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聲名考

葉宇濤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五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刊登了一張名為《現在漢奸之真相》的諷刺漫畫，矛頭直指當時清廷中央中身居高位的三位漢族大臣：袁世凱、瞿鴻禨和張之洞。革命黨人利用攝影技術，對三人百般嘲弄。袁世凱的頭顱被一劈兩半，瞿鴻禨的頭顱則旋轉180度，倒置頸上。至于張之洞，則最為奇特，其頭顱被取下，轉而倒置于胯下[注]《現在漢奸之真相》、《天討》，《民報》臨時增刊1907年4月25日；另外，此組漫畫前另有一張《過去漢奸之真相》的漫畫，矛頭則是針對已經逝世的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革命黨此種戲謔舉動，除一泄怒氣外，恐怕并無多少作用。而對張之洞來說，這意味著其在新式知識分子眼中已經徹底淪為了背棄民族、厚顏無恥的“漢奸”形象。這對于一生好名的張之洞來說[注]張之洞“好名”一說，翻檢時人筆記，不絕于書，李慈銘、胡思敬、章士釗諸人均有論及。張之洞本人則堅決不承認，晚年曾自稱一生有“三不好”，其一就是“不與文士爭名”。，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如何完整認知張之洞，時人已有分歧[注]桑兵先生曾利用野史《張文襄公事略》中各大上海報紙在張之洞逝世后的社論，對張之洞死后的社會輿論進行了梳理，進而考察各個政治團體的態度(桑兵：《蓋棺論定“論”難定：張之洞之死的輿論反應》，《學術月刊》2007年第8期，第138-146頁。)劉彥波也利用張之洞逝世后《申報》發表的一系列悼念文章，指出張之洞作為晚清重臣的歷史地位及其去世后對社會的深刻影響[劉彥波：《張之洞薨逝后之時評——以〈申報〉為中心》，《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第94-97頁。]然而二人的關注點基本是滬上輿論界，反映的大多是革命黨一方的看法，而傳統士人圈的態度，則未見提及。。今人雖處局外，卻難免預設立場，造就一家之言。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所說，我們所讀的歷史，雖說是根據事實，但更嚴格地來說并非事實，而是一連串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議決[注]參見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96頁。。長久以來，在革命時代的法庭上，張之洞總是背負著“逆賊”、“漢奸”或“賣國賊”之類的罪名。政治余波姑且不論，即使是改革開放以后，對張之洞的研究已經足夠豐富立體，卻立足于某種“現代化”視角，鐘情于探討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注]任放：《近百年張之洞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236-275頁。。至于張之洞的社會身份、人際網絡乃至學術活動，反倒未得到充分重視[注]近年來對張之洞之研究亦有突破，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新材料之利用，尤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所藏《張之洞檔案》的出版與利用，使得對戊戌變法與清末新政的研究大大朝前推進(參見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另一方面則是新方法的運用，如“由文入史”，代表作有陸胤之的《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從張之洞的政治活動與學術交流入手，對晚清學術史與教育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頗具啟發意義。，不得不說令人遺憾。

作為晚清重臣，張之洞一生有意識主導過兩次自我身份轉型，第一次是由清流轉型為洋務派官僚，第二次則由洋務派官僚轉為維新派領袖，可以說，張之洞每一次轉型都為其帶來了巨大的政治聲譽，也加深了其身份自我認同的模糊性[注]參見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87頁。。在傳統政治文化中，張之洞頻繁的身份轉型更近于“見風使舵”，故有“南皮最工宦術”一說。此說雖有貶義，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張之洞身份轉型的目的，即盡可能獲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然而蕭邦奇卻認為，在整個20世紀的劇烈政治文化變革中，中國人的身份問題始終“居于中心地位”，而激烈的革命變遷帶來的人身不安全的問題使得個人不僅必須面對身份問題，而且要建構和重構身份。同時，身份也是“完全具有社會性”的，它實際上是由旁觀者的觀點、利益和個性來塑造的。這個創造出來的身份反過來又為人們與被觀察者的社會交往提供了基石[注]參見蕭邦奇：《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傳奇》，周武彪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0頁。。同樣，張之洞轉型也并非完全由其自身主導，而是多種社會權力相互作用的產物。其身份轉型的成功與失敗也并非完全由自己所掌握，而是與整個社會思潮的變化密切相關?？梢哉f，張之洞的“善變”正是近代中國政治走向現代化的一個縮影。正如英國《泰晤士報》所指出的：“沒有誰能像他那樣集中體現了中國政府體制的優點與缺點?！盵注]參見李細珠：《張之洞與晚清新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4頁。因而筆者決定從張之洞生前時人對其的認識與評價著手，梳理張之洞聲名變化，尤其是其生命中最后十年的聲名走向?；蛟S這有助于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晚清政治與思想變遷。

一、清流與疆臣：艱難的身份轉型

在湘淮軍功集團主導的晚清政壇上，張之洞可謂異數。異在何處？胡先骕解釋說：“自來以勛業著者，鮮以文章顯?！庇星逡淮?，王士禎與阮元“不以政事功業著”，曾國藩則“究為功業所分心,不能盡其所能詣”。唯有張之洞能“獨以國家之柱石，而以詩領袖群英”[注]胡先骕：《讀張文襄廣雅堂詩》，見張大為，等編：《胡先骕文存》上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181頁。。此譽并不為過，在張之洞政治生涯中，“文章”始終是其生命中難以忽視的一部分。以至于后人無不感慨，若張之洞生在乾嘉承平之際，成就或許可以同阮元、紀昀等大儒比肩。迨入晚年，張之洞更以“生平學術”自居，儼然一副“儒臣”模樣。

然而，據曾為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回憶，庚子西狩期間，張之洞與李鴻章為和約問題發生爭執。李鴻章上書清廷云：“勿聽張之洞書生見解?！睆堉床淮笈?，反駁說：“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猾?！弊源?，張之洞門下弟子談及李鴻章時，“往往痛加論詈”[注]辜鴻銘：《辜鴻銘文集》，黃興濤，等譯，?？冢汉Ｄ铣霭嫔?，1996年，第417-418頁。。又記袁世凱見德國公使時云：“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講辦事的?！痹绖P門下以為得意之語，辜鴻銘卻能體會到背后的譏刺，當即反駁[注]辜鴻銘：《辜鴻銘文集》，黃興濤，等譯，?？冢汉Ｄ铣霭嫔?，1996年，第433-434頁。。

張之洞緣何對“書生”之稱如此敏感？馬江之戰后，朝堂之中清流勢力已經被驅逐一空，張之洞此時卻已經轉型為洋務官僚并借此自許。此時若再諷刺張之洞是“有學無術”，無異于將其二十余年努力全然抹殺。更重要的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張之洞內心世界中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英主義世界觀也在蠢蠢欲動，這也就注定了張之洞不會以“書生”了結一生。從“書生”到“疆臣”，既是張之洞仕途的體現，也是張之洞一生努力的方向。

