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24屆參議院選舉及其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胡令遠+寇建橋

摘要：日本第24屆參議院選舉被稱之為“戰后日本政治史的轉折點”、“歷史性突破”等，意指通過這次選舉，所謂“修憲勢力”在參議院已經達到法定修憲門檻的“三分之二”。加上由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在眾議院議席已經超過“三分之二”，所以“修憲”已經“成為現實可能”。但實際上，“三分之二”在當下日本政壇所具有的真實內涵是復雜的?！鞍脖督洕鷮W”雖然是這次自民黨勝選的重要依托之一，但與其說已經被選民普遍認可，不如說是對安倍政權的“緩期執行，以觀后效”。此外，本次選舉進一步印證了日本政治生態的發展趨勢，即總體右傾化使自民黨重獲“一黨優位”地位，以及在自民黨內形成“安倍一強”的狀況。通過本次選舉，執政基礎進一步得到鞏固的安倍政權，其對華外交必將更加強硬，也意味著中日關系將有新的變數和面臨新的嚴重挑戰。

關鍵詞：日本政治生態 安倍經濟學 日本修憲 中日關系

日本第24屆參議院選舉于2016年7月10日落下帷幕，這次的選舉結果對日本國內政治生態以及日本的對外關系特別是中日關系，將產生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因此，對其做一基本評估是十分必要的。

一、“三分之二”門檻與修憲新動向

日本各大媒體在第一時間報道選舉結果時，均冠以“修憲勢力”在參議院已達到“三分之二”的醒目大標題，并凸顯這是“歷史性”的突破?！叭种弊鳛闃酥拘缘臄抵?，成為這次參議院選舉最引人注目的焦點。

根據日本法律，眾參兩院即日本國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贊成修改憲法的話，則可以正式啟動修憲程序，即可以將在國會獲得通過的修憲“原案”，提交國民投票。如果半數以上國民贊成，則修憲成功。日本執政聯盟自民黨和公明黨在眾議院已經占據三分之二以上議席，所以這次參議院選舉如果“修憲勢力”達到三分之二，那么就意味著已經跨越法定修憲門檻，使修憲具有了“現實意味”

實際上，日本各大媒體標榜的所謂“三分之二”只是一種表象，其真實的蘊含需要通過具體分析才能明了。

首先，針對選舉后安倍強調“以自民黨草案為基礎構建三分之二”的修憲表態，作為執政聯盟的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則明確表示：“‘三分之二這一數字沒有意義”；“憲法如何修改？在國會并未深入討論，還是從零出發為宜”。被視為“修憲勢力”的“大阪維新會”黨首松本一郎也表明：“自民黨草案過分了，反對！”。東京大學教授田中明彥指出：“安倍政權容許行使集體自衛權，是有某種程度的限制的。安倍自己也說過：‘這之上做不到。如果修改第9條中的第2項的話，等于全部容忍行使集體自衛權，這在政治上是非常困難的?！睂τ谛薷淖鳛楹推綉椃ê诵膬热莸牡?條，連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在選舉后也坦承：目前“修改第9條的可能性為零”。公明黨在眾議院有35個議席，這次參議院選舉后該黨在參議院有25席。在數量方面，雖然其與在野的第二大政黨民進黨的國會議席數（眾議院97席，參議院49席）有不小差距，但其在日本政壇作為第三大政黨，即處于自民黨和民進黨之間，實際上發揮著“四兩撥千斤”的特殊作用。譬如在修憲問題上，如果自民黨得不到公明黨的支持，在目前日本的政治生態下，可以說是難以做到的。前述山口那津男所表示的“三分之二沒有意義”，說明公明黨不可能支持自民黨所擬定的包括刪除憲法第9條、把自衛隊變為國防軍等內容的“憲法修正原案”，也即明確表達了對媒體把公明黨籠統地納入所謂“修憲勢力”的不滿。

媒體之所以把公明黨視為“修憲勢力”，是因為公明黨贊成對現行憲法進行修改，實際上主要是所謂“加憲”，也即在現行憲法中增加“環境權”、“隱私權”等當代意義上的國民權利。而在關涉修改憲法第9條這一核心問題上，雖然是執政盟友，但其與自民黨是有原則分歧的。以“和平”和“中道政治”為立黨根本理念，重視與中國、韓國關系的公明黨，去年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及相關安保法案問題上，對自民黨進行了一定妥協，這在黨內、社會支持團體等方面引發了很大的混亂。如果在憲法第9條問題上守不住底線的的話，將對該黨產生根本性的沖擊。因此，除非發生極端情況，公明黨不可能支持自民黨安倍政權修改憲法第9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山口代表才明確表示“三分之二”這一數值毫無意義。

