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流動—經濟增長收斂謎題”

侯燕飛+陳仲常

摘要 大規模人口從中西部向東部發達地區流動必將對區域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人口流動是否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增長是發散還是收斂對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人均產出出發，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國際人口遷移模型為理論基礎，用數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攜帶人力資本的人口流動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收斂機制。在穩態鄰域內，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收斂速度加快，同時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收斂速度減慢，最終導致區域經濟相對發散。隨后，本文借鑒DR模型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該模型既能預測內生經濟增長發散性，又可以預測新古典經濟增長收斂性。通過利用2005—2014年中國29個省份面板數據，采用系統GMM方法對區域經濟增長收斂性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結果顯示：①人口流動促進了區域經濟增長；②以2008年為時間節點，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加速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③中國區域經濟具有新古典經濟增長收斂機制和內生經濟增長收斂機制。這意味著理論模型和實證檢驗相矛盾，從而產生“人口流動一經濟增長收斂謎題”?！笆諗恐i題”產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應、追趕效應、人力資本效應、收入轉移效應和干中學效應?！笆諗恐i題”告訴我們，要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從根本上解決區域差距擴大的矛盾，發揮新古典經濟收斂機制和內生經濟收斂機制的作用，就必須提高國民整體人力資本水平、解決好就業市場體制問題和流動人口福利待遇問題。

關鍵詞 人口流動；經濟增長收斂；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模型；DR模型；收斂謎題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6）09-001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9.002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區域之間人口流動規模最龐大的國家。據統計，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僅有657萬人，只占全國總人口的0.66%，那時候人們基本上感覺不到流動人口的存在。隨后我國流動人口開始激增，1987年達到1 810萬人，1990年為213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9%，1995年增加到7 07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86%，2000年達到1.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7.9%，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242萬人，2005年有1.5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提高到11.27%，2010年猛增到2.6億人，占全國人口將近20%，其中省際流動人口有0.85億人。目前流動人口已經隨處可見，幾乎找不到沒有流動人口的地方。大規模人口從中西部向東部發達地區流動必將對區域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也引起了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因此，我們對人口流動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其目的是關注人口流動能否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增長是發散或收斂對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相關理論回顧

根據全國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82年省際6歲以上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5.58年，1987年為7.01年、1990年為7.38年、2000年為8.66年、2005年為8.89年、2010年增加到9.6年，同期全國平均受教育年限，1982年為5.50年、1987年為5.86年、1990年為6.26年、2000年為7.62年、2005年為8.30年、2010年為8.8年。這些統計數據一方面反映了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隨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不斷提高，且高于全國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水平，流動人口并非是“低素質”群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人口更容易流動，結果是有文化的青壯年勞動力流向發達地區，老弱和文化層次低的人口留在落后地區。嚴格意義上講，流動人口可能不能算作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但如果僅是針對流向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他們在技能、素質等方面比留守的農村人口更高，從而拉大了區域之間人力資本的差異。

攜帶著人力資本的人口流動會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怎樣的影響？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區域經濟趨向收斂的核心機制是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資本豐裕程度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具有不同的資本報酬，從而導致不同的資本積累速度。這樣資本相對稀缺的國家或地區就能夠以相對較快的資本積累速度實現經濟趕超。勞動力自動從勞動邊際產出低的地方向邊際產出高的地方流動，區域經濟收斂自動完成，這時人口流動會縮小區域間經濟差距。Shioji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實證檢驗日本1960—1990年39個地區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結果發現勞動力流動對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在很小程度上降低了地區經濟收斂性。因此，勞動力遷移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地區經濟增長收斂性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他將這個理論和實證研究的不一致性稱為“遷移謎題”（Migration Puzzle）。學者們對“遷移謎題”提出了各自的解釋，但沒有達成共識形成一致的結論。在中國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中，多數學者都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區域差距。然而，人口流動與區域差距同時擴大的實際狀況，對這一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F階段，對于中國人口流動與區域經濟增長收斂機制，本文也很難簡單而直觀地判斷，所以這是一個有待檢驗的假說。

Barro and Sala-i-Martin在建立國際人口遷移模型時，曾提出遷移的勞動者只攜帶人力資本而不攜帶物質資本的觀點，將流動人口所攜帶的人力資本也視作物質資本的一部分將其引入到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1944年，奈特集中考察了經濟增長中生產知識的社會存量的增進對克服收益遞減的作用。所以，帶有人力資本正外部性的物質資本就有可能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從而突破了新古典模型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假定，附帶了人力資本的人口流動就很可能不再導向經濟收斂。這一模型將內生經濟增長發散性與新古典經濟增長收斂性融合在一起，構成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拓展了新增長理論。本文研究的第二部分，就是在這一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用數理分析方法從人均產出入手，推演攜帶人力資本的人口流動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收斂模型，最終得到與Barro and Sala-i-Martin相同收斂參數，本文理論創新點體現在這里。第三部分，通過借鑒DR模型，建立動態面板計量模型，實證檢驗區域經濟增長收斂性，實證分析創新點體現在該模型既能預測內生經濟增長發散性，又可以預測新古典經濟增長收斂性。最后，結合模型分析，提出可能的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2數理模型