(一)清流

張之洞早有“神童”之名，幼年即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又師承胡林翼等名師。因而十三歲即中秀才，十六歲中解元，“一時才名噪都下”[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66頁。。二十七歲時，殿試又蒙慈禧青睞，拔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成為科舉場上的成名人物。張之洞以文章知名，未通籍時，即為各地督撫大員爭相招攬。其為幕主所代作奏章，“其文光彩震動，為上所驚”。及為官，“而論事之章，尤多中于歷物之意，往往傳誦海內”[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27頁。。在一些應制之作上，如進呈《欽定平粵方略表》、《同治大婚樂章房中三奏》等賀文，張之洞也都能處理得妥妥帖帖，深得上位者喜愛。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張之洞初次外放，充浙江鄉試副考官。任內就“得知名之士五十余人，后多以勛名學問顯者”，如袁昶、許景澄、陶模等，后來都成為名臣顯宦。八月，充湖北學政，又創辦經心書院，獎勵士人，頗得擁戴。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充四川學政，針對四川科場中“以舞弊為常談”的不良風氣，張之洞“籌整頓法八條”，重處包攬訴訟、文童滋事等不良風氣，對四川科場進行了全面整頓[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頁。。又創辦尊經書院，延師講學，使得四川文化教育水平至清末“翹然為各省之最”[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52頁。。又著《軒語》、《書目答問》二書以“發明宗旨，示以讀書之法”，影響極大。時人稱二書：“語皆心得，無一字襲前人，尤不存門戶之見，不為偏激過高之論，洵乎擇之精、語之詳矣?！盵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48頁。由此迅速風行全國，一度成為近代以降學者治經史之津筏[注]參見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7頁。。

張之洞雷厲風行的治學手段，很快贏得士林贊譽。曾國藩與許振祎書曰：“往時祁文端、張海門視學吾鄉，導得士心。近張香濤在湖北，亦愜眾望。三人者，皆宏獎士類，津津樂道?！盵注]曾國藩：《復許振祎書》，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見蔣星德編：《曾國藩全集》，第31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641頁。張之洞亦有意識將文學聲名轉化為政治資本。在穆宗繼統、崇厚擅約案和云南奏銷案等重要政治斗爭中，作為李鴻藻的頭馬，張之洞往往充當第一波發難力量，為清流黨立下了汗馬功勞，自身更是聲名大振。護軍案一案，在軍機大臣等人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張之洞一封“附子”，成功“回天”，巧妙化解了慈禧太后與恭親王之間的僵局[注]胡鈞：《張文襄公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52頁。。當時主政的恭親王奕贊嘆不已，直稱其奏折為“真奏章”！

雖同為清流，張之洞又與只會“專事抨擊”的張佩綸、陳寶琛等人不同，而是能夠“陳言時務”[注]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9頁。，針對朝局政事提出具體解決方略，這就使其隱隱脫離了傳統清流圈。同時，張之洞也敏銳地感受到，清流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已經走到了盡頭。因而開始謀求從“詞臣”向“疆臣”轉變，也就順乎自然了。但與此同時，長期京官生活沾染上的名士習氣也將伴其終身，對后半生仕途與人際關系影響深遠。

(二)疆臣

光緒七年(1881年)十一月，在“清流”的運作下，張之洞由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外放山西巡撫。到任之初，張之洞雄心勃勃地表示：“職限方隅，不忘經營八表之略?！盵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頁。此語傳開，一度輿論嘩然[注]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15頁。。但面對大災之后“有如鬼國”的山西社會，張之洞確實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會改革，既包括其最拿手的學務部分，也包括頗為棘手的吏治部分，甚至開始接觸西學，準備嘗試進行洋務運動。這些舉動既得到了山西保守士人的歡迎，稱其為“吾晉數十年未有之好巡撫”[注]胡鈞：《張文襄公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61頁。。也得到西方傳教士的認可，如李提摩太稱其為當時官員中“唯一頭腦清醒、辦事認真的人”[注]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頁。。

馬江海戰后，昔日同僚張佩綸聲名狼藉的下場，成為促使張之洞轉型的重要因素。如辜鴻銘所言：“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盵注]辜鴻銘：《辜鴻銘文集》，黃興濤，等譯，?？冢汉Ｄ铣霭嫔?，1996年，第419頁。面對中法戰爭的爛攤子，張之洞先是處理好了前線將帥關系，大膽啟用馮子材，為鎮南關大捷打下了基礎；和約簽訂后，又“陰自圖強，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槍炮廠，開礦務局。疏請大治水師，歲提?？钯彵?。復立廣雅書院。武備文事并舉”[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53頁。，儼然洋務派中的新星。

然而剛剛從“書生”向“洋務”轉型的張之洞很快就暴露了經驗不足的缺點，“武備文事并舉”式興辦洋務運動的方式頗招物議。尤其是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后，大興造作：交通上開建京漢鐵路；工業上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等一大批新式軍工企業；教育上積極進行改革，重建或新建了經心、兩湖等書院，中外矚目。甲午署理兩江，又大肆整頓軍備、創辦新式企業，舉望海內，論及創辦實業，無有過張之洞者。然而，張之洞既有“好大喜功”之名，自然也就免不了被冷嘲熱諷[注]張之洞興辦洋務之毛病，諸家多能論之，駁斥者亦不少，此處不便展開。以興辦漢陽鐵廠為例，多指責張之洞是“外行領導內行”，謂官僚習氣使然，而內中情由，實可參看吳劍杰：《為張之洞辯一誣》，《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200-205頁。。

以兩江士人為例，張之洞離任后，江蘇巡撫恩壽就向榮祿訴苦，稱“香帥花任半載，凡所建樹，悉出公忠；惟近按之，于‘切實’二字未能作到”，并批評張之洞“務名而不務實、計利而不計害；所行之法則待器而不格心，所用之人則為私而不為公”[注]馬忠文：《榮祿與晚清政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22頁。。南京陳作霖素來保守，作詩嘲諷張之洞所辦自強軍是“流氓無賴皆見收”的烏合之眾[注]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195頁。自強軍兵員多是蘇北、皖北之流民，素有“侉軍”之稱，因而與其說是頑固與維新的對抗，其實地域歧視的原因可能更多一點。，寧波人宋恕雖講維新，但仍大罵張之洞是“土老”、“民賊”，言語之間，近乎切齒[注]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44頁。宋恕早年曾試圖投靠張之洞，遭到拒絕后，改投李鴻章門下，后對張之洞多有憤恨之言，于李鴻章則多有回護。。在江南士人眼中，張之洞簡直是一部“書生習氣、名士習氣、紈绔習氣、滑頭習氣與夫近世之新界習氣”兼而有之的“習氣大全”，輕蔑之意，溢于言表[注]徐珂：《清稗類鈔》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644頁；張謇在與友人信中，也有類似言論，可見是當時江南士人普遍印象。。

(三)維新

保守士人的排擠，促使張之洞有意無意向維新派知識分子靠攏。尤其是甲午戰后，張之洞力戰拒和的強硬態度，贏得了時人一片歡呼。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新式知識分子也對張之洞極為推崇，將其視作中國變法圖強的新希望。同樣，由于張之洞較為開明務實的外交政策，外國觀察家此時對張之洞也抱有熱切的希望。由此，從甲午到戊戌，張之洞轉而以“維新領袖”的形象活躍在政治舞臺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時在兩湖書院就讀的唐才常在家信中屢屢談及時事，提及張之洞時總是稱頌備至：

香帥五次電爭和議，詞甚激昂，不忍卒讀。第四次直指合肥，請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直諫敢言，不避權要，一時無兩。凡有人心者，無不敬之慕之、哀之痛之。[注]《唐才常烈士年譜》，見《湖南人物年譜》第5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6頁。