實際上，在“三分之二”即修憲門檻問題上需要特別注意的，應該是民進黨由這次參議院選舉所引發的變化動向。作為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打出的口號是：“阻止‘三分之二”——也即阻止自民黨安倍政權企圖修改和平憲法的企圖。但由于自民黨在選舉策略上避免修憲問題成為選舉的論爭焦點，而主打經濟牌，所以民進黨的選舉口號成為“無的之矢”，因而效果不彰；同時在經濟方面也沒能拿出可以令國民信服的替代安倍經濟學的方案，所以最終導致喪失兩位數以上議席的結果，即由選舉前的63席，減少為現在的49席。

民進黨在這次參議院選舉中的另一重大舉措，是與日本共產黨、生活黨、社民黨聯合作戰，共同推舉候選人，因而在比例選區取得了不俗的戰果。但從總體看選戰失利已是不爭的事實。雖然表示為此承擔責任的民進黨黨首岡田克也沒有馬上引咎辭職，但他已表示在9月份任期到后不再謀求連任，也就意味著這次選舉導致民進黨內的權力再分配，并會影響到民進黨的內外政策。民進黨內的保守派如前黨首前原誠司、細野豪志等，將選戰失利歸咎于岡田與日本共產黨聯手等原因?，F在，蓮舫當選為新黨首，說明岡田路線在參議院選舉后基本得到認可和繼承，但仍存在很大的風險和不穩定性。今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如果不能滿足前原等黨內保守派的政治訴求的話，則難以保證民進黨不陷于分裂。如果民進黨內贊成修改和平憲法的保守勢力得勢或分裂出來的話，那么，即便公明黨不贊成修改和平憲法，但“修憲勢力”依然可能達到“三分之二”這一指標性數值，這是特別需要關注的。

當然，自民黨內也有不贊成修改和平憲法的國會議員。所以，安倍在選舉后表示，要運用“政治技術”使修憲成功。其所謂“政治技術”，即包括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民進黨，以便與該黨保守派聯手保證議席數；同時，也盡可能爭取公明黨有條件地贊成其修改和平憲法；此外，還要想方設法拉攏大阪維新會等所謂“第三極”力量、以及無黨派的修憲勢力；同時利用自民黨總裁的權力，最大限度地通過威逼利誘等手段，使自民黨內不贊成修憲的國會議員就范。

可以說，今后在日本政壇的保守勢力、中間勢力、護憲進步勢力之間，圍繞“三分之二”這個門檻的博弈力度將大大增強，這是本次參議院選舉留下的重大政治遺產。

實際上，“三分之二”雖然是一重要門檻，但最終決定修憲結果的，則是過半數即二分之一以上國民投票。而根據這次參議院選舉時日本共同社的民意調查，贊成修改憲法的僅占39.8%，而反對者則占50%，另有10.2%無回答。其實，對修改憲法，日本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訴求。如前述公明黨提出的增加“環境權”、“隱私權”這些頗具“現代性”的內涵；大阪維新會則提議將“教育無償化”、“國家統治機構改革”等作為修憲基本內容；民進黨也并非認為現行憲法的修改是絕對禁區。問題的關鍵在于，自民黨2012年制定的憲法修改原案中，要修改憲法第9條，設立國防軍，也即改變戰后和平憲法的性質，而安倍將此視作修憲的核心。

但安倍從自己的政治實踐中，也深感修改和平憲法不得人心，至少現階段并沒有得到多數國民的認可。譬如他第一次登上首相寶座的2006年，便急不可耐、不遺余力地推動修憲，使關涉修憲的國民投票法案在國會通過。但當他在這條危險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時，結果輸掉了2007年的參議院選舉。在121個改選議席中，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僅獲37議席，而民主黨獲得60議席，致使自民黨1955年建黨以來第一次喪失參議院第一大黨地位。因此，2012年重新登臺之后，安倍汲取過去的慘痛教訓，包括2012年使其得以“梅開二度”的眾議院大選、2013年的參議院選舉、2014年的眾議院大選，以及本次參議院選舉，安倍不僅都未把修憲作為選舉的主要訴求，而且還刻意回避。因此還被岡田克也揶揄為在憲法問題上不敢堂堂正正地應戰，而采取不光彩的掛“免戰牌”的遁逃手法。