總之，攜帶人力資本的人口流動加快了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收斂速度，同時降低了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收斂速度。兩者相比，結果區域差距擴大了。為此，本文提出理論假設：在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框架下，將人口流動所攜帶的人力資本也視作物質資本一部分，那么帶有正外部性的物質資本可能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最終導致區域經濟增長相對發散。在下一節中，本文將利用中國29個省份面板數據，借鑒DR計量模型，采用系統GMM方法實證檢驗區域經濟增長的收斂性。

3實證檢驗

3.1實證模型

在區域經濟增長收斂性的實證檢驗中，大多學者都使用Barro and Sala-i-Martin和Mankiw、Romer and Weil（MRW）靜態分析框架。他們在建立Solow新古典增長模型基礎上，通過控制模型中的一些參數，檢驗經濟增長率與初始經濟水平是否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在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中，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收斂條件不再滿足。為此，人們開始探索新的實證檢驗模型，使之既能預測內生經濟增長發散性，又可以預測新古典增長收斂性。Dowrick and Rogers（以后簡稱DR模型）研究為本文實證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借鑒。本文設定動態面板數據計量模型如下：

表1描述了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主要變量的統計特征，從中可以看出，中西部與東部地區之間即存在區域差距又存在追趕效應。

（1）從樣本的均值來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在初始實際經濟增長水平、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就業結構與投資環境方面差距較為明顯，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西部地區最低，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東部地區實際經濟增長率、實際物質資本增長率與政府支出的均值最小，分別為10.92、6.56和14.83，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1.36、7.31和20.29，西部地區的均值最大分別為11.83、8.13和27.67，表明中西部地區存在追趕效應，可能預示著區域經濟差距逐漸收斂。東部地區人口流動率均值為15.03且為正，說明以人口流人為主，中西部地區分別為-6.39和-4.04且均為負，說明以人口流出為主。

（2）從最大值與最小值的變化來看，初始實際經濟增長水平、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就業結構與投資環境最大值均出現在東部地區，最小值均在中西部地區。實際經濟增長率、實際物質資本增長率與政府支出的最大值都出現在西部地區，除實際經濟增長率最小值出現在中部地區，其余均在東部地區。

（3）從方差的大小來看，與東中西部地區比較，全國初始實際經濟增長水平方差最大，說明波動最大。全國和各地區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投資環境波動較為均衡，實際物質資本增長率、人口流動率、政府支出以及就業結構波動要大些。中部地區各變量方差最小，表明其內部各省之間的差距較小。

3.3實證結果

實證模型（14）中出現了被解釋變量滯后項，滯后項會與其個體效應相關，造成內生性問題，這使得OLS估計量有偏和不一致。因此本文使用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方法減弱內生性以便得到一致的估計量。經過反復嘗試和剔除實證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首先將所有的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和虛擬變量都納入到模型中，然后以估計值顯著性檢驗為依據，將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變量逐步刪除，得到3個估計模型。在表2中，3個估計模型都是采用系統GMM估計方法。對比發現，二階序列相關檢驗值均大于5%，說明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工具變量檢驗值大于10%，說明工具變量有效，各變量系數的正負號和數值的大小均比較接近，說明模型穩健性較高，估計結果可靠。

在控制變量中，三個模型就業結構對經濟增長都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這一點與經濟學解釋不相符。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升，說明產業結構越合理，生產效率相應更高，對經濟增長有著正向的促進作用。而在我國，由于受到就業體制的束縛，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在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升級的過程中，沒有兼顧到服務業就業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吸納就業的潛力并未得到充分發揮，表現出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非一致性，所以反映經濟增長的指標為負。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政府支出比重越高，說明政府過度參與經濟領域會導致資源配置扭曲，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人力資本投資、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都對我國的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許多研究也都證實了這一點。

區域和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Dwest_it·D2008），其估計系數顯著大于零，說明在西部大開發這段時間內，雖然受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大量外出務工的流動人口返鄉，西部大開發政策還是加速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區域差距的擴大，在促使區域經濟收斂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解釋變量中，被解釋變量實際經濟增長率滯后一期前面的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存在著明顯的滯后效應。在本模型中，暗含一個假設條件是人口不完全自由流動，當區域之間存在差距時，會產生一定規模人口流動的情況，當期人口流動不可能消除區域差距。但是人口流動提高了人力資源配置效率，對我國整體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從三個模型人口流動率系數都很低可以看出，僅僅依靠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還不足以平擬區域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初始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前面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我國區域經濟增長存在著內生經濟增長收斂機制。實際物質資本存量增長率的系數均小于1，且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我國區域經濟增長還存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收斂機制。這意味著理論模型和實證檢驗相矛盾，從而產生“人口流動一經濟增長收斂謎題”。產生“收斂謎題”讓我們感到意外，可能的原因除西部大開發政策效應外，如果將表1與中國人口流動這一特殊背景結合起來考察或許不難理解。

