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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命運共同體建設的中國—東盟“共生度”評價

2017-01-19 20:52黃立群
廣西民族研究 2016年6期
關鍵詞:中國

【摘 要】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實質是要打造一種更為和諧的共生秩序,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必須不斷提高雙方之間的共生度。本文構建了一個衡量國與國之間共生度的評價體系,以測度國際社會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谠撛u價體系,本文測度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共生度,并據此總結了中國—東盟共生度增長和變化的規律,以期為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啟示。

【關鍵詞】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共生度評價體系

【作 者】黃立群,廣西大學商學院中國—東盟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南寧,530004

【中圖分類號】D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6)06-0032-008

一、引 言

從1991年中國成為東盟的對話伙伴國到2001年11月雙方達成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的重要共識,這是一個中國—東盟關系的“跨越十年”。隨后,中國—東盟關系發展經歷了“黃金十年”,雙方在政治關系上進一步提升,自由貿易區也得以建成。下一個10年,將是中國—東盟關系全面深化的“鉆石十年”?!般@石十年”,中國—東盟關系發展的目標是建設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這就意味著雙方應不斷致力于提高雙方的共生度,打造更為和諧的共生秩序。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有必要對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動態演變有所把握,以吸取有益的經驗和規避不利的風險。

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來看,它的建設其實是一個共同體成員之間共生關系不斷提高,發展命運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運動過程,沒有一個固定的終點。張蘊嶺(2014)在《中國與周邊關系:命運共同體的邏輯》中就對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理念有著這樣的解讀:命運共同體所體現的是一種共生理念,一種共利的關系。它存在于各種復雜交錯的關系之中,構建所依托的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處。因此,這樣的共同體既體現于現實之上,也存在于過程之中。[1 ]不僅如此,我國已經有部分學者從共生視角來探討命運共同體的建設。①他們首先從國際關系視角提出了“共生”的理念,共生所包含的價值體系和原理,也認識到在處理國際關系時采用共生意識的重要性,而且很多學者結合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進行了分析。確實,從習近平主席對命運共同體內涵的闡釋來看,從共生視角對命運共同體進行分析是最為恰當的。由于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包括了講信修睦、合作共贏、守望相助、心心相印以及開放包容五個方面的內容,這五項內容綜合反映了中國與東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關系,其中,講信修睦、守望相助反映了雙方在政治安全領域的關系,合作共贏反映了雙方在經濟領域的關系,心心相印和開放包容反映了雙方在文化交流領域的關系。因此,要測度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共生度,其指標也必須能夠反映雙方在這五個方面三大領域的發展情況?;谶@一思路,本文下文構建的國家(國際組織)之間的共生度評價體系的指標分別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綜合衡量國與國之間的共生關系,并在此基礎上以中國—東盟為例,對二者的共生度進行實證分析,以此把握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動態演變情況,找尋這個運動過程中的發展規律,為打造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政策建議。

二、國家(國際組織)之間共生度評價體系構建

共生不僅僅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屬性,在國際社會中亦如此。從共生視角來看待中國—東盟關系的發展,可以發現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實質是要打造一種更為和諧的共生秩序,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必須不斷提高雙方之間的共生度。共生度評價體系的實質是測度國際社會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相互之間的聯系越多,受對方的影響越大、作用越強、融合越深,則共生程度越高。要測度命運共同體成員國之間的共生程度,其實質是測度命運共同體成員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因此,要有能夠衡量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共生程度的評價指標,這些指標必須能夠反映國家之間的共生關系的強弱。根據指標選取的引導性、多領域、可觀測以及通用可比原則,本文制定了評價國家(國際組織)之間共生度的指標體系(見表1)。該指標體系涵蓋了政治共生度、經濟共生度以及人文交流共生度的具體測量指標,以全面反映共生秩序建構的情況。

(一)政治共生度衡量指標體系

高層互訪。高層互訪頻次是最能直接反映兩國國家領導人聯系緊密程度的指標,不論是政府部門或是學術界對此都存在共識。兩國高層保持經常接觸不僅有利于加強政府間對話,更有利于政治互信的建立。因此,高層互訪的頻次可謂是反映國與國之間政治關系緊密程度的晴雨表?;ピL頻率高說明兩國保持著經常性的對話、溝通與協商,關系友好,政治共生程度高;反之則說明兩國高層往來較少,高層之間溝通交流平臺少,不利于增進雙方之間的政治互信,更不利于矛盾與沖突的解決。

合作領域。兩國之間合作領域的多少反映了兩國之間產生聯系的范圍的大小,合作領域廣不僅說明兩國在不同領域的聯系都非常緊密,更說明了兩國在這些領域有著共同的利益,能夠產生共生能量。當今社會,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領域眾多,包括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科技領域、教育領域、糧食安全、聯合反恐、經貿合作、金融合作、旅游合作等等。