鄂中無甚新聞，唯香帥回任以來，整頓鐵政、織布、繅絲、紡紗各局，不遺余力，鞠躬盡瘁，勞怨枉辭，誠哉有古大臣之風。[注]《上歐陽中鵠書》(四)，1896年4月23日，見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0頁。

如張香帥之深謀遠慮，創設制造鐵政各局，開立算學方言各館，動斥罵為勞民傷財(兄前亦有此論，今乃知其非矣)。湖南之習氣如是，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注]《致唐次丞書》(三)，1896年4月27日，見湖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3頁。

此時的張之洞，已經成為朝野之中實際上的維新領袖，得到了唐才常、譚嗣同等新式知識分子的擁護。連死敵翁同龢門生張謇也不計前嫌，給張之洞大戴高帽：“今天下大官貴人能知言可與言者，無如南皮?！盵注]祁龍威：《張謇日記箋注選存》，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第56頁。至變法前夕，梁啟超更親自跑到武昌，與張之洞暢談三日，表示“寧惟知己之感，實懷得師之幸”，甘居弟子之位。又吹捧張之洞說：“今海內大吏，求其通達西學深達本原者，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窮其體要者，莫吾師若?！盵注]梁啟超：《上南皮張尚書書》，見《飲冰室文集點?！?，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5頁。雙方的合作達到空前密切的程度。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張之洞發表堪稱其變法綱領的《勸學篇》后，更為時人激賞。不僅被光緒下令傳發各省督撫學習，也被西方傳教士翻譯為英文、法文，于國外報紙連載，并出了單行本。西方傳教士對此書極為欣賞，稱之為“中國的唯一希望”，張之洞被視為“最卓越的改革運動領袖之一”、“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注]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第3頁。。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坐鎮武昌的正是“中國最有學問的總督”[注]阿綺波德·立德：《穿藍色長袍的國度》，劉云浩、王成東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2頁。。

甲午戰后，在日本方面的運作下，張之洞在外交上逐漸轉向親日[注]李廷江：《戊戌維新前后的中日關系----日本軍事顧問與清末軍事改革》，《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87-96頁；陶德民：《戊戌變法前夜日本參謀本部的張之洞工作》，見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02-420頁。。日人對張之洞也很重視，戊戌政變后，日本駐上?？傤I事小田切發給外務省一份秘密報告，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方面的態度：

(張之洞)近二十年間，政績卓越，辦事周到謹慎，在清朝地方官員中屬于罕見的人才。再加上該總督學識淵博，見識透徹，被視為士林之泰斗。又因為居身清廉，很受民間百姓敬慕，雖說不及對外國玩弄唇舌及手腕的李鴻章，及在朝廷中得到信用的榮祿，可是論起清朝一般的名望和威信來，則是李榮之輩所不能企及的。[注]孔祥吉：《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15頁。

此時，張之洞的聲望達到了一生中的巔峰。從朝廷到民間，從內地到海外，無不將其視作中國變法圖強的希望。然而，張之洞的聲名又是建立在一個極其脆弱的基礎之上，即張之洞作為維新變法的代言人，能夠迎合輿論日趨激進的變革需要。而戊戌變法開始后波詭云譎的政治變化，使得張之洞不可能也不會繼續成為輿論的領頭羊。果然，隨著變法的深入，張之洞逐漸與日益激進的康梁分道揚鑣，雙方關系最終也走向破裂。而張之洞也由“新”的代言人轉為“舊”的維護者，這一過程，耐人尋味。

二、戊戌到庚子：同康梁之間的交鋒

關于張之洞與康有為之間的關系，后人有一段絕妙的總結：

張之洞、康有為均為歷史上有征名者也。初時則互相倚重，久而互相決裂，于是愛康黨薦康黨之張督，忽變而為惡康黨拿康黨之張督矣。于是相附于張督受薦于張督之康黨，又忽變而為詆張督罵張督之康黨矣。變態百出，尚無已時。要之戊戌以前之張康則相合如同胞，戊戌以后之張康則相分如仇敵，蓋二人生平之志向之宗旨之舉動固亦有相近者，正唯其相近乃有相合，亦唯其相合乃有相離也。[注]《張之洞康有為比較之異同》，《經世文潮》1903年第6期，第7頁。

張之洞、康有為二人戊戌前“相合”之經歷，學界已有相當精細的研究，茲不贅述[注]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導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7頁。。而戊戌后二人“相仇”之經歷，卻鮮有人提及[注]桑兵先生在《康梁并稱的緣起與流變》一文中有部分提及，參見桑兵：《康梁并稱的緣起與流變》，《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46-64頁。。

(一)自保

戊戌政變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黨重新掌權，迅速開始反攻倒算。先是未經審訊就處決包括張之洞親信弟子楊銳在內的“戊戌六君子”，又屢次下令各省督撫和海外公使設法搜捕主犯康梁余黨。盡管康梁二人在同情變法的外國人幫助下先后逃亡日本，但在國內，除“六君子”外，翁同龢、張蔭恒、陳寶箴一批朝廷重臣或罷、或逐、或殺，朝野上下籠罩在一片血雨腥風之中。

張之洞如何躲過政變追究？學者多習慣沿用《清史稿·張之洞傳》中“政變作，之洞先著《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來解釋。張之洞晚年也在《抱冰堂弟子記》中表示此書是針對戊戌前朝局中“僉任俟隙，邪說遂張”的局面而作。實際上，《勸學篇》作于當年三月，時康有為、梁啟超尚未在政壇崛起。此時張之洞正信心滿滿準備入京主持變法，如何會為變法大潑冷水？張之洞作《勸學篇》，正在于確立自己在維新變法中領導地位，只不過事后為撇清關系，將錯就錯將之解釋為攻擊康梁的工具。即便如此，《勸學篇》還是觸怒了當時相當一部分頑固派。剛毅表示：“吾輩要之何用？”徐桐更認為其“盡康說”[注]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55頁。。即使張之洞死后，仍然有頑固派耿耿于懷，認為張之洞當年編寫《勸學篇》的目的在于“暗助康梁”，而不是后人所聲稱的“暗攻康梁”[注]朱傳譽主編：《張之洞傳記資料》第4冊，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63-64頁。。

實際上，由于張之洞與康梁之間的密切關系，其親信弟子楊銳又是變法骨干，加上張之洞素有“變法領袖”之名聲，因而在政變爆發后，張之洞一度也淪為了頑固派攻擊的靶子。八月二十二日，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就上了“為懲治奸黨，宜按情罪輕重區為數等”折，將張之洞列為第三等“咨保匪人，以應特科”，要求懲處。曾經保舉過張之洞的軍機大臣徐桐，此時也惡狠狠地聲稱張之洞已經“改節”，“若不從嚴懲辦，恐新黨日久，又復萌芽”[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館藏：《各國內政關系雜纂》“支那”支部，編號1-41-1，見孔祥吉：《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2頁。。李蓮英因與張之洞有夙仇，趁機以張之洞與楊銳的關系為口實，肆意傾陷[注]高樹：《金鑾瑣記》，見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返谝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3頁。。劉坤一也落井下石，算起張之洞和他爭奪兩江總督之位的舊賬，向清廷密告稱張之洞“為維新黨魁，康有為外漏網第一”[注]《王秉恩來函》，收入《張之洞文件》第2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甲182—218，見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7頁。甲午戰爭后，劉坤一出關督師，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兩江是湘軍禁臠，張之洞兩江新政多少觸及湘軍舊部利益，或引發劉坤一不滿。劉坤一回任后，處處向人抱怨張之洞署理江督期間，“局面太大，籌款無從”，“用財如泥沙，辦事少著落”等等。。