對安倍獲得上述選戰四連勝采取的手法，《朝日新聞》總編輯中村史郎深刻指出：“安倍每次都打出經濟牌，而刻意回避使修憲問題成為選戰政爭的焦點，但得逞以后則馬上去力推如‘解禁集體自衛權——解釋修憲，以及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之類配套法制等。也即，他在選舉時對國民是刻意回避的，在選后卻又竭盡全力去推行。這種言行的分裂和乖離，不是負責任的政治家所為，而是一種典型的政客行徑?！睂嶋H上，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安倍的“無奈之舉”，即他深知修改和平憲法是不得人心的，但他又亟盼實現他的夙愿，所以也只能出此下策。

此次參議院選舉結束后，安倍依然是老套路，即首先在第一時間指示負責經濟的大臣石原伸晃及時拿出所謂新的經濟對策方案，意在彰示他將繼續推進“安倍經濟學”的決心。而對修憲問題，反而表示修憲不是政府能管的事情，應該在國會的憲法審查委員會展開議論；但他同時又強調，作為自民黨總裁，按照黨的綱領，他有責任和義務以自民黨憲法修正方案為基礎，積極推動修憲。

安倍的基本考量是，以刪除憲法第9條為宗旨的愿望在目前依然難以實現，即便在眾參兩院獲得三分之二支持。如果在國民投票時被否決，以后再想實現修改憲法第9條的夢想，將更加困難。與其如此，不如先將目前“緊急事態條款”作為自民黨修憲的主要內容。所謂“緊急事態條款”，是指在遭遇重大災難時，政府有權實行特別行政措施；或者在這種非常情況下，延長國會議員任期等。也即以有條件支持其他政黨如公明黨、大阪維新會提出的修憲或“加憲”訴求為前提，連帶提出自民黨的“緊急事態條款”，對現行憲法進行修改。因為不涉憲法第9條等敏感問題，因此推測包括在國會和國民投票時較易通過。這樣，才能確保戰后第一次“修憲”獲得成功。而一旦成功，那就意味著戰后憲法也是可以撼動的。有了成功的第一次，以后修憲則應該相對方便?？梢哉f，對這一包含著自欺欺人意味的如意算盤，本次參議院選舉確實為它的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但這對于修改憲法第9條真能打開方便之門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關于安倍希望任期內實現修憲的問題也與這次參議院選舉有密切關聯。根據自民黨黨章，安倍的自民黨總裁任期到2018年9月結束，也即還剩兩年時間。按照現狀以及法律程序等一般估量，在此期間修改和平憲法顯然沒有可能性，因此，安倍謀求改變自民黨黨章關于總裁任期的規定。這次參議院選舉后他利用內閣及黨內領導層人事調整之機，首先啟用二階俊博為自民黨干事長。此舉雖然也出于多種考量，但二階明確表示支持改變黨章以使安倍得以延長任期，應是其獲啟用最重要的因素。因該說，這次參議院選舉使安倍在黨內地位進一步穩固，增加了他爭取延長任期的可能性。同時，正如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著名政治學家御廚貴所指出的：“一般首相在做了三年之后，其接班人應該已經浮出水面。但與安倍謀求延長總裁任期相表里，他一方面竭力打壓黨內有意問鼎首相寶座的有力競爭對手石破茂，同時對期待‘禪讓首相位置的外務大臣岸田文雄暗中制約之外，又有意無意地培養防衛大臣稻田朋美，來作為牽制岸田文雄的一張牌。安倍所要的效果，是‘安倍之后還是安倍”。

二、參議院選舉后“安倍經濟學”走勢

如前所述，安倍在2012年眾議院大選時，接受其第一任期時由于熱衷于修憲、并在經濟上毫無建樹而慘然下臺的慘痛教訓，在做好研習揣摩功夫之后，打出“安倍經濟學”大纛，使在泡沫經濟崩潰后經濟一蹶不振，以致有“失去十年”乃至“失去二十年”嘆謂的日本似乎看到了希望。同時，此前執政的菅直人民主黨政權由于對“3.11大震災”處理不力，招致民怨沸騰；野田佳彥內閣硬闖消費稅增稅禁區大失民心等，使安倍贏得了大選，重執日本權柄。