合作協議。兩國之間開展的合作如能以簽訂合作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說明兩國在此領域的合作實現了機制化,更有利于合作的開展和合作效率的提高。因此,兩國之間簽訂的合作協議的多少就成為反映兩國合作的協議化和機制化的程度的判斷標準。協議化和機制化的程度越高說明兩國的共生秩序越優良。

友好城市。是一國的城市與另一國相對應的城市通過簽署正式友城協議書而展開在政治、經濟、科教文衛等各個領域交流合作的制度安排。雖然友好城市旨在促進兩個城市之間的全面合作,但對兩國之間的交流將起到正向作用,特別是當友好城市數量逐漸增加時,對兩國關系的友好發展將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

地區沖突。地區沖突的發生會影響兩國之間的關系,根據沖突的性質不同,對兩國關系的影響程度也不同。對地區沖突對兩國關系的影響分析必須區別沖突的性質。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沖突的大小都會對兩國的共生秩序造成不利影響,只是影響程度的差異。戰爭沖突會直接破壞兩國之間已經構建的所有共生秩序,而其他沖突雖然也影響共生秩序,但由于雙方一直致力于尋求解決沖突的方式,因此雖對共生秩序有不利影響,但影響較小,甚至有時候反而能成為促進雙方構建相關合作機制的觸發因素。

超國家制度安排。超國家制度安排的目的是通過協調成員國之間的行動,以強化合作的穩定性。超國家制度安排的建立需要成員國讓渡一定主權,可對成員國家形成一定的制約,如被認為是超國家制度安排的典范“歐盟委員會”就能行使諸多超國家權力。超國家制度安排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處于這種安排之下的國家之間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共生秩序,并且由于在現實國際關系中這種超國家制度安排需要讓渡部分主權導致其非常難建立,因此,是否建立起超國家制度安排可作為判斷政治共生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二)經濟共生度衡量指標體系

經濟發展。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如能呈現協調發展的狀態,則對提高雙方之間的經濟共生度有著正向作用;另一方面,經濟共生也能讓各國都能獲得經濟增長的好處。判斷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是否呈現協調發展,可通過測算人均GDP的標準差以及計算經濟協調發展的程度來衡量。人均GDP標準差縮小意味著雙方的經濟增長差異在逐漸減小,有利于經濟共生程度的提高;而人均GDP標準差擴大則意味著雙方的經濟增長差異在逐漸擴大,不利于經濟共生程度的提高。

相互貿易。貿易的頻繁程度和貿易量的大小可以直觀反映雙方在經濟領域聯系的緊密程度,可謂是反映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好壞的晴雨表。因此,用相互貿易的情況作為衡量經濟共生度的指標最為合適,具體可用是否成立了自貿區、相互貿易總額以及相互貿易總額占對外貿易比重三個觀測指標來測度。其中,成立自貿區作為一種貿易制度安排通過削減關稅、降低非貿易壁壘等措施對區內貿易的開展起著重要作用;相互貿易總額則直觀地反映了國家之間在貿易領域聯系的緊密程度,貿易額越高,說明雙方的經濟共生度越高;相互貿易總額占對外貿易比重這一指標可以反映與其他國家相比較而言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共生度的地位,適合用于不同國家之間經濟共生度的比較分析。

相互投資。相互投資的頻繁程度和投資量的大小也可以直觀反映雙方在經濟領域聯系的緊密程度,具體可用相互投資總額以及相互投資總額占對外投資比重兩個觀測指標來測度。其中,相互投資總額直觀地反映了國家之間在投資領域聯系的緊密程度,相互投資額越高,說明雙方的經濟共生度越高;相互投資總額占對外投資比重這一指標則可以反映與其他國家相比較而言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共生度的地位,適合用于不同國家之間經濟共生度的比較分析。

金融合作。金融合作的程度能夠反映國與國之間在金融領域的聯系程度的強弱,合作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經濟共生秩序的形成。金融合作可通過是否有統一貨幣、貨幣互換金額以及互設金融機構數量來衡量。其中,統一貨幣因為有著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匯率波動風險以及促進貿易和投資的發展等諸多好處而被認為是金融合作的高級形式,但統一貨幣需要主權國家讓渡一些主權,以致其非常難建立,因此,是否有統一貨幣可作為判斷經濟共生度的一個重要指標;貨幣互換金額以及互設金融機構數量則能從直觀上反映國家之間在金融合作領域的進展情況,數量的增長表示雙方在金融領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即意味著經濟共生度越來越高。

