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建設與改造

摘要：近代中國在邁入現代化進程以來，眾多革命者與知識分子基于對鄉土中國的認識和判斷，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并付諸實踐。鄉村建設派試圖通過鄉村教育、衛生、文化與組織改造等重建社會；共產黨人在農村開展土地改革并動員農民進行社會革命。盡管兩者在路徑選擇上存在差異，但都嘗試通過一村一地的實驗和典型示范擴展開去，強調農村社會動員和農民組織化的作用，實際上都服膺于20世紀以來現代國家建設的總體性目標。這對于1949年后我國鄉村建設的實踐產生深遠影響，當下的鄉村在未完結的現代國家建設目標之下，正在政府與社會諸多力量的裹挾中尋求轉型。

關鍵詞：鄉村建設；社會變遷；社會運動；鄉村改造；鄉土中國

中圖分類號：F320.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7）01-0053-07

收稿日期：20160706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5CSH048）

作者簡介：邢宇宙（1984-），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首都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組織社會學。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為主的農耕文明社會，雖然明清之際城市社會已經得到很大發展，但變化不僅發生在內部，更有來自外部的沖擊。尤其是自19世紀以來，新的國際環境不僅給中國帶來了挑戰、刺激和榜樣，同時也帶來了劣勢和屈辱[1]。這種現代化過程，費正清曾用沖擊——回應模式予以解釋，但他也強調決定中國如何回應西方的因素還是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2]203。在被動卷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中國未能快速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陷于民族危難，救亡圖存與強國富民是當時革命者與知識界的共同期許，如毛澤東、梁漱溟、費孝通等人，盡管他們對于當時中國社會現狀和走向有著不同的認識和判斷，但是都將目光投向了農民和農村社會，或走上動員農民與改造鄉村的革命道路，或積極投身鄉村建設運動和鄉村社會研究。

歸結起來，在革命與改良的路徑之下，不同的知識話語和實踐進入鄉村，如中共在革命道路探索中積極動員農民，尋求支持以爭取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鄉村建設運動也風行一時，在若干地方開展了鄉村教育和技術推廣等實驗，寄希望于通過鄉村再造來推動整個國家建設。這個過程依然值得我們今天重溫，一是這些認識和實踐是理解和思考近代以來鄉村社會變遷的重要切入點之一，需要更為準確的定位；二是可為當下國家主導、社會參與的新農村建設提供一些啟示。

一、回到鄉村的革命與社會運動

19世紀下半葉以來英美等列強要求清朝政府開放通商口岸，因此外部沖擊最先發生在沿海沿江地區的城市，而隨著外國資本的進入，對于農村經濟社會的影響在所難免。但經歷了晚清改良之后，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首先在城市興起，最終辛亥革命終結了清王朝的統治，完成了一場政權更替的政治革命。雖然在一些地區發生了激烈的戰斗（尤其是在武漢三鎮），但是1911年的革命出奇的溫和，同時也極不徹底[2]315，表現之一是革命成功后并未能建立起全國統一而穩固的政權，各方勢力圍繞國家政權展開了長時間的爭奪，此時中央政府對于社會的整合和動員能力相對弱小。與此同時，不僅各界在思想和文化層面引發更多討論，社會層面的大眾動員也得以繼續進行，并且迅速從城市擴展到了鄉村。

（一）作為革命的農民運動

城市是權力中心所在，革命首先是以城市為主要陣地的社會動員。19世紀20年代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完成了改組，并與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開展合作。在國民黨主導下，國共兩黨不僅共同在城市里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也領導了農民運動。國民黨內為此專門成立了中央農民部，并通過籌辦刊物、撥付經費等加以保障[3]。1926年5月至1927 年6月，時任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的毛澤東，先后在廣州、武漢主辦了兩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對推動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起了積極作用[4]?？傮w上，革命仍是發動工人作為主要力量，開展工人運動為主要斗爭形式。

此時中共在農村開展的革命動員工作還沒有形成較大規模，但是在整個革命史上卻占據著重要地位。毛澤東1925年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在開篇講到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辯真正的敵友，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他指出，作為半無產階級的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5]46。接下來他在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調查中看到，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于是在4個月中就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實現了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政治經濟軍事上打擊地主、推翻縣政權等14件大事[5]1442。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注意工人運動而忘記農民的兩種傾向而寫，后者則為答復當時黨內外對于革命斗爭的責難而寫[5]312，這兩篇都成為黨歷史上的重要文獻。