張之洞政治嗅覺之敏銳，也非常人所及。早在政變前，張之洞就主動與康梁逐漸撇清關系，政變后更變本加厲[注]據劉成禺言，戊戌前張之洞游焦山，留詩有“左袒維新諸賢”之意。政變后，梁鼎芬坐軍艦連夜趕往焦山，從寺僧手中騙得此詩，“裂而焚之”。此語是否可信，待考。參見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6頁。。同時，張之洞也敏銳地意識到，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康梁“圍園逆謀”，只要向康梁發動進攻，即能獲得慈禧歡心。為此，張之洞竭力宣揚自己與康梁的分歧，為此不惜將《勸學篇》一書主旨宣揚成“暗攻康梁”[注]據陳慶年記，九月二日，張之洞命幕僚將《勸學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檢注”，見陳慶年：《戊戌乙亥見聞錄》，轉引自《清廷戊戌朝變記(外三種)》，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加上張之洞當時手握重兵，坐擁湖廣，慈禧不敢輕舉妄動，張之洞暫時逃過一劫。

(二)決裂

康梁逃往日本后，張之洞加緊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引渡或驅逐康梁。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七日，張之洞致電總署轉奏朝廷，稱其正在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商討康梁問題，內稱：

日本總領事來鄂，之洞當與詳言康學種種邪僻悖亂。中東兩國現在極敦和好，諸事聯絡，而康黨得罪中國朝廷，聞現逃至貴國。東洋距中國大近，必至造言煽惑，勾串我內地奸民變亂是非，滋生事端。若貴國容留，于中東交誼大有不便，以后豈敢深信。倘能交出或驅逐，方顯中東親好大局。

張之洞認為，康梁等人今后最大威脅在于“東洋距中國大近，必至造言煽惑，勾串我內地奸民變亂是非，滋生事端”。眼光可謂精準，同時又借中日邦交大局向日本政府施壓。小田切果然答允，表示當“相機設法，令伊去國”，即由日本政府出資，將康有為驅逐到美國。同時，張之洞還不忘向清廷表忠心，稱“湖北地方，經之洞力持切論，向來康說不行。凡官紳士民，無不深惡康黨，痛詆康學者，指為邪教亂賊，斷無附和康黨之人”[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3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0頁。。將自己與康有為、梁啟超之間的關系撇得一干二凈。

為證明“凡官紳士民，無不深惡康黨”，張之洞又讓梁鼎芬出馬，以“中國士民公啟”的名義炮制了一份《康有為事實》，用大量篇幅對康有為的學說、人品、野心進行了全方位攻擊，指出其系“貪鄙狂悖，茍圖富貴”之人，而非“變新法、強中國之人才”，是“中國之恥矣”[注]湯志鈞：《乘桴新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70頁。。對于這一點，實際上是出自出使俄國的大臣許景澄的提醒：“西人重維新，輕守舊，似應專罪康籌謀，不訾變法，方杜借口?！盵注]許景澄:《致武昌制臺》，光緒二十四年年九月初九日，《張之洞未刊電稿》(近代史所藏)，戊戌各處來電本，見孔祥吉：《義和團運動中李秉衡的言行考察》，《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88-98頁。

相較之下，老奸巨猾的李鴻章則要審慎得多。其在兩廣總督任上雖負責抓捕康梁，卻一直有所猶疑。梁啟超曾分別致信張之洞與李鴻章，李鴻章得信后命人回書一封，信的內容未有披露。據梁啟超事后所言，“其詞頗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不知何故(畏清議也，欲保令名也)”[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7頁。。盡管甲午戰后的李鴻章已經聲名狼藉，但李鴻章顯然沒有“債多了不愁”的想法，在立儲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李鴻章一直是堅決的反對者。

(三)康梁的反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面對張之洞咄咄逼人的進攻，梁啟超在《清議報》第五期上以“遠游齋主人”為筆名發表《擬致湖廣總督張公書》，正式開始反擊。全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先是回顧了與張之洞之間的偉大友誼，再說“復見上海報紙，謂江督劉公抗旨爭廢立，致電于公，商請聯名，公逡巡懼禍，不敢發”，諷刺張之洞只知道“保持祿位、明哲保身”；第二部分則挑撥張之洞與榮祿的關系，指出現今北京政府已經為榮祿把持，張之洞在其手下不可能有升官機會，早晚“祿位”也不能保。

梁啟超語氣看似溫婉，處處替張之洞打算，實際上極為陰險地給張之洞扣上了一個見風使舵、貪生怕死的帽子，將張之洞推到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日本觀察家不無同情地指出：

同情康有為一派的人，在譚嗣同與另外五人于北京被捕之時，散播流言蜚語，說總督已發電奏明應該立即將他們殺掉。如果總督真的電奏了上述意見的話，總督長期以來在地方人民心中的聲望，在外國建立的信用，也將如空中樓閣一樣，不再值得受尊重。[注]孔祥吉：《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17頁。

張之洞也很清楚此事的殺傷力，卻無法對此事作出直接回應。萬般無奈之下，張之洞只好將希望寄托于日本方面。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八日，張之洞致電日本駐上?？傤I事小田切：

《清議報》系康、梁諸人所作，專為詆毀中國朝廷，誣謗慈圣。種種捏造，變亂是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感人心，必欲中國立時大亂而后已，險惡已極?！瓌掌硗裆藤F國政府妥籌良策，允須先禁其妄發議論，方足見中日親好之誠。上海及中國各口岸，務望鼎力嚴飭貴國報館及商人，萬勿代其分進此報。[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9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41頁。

二月二十三日，張之洞再次致電小田切，請求驅逐梁啟超。但這仍然阻止不了流言向內地的傳播，尤其是上海，已經成為當時流言的集散地。六月，正在上海參加保國會的宋恕在與友人信中寫道：

近聞政府與鄂帥議定：“將行大事，先集兵二十萬于京畿?！痹倥c鄂帥定訂：“如南洋劉帥有異言，即以湖北兵制其上游。事成，以兩江總督永歸鄂帥?！贝蠹s大事不能出今年以內，其大事為何，則心領神會而已，不忍言也。[注]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690-691頁。

十月，張之洞致電正在上海的親信幕僚趙鳳昌，要求代為辯解：

轉梁太史來函述滬報館人云，內問昌邑事于江、鄂，劉正諫，某騎墻等語，全無影響。不惟未問鄂，且未問江。國家大事，任意造謠，可恨萬分。望節、坦二君代為力辯。[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0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47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清廷宣布立儲之后，此事再掀高潮。張之洞給身在日本的幕僚錢恂發電稱：“康黨造謠煽動，誣詆慈圣，各報妄傳，深恨仆之攻駁康學，故于仆極力誣詆，謂京城有大舉，鄙人已允，駭愕已極。中國體制，豈有一外臣與秘謀之理?！币笃湎蛉毡痉矫娼簧?，以約束日本各報“勿信逆黨訛言刊報，勿用康黨主筆，萬不可詆毀慈圣，有礙邦交”[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0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00-7901頁，。此語大約亦有敲打錢恂之意，因為素來講究新學的錢恂在海外與章太炎、梁啟超等人往來密切，對國內政局頗有微詞。面對“各報妄傳”的局面，張之洞毫無應對經驗，除一再要求省內官員禁止訂閱“悖逆報章”之外，無任何有效反制手段。