(三)文化共生度衡量指標體系

互聯互通?;ヂ摶ネ▽涃Q往來和人文交流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基礎領域,互聯互通的程度直接影響著國家之間經貿往來、人員往來的便利程度?;ヂ摶ネǔ潭仍礁?,越有利于各國之間展開交流,建立更緊密的聯系。因此,互聯互通可作為衡量人文交流共生度的一個基礎指標,可通過可達性指數、是否成立共同推進區域交通一體化的專項領導小組以及是否出臺針對區域的交通專項規劃三個指標來衡量。其中,可達性指數是依據交通網絡現狀和線路等級規模計算出區域內某點到其他點的交通聯系時間,并通過交通聯系所需要的時間來相對反映空間聯系的緊密程度。[2 ]而是否成立共同推進區域交通一體化的專項領導小組以及是否出臺針對區域的交通專項規劃,則反映了兩國是否在制度安排上制定了加強互聯互通的舉措。

人文交流。人文交流涵蓋了兩國在民間往來、教育合作、旅游合作、文化衛生等領域的緊密程度,是反映兩國文化融合的重要指標。在這些領域聯系越緊密,說明兩國人民之間的往來越多,越有利于增進人民之間的了解,有利于各國人民對他國文化的理解。因此,人文交流聯系越強,兩國文化共生度越高。人文交流的緊密程度可通過相互入境人數、相互入境人數占總入境人數比重、相互留學生人數、相互留學生人數占總留學生人數比重四個指標衡量。其中相互入境人數以及相互留學生人數直觀地反映了國家之間在人員往來方面的緊密程度,人數越多,說明雙方的文化共生度越高;而相互入境人數占總入境人數比重以及相互留學生人數占總留學生人數比重這兩個指標,則可以反映與其他國家相比較而言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共生度的地位,適合用于不同國家之間文化共生度的比較分析。

三、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測度

對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測度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多個領域,每個領域又是通過多個觀測指標來衡量,每一個指標都從某一個方面反映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狀況。因此,對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測度必須選用一種能夠綜合各項指標的信息,以全面反映共生度的狀態?;诖朔N考慮,本文選取主成分分析作為共生度的測量模型。通過主成分分析所提取出的主成分不僅能解釋各指標的大部分的信息,而且能夠測算各指標與主成分的對應系數,從而根據各指標歷年的數據計算出主成分的綜合得分,即為共生度的評價得分,并據此對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時間演變過程進行分析。[3 ]

(一)指標選取和數據處理

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主成分分析指標的選取參照前述構建的國家(國際組織)之間共生度衡量指標體系,結合中國與東盟發展的實際情況及數據可獲取情況,選取了10個原始的可觀測指標(見表2)。

為了給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實證參考依據,本文將測度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時間演變過程??紤]到各指標時間序列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最終搜集了2001年至2013年合計13年的數據用于實證分析。由于各指標量綱不一致,為了消除量綱對模型分析的影響,首先采用均值化法對原始數據進行了無量綱處理,經標準化處理之后的各指標用Zmn來表示。

(二)共生度模型擬合及結果

本文對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測度的主成分分析過程運用Stata軟件進行。第一步,判斷主成分分析的KMO檢驗和SMC檢驗是否通過。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根據表3可知,本文所選取的變量全部通過KMO值和SMC值的檢驗,總的KMO值為0.8336,屬于比較好的范圍。因此,本文所選取的評價指標適合用于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進行主成分分析,確定主成分個數。本文用Stata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后的結果顯示,第一個主成分F1的特征值為9.30479,貢獻率已達93.05%;第二個主成分F2的特征值為0.336684,累計貢獻率為97.51%。因此,根據主成分的選取標準,本文只用選取一個主成分F1即可,通過這一個主成分就能反映出全部變量的93.05%的信息,解釋力度非常強。

第三步,提取主成分載荷矩陣。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評價是通過所選取的指標數據對主成分的貢獻率(即主成分載荷)進行分析,載荷大的即可認為是重要選擇指數因子,表4是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指標數據各變量對應主成分F1的載荷值,反映了各變量與主成分F1的相關系數。

第四步,計算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評價的主成分指標對應系數。如表5所示:

由主成分指標對應系數表可知,本文所選取的反映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共生度的各項指標的系數值差距非常小,說明這些指標在反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方面都非常重要,這也間接說明未來要提升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共生度,打造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不能只從政治、經濟或是文化某一領域入手,而應注重各領域、多層次的全面合作與融合。我們可將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評價的主成分F1得分的表達式寫為:

F1=0.18*ZM1 + 0.18*ZM2 + 0.19*ZM3 + 0.19*ZM4 + 0.18*ZM5 +

0.18*ZM6 + 0.18*ZM7 + 0.19*ZM8 + 0.18*ZM9 + 0.18*ZM10 (1)

第五步,計算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結果。根據主成分F1的表達式(1)及經無量綱化處理后的Zm1,Zm2,…,Zmn的數值,本文可以計算出主成分F1的綜合得分。因為本文僅提取了一個主成分,且該主成分已經能表達原來所選取的評價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10個指標的93.05%的信息,解釋力度已非常強,因此主成分F1的綜合得分即可視作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的測度結果(見表6)。