上臺伊始，安倍即祭出所謂“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其后利用其中的金融量化寬松、大膽的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在次年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勝。安倍繼而推出所謂“安倍經濟學”的“新三支箭”，具體是指：一、202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增長至600萬億日元；二、平均生育率達到1.8；三、杜絕因家庭護理而放棄工作的現象發生等。無論是去年的眾議院選舉，還是本次參議院選舉，安倍都大力宣揚、強調“安倍經濟學”的成效，同時不斷提出新目標，“安倍經濟學”成為他連續贏得四次國政選舉的一塊招牌。

關于“安倍經濟學”與包括本次參議院選舉在內的國政選舉四連勝之間的真實關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御廚貴指出，其要訣在于安倍不斷地給國民一種一直在盡力推動，而且有連續性新舉措的“動感”，這種做法，掩蓋了其效果的不彰和嚴重缺陷。一方面，“安倍經濟學”踐踏經濟原理，以鄰為壑，同時還用行政權力操縱相對獨立的日本銀行（央行）等，理所當然受到詬病。但另一方面，作為其短期效應的日元走低與股價走高，確實也給一直低迷徘徊的日本經濟帶來一定利好。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所謂“安倍經濟學”中關鍵的一支箭，即“增長戰略”，截至目前為止，卻一直乏善可陳。正如日本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湯元健治所指出的，雖然“安倍經濟學”在帶來日元貶值、股價走高等方面發揮了作用，但其短期效應已經漸呈強弩之末的疲態。而且，受益者也限于一些出口型大企業。而面向日本國內市場的企業、以及多數中小企業，因為日元大幅度貶值帶來進口成本劇增，反而使這些企業的效益遭到很大沖擊。其執政的三年間，“實際經濟增長率平均不過0.6%，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率在最近的四個月連續成負數，隨著企業收益的增加和工資上漲而帶來個人消費的提高——這樣的良性循環并沒有實現”。

與上述狀況相表里，日本經濟病入膏肓的頑癥之一即“通縮”問題，盡管安倍一直誓言要通過“安倍經濟學”予以解決，并設置了2%的具體目標，但直到目前，并未兌現。也即從總體和根本上來說，“安倍經濟學”并未真正奏效。那么，為什么安倍卻能夠以此為標榜，并取得包括本次參議院選舉的勝利？除了前述它的短期效應、它給予國民以“動感”——也即不斷刺激國民的希望神經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不斷勝選致使安倍執政基盤得以穩固，逐漸形成日本政壇“安倍一強”的局面。他不斷通過選舉后的內閣一次次改造，強化和優化了其經濟戰略團隊。如他的政治盟友麻生太郎可以長期占據副首相兼財政大臣位置，與石原伸晃、甘利明等經濟擔當大臣一起，制定并貫徹執行“安倍經濟學”路線的經濟戰略、政策。這種狀況既有助于形成“安倍經濟學”不斷有“新箭”即新舉措出臺的局面，同時還能保持基本經濟戰略的連續性。也就是說，政權的穩固和不斷強化與經濟戰略起到了相輔相成的作用。這與冷戰后日本政壇十年十相，走馬燈一樣的首相更迭，因而難以制定和實施長期經濟戰略，形成了鮮明對照。

但安倍執政畢竟已經三年半，如前所述，“安倍經濟學”由于沒有真正解決日本經濟的“通縮”問題，日本經濟的前景也未發生由長期暗淡而轉向光明的清晰圖景，所以，在日本國內對“安倍經濟學”能否引領日本經濟走出困境的疑慮，實際上在不斷加深?！蹲x賣新聞》政治部長前木理一郎把這次參議院選舉安倍勝選稱之為“靜默的勝利”。意思是這次的選舉結果并沒有在國民中引起對勝選者強烈的期待感，不過是走程序的“應景而已”。