針對湖北局勢與張之洞舉動，宋恕更趁機煽風點火：

外間皆傳鄂督拜內監李蓮英為義父，故查拿帝黨最為嚴厲。江湖士民不敢一語及光緒圣德，有言及者輒誣為會匪而殺之云?，F拿到今上胞弟，嚴刑勒令改招漢奸，定擬斬決，兩湖忠義之士莫不痛哭切齒，故禁報尤嚴。[注]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01頁。

湖北一日湘軍大噪，乘閱兵之際欲殺楚督之洞，之洞匿馬草中得脫入署……張之洞《告示》傳于海外，莫不唾罵。恰克圖直抵京師之俄國鐵路，俄人行賄五百萬以成之，聞王之春、張之洞等皆分得賄金五十萬云。西人所傳說，現張之洞有炙手熏天之勢。[注]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04頁。

種種荒誕離奇的謠言，恰恰反映了當時國內風聲鶴唳的輿論情勢。如宋恕所言“今上胞弟”一事，即是當年六月發生于武昌轟動一時的“假皇帝”事件[注]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6頁；陳灨一：《書偽光緒帝事》、《睇向齋秘錄》，見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返?3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0頁。。此事雖為張之洞力壓，但在社會上卻引起很大的風波，不僅上海各報紛傳，就連鄂州鄉下，也傳言假皇帝死時有“母后，你好狠的心”之語。這無疑坐實了張之洞為“西太后”之黨的罪名。

盡管日本政府將康有為驅逐到美洲，但對于梁啟超卻極力庇護。無論張之洞如何威逼利誘，日本政府既不肯將其驅逐，也不愿意封殺《清議報》，使得梁啟超與《清議報》隨后成為海外反清的輿論中心。而張之洞的敵對行為，盡管使其重獲慈禧太后的信任，卻又新添了?；庶h這么一個政治對手，給張之洞此后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梁啟超若干年后提及張之洞時，仍恨恨稱其“虛驕狹隘，殘忍苛察”[注]梁啟超：《李文忠公事略》，見《清代野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0頁。。

在“黨人”鋪天蓋地的輿論宣傳下，張之洞此時“幾欲將其向日聲名，墜之于涂炭，輿論亦稍稍抨擊，公之聲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勢矣”[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32頁。。癸卯入京，金梁曾與張之洞面談，論及歷代相業。張之洞推崇張居正，意其為湖北人，且所作宏大，頗以自詡。而金梁則當即駁斥，認為“不如張留侯，而留侯之默籌調護，猶不如張柬之之慷慨反正也”。借張良譏諷張之洞好大喜功、造作生事，借張柬之諷刺張之洞不能夠舉兵勤王、匡扶正統，可謂誅心！張之洞聽后更勃然大怒，“須發怒張，目棱棱如有電”，但最終還是無可奈何[注]金梁：《光宣小記》，見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返?1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7頁。。

后人談及張之洞，亦必然要談及張之洞“見風使舵”、“熱衷宦術”，此種看法之形成，還是要歸結到戊戌政變與己亥立儲二事上。民國時徐凌霄就曾言：“而至政局一變，乃二人態度如是，故士論稱坤一之有守，無愧大臣風節，非之洞所及焉?！盵注]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第2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2-403頁。今人林文仁先生亦言：“人們之所以喜談其戊戌變法期間之表現，正因此過程能見其投機之權力手法?！盵注]林文仁：《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13頁?？梢娢煨缯兒?，梁啟超之宣傳與張之洞之應對失當，致張之洞后半生聲名幾乎毀于一旦。

三、由“逆賊”到“漢奸”：自立軍事件后的變局

作為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張之洞在學務問題上所花費的時間與精力絕對是諸事之冠。尤其是在湖北地區進行的教育改革，使得湖北開一時風氣之先。留日思潮興起之后，論出國留學之規模，兩湖地區又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張之洞處處以功名富貴引誘留日學生：“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學，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效力，帶紅頂，作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盵注]辜鴻銘：《辜鴻銘文集》，黃興濤，等譯，?？冢汉Ｄ铣霭嫔?，1996年，第429頁。

與張之洞的設想恰恰相反，留日學生卻為康梁學說吸引，轉而成為海外?；庶h乃至革命黨的同路人。在此之前，出于拉攏張之洞的目的和對張之洞的尊敬，以唐才常等湖北籍留日學生為主的自立會多少對張之洞抱有幻想，希望其能支持勤王運動[注]關于此公案，學術界長期認為張之洞曾首鼠兩端，即試圖借助自立會勢力掣擁兩湖獨立，巔峰即是孔祥吉《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以宇都宮太郎的日記為線索》(《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一文，后李細珠、戴海斌均有長文商榷，已辯其誣。。而張之洞的血腥鎮壓，使得“輿論極壞”，也成為張之洞與留日學生關系的分水點。隨著革命思潮的進一步高漲，張之洞也從“后黨之逆賊”淪為“清廷之奴隸”。

(一)輿論戰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七日夜，張之洞派親兵搜捕位于漢口租界內自立會機關，抓獲了唐才常等首腦人物，草草審訊后，將之全部處死。?；蕰膱D謀的勤王運動，自此煙消云散。張之洞固然向慈禧太后再次證明了自己的忠誠，但自立會中大量兩湖籍成員卻令張之洞頭疼不已，其中如唐才常、傅慈祥、吳祿貞等骨干成員更是其嫡系學生。派遣留日學生，本是張之洞向來堅持的教育改革目標，如今謀反作亂，是如何也說不過去的。

為避免教育改革受阻，也避免自己受到牽連，張之洞一方面重施慈禧故技，將唐才常等人迅速處死，對其身份則含糊了事，將事情全部推給慈禧向來痛恨的康梁?；庶h，以免夜長夢多、窮治株連。另一方面，張之洞又親自撰寫了《勸誡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分寄各省及出國公使，交由散發[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61頁。。

全文中，張之洞立意以“勸誡”為主，語氣和緩，行文平述。將勸誡對象視作“大率誦讀詩書，或且掛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講求實務者，頗為不少”的無知青年，表現出一副愛才心切的模樣。又稱作亂學生“或因目擊中國大局阽危，憤激不已，又略知外情，進用無階，懷才自負”，似要為之開脫，解除其心理壓力。同時以學界前輩的身份，希望學生了解康梁邪說之陰險、兵禍連結之慘毒，又痛斥康梁借“保國”、“勤王”之名號來“叛逆君父”、“賊殺商民”。最后還不忘以猶太人、土耳其的下場，來說明“亡國滅種”的慘痛，試圖從根本上瓦解作亂學生的思想基礎?？陀^上講，張之洞的態度還是比較誠懇的，希望“少一人附和，即少一人株連”[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59頁。。

然而《勸誡》文一出，頓時讓怒火中燒的?；庶h找到了攻擊靶子。從康有為到梁啟超，輪番上陣，或逐條駁斥，或破口大罵。整個八月，《清議報》都沉浸在對張之洞的復仇之中，梁啟超親自動筆，一連寫下《張之洞論》、《義士唐才常傳》、《張之洞逆賊定案議》等十幾篇文章，將張之洞從戊戌至庚子間犯下的罪行悉數了一遍。