中共早期在若干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的實踐，是自身革命道路的一種探索，為后來的武裝斗爭埋下了火種。在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之后，共產黨在城市中的斗爭力量受到極大地打擊，被迫撤退到邊緣地區，而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正是那些“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斗爭[5]49”。隨后國民黨持續的軍事壓力，使得中共領導的革命進入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階段，對外“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對內是“土地問題、政權問題、黨的組織問題”“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建議中央做軍事運動”[5]6379。至此，大致形成了中共農村包圍城市、開展軍事斗爭的革命道路。

作為革命的農民運動，一方面是動員農民參與革命，并在動員過程中逐步組織化；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是實現農民動員和組織起來的重要手段，帶來了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重組。在此之上囿于當時國共雙方的斗爭形勢，中共基于若干鄉村地區的改造與建設，為開展武裝斗爭進而奪取政權的革命目標提供了保障，不可否認這些方面相互關聯和促進，共同推進革命向前發展。

（二）作為社會運動的鄉村建設運動

對于國家與民族前途的思考，不僅有主張革命的行動派，更有許多知識分子的介入，以至于那個時期全國搞鄉村工作、作鄉村建設的人很多，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運動[6]387。具體而言，各界基于不同的思考和認識形成了不同的團體和做法，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流通金融、提倡合作、辦理地方自治與自衛、建立公共衛生保健制度等[7]456473，以此來重振日趨衰落的農村經濟與社會。

如一直在尋找“中國民族之前途”的梁漱溟，早期曾參加憲政運動，在1927年也來到了廣州，雖然此時他已經有了開展鄉村建設的構想，但是并未著手行動，而在廣東農村的長期逗留使他直接看到了共產主義者在動員農民方面取得的成功[8]112113。在梁漱溟的思考中，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傳統倫理在社會、經濟、政治中占據支配性作用，用這八個字說盡了中國舊時的社會結構[6]2532。費正清也指出中國社會十分龐大，無法迅速轉化為西方的組織模式，不具備快速接受西方制度與觀念的種種素質，還受到文化中心主義等儒家國家社會觀念束縛[2]230231。

這些社會文化模式不僅構成了束縛，更在外部沖擊下帶來社會失衡。即這一切在西洋潮流輸入的過程中遭到破壞，個人本位、社會本位和階級對立的社會不成功，陷于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沒有建立其新的秩序，出現了極嚴重的文化失調[6]6169。費孝通進一步強調這種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文化癥結，表現為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國的人民對傳統已失信任，對西洋的新秩序又難于接受，進入歧途[9]，以至于需要重新建立起與技術、文化相匹配的社會結構與組織形態，而不至于出現社會解組或社會崩潰。

梁漱溟正是注意到由于近些年來的鄉村破壞而激起來的救濟鄉村、鄉村自救，再到中國社會積極建設的要求，最后是為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從這四個依次遞進的層次推動形成當時的鄉村建設運動[6]924，其思想和實踐成為了這場社會運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問題化的農村與農民

無論是注意到農民問題及其革命性的革命者，還是開展鄉村建設運動的社會團體，兩者都看到了近代以來鄉村社會的破敗和失調，其中在知識分子主導的鄉村建設實踐及其表述中，把中國鄉村界定為一種有問題的鄉村[10]，革命者也指出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兩者都強調將農民組織起來，進一步教育農民與改造鄉村。

對于革命者而言，在革命道路探索中需要尋找革命力量來源，遂將目光投向了數量眾多的農民，采用階級劃分的方法來分析各階級的革命性。毛澤東認為農民問題主要是貧農和半自耕農的問題，從半自耕農到佃農、完全赤貧的農民，其革命性依次增強。在革命初期，沒有貧農階級，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因為貧農最革命[5]21，通過在農村的動員和階級斗爭來重構基層政權，以此來逐步實現革命建政的目標。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即將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仍在突出強調“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5]1 477，以服務于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總體目標。

