圍人做法（Consult），秸稈量（Amount）越多，越可能選擇環保方式。

4、政府因素

心理認知、行為成本、社會約束和法規、產業狀況會影響農戶秸稈處理行為，此時政府干預并加大處罰措施有利于改變農戶行為，綜合利用秸稈（郭利京、趙瑾，2014）。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有政府補貼（Subsidy），政府宣傳力度（Publicity）越大，政府監督力度（Monitor）越大，越可能選擇環保方式。

基于以上思路，選取安徽六安為樣本，入戶調查發放350份問卷，其中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均為二值或等級變量，運用Stata得如下結果：

二、結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1、戶主特征

年齡、性別對秸稈處理無顯著影響，戶主的文化程度、是否傾向改變對于處理方式有顯著影響。受教育程度在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技校及大專、本科及以上，每增加一級別，秸稈處理等級上升0.55；對于安徽省來說，秸稈綜合處理技術尚處在推廣階段，戶主越傾向改變，越可能選擇科學方式，上升0.38個等級。

2、家庭背景

家庭富裕程度、是否有人擔任過干部顯著正相關，家庭規模、主要從事行業影響不顯著。家庭富裕程度在很窮、較窮、一般、較富、很富中每增加一個等級，秸稈處理方式等級上升0.45，可能是由于家境較好的家庭更具資源和時間去有效處理和利用秸稈；由于基層干部對于秸稈綜合利用的渠道和政策更為了解，擔任過鄉、村干部的家庭秸稈處理方式的等級比沒有的家庭高約0.27。

3、外部環境

是否用有秸稈處理的機器設備對于秸稈處理方式具有顯著影響，而秸稈總產量、是否參考他人做法、是否參加過培訓沒有顯著影響。擁有秸稈處理的機器設備的家庭比沒有的家庭平均高0.33個等級。由于秸稈綜合利用具有一定的門檻性，擁有機器設備的家庭能夠更好的處理秸稈并利用，所以呈顯著正相關。

4、政府因素

政府因素之中，政府補貼、政府宣傳、政府監督這三個變量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影響秸稈處理方式。其中，政府是否提供補貼使得秸稈處理方式評分等級平均相差0.41，政府提供補貼的地區，農戶更加愿意選擇處理后還田、售賣等方式；政府宣傳的效果，即農戶是否知道秸稈處理相關政策將影響秸稈處理等級，約相差0.41；農民對于政府監督手段有效的認同度與秸稈處理評分等級呈顯著負相關，在非常同意、較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對、較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這五個等級中，同意度每下降一個等級，處理方式下降0.16個等級。

5、政策建議

（1）加強政府宣傳影響力

提高政府廉潔程度和辦事效率，必要時可采取將推進循環農業經濟納入地方政府的績效考評項目等激勵措施。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特別是縣、鄉（鎮）政府應該著手實事，加強政策宣傳效果，通過建立信息發布平臺、技術傳播平臺、農村廣播電視等，傳送法律、法規、政策和各類綜合信息，加強農戶對于秸稈綜合利用技術和政策的了解與支持。

（2）建立健全監督管理機制，普及知識，配備硬件設備

加大秸稈焚燒等違反規定的處罰力度，使得農戶選擇該處理方式的成本上升，建立健全監督管理機制，獎勵舉報等行為，加強監管的力度和加深農戶對于新技術新應用的信服度。普及秸稈處理等農業廢物再利用的相關技術，各地方政府為秸稈產量多、資源稀缺的省市地區定向集中配備沼氣池、粉碎機等機器設備，加快綠色循環農業經濟的普及和實施。

（3）建立政府、企業收購體系

建立四散收購、統一處理的完整體系，減少交易成本和步驟，激發農民秸稈充分利用的積極性，健全相關企業和服務鏈條，以規模經濟的視角減少各方成本，從而達到農業廢物和農村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利用，為綠色循環經濟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1]崔紅梅.農民秸稈利用行為選擇：理論與實證分析[D].揚州大學，2010.

[2]豐軍輝，何可，張俊飚.家庭稟賦約束下農戶作物秸稈能源化需求實證分析——湖北省的經驗數據[J].資源科學，2014，03：530-537.

[3]郭利京，趙瑾.非正式制度與農戶親環境行為——以農戶秸稈處理行為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11：69-75.

[4]郭利京，趙瑾.農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機制及政策干預——以秸稈處理行為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2014，12：78-84+112.

[5]鞠昌華.我國農作物秸稈處理的困境與對策[J].貴州農業科學，2011，06：221-224.

[6]王紅微.農作物秸稈處理的農民行為研究[D].河北農業大學，2014.

[7]Ocampo P O，Galang M S，Geges M L，et al.Rice straw utilization among the dairy farmers in Laguna[Philippines].[J].Philippine Agriculturist，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