以《逆賊張之洞罪案》為例，梁啟超將張之洞之“私心”作為突破點，列舉張之洞因“私心”而犯下的幾條罪狀：因“私心”而“徒恐外兵入京廢那拉立皇上則己之權位將不保爾”，因“私心”而“至舉四千年之中國而萬里之土地四萬萬之人口而悉委之于無其”，因“私心”而“急捕唐君等三十人執而殺之”，因“私心”而“照會領事，請準其拿辦新黨”。最后還點出張之洞所殺“三十余人”中，“張之屬吏之子弟在焉，且張所設學堂之學生多在焉”[注]重文：《逆賊張之洞罪案》，見《清議報》第4冊，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廿一日，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總第3991-3995頁。。全文一氣呵成，語氣激烈，雖是泄憤之作，卻能極大鼓動人心。在梁啟超筆下，張之洞便成為“心術最壞”之“逆賊”了。

《清議報》對海外留日學生影響極大，湖北留日學生更是如此。當年四月，張之洞照會日本政府：

乃訪聞諸生中，竟有惑于康梁邪說，不知自愛，親附亂黨，勾通會匪者，如劉賡云、吳祖蔭、程家檉、王璟芳、盧靜遠五名，到東后，竟為康黨所煽惑，潛與結交。近日所發議論，專宗《清議報》之邪說，設立私會，獎助亂人，贊美逆謀，極為悖謬。[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館藏：《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系雜纂》，留學生監督，等，見孔祥吉：《日本檔案中的張之洞與革命黨——以吳祿貞事件為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76-87頁。

張之洞要求日本方面對這五人“嚴加管束，愷切訓誡”，但對另外吳祿貞、沈翔云二人，則由于“凡亂謀悖論，皆該生所倡首，尤為險譎之徒”，故請日本方面“即行斥除”。

張之洞的預感是正確的，十二月，沈翔云就作《代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復湖廣總督張之洞書》，公開向張之洞挑戰?；蛟S是顧及師生之誼，沈翔云在文中略帶調侃地稱張之洞為“南皮尚書前輩夫子閣下”，但接下來就毫不留情地剝去了張之洞的面皮：“嗚呼，公誠狼狽不堪矣，既懼亡國大夫之誚，復羞蒙殺士之名，內慚神明，外咎清議，俯仰無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憫，其用心抑苦矣?！鄙蛳柙朴滞搓惛锩碛?，穿插張之洞殺害唐才常等人的事實。并稱張之洞平日侈談西學，實際上全是皮毛，因而“故每每有字字皆非、言言盡謬之文字。貽笑天下而不自知，比年以來，此病更深入骨髓，不可救藥矣。推原其故，公本徘徊兩可而好名最甚之人，不幸而遇國變，一切丑態不容于公論”[注]沈翔云：《代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復湖廣總督張之洞書》，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與?；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63頁。，將張之洞批駁得一無是處。

此篇文章感情充沛、殺傷力極大，在革命黨筆下，傳言張之洞看到這篇文章后，“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難于下筆，乃將原書分之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學生，令各撰駁文一篇”[注]馮自由：《沈云翔事略》，見《革命逸史》第1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63頁。。張之洞殺唐才常等人，固然有不得已之苦衷[注]張之洞原本欲放過唐才常，但在湖北巡撫于蔭霖的逼迫下，還是痛下殺手。但對其弟唐才中則網開一面，但不久后唐才中又在湖南落網。張之洞求情不得，唐為湘撫俞廉三所殺。值得玩味的是，葉德輝弟子在所撰年譜中，為乃師與湘撫于廉三辯護，稱自立軍事件中俞廉三“為鄂督張文襄函電所迫，窮治不免株連”，經葉德輝勸誡，“命公憬然，遂漸寬放”，可見即使是曾大力反對維新的葉德輝，也畏懼“殺士”之惡名，只好將臟水都潑到早已去世的張之洞身上。參見李璞、王逸明編：《葉德輝年譜》，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第108頁。，此時在留日學生眼中，卻坐實了“殺同種以媚異種”的罪名，以至于武昌學生也對張之洞頗有微詞。這些都表明張之洞此次的勸誡行動完全失敗。

(二)對留日學生的管控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兩廣總督陶模向張之洞匯報策反邱菽園事，順帶向張之洞建議：“今少年不盡信康，而信革命黨之說。我不變法，若輩日多，非殺戮所能止，請吾師勿再捉拿。湖北書院事亦勿深求，恐為叢驅爵?！盵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0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74頁。陶模此舉有深層次考慮，“為叢驅爵”是托詞，“勿深求”才是真話。無論張之洞抓了多少，殺了多少，由于其“湖北書院”的身份，張之洞都脫不了干系。

當年十月初九，張之洞就以“王慕陶乃少年文人，祗以理解未清，誤聽亂黨熒惑，遂有牽掛”為由，就坡下驢，允許文童王志灝為其兄王慕陶取保釋放。并再三表示：“惟各省此類輕躁謬妄文人甚多，但使稍有一線可原，漸知悔悟，本部堂無不仰體朝廷寬大之恩，予以湔洗?！盵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27頁。

張之洞在表示既往不咎的同時，也悄悄加緊了思想控制。三月十九日，張之洞委任蔣楷、李鐘玨充當武備學堂稽察委員，以求徹底整頓學風，做到“凡猖狂浮薄之徒，不許往來，誣惘悖逆之書，不準閱看”[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87頁。。對于湖北留日學生，除派遣留日監督專事監視外，張之洞還與清廷駐日公使密切聯系，要求其配合監視。每年留學生暑假回國時，張之洞往往單獨接見密談，內容多是日本社會狀況與留日學生的思想動態。這一做法在收集日本情報之余，也是收買人心的一種手段。因而，不少關于東京同盟會反清的一些情況，張之洞也漸漸知曉[注]陳英才：《回憶兩湖書院》，見湖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湖北文史資料》第7輯，1984年，第34頁。。

張之洞所出臺的一系列管控措施，與其在朝內所受到的頑固派壓力有關。辛丑條約簽訂后，張之洞與劉坤一聯名上《江楚會奏三折》，要求清廷加快改革，招致頑固派不滿。癸卯入京時，張之洞在與梁鼎芬電報中表示：

東洋上海學生狂瀾大起，京師大學堂亦復囂然不靖，致系朝官交口詬病，多方阻撓。鄙人竭力與諸人辯論，不可因噎廢食，不知究竟能勝否？務望剴切勸諭諸學生守法率教，專心力學，萬務為浮言所動，循學堂本分，盡學堂實工，保全湖北學生聲名，俾鄙人有辭于排阻學堂諸人，至為跂望。若諸生稍有不謹，流播日廣，則頑固者益得逞其阻力，恐天下學堂永無振興之望，中國永無自強之機矣，豈不可痛！[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1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02頁。

張之洞此電報并不是憑空而發，據說王文韶曾手持《湖北學生界》，當面嘲諷張之洞，張大為窘迫。然而張之洞“保全湖北學生聲名”的苦心，留日學生顯然未曾當真，反過來先砸碎了張之洞的一片聲名。

(三)留日學生的反擊

正如陶模所言：“今少年不盡信康，而信革命黨之說?！庇绕涫枪锩曛?，隨著拒俄運動的興起，康梁的?；庶h逐漸失去市場，孫中山的革命黨行情卻一直上漲。而革命黨對于張之洞的態度，也并未見好。圍繞著《約束游學生章程》與封禁書報兩個問題，張之洞與留日學生再次發生了沖突。