盡管梁漱溟也采用階級的概念來分析中西方社會，但與共產黨人采用階級分析分清敵友不同，他對于中國社會的特征有著不同看法，即基于中西社會文化的差異，形成了倫理本位與階級分化社會的不同判斷，進而提出擺脫危機的途徑也不同。梁漱溟也承認，“農民運動為中國今日必定要有的，誰若忽視農民運動，便是不識時務”“中國的農民運動就是我們的鄉村建設運動”，但是區別在于“革命工作中的農民運動，在鄉村社會里首先作一種分化的功夫，使鄉村社會成為分離對抗的形勢，在鄉村社會之內就發生斗爭”[7]250253。

艾愷敏銳地指出了梁漱溟的理論類似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當中有著毛澤東主義的方面和傾向：反都市主義、強調農村的全面發展、縮小城鄉差別、自給自足等等，只是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完全不同，梁漱溟強調鄉村重建的文化改良運動，這與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和政治斗爭相去甚遠[8]139163，而且他認為鄉村工作搞好了，憲政基礎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7]415416。

總之，各方以對于鄉土中國的農民和農村社會的認識和實踐，將問題化的農村和農民作為動員和改造對象，進行鄉村建設抑或是社會革命，最終導向的是改造中國社會與重建新國家的目標。正如杜贊奇所指出的，20世紀初期中國所看到的特點是國家弱、國家主義話語強，此種話語在現代化計劃中并未看到市民社會有何用處[11]，換句話說真正的“社會”是被遮蔽的，在這個意義上兩者之間殊途同歸。

二、從鄉村建設到國家建設的路徑

隨著革命與鄉村建設運動的發展，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與改造實際上是不同政權和力量主導和推進，基于不同思想在各個地域展開的行動。無論是社會革命還是社會運動，以對抗或是合作的形式與國家政權發生關聯，同時指向了現代國家建設的目標。

（一）民國政府主導的鄉村自治實驗

1932年12月，國民黨南京政府召開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通過了“縣政改革”和“地方自治改革”議案，并制定出《各省設立縣政建設實驗區辦法》，規定各省可以自行選定地區進行實驗，并可截留地方收入的50%作為實驗經費。中央政府的專門法規及地方政府的相關實施條例，為地方自治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和依據[12]。其中，中央政府以江蘇江寧和浙江蘭溪為實驗縣進行鄉村自治的實驗。

在地方層面，由于各地政府推行的力度和做法差異很大，其中廣西和山西依靠地方政府領導人的重視，成為村治“模范省”的代表。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本著“保境安民”的基本原則，從1917年站穩腳跟就開始編織其警察化、軍事化的網絡，而“村本政治”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環節[13]。不僅這些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實驗縣”和“模范縣”，在整個國民經濟建設過程中也特別強調模范的作用，如1935年12月4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確定國民經濟建設實施大綱案》中提到：“各地應酌量創立模范農場，應用適當之方法及機械，以提高產率，增加產量”；“以模范農場之優越生產能力，鼓勵農民，使其自動采用新式耕種技術，或組織合作田莊，以謀農業經濟之改善及農業生產之增進……”[14]。為了推進農業生產和行政改革，通過實驗探索、模范示范來進行動員是重要手段之一。

概括而言，由于各省各地推行的政策和實施力度不盡相同，國家權力深入鄉村和改造鄉村也呈現出不同情形，但并未能迅速實現其目標。比如對于華北地區的研究表明，對于國民政府推行的行政改革重組，如果以傳統鄉村治理與新式村鎮建設地方實踐作對比，盡管鄉村在制度層面發生了變化，以及民眾對合法化的理解與表達自身關注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但是并未從根本上改變鄉村社會，到1930年代傳統意義上鄉村精英主宰鄉村的權力關系依然存在[15]。

（二）知識分子主導的鄉村建設實驗

各地知識分子團體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以晏陽初在定縣和梁漱溟在鄒平進行的鄉村建設實驗為重要代表。晏陽初創辦平民教育促進會，主要依靠美國募捐來的經費在實驗區開展識字運動，梁漱溟從參與河南村治學院到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得到山東省政府的支持，以鄒平縣為實驗區，改組了縣政府的機構設置、行政區劃，從推廣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入手，到積極倡導和支持發展合作社，搞團體組織[6]419422，兩人引領了當時的鄉村建設運動。