此外，國民對此前民主黨執政三年的糟糕狀況記憶猶新，現在民主黨雖然更名為民進黨，并對“安倍經濟學”的缺陷及負面效果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民進黨拿不出更具說服力、切實可行的替代方案。致使國民雖然對“安倍經濟學”疑慮很深，但無奈沒有其他選項。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次的參議院選舉對“安倍經濟學”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即便是連續舉行的第四次國政選舉，國民對安倍信誓旦旦的經濟效果承諾，給予了信任性回應——也即一次次給予其實現經濟目標的執政機會，但如果再拿不出重大的經濟成果清單的話，不僅國民，連自民黨內的政治對手也很難再容忍下去。原地方創生大臣石破茂在這次選舉后主動選擇不再入閣，表明其已正式著手準備“搶班奪權”。

綜合以上種種，有日本媒體把這次參議院選舉稱為是對“安倍經濟學”和安倍政權的一次審判。判決的結果則是：“緩期執行，以觀后效！”應該說是非常貼切和形象的。

對參議院選舉后“安倍經濟學”的走勢，安倍選后第一時間就表示，將繼續加大推行“安倍經濟學”的力度。具體政策是以所謂“四根支柱”為抓手：1、與“一億總活躍社會”相關聯設施（如保育、介護設施）的擴充，無養老金者的扶助對策等；2、21世紀型的基礎設施整備，即所謂“面向未來的投資”，包括大型游船港口建設、農產品出口關聯設施的擴建、磁懸浮中央新干線計劃的提前進行等；3、對中小企業以及在海外展開業務的企業給予投融資方面的支援；4、熊本、東日本大震災的復興等。計劃貌似宏偉且對策具體，但無奈財源匱乏，前景難料。

日本經濟增長乏力，制約經濟發展的重大結構性矛盾包括通縮問題，“安倍經濟學”迄今并都能予以解決。雖然安倍不斷祭出各種“箭”或“柱”，在“動感”中顯示其將有所作為，但并未從根本上使日本經濟擺脫困境。而這次參議院選舉，意味著屬于“安倍經濟學”的時間不多了，“劇場型”的經濟舉措似已到了要謝幕的節點。

三、參議院選舉對日本政治生態的影響

戰后經過一番演變整合，日本政壇于1955年形成了以保守政黨自民黨與革新政黨社會黨相拮抗的局面，因之被稱之為“1955年體制”。其主要內涵為，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以該黨所占國會議席的三分之二弱主導政局，在野的以社會黨為主的革新勢力以占據眾參兩院議席的三分之一強，對自民黨進行牽制，特別是在修憲問題上。這種所謂保革之間的對立博弈，逐漸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并保持了38年之久。這一在所謂西式民主制度下十分罕見的超穩定政治生態，為戰后日本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隨著冷戰的結束，“1955年體制”也于1993年壽終正寢。在當年7月舉行的大選中，自民黨被拉下執政黨寶座，由經過重新分化組合的在野八黨派組成了細川護熙聯合政權，日本的政治生態形成了新的格局。其后，在進一步向后冷戰體制轉化的過程中，伴隨著泡沫經濟崩潰后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的狀態，日本政壇呈現出一片混亂局面：首相像走馬燈一般輪換，政黨的分化重組令人眼花繚亂，政治生態呈不穩定狀態。其中以革新政黨著稱的社會黨，其理念與政策的變化是顛覆性的。正如日本著名政治學者蒲島郁夫所指出的：“最近的政局不斷有驚人之舉，以前是仇敵關系的自民黨和社會黨聯手……成立了聯合政權……在取得政權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就在自衛隊符合憲法、堅持日美安保體制、發展核電站、容忍君之代、日之丸國旗國歌等方面，大膽地轉換了社會黨的基本政策?！?

以1996年自民黨總裁橋本龍太郎出任首相為標志，自民黨重新奪回政權。但與冷戰時期相比，由于日本的政治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后“1955年體制”下自民黨的“一黨優位”雖然還能勉強維持，但實際上已經“獨木難支”。也即自民黨必須與其他政黨一起組成所謂的“聯合政權”才能進行政權運營。這是因為該黨在眾參兩院所獲議席數，已經難以達到單獨執政的基本要求。也即其后，日本政治開始進入了所謂“1996年體制”。而且，在“1996年體制”下，還經常出現所謂“扭曲國會”的情形。即在眾議院，自民黨或其執政聯盟的議席雖然超過半數，但在參議院，卻往往是少數派，致使政權運營舉步維艱。