張之洞認為留日學生中“年少無知惑于邪說言動囂張者，固屬不少，其循理守法潛心向學者，亦頗不乏人”，所以“自應明定章程，分別懲勸，庶足以杜流弊而勵真才”[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3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0-1581頁。。為此，張之洞專門制定了《約束游學生章程》、《獎勵游學生畢業生章程》、《自行酌辦立案章程》三大章程，用以壓制學生中的革命思潮。其中第五條規定：“學生在學堂時,應以所修學業為本分當為之事，如妄發議論，刊布干預政治之報章，無論所言是否，均屬背其本分。應由學堂隨時考察防范，不準犯此禁令?！盵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3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2頁。顯然是吃足了戊戌和庚子中的苦頭。

留日學生首先對張之洞改《大學堂章程》發表議論。針對章程中規定私立學校不準教授政治法律學、不準用兵式體操的規定，留日學生指出“張氏之憂”在于其以為“學政治則立憲共和之說則自彌漫于人心也，學法律則權利義務之思想散布于社會也，學兵式體操則革命破壞之實力且將膨脹于學生界也”，然而卻不知道十八世紀中葉歐洲革命是起于“官立學?！倍恰八搅W?！?。又質問張之洞一方面倡導私人辦學另一方面又猜忌私人辦學，到頭來只會“皆為革命家造因而已”[注]《北京大學堂改進章程》，《新民叢報》匯編，1903年，第831頁。。針對張之洞的《奏辦湖北學堂章程》，留日學生也有評述，針對禁講“泰西哲學條款”，稱“張之洞欲痼蔽天下人士之心思，以養成奴隸之資格，乃昌言禁哲學”，并指出：“此章程大半模仿日本學制而加以專制之威力與腐敗之道德，借學校以行其壓制人心之術?！盵注]《張之洞奏辦湖北學堂章程抉評》，《新民叢報》1903年第27期，第96-98頁。

張之洞禁梁啟超所辦“尚覺平和”、“今日華字報界中之首座”之《新民叢報》，更將“各省學生所辦雜志一律禁止行銷”，引起留日學生眾怒，連革命黨報紙也不計前嫌前來幫腔助陣，翻起了張之洞戊戌年的舊賬。稱“媚權要錮民智患得患失好名最甚”的張之洞是趁機想掩蓋“曾薦康梁，本維新中之隨附領袖”的歷史，借“仇視康梁以杜人之口”。又稱張之洞平日雖“侈談西學”，但面對旨在發揮“泰西富強之政策與西儒平等自由之學說”的《新民叢報》時，卻“不禁別報偏禁該報”，只不過是為了趁機邀好榮祿罷了。末了，更表示“討論國政民事與發明公理，實吾黨驚天動地不磨之義務也”[注]《論張之洞之禁新民叢報》，《鷺江報》1903年第29期，第7-8頁。。

江蘇留日學生所辦《江蘇》雜志表示，“中國近年革命之風潮，有如萬馬齊奔不可遏之勢，斷非禁閱書報、束縛學生所能拔除革命軍之旗幟也”。更借以諷刺說原本留日學生“宗旨每不能一致”，結果張之洞“發此異想定此束縛學生之新例，以制造革命軍”，不知“禁之愈急，則讀者求之愈急”也，張之洞所為，真是“偉業”！[注]《張之洞最近之偉業》，《江蘇》1903年第5期，第151頁。另一篇報道以《張之洞介紹叢報雜志》為題，談到張之洞禁止各種報刊，反倒使得報刊銷路更廣。更諷刺張之洞成“愛新覺羅氏之冤孽”，因為“張之洞汲引康梁、首倡邪說，破黑暗幽室，洞壁而出數百千萬之少年，使躍行于如燦如爛之學界”，并預計“愛新覺羅氏之天下即斷送其手”[注]《張之洞介紹叢報雜志》，《選報》1903年第45期，第16頁。。令人諷刺的是辛亥革命爆發后，清室遺老惲毓鼎亦大罵張之洞是亡國“罪魁禍首”[注]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55頁。。與之對看，相映成趣。

自此，張之洞聲名已是江河日下。無論有何舉動，皆成為留日學生攻擊對象。湖北籍學生或稍有遲疑，江蘇留學生已是破口大罵。在江蘇留日學生主辦的《江蘇》雜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材料：

張之洞之署兩江也，鋪張揚厲，大而夸求，其實際無一可觀。而其最特色之一端為江陰閱操貪詐李占椿事，夫張以堂堂總督而有此明目張膽寡廉鮮恥之所為，是大惑不解者，或為之解曰，制軍入都陛見，需用浩煩，負此巨金，實為行裝生色。然耶否耶，其自知之。[注]《張之洞魏光燾恩壽之特色》，《江蘇》1903年第1期，第131頁；宋恕在日記中也談到此事，稱：“之洞入都，李少東送一百十二萬，張彪一百二十萬，官錢局總高松如一百萬，牙厘局總齊耀三四十萬，紡紗局總韋新之四十萬，膏捐大臣柯二十萬，奏補巡警道馮鈞數甚巨，未查確，聞交代虧一千六百萬云?！闭Z頗荒誕，大約是流傳于江浙士人圈的謠言。見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72頁。

又針對張之洞查封湖北學生所辦刊物《湖北學生界》的行為：

近日政府有查禁湖北學生界之論諭，或曰是端方之一奏所致，或曰張之洞實為主動力，而端方乃責成之者，然充一湖北學生界之力，謂可以倡革命可以覆舊黨，其事猶出于理想，以視東三省廣西之問題，曾不若是亟亟乎，朱明且亡，而東林志禍愈急，其何以異此。[注]《學生界之檀雀歟》，《江蘇》1903年第2期，第140頁。

在留學生筆下，張之洞儼然已經成為“奴隸”、“漢奸”一流人物了：

奴隸者，世界最賤最穢之名詞也，茍非奴隸根性根深蒂固者則必不甘受此惡號而不辭，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魏光燾此四人者，滿洲奴隸之錚錚者也。[注]《滿洲奴隸之末路》，《江蘇》1903年第5期，第126頁

更聲言“驅滿酋必先殺漢奸”，漢奸自然是指張之洞：

殺漢奸必先殺張之洞，庚子之漢變之屠戮，今歲長江之飭拿，湘中之進剿，之洞之殘漢媚胡，可謂不遺余力……蓋之洞者，滿族之功臣，而殺同胞之上手也。吾輩不殺此老賊，終無以寒漢奸界之膽爾。[注]《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漢幟》1907年第1號，見隗瀛濤：《中體西用之夢——張之洞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0頁。

此后，革命黨提及張之洞，除一句輕蔑的“死奴隸”外，再無余語。張之洞死后，其孫在東京留學生會館內舉行追悼會，收到的卻是一份“借公債以彌私虧，人人恨入骨；用舊學而辦新政，事事襲其皮毛”[注]《留學生挽張文襄聯語》，《文藝俱樂部》1912年第1期，第6-7頁。的挽聯。至是，正如李鴻章晚年用歐陽修語自嘲：“半生名節，被后生輩描畫都盡?！盵注]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20頁。同樣，曾經竭力攻擊李鴻章的張之洞，當他處在李鴻章的位置上時，也就正好站在歷史潮流的反動面上，也就面臨跟李鴻章同樣尷尬的局面。無論其舉動如何，其聲名已然成為清王朝覆滅前的陪葬品。而其早年在學生中間所精心營造的“好士”形象，已然徹底破滅。