從路徑來看，鄉村建設派在發展中大多與地方政府建立合作關系，這場運動也希望通過一時一地的實驗探索，推動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建設。晏陽初在1937年指出：鄉村建設所表現的形式是各地實際社會中的實驗工作，希望從一縣、一區甚至一村之中，做出相當具體的事業來，或在實驗的工作中，希望求出解決中國問題的原則來，更進而重新建設社會的機構。既然是實驗階段，也就會有“政府推展的階段”，只是“今日尚未成立，但這個趨勢是可以看出來的……只要研究試驗方面有了具體的辦法，即可以在政治統一的局面下推展出來。鄉建的實驗運動到了這個階段才能完全付諸實施，而見更重大的功用”[16]。

針對有人將農村運動看作是“辦模范村”的說法，晏陽初強調了“農村運動的普遍性和遠大性”，而且期望“今后全國統一的局面已日見鞏固，政治上已漸漸上了軌道，國家的建設正可以在整個具體的計劃之下，計日程功地逐步推進。鄉村建設的大業希望由政府加以提倡和督促，把它放在整個的建設計劃之中，求其貫徹”[17]33，76。梁漱溟也直言：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或可以云一種建國運動[6]20，到了抗戰時期，他更是特別強調“這里劃一區，那里劃一縣的做法，原不過做一點研究和開風氣而已，說不上什么鄉村建設”，而“鄉村建設運動，第一步就在調整社會關系求得國家統一；第二步乃在有目標地推行一大建設計劃”[18]。

盡管這場運動在當時引起了較大反響，但卻并未給整個鄉村社會帶來大的改變。陳序經直言其未超出空談計劃與形式組織的范圍，宣傳工作多于實際工作，略加檢討，難免失望[19]108109。從內部來看，梁漱溟自己總結有兩大難處，第一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6]368。從外部環境來說，各地鄉村建設實驗跟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很大關系，這種努力往往因為政局不穩和戰爭動亂而不得不終止，如梁漱溟在廣東是李濟深倒了，河南是中原大戰爆發，而山東是隨著日軍的入侵不得不終止，晏陽初堅持了10年之久的定縣實驗，也因抗戰爆發被迫轉移。而在有些批評者看來，更重要的是其理論上以農為本的錯誤，即使沒有抗戰的因素，能否維持下去也成問題[19]120121，與此相比，以吳景超和陳序經等為代表則提出了“工業立國”，也是民國時期重要的現代化主張之一，這里不做進一步地討論。

（三）中共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

鄉村建設派在農民動員方面的失敗，與共產黨在農村的社會動員形成了鮮明對照。大革命后毛澤東及共產黨人輾轉到了陜北，繼續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以變革農村土地所有制等生產關系的方式，動員農民參與共產主義革命。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權建設和生產運動，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延安道路[2]203。而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梁漱溟積極為“動員問題獻議當局”，并受邀參與國防參議會。1938年，梁漱溟正是以國防參議員的身份訪問延安，帶著對于中國共產黨是否真的“放棄對內斗爭，是國家較進于統一”的疑惑，最后得出“轉變是真的，但認識沒有變”，對于統一只是“像有希望而已”的結論[18]。盡管梁漱溟與毛澤東圍繞《鄉村建設理論》有若干爭論，但是此行梁漱溟的主要意圖顯然是推動兩大黨團結抗敵、合作建國，更多的是奔走國事。

在隨后國共開展第二次合作、聯合抗日的過程中，因為戰局的原因，鄉村建設運動大都終止了，小部分退守到少數地區繼續維持。而中共以陜甘寧根據地為模式，在各地建立了數個大小不等的根據地政權。由于抗戰需要大量物力、財力和人力的支撐，必須最大限度動員群眾發展生產支援抗戰，比如山西為增強抗戰動力，保障抗日軍民軍需供應，積極發展生產，組建代耕隊、墾荒互助組、生產互助組、紡織合作社等勞動組織，開展勞動競賽，使整個山西抗日根據地區域變成了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的兵站基地[21]。在這之中，晉、冀、豫根據地太行區的遼縣也進行過名為實驗縣的改革，在此主持工作的李雪峰在太行根據地舉辦的第一屆文教群英會上講到：我們建設一個根據地，要有一支強大的軍事武裝，也要有一支組織起來的勞動大軍，還需要有一支文化大軍[22]106，280，在革命根據地建設中，軍事斗爭、工農業生產與文化宣傳三者缺一不可、相互促進，依靠黨在抗戰中對于社會的全面動員，中共及其領導的軍事力量也逐漸壯大起來。

