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羅伯特?基歐漢的國際關系思想

孫亞盟

摘要：《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一書是國際關系理論大師羅伯特·基歐漢的主要著作，此書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基石，使新自由制度主義有了與新實現主義進行平等對話的體系理論支撐，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起重要作用。本文通過對《霸權之后》一書的解讀和系統探究，以合作為基點，從霸權時期到霸權之后合作的實現途徑角度，解析此書中的核心議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使如何以及怎樣組織的。并對此書中的理論觀點提出自己的淺見。

關鍵詞：羅伯特·基歐漢；霸權；合作；國際機制；國家利益

《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是一部從國際政治與世界經濟相結合的角度對國際關系進行探討的著作。該書的作者羅伯特·基歐漢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77年，他與約瑟夫·奈共同撰寫了《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其中已包含了有關“國際合作”的初始思想。1984年，基歐漢發表了堪稱其學術權威地位的奠基之作——《霸權之后》，這本書不僅標志著新自由制度主義學派的初步確立，而且表明基歐漢的“國際合作”思想已基本形成。在現實主義如日中天的當時，基歐漢的上述兩本著作及其相關思想無異于為煩躁混亂的國際關系學界注入了一股新鮮力量，尤其是其敢于探索像“國際合作”這樣讓人感到沉悶的主題的學術勇氣，更是讓人為之嘆服。此書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基石，使新自由制度主義有了與新實現主義進行平等對話的體系理論支撐，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起重要作用。全書主要圍繞一個核心問題來進行論述：“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樣才能組織起來的”。

在基歐漢的所有著述中，《霸權之后》是最重要的一本書。全書一共分為4個部分分記11章。第一部分作者將經濟學中的概念引入到關于合作與沖突的政治理論中，探討政治、經濟與國際體系以及世界政治經濟中的霸權。作者考察了“霸權穩定理論”，提出霸權對國際合作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一旦建立起國際合作，霸權對合作的繼續發展就不那么必要了。

對霸權要全面認識，既不能無限夸大霸權的作用，也不能忽視霸權在形成世界秩序中的意義。因為霸權國家同樣面臨著非對稱相互依賴，霸權國家的領導權如果缺乏合法性，那么霸權國家所制定的規則就難以有效執行。

第二部分《合作與國際體制的理論》是該書的理論核心。作者首先對“合作”與“國際體制”下了明確的定義。作者認為合作與競爭是相對立的，但它又與和諧相區別。合作要求為適應彼此的需要積極的調整政策。這不僅是由于要分享利益而且也是因為有某種競爭或潛在的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合作。作者強調將合作解釋為相互調節較之僅僅把它看作“反映一種共同的利益壓倒相互沖突的利益的情況”更為重要。必須區分合作與單純的共同利益的事實?，F實中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行為者接受信息的途徑不同，所采取的行動與戰略估計可能會使他們認識不到相互的利益。因而僅有共同利益存在是不夠的，還必須有減少不確定性的制度。

基歐漢的國際合作思想有四個突出特點：第一，他致力于研究的國際合作，假設共同利益的存在是既定的，然后考察國際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樣才能組織起來的。這樣就突破了一般研究國際合作所要考慮的兩個主題：經濟狀況是怎樣影響利益的模式；觀念和各種設想是如何影響國家行為的。第二，他致力于研究的國際合作，不是建立在“普世主義”、“利他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即采納了行為者是利己主義和理性的假設，以期在現實主義的前提下探討合作實現的可能性。第三，他致力于研究的國際合作，不是在傳統的權力基礎之上的合作，而是探究霸權之后的合作是否可能。在基歐漢看來，美國霸權已經衰落，將來也不可能復活，因此，如果世界政治經濟要存在下去的話，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將是在沒有霸權的情況下怎樣組織各國之間的合作。第四，他致力于研究的國際合作，不存在明顯的價值判斷。盡管各國政府之間更多的、有效的政策協調常常是有意義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國際合作的結果就是善的，甚至可能與整個世界的福利相背離。

霸權穩定論的邏輯提供了一種以權力為基礎的國際合作觀，也即在霸權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的合作就能夠維持，而如果沒有霸權國家，那么各國之間就會處于紛爭的狀態。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明確地對這種正統的以權力為基礎的國際合作理論提出質疑，認為霸權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為了解釋霸權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基歐漢引入了一個關鍵的概念，即國際機制。

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發展出一套系統的國際機制的創設及其功能的理論。所謂國際機制，按照克拉斯勒給出的較為廣泛接受的概念，就是指在國際關系的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以及決策程序”[1]?；鶜W漢承認，在一個以利己主義為行為原則的個體所組成的世界中，其決策往往導致集體利益的受損，或者即使它們之間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難采取有效的集體行動，去維護和實現這類共同利益，這種利己決策行為的總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后果，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個體理性的總和與集體理性的悖論問題。

那么，霸權國家借以實現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基歐漢看來，就是承擔并領導國際機制的建設。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美國積極參與戰后的機制建設（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GATT、IMF等）看出來。所以，國際機制的創設，主要是在霸權國家的領導下完成的。各種國際機制的功能在于，可以匯聚各國政府的行為預期，提供信息溝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質量和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降低交易成本，賦予行動和政策的合法性，改變行為者的利益偏好，協調和調整各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減少不確定因素，機制的所有這些功能，對于霸權主導國際體系中各國政府之間的和平與合作以及霸權體系的“護持”具有重要的價值。[2]由此可以看出基歐漢發展的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對正統霸權穩定論所進行的修正：與其說是霸權國家，還不如說是霸權國家倡導下的國際機制，確保著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和平。