促使“1955年體制”向“1996年體制”轉變的原因是復雜和多方面的?！?955年體制”首先是冷戰時代的政治遺產，其次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這種體制是自民黨“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通過政治手段把經濟發展的成果分配給那些在經濟發展中處于劣勢的社會集團，并由此謀求政治穩定的一種體制”。雖然通過政治性的收入分配達到“平等的增長”并非自民黨本來的政策理念，但隨著冷戰的終結，以及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自民黨失去了長期執政的政治、經濟基礎。于是日本政壇群雄并起，即便自民黨于1996年很快重掌政權，但戰后持續近40年的“一黨優位”卻受到嚴重削弱。長期的“聯合政權”，表明日本政壇已從“兩極”走向“多元”。

這種狀況直至2009年民主黨取代自民黨執政而驟變，同時使日本國民對美國式兩大政黨模式充滿瞳憬?？傮w上說，日本國民一方面對自民黨長期執政帶來的弊端希望通過政權更迭加以糾正，但同時，又對在野黨的執政能力持懷疑態度。自民黨長期執政帶來的后果之一，即在野黨的弱化，以及在野黨即便獲得政權，也因執政經驗不足等容易成為短命政權。如保革對立時代的社會黨被稱為“萬年在野黨”，1993年八黨派擁立的細川護熙內閣執政不足一年即下臺；1994年新生黨羽田孜內閣成立僅兩月即倒臺，接任的村山內閣是社會黨、自民黨與先驅新黨組成的“聯合政權”，勉強維持一年半，最終也不得不讓位給自民黨黨首橋本龍太郎。民主黨執政雖然長達三年，但也是“一年一相”。雖然這與自民黨政權的安倍—福田—麻生的執政期別無二致，但民主黨政權在增加消費稅、“3.11大震災”應對、駐沖繩美軍基地搬遷、所謂釣魚島國有化等內政外交問題上所暴露出的稚拙，不是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執政團隊之所為。

以2012年安倍晉三重新執政，并連續四次獲得國政選舉勝利為標志，日本政治生態呈現出新的狀況?！?955年體制”下，執政的自民黨與在野的社會黨等勢力在力量對比上為“伯仲之間”，因而在一些重大國政方面，如自民黨修改和平憲法的夙愿能夠被有效遏制。但現在的日本政壇，自民黨與其它政黨間“一強多弱”趨勢在不斷強化，以民進黨為首的在野黨對安倍政權的制約作用已大大削弱，前景堪憂。同時，與社會黨的政黨定位不同，民進黨也被視為“保守政黨”。從根本上說，其主要政治理念和政策訴求與自民黨其實差異不大—_這一方面限制了其對安倍政權制約的向度，同時也決定了其制衡作用的量度?！?996年體制”與“1955年體制”的最大不同，是自民黨由單獨執政而不得不與其它政黨組建“聯合政權”，意味著其不但受到在野黨制約，同時也受到“執政聯盟”的制約，也即“雙重制約”，這對防止其獨裁和暴走，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目前“聯合政權”中的公明黨對安倍政權的牽制作用呈弱化態勢，這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上可得到印證。

在日本政治制度的設計及實踐中，參議院選舉雖然并不直接決定政權交替，但它卻具有政治“平衡調節器”的功能——日本政黨政治中的“鐘擺功能”主要是由它實現的。一般來說，參議院選舉會對此前的眾議院選舉進行“修正”——即對通過大選上臺的執政黨進行“警示”，也就意味著贏得上次大選的執政黨在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中勝選并非易事，這也就是所謂的“鐘擺功能”。但安倍第二次執政后，通過2013年的參議院選舉，特別是本次的參議院選舉，使自民黨在參議院的議席漸次達到單獨過半數。這就意味著對于在眾議院執政聯盟已超過三分之二議席的安倍政權來說，這兩次的參議院選舉不但沒有能發揮進行制約的“鐘擺功能”，反而使安倍更加有恃無恐。

上述情況說明，本次參議院選舉后與日本政壇“一強多弱”相映襯的自民黨“一黨優位”的傳統得到強化，加之隨著自民黨內作為“調節器”的“派閥政治”功能的弱化，形成了黨內“安倍一強”的局面。而安倍政權今后在內政外交方面，由于內外制約力量的減弱，將更加獨裁和“暴走”。