四、詩人的回歸：絕望之后的希望

張之洞晚年弟子樊增祥曾問張之洞：“平生以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張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說：“仍是詩爾?！盵注]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5頁。此語雖是自嘲，卻也暴露出張之洞晚年厭倦政事、一意文學的心態。及至死前，仍削點《廣雅堂詩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從者只得陳諸靈幾而已”[注]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0頁。。此段故事在當時流傳極廣，多視為張之洞晚年“好名”之談資，而與張之洞素不愜的胡思敬言：“計其在位先后幾五十年，官至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臨死乃欲與文士爭名，其自處蓋可知矣?！盵注]胡思敬：《國聞備乘》，見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返谝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1頁。死前所上遺表中，更將自己擬作蘇軾，識者或謂其欲得“文忠”謚號。其實這又何嘗不是張之洞妄圖向詩人身份的一次回歸呢？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張之洞離開經營近二十年的武昌，入京任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此時留給張之洞的，不是榮耀與勛勞，而是“今日你軋我，明日我軋你”的詭譎朝局，連老謀深算的慈禧也被“鬧昏”。只好令張之洞入京，“極力調和，總使內外臣工，消除意見”[注]《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見孔祥吉：《晚清佚聞叢考：以戊戌維新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74頁。。張之洞干脆也以“調停頭白范純仁”自居，盡力彌補朝局。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兩宮突然去世，朝局為之一變。張之洞也失去了政治上最大的靠山。目光短淺的滿洲親貴缺乏玩弄權力平衡的手腕，急不可耐地開始大肆專權。張之洞雖未步瞿鴻禨、袁世凱之后塵，政治上也很快被架空：“凡朝廷不甚經意視為迂闊可緩之事，悉讓之洞主政?！盵注]胡思敬：《國聞備乘》，見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返谝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頁。而對于像議立海軍之類的軍國重事，則以“關汝何事”的名義被完全踢開。張之洞由此“感憤致疾，遂以不起”[注]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5頁。。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留下一首令后人回味無窮的絕命詩后，張之洞凄涼而逝，天下震動。相較于生前謗語盈車，張之洞的后事卻得到了時人的憐憫與同情。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某月，正在京師大學堂學習的胡先骕與張之洞有過一面之緣。時值月朔，張之洞以“元老之尊”，率領學生一起謁圣?；蛟S是沒有留日學生那般經受革命思潮的洗禮，胡先骕對張之洞極為欽佩，稱其“庚子以后新政，皆為擘化，文章政事，皆能領袖群倫”。并無半點惡語。直至晚年，胡先骕對此情此景仍念念不忘[注]胡宗剛：《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頁。。

作為學衡派骨干成員，胡先骕精通舊學，猶好談詩，對張之洞詩作更是津津樂道，屢有評述[注]見胡先骕：《讀張文襄廣雅堂詩》，見張大為，等編：《胡先骕文存》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181-190頁。?；蛟S是愛屋及烏，胡先骕于張之洞生平政事亦有回護之語，稱維新派與頑固派對張之洞的評價不是“固為可笑”就是“則非平情之論”。翻檢晚清民國詩話，因論詩而回護張之洞的并不在少數[注]如《續四庫全書》稱張之洞詩“實空前絕后，足為晚清之冠”，雖有溢美，卻也粗略表明了張之洞在詩壇中地位。見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5頁。，其中固然有門人弟子吹捧宣揚的原因，卻也顯露出文學家張之洞與政治家張之洞之間的巨大差異。

宣統二年(1910年)一月，時任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的吳祿貞領銜上奏，請求在湖北為張之洞建立專祠，內稱：“惟該大學士揚厲中外，四十余年，自同治七年視學湖北，光緒十五年總督湖廠，先后官鄂二十余年。在官最久，政績最著，所以系人民之去思者亦特深?！盵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56-10658頁。盡管當時四川總督趙爾巽與兩江總督張人駿已經分別領銜上奏，請求于四川、江蘇兩地建立專祠，而湖北地區卻是由吳祿貞這個潛藏的革命分子領銜。更傳言張之洞墓前遺愛碑上所刻捐資者中，居然有黃興與董必武的名字，實在令人浮想聯翩。

吳祿貞毫不避諱與張之洞之間的密切關系：“臣等夙托門墻，克聆緒論，念以養以教育之功，懷樹木樹人之計，凡所盡節于朝廷，多承故相之薰育，眾情懷德，江漢同深?！鼻把曰蛴姓樤~，此處卻是摯語，真心感謝張之洞當初的栽培與回護之恩。只是“凡所盡節于朝廷，多承故相之薰育”一句，與一年后吳祿貞反正之舉，卻偏又成諷刺。

吳祿貞亦感動于張之洞“苦心焦思，為鄂民籌教養之資者，其功德終不可諼也”。張之洞經營湖北二十余年，“視鄂為第二故鄉，視鄂事如家事”[注]張繼煦：《張文襄公治鄂記》，武漢：湖北通志館，1947年，第4頁。，其間或署理兩江，或入京召對，對湖北仍然念念不忘。湖北固然成就了張之洞一世功業，張之洞也給湖北留下了一份豐厚的遺產。這在時人眼里是“好大喜功”的典型，在武漢人眼里，卻是造福一方的壯舉[注]關于武漢人對張之洞的態度，可參看皮麻庥：《張之洞在武漢的民間形象》，見陳鋒、張篤勤主編：《張之洞與武漢早期現代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85-93頁。。正如后世一首竹枝詞云：

后湖堤岸枕江湄，田海滄桑一瞬移。

他日造成新漢口，大家都要感南皮。[注]《后湖堤》，見王保心輯：《漢口竹枝詞》，武漢：益善書局，1933年，第3頁。

“他日造成新漢口”并非空語，正是張之洞所主持修建的張公堤，為漢口徹底解除了水患。1935年，武漢大水，危急時刻，有居民大呼：“快把張文襄的遺像掛上，水就自然退了?！盵注]《鄂人懷念張文襄》，《宇宙》(香港)1935年第3卷第1期，第3-4頁。

五、結語

早年的清流名士，中年的封疆大吏，晚年又試圖重新回歸文壇，張之洞在自己精心構建的各種身份中進退沉浮，最終成為埋葬其聲名的墳墓。當詩人眼中的張之洞與政客眼中的張之洞、鄂人眼中的張之洞與革命者眼中的張之洞都發生了劇烈的分裂時，那么在這些眾多的歷史面相中，究竟哪一個才是張之洞的真實面相？

回首張之洞最后的十年，是中國思想界變革最劇烈的十年，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激進化浪潮，使得張之洞聲名如浪花間的泡沫，旋起旋滅，令人目不暇接。更為吊詭的是，即使已經將張之洞打上保守主義者甚至頑固派的標簽，但每當思想界出現認同危機時，還會有人忍不住把目光重新投向張之洞，前有胡先骕，后有陳寅恪[注]王國維投湖自盡后，陳寅恪為其作《挽王觀堂》，中有句云：“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蓖砟旮苑Q：“思想寓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贝苏Z由素來看不起張之洞的陳寅恪說出，尤為難得。。那么，如何廓清理想與現實的羈絆，重新回到歷史現場來完整認識張之洞，就需要仔細思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