將機制概念系統地用于國際關系分析并把它發展成為一整套獨立的制度理論體系，是羅伯特·基歐漢在學術上的又一重要創見，這也是他到目前為止最為人稱道的巨大理論成就。

第三部分《實踐中的霸權與合作》是對二次大戰以來國際體制演變的歷史進行實證分析，并進一步闡明霸權與合作的關系。包括《戰后時期霸權的合作》、《霸權體制的不完全衰落》、《石油消費國體制1974—1981》這三章。作者首先分析二次大戰后美國的霸權如何在實際上運轉，即“如何將它的權力與財富轉化為國際體制中的原則、規劃，并使之有利于霸權者的地位”。通過分析美國對國際貨幣體制、貿易體制、國際石油體制的建立的影響，作者指出從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至60年代末近20年里，美國占統治地位，這種霸權的領導“不是建立在一張白紙上的，而是建立在國家利益之上”，是美國試圖在經濟相互依賴中保護它自身的地位。霸權就是要使別國對世界秩序的看法與美國保持一致，因循其領導，并能從這種結構中得到好處，霸權的合作的根源就在此。

一般來說，國家總是“根據國家利益行事”[3]，所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代表羅伯特·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一書中，也從國家行為目標的角度把“國家利益”概括為“財富和權力”。他說：“對作為國家行為目標的財富和權力的思考，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兩個概念是互相補充的?！α渴菄腋辉５谋匾獥l件，反之亦然?！盵4]這一概括既避免了對“國家利益”界定得過于籠統和空泛，又彌補了過于“狹隘”的缺陷和不足。不僅如此，他把“財富和權力”視為一個整體，兩者相互補充，互為前提。這對于我們理解當代國際關系中的國家利益是有幫助的。從羅伯特·基歐漢的思想來看，“國家利益”既包含了政治利益，又包含了經濟利益；既包含了物質利益，又包含了非物質利益；既包含了國家的現實利益，也包含了國家的長遠利益。因此，其“國家利益”觀既體現了抽象的概括性，又具有明確的具體性，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弗雷德·桑德曼（Fred Sandman）認為，“基歐漢作出重大努力，賦予國家利益以具體意義”[5]，更準確地反映了在國際關系相互依賴條件下“國家利益”的根本內容和性質。

“霸權與國際體制可以互補”，有時在某種程度上還可相互取代，二者均可使協議達成并有助于遵守規則，通過論述70年代國際經濟體制的變化，作者指出戰后霸權合作的時期是短暫的，美國霸權的短暫其原因與美國政治的多元化性質有關。保持霸權的戰略要求不斷重建霸權存在的條件，這必須要有國內的基礎，美國對外政策的失敗主要是由于國內沒有足夠的政治、經濟力量支持。作者具體分析了舊的石油體制如何衰落，國際貨幣、國際貿易體制如何變化，作者的結論是，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美國霸權衰落并沒有完全導致國際體制的衰落，發達國家的合作仍在繼續，在某些領域甚至加強了。當前的合作與斗爭的類型反映了各種相互作用的力量：美國霸權的殘余因素及日益消退的影響，共同利益與相互沖突利益的融合，以及代表霸權的傳統國際經濟體制。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章，作者考察了1971年以來發達工業國家在美國倡導下建立的國際能源機構及石油消費體制進行國際合作的運轉情況，分析了國際體制如何影響合作的類型，他提出利用國際體制促進國際合作的意愿能否成功，取決于減少它所牽涉的政策協調交易的代價和增強各政府間信息的溝通，而不是依賴添加各項規則。

第四部分作者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考察了合作的倫理價值，評價了國際體制對富國的影響及在全球的影響以及對外政策與靈活性的代價。作者認為盡管國際體制在原則上還有缺陷，但在道義上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有條件地接受的。只要保持現有體制的運轉，國際合作就仍可繼續，美國就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影響，還有可能恢復其地位。

盡管這部著作的理論體系很龐雜，但他從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從戰后資本主義體系的調節機制人手綜合考察國際關系的研究途徑有一定的啟發性?；鶜W漢的主張被稱作是新現實主義，他并不是排斥追逐權力與利益的目標，而是用規章制度和政策協調對之加以補充與修正，他所得出的結論無疑是保守的，與第三世界的反對霸權主義，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霸權之后》一書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此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盡管它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這本書對我們理解美國為應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霸權衰落的挑戰而進行的外交實踐，是不無幫助的。美國在內政和外交上面臨的不是20世紀前半期如何“與崛起打交道”（coping with the rising）的問題，而是如何“與衰落打交道”（coping with the declining）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霸權衰落之后怎么辦”的問題?；鶜W漢這本書隱含的政策意義在于，在霸權后時代，積極參與舊制度的修補和新制度的建設對確保美國的國際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我們不能肯定基歐漢對國際機制功能的強調，一定就對美國今天的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但是不難發現，在美國的對外關系中，越來越強調國際制度建設在維持美國全球利益和管理全球政治經濟問題中的意義，無論這些制度建設是為了美國利益的名義還是為了全球政治經濟穩定的名義。由此看來，《霸權之后》一書在政策上的價值在于，它為美國應付霸權衰落，如何與衰落打交道開出了一副很好的處方。

參考文獻：

[1][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信強、何曜譯：《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2]秦亞青：《霸權體系與國際沖突：美國在國際武裝沖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美]小約瑟夫·奈著，張小明譯：《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美]弗雷德·桑德曼：“國家利益的概念”，載[美]威廉·奧爾森、戴維·麥克萊倫、弗雷德·桑德曼編，王沿、孔憲倬譯：《國際關系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5]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性：歷史與理論（第3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