（1）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的勞動力多是來自農村的初級勞動力，他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一般低于當地居民，所從事的工作也以體力勞動居多。對于東部地區來說，外來農村勞動力所附帶的人力資本可能還不足以產生報酬遞增的正外部性效應。影響區域經濟增長條件收斂的一個前提條件是人口流動無障礙。在模型中，本文沒有引入制度變量，這可能是產生“收斂迷題”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統計數據很難獲取流動人口攜帶的人力資本，通過實證檢驗識別這種正外部性效應有難度，這對收斂參數的考察受到局限。加之2005年以前關于人口流動的省級面板數據缺失，無法對之前的模型檢驗作對比分析。這個命題在僅考察2005—2014年這一段時間和一般的經濟影響因素時，結論變得有爭議。

（2）追趕效應。在表1中，盡管在初始實際經濟增長水平、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就業結構和投資環境等幾個變量中，中西部與東部地區的均值差距很大，但實際經濟增長率、實際物質資本增長率與政府支出幾個變量西部地區的均值最大，東部地區最小，表明中西部地區存在追趕效應，區域經濟差距可能逐漸收斂。

（3）人力資本效應。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部地區每年新形成的人力資本有大部分流向東部發達地區。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計劃、選調生”等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使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選擇留在了中西部地區就業，一些市、縣乃至鄉、鎮、村有了大學畢業生的身影。中西部地區開始加快人力資本積累步伐，隨著人力資本回流進一步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

（4）收入轉移效應。在人口流動過程中部分勞動收入可能轉移到人口流出地，有利促進了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區域差距擴大的趨勢。

（5）“干中學”效應。通過人口流動可能形成了對東部發達地區“干中學”效應，有利促進了知識、技術和觀念在中西部地區傳播與擴散，有利促進了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提高。尤其是人力資本較高的農村勞動力返鄉之后，他們的人力資本給當地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新活力和新動力，有利促進了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

4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收斂謎題”告訴我們，理論模型表明攜帶人力資本的人口流動，促進了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收斂速度，同時降低了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收斂速度，導致區域差距擴大，然而實證結果卻表明，區域經濟同時存在新古典收斂機制和內生經濟增長收斂機制。

上述結論意義在于，如果沒有國民教育整體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動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就不能有效地縮小區域差距，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區域差距擴大矛盾。資本、技術和FDI往往傾向于流向人力資源豐富、人口素質較高、法制環境良好和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地方。人力資本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積累，再多的投資恐怕也是徒勞的。在改革開放之前“三線建設”時期，通過傾斜性投資政策，中西部地區得到了大量投資，卻沒有縮小區域差距。然而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吸引一大批高層次人才參與建設，有力地促進了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所以，只有當欠發達地區人力資本存量突破一定的臨界水平時，人力資本報酬遞增的特性才有可能發揮作用，經濟也才有可能走向具有高增長率的“高水平穩態”發展道路。由于攜帶人力資本的人口流出給欠發達地區造成人力資本損失，要改變這一現狀，人為限制人口流動（如戶籍制度）縮小區域差距顯然不可取。要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從根本上解決區域差距擴大的矛盾所蘊含的政策含義包括：①以往認為區域間經濟差距主要是物質資本投資差異較大，近年來，中西部地區物質資本投資增長很快并不低于東部地區，所以，區域間經濟差距主要還是在人力資本水平顯著偏低上。國家在繼續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戰略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同時，改變單純追求物質資本投資的局面，而應是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投資相匹配的戰略；②提高國民整體人力資本水平。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與其就業和收入直接相關，所以，政府、社會、企業和個人要繼續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投入，包括職業教育，做好職業技能培訓、開發和利用，如汽車維修工、數控機床、電子技術等高技工人才的培訓。特別是對初中畢業后進入就業市場的青年一代流動人口，通過設置“技能門檻”，如職業教育程度或工作技能等方式，強化對他們專業技能的培訓，只有當他們的人力資本水平跨過一定的門檻時，才能夠凸顯其競爭優勢，從而彰顯知識富民的力度；③政府財政支出要從經濟領域轉到公共服務領域，解決好就業市場體制問題促進人口雙向有序流動，如培訓制度、用工保護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工資制度等，此外，還要提高流動人口福利待遇問題如提供住宿、子女入學和法律援助等便利。為發揮新古典經濟收斂機制和內生經濟收斂機制的作用努力創造有利環境。

總之，本文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和方法，隨著今后統計數據的完善，可能的“謎題”還有待進一步驗證。

（編輯：田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