（四）革命與社會運動的道路之爭

革命和社會運動的進展，不僅受制于理論上對于中國社會的認識和判斷，更受到現實中各方力量實力對比和斗爭形勢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以來，兩條道路之間有直接或間接的遭遇，如前述1938年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延安談話中，兩人已經有了“革命還是改良主義”的爭論[23]。

事實上自抗戰結束之后，國內未能實現和平統一，鄉村建設派已經沒有更好的實驗機會。在1948年晏陽初不得不承認：“我們只是學術社會團體，所能為力的乃是鄉村建設的研究實驗。至于較大規模的推廣實施，非賴政治力量不可。而不幸這30年來，國家連年內遭遇內憂外患，政治始終未能踏入正軌”[17]93。而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在解放戰爭中節節勝利，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鄉村改造和社會動員也推展開去，動員更多力量參與和支援解放戰爭，為中共在軍事上取得優勢。盡管此時在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也推行的極為謹慎，即使到了1948年5月，毛澤東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仍指出土改要視條件和情況而定，強調“凡屬封建制度已經根本消滅，貧雇農已經得到大體上相當于平均數的土地，他們同中農所有的土地雖有差別，但是相差不多者，即應認為土地問題已經解決，不要再提土地改革問題。在這類地區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線的工作”[24]。

在通常的討論中，突出強調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觀點的對立，如基于兩者之間文化觀的差異，形成了階級斗爭的革命與改良主義的運動兩條道路，而共產黨抓住了農民關心的土地問題，開展土地革命[25]，在武裝斗爭中成功贏得了多數人的支持，其實梁漱溟早在1927年的廣州已經看到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及其所展現出來的力量，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國，也就為1938年兩人之間的爭論暫時劃上了句號，梁漱溟也由現實發展而在思想認識上發生了進一步轉變，明確看到共產黨這一新政治主體在中國社會是如何強有力存在的，表現出來的整合和組織能力[26]，解決了他眼中“中國政治無辦法——國家權力建立不起”的弱國家問題。盡管如此，但是在具體方略上的爭論并未停止，如195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梁漱溟關于經濟建設的言論就引發了對他的批判[27]。

不過，在革命動員與鄉村建設運動之間，并非兩條道路的絕對對立。梁漱溟早年指出舊社會與西方遭遇后的崩潰，是源于中國文化的失敗，其失敗之處表現為兩點：一是缺乏科學技術；二是缺乏團體組織[6]49。在晚年他也提到：“毛澤東的入手是農村包圍城市，而我要建設新中國，入手也是農村，主要往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兩方面走，一定要散漫的農民組織起來，組織起來才好引用進步的科學技術，事實上大家只能走一條路”[28]。在探索現代化的過程中，或許兩者都觸及到了實現現代化與超越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但是并沒有真正找到更好地實現現代化的模式[29]，以至于1949年后國家建設道路一度在曲折中前行。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一度延續了以階級劃分為手段開展的“繼續革命”，但終究還是沿著“組織起來”“科技下鄉”等方向前進，并有了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的合作化運動，實現從生產組織、政治與社會的全面計劃與控制。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以階級斗爭為主的繼續革命和群眾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快速工業化的強烈需求，梁漱溟所提到的組織和科技問題，也是毛澤東時代農村社會建設與改造的重要部分之一，因此繼續革命與國家現代化目標交織在一起，兩者都強調對于社會大眾的動員。而在這類動員體系中，動員社會資源的主要工具是黨和行政機器[30]，在中國是從革命中鍛造出來的大眾動員型政黨國家[31]，事實上革命動員傳統中承續的遺產對于鄉村社會影響深遠。

三、歷史遺產及其啟示

回顧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建設與改造，無論是革命者還是鄉村建設派都強調對于鄉村的關注，鄉土中國成為認識中國社會的重要坐標。費孝通指出關于鄉土中國的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搞清楚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8]4。民國時期鄉村建設之所以收效甚微，其內外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鄉村不動”的動員失敗之外，還在對于鄉村社會結構及其運行機制認識上的缺陷，比如鄉村循環發展過程中的開放和閉合特征，就是鄉村建設派所未能注意到的[32]。事實上鄉村重建過程中的制度革命與創新，鄉村社會內外關系重建的路徑選擇，都要實現鄉土的創造性轉化[33]，過去數十年來鄉村社會轉型過程中就是在探索這種轉化的路徑和機制。