從共生度得分趨勢來看,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共生度處于逐年增長態勢,反映了中國與東盟自2001年以來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往來不斷擴大,聯系更為緊密。從其各年的增長率來看,除了2006年和2012年增長率低于百分之十,其他各年的增長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從累計增長率來看,自2001年至2013年,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共生度累計增長了5倍多,達546.56%。經計算,中國—東盟合作的“黃金十年”雙方共生度增長了接近3倍,達295.13%。這為中國—東盟未來建設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雙方“鉆石十年”的合作會在“黃金十年”合作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往更高的共生度邁進。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生度得分及其增長趨勢,可發現一些雙方關系發展的規律并獲得促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啟示:

第一,中國—東盟之間的共生度在雙方升格政治關系或是開啟重大合作之后的隨后幾年出現了快速的增長。如2003年10月中國與東盟召開了“10+1”領導人會議,雙方確定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并且中國在這一年宣布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得益于政治關系的升格,雙方在隨后兩年的共生度獲得了大幅的提高,分別為29.88%和23.47%。從細分指標來看,這兩年共生度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層互訪頻次的提高、東盟來華留學生人數的大幅增長以及中國與東盟彼此出入境人數的快速增加。此外,2013年中國與東盟開啟了眾多合作倡議,著重提高雙方戰略互信和深化經濟合作,這一年雙方的共生度增長率也達到了22.01%。從細分指標來看,這一年共生程度的提高則主要得益于高層互訪頻次的提高、貨幣互換金額的擴大以及我國出境東盟人數的增加。這一方面為我們提高中國—東盟共生度提供了啟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證了本文所選取的用來測度雙方共生度的評價指標的正確性和指向性,能夠反映出雙方合作的重大事件對共生度的影響。根據這一規律,中國與東盟應不斷擴大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各種往來,尤其是要提高雙方領導人之間的互訪頻率,這對增強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的政治互信大有裨益,是雙方開展其他合作的保障。

第二,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共生度雖然在逐年增長,但雙方的關系仍然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影響而呈現共生度增長率陡然下降的現象。如2006年由于高層互訪頻次大幅下降,我國出境東盟人數相較于2005年不升反降,以及東盟來華旅游人數的增長非常小等綜合因素的影響,使得雙方在2006年的共生度增長率僅為6.01%,遠遠低于2004年的29.88%和2005年的23.47%。2012年則由于后自貿區減稅效應所帶來的貿易擴大效應等的減小所導致的雙方經濟往來增幅急劇縮小,受此影響,雙方當年的共生度增長率僅為7.64%。這說明我們對雙方關系的發展不能因為某幾年取得了快速進展就放松警惕,而應一直重視,避免不利的內外部因素阻礙雙方關系的發展,而且這也再次證明了高層互訪對雙方關系發展的重要影響。因此,為了順利打造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國與東盟成員國應保持頻繁的高層往來,并不斷擴大合作領域并使其機制化,以促進中國東盟各領域高層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此外,從2012年的情況來看,中國與東盟在經濟上的合作也仍需繼續深化并找尋更多的新的增長點,以強化共同經濟利益基礎。

第三,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共生度在經歷2006年和2012年的大幅下降之后的隨后一年內即出現“噴發式反彈”,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與東盟雙方都對彼此的關系很重視,而且能夠及時和迅速地展開調整與擴大合作,快速消除雙方關系發展遇到的阻力。如在經歷2012年增長率發展減緩后,中國與東盟在2013年提出了眾多合作倡議,如為了改變后自貿區時代由關稅降低所帶來的貿易擴大效應逐漸下降的態勢以及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中國于2013年提出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與東盟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7合作框架”以及加強海上合作等倡議,這些倡議得到了東盟國家的積極響應并逐漸就這些領域的合作展開實質性的行動。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與東盟在“鉆石十年”的建設中,能夠不斷地提升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共生程度,實現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

參考文獻:

[1] 張蘊嶺.中國與周邊關系:命運共同體的邏輯[J].人民論壇,2014(2).

[2] 顧海兵,段琪斐.區域一體化指數的構建與編制——以西寧—海東一體化為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4).

[3] 黃立群,唐文琳.出口產業競爭力的主成分分析——基于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實證研究[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1).

Abstract:The ess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of China-ASEAN is to create a more harmonious symbiotic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symbiosis between the two sides constan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ymbiotic evaluation system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mutual influence,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politics,economy,and culture between countrie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sed on the said evaluation system of degree of symbiosis,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symbiosis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of China-ASEAN,and summarizes its principle of growth and chang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closed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of China-ASEAN.

Keywords: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of China-ASEAN;degree of symbiosis;evaluation system of degree of symbiosis

〔責任編輯:黃仲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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