如果說1949年以來鄉村社會變革，還受到“繼續革命”的羈絆，尤其是高度統一、城鄉分割的計劃體制和管理格局，在帶來工農現代化成就的基礎上，很大程度上扼殺了社會活力。那么1978年開啟的農村改革，不僅再次激活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也重構了鄉村與城市之間的關系。不過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推進，1990年以來出現了農民稅收負擔過重、收入增長緩慢和城鄉差距擴大等現象，“三農”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

與此同時，隨著國外資本大量進入，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形成了兩億多流動人口。一方面，在全球產業鏈格局中崛起的中國制造，一度憑借低工資的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作為世界工廠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隨著對農村勞動力人口的侵蝕，村莊內部經濟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傳統的鄉村共同體邊界還在進一步消弭，加速了村莊人口、經濟、文化等各要素與外部社會之間的流通與互動，使得城鄉和區域差異越來越明顯，表現為部分農村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終結，一部分農村進一步空巢化，呈現出凋敝的狀況，而且一些鄉村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失調加劇，這一狀況未來還將持續存在一段時間。

宏觀上而言，我們仍處在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的雙重目標之下，政府和社會力量都在其中發揮作用。首先現階段以政府主導的新農村建設，在實踐層面還帶有運動式治理的痕跡，主要是基于政府權力的科層式動員，進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特別是2004年至2015年中央連續12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聚焦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在國家層面逐步開啟了中央政府主導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推動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發展。

在此背景下，各地在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等國家治理話語導向下，鄉村在產業轉型、文化復興、組織再造、社區治理乃至生態環境等不同面向進行探索。各地也通過實驗和試點培養、樹立和宣傳典型，供其他地區農村參觀學習。有學者注意到今天以試驗為基礎的政策制定過程，不僅吸收了非共產主義人士開展的社會試驗，也是黨在革命戰爭過程中的經驗總結，是重要的革命傳統[34]。盡管對于這一機制的作用仍存有爭議，但是當前局部地區的改革創新與政策試點，成為啟動全國范圍內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以至于地方試驗已成為理解中國多層次循序漸進改革過程的重要視角[35]。這種地方經驗或政策學習和擴散過程，對于促進地區之間交流互動、縮小差距無疑存在一定的示范作用。

其次市場和社會力量介入鄉村建設和改造，表現為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和以公益目的的社會組織，他們中的大多數又與政府力量相結合。在部門資本和工商資本大量進入鄉村的情況下，已有研究表明，并沒有使“三農”發展步入良性運行軌道[36]。而在一些地方以社會組織推動的鄉村建設開展起來，已有一些典型組織和案例，如溫鐵軍及其領導的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何慧麗等在河南開展的鄉村建設試驗，廖曉義及其地球村在重慶和山東等地開展的樂和家園建設等，溫鐵軍也直言他們與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之間的關聯[37]。當下社會組織參與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和民眾的認可和支持，在一定范圍內產生了影響，但是民間組織參與的力量仍然相對弱小，尤其是村莊內自組織的發育狀況并未有顯著改觀。

總之，從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建設與改造，到1949年之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乃至近年來的美麗鄉村建設，構成了延續一個多世紀的話語和實踐。從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互動的視角來看，鄉村在近百余年來既是各種力量建設和改造的“實驗”場，也是不同力量之間斗爭和博弈的“運動”場；作為建設和改造對象的“舊鄉村”與作為目標的“新農村”，不僅本身就是問題所在，也再生產各種問題。特別是在當前全球化和市場化加速轉型的背景下，資本與人口更加頻繁流動，工業化和城鎮化正在加速重塑鄉村社會的面貌。

與此對應，我國國家治理能力正在不斷增強，公民社會也在經歷曲折發展、逐漸成長壯大的過程[38]，政府、市場與社會力量深入鄉村的過程尚未完結。僅僅以問題為導向，或是尋求總體性解決方案已不可行，回顧歷史為當下帶來兩點啟示：一是不同主體介入過程中，鄉村建設首先是社會建設和賦權（social empowerment），真正激發鄉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而非政府或社會單一主體的社會動員；二是發展路徑上需要超越傳統的現代化思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生態之間實現協調，即尋求一種以農村和農民為本的內源式、多元化的發展道路，這些都值得在實踐中進一步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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