此外，這次參議院選舉對日本政治生態的影響，使小黨的生存空間進一步遭到擠壓。冷戰結束至2014年維新黨成立之際，日本國內新組建的政黨多達36個。除民主黨等少數黨尚存之外，平均壽命僅有2年。一方面新的政黨如雨后春筍般成立，說明冷戰后日本政治力量的重組帶來多變的政治生態，同時它們的迅速消亡，也說明其生存空間的狹小。日本學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小黨的“沙?；?。盡管近年“大阪維新會”迅速崛起，并白詡將成為日本政壇的“第三極”力量，但經過數次分化組合，該黨在這次參議院選舉中雖然小有斬獲，但發展空間的有限性也暴露無遺。

面對艱難的生存空間，在這次參議院選舉中，“大阪維新會”之外的共產黨、社民黨、國民生活第一黨等主要在野黨與民進黨聯手，在關鍵的1人區獲得不凡戰果，預示著今后在野黨合作新格局的形成。其它數個小型在野黨如“新黨改革”、“守護日本之心”等皆1席未獲，選舉后或已經解散——如新黨改革，或因存在感弱小而考慮另謀它路。日本國民一度非常期待的兩大政黨化，在安倍自民黨重掌政權后，似乎變得越來越渺茫。

總而言之，日本政治生態呈現向自民黨“一極”發展的趨勢，對于日本政治來說是災難性的。這種黨際間“一強多弱”和自民黨內“安倍一強”的政治生態的形成，無疑是近年來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或總體右傾化的反映。

四、本次參議院選舉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日本前防衛大學校長、政治學者五百旗頭真針對本次參議院選舉后安倍政權的外交走勢指出：“第二屆安倍政府上臺以后，致力于‘俯瞰地球儀外交。前幾天舉行東亞峰會之際，美國總統奧巴馬取消了與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會談，但在這種情況下，安倍首相仍對菲律賓總統表示要向菲提供新建的大型巡邏艇。南海問題事關重大，不宜雙方意氣用事，可以說安倍首相做了較好的彌補。促使安倍外交發生重大轉變的是2013年底參拜靖國神社事件。參拜靖國神社會招致中國、韓國的批評，這是安倍首相意料之中的，但參拜之舉也引起了美歐的強烈反應。這讓安倍首相明白此路不通，于是從右翼外交中擺脫出來，轉而采取重視國家利益的外交……在美國勢力略微衰退，中國力量增長的情況下，太平洋地區被美中兩個大國對抗和協調交織的關系所影響。如果日本加進去，由三國來為亞太秩序制定前進方向會很困難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有先例，英國加入美蘇行列發揮了潤滑劑作用。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日本的經濟基礎還沒有恢復到足夠強勁的程度……積極的安倍外交背后，是在參眾兩院占絕對多數的強大政權基礎。究其原因，安倍政府在內政方面重視經濟。不過，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遲遲未發揮作用。美國有關《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動向不明，日本需要與其他國家一起加以推動?！?/p>

就中日關系而言，首先，安倍會憑借本次參議院選舉獲勝而更加鞏固其所謂“強大政權基礎”，進一步開展所謂“重視國家利益”的“積極和平主義”之“俯瞰地球儀外交”，而重點則在南海，對美“彌補作用”。安倍利用選舉后改造內閣的機會，把對中國一直持強硬態度的稻田朋美任命為防衛大臣，而甫一就任的稻田就祭出與美國一起巡航南海的大旗，恐怕不是信口開河。日本攪局南海的行動會通過不同方式進一步升級和加劇，幾乎是可以斷言的。這必將為中日關系帶來新的極大風險，也絕不是南海沿岸國的福音。

其次，恰如五百旗頭真教授所指出的，雖然贏得了參議院選舉，政權基盤牢固，但安倍政權的致命弱點是經濟基盤并不牢固。三年過去了，所謂的“安倍經濟學”第三支箭“遲遲未發揮作用”。這也就決定了安倍政權的對華外交不能不考量經濟要素，所以利用這次杭州G20“習安會”的機會，安倍拿出中日經濟合作的五條方案。換言之，經濟合作雖然有政治障礙，但仍有拓展的空間，特別是在屬于“安倍經濟學”的時間不多了的前提下。

第三，在區域合作領域，安倍政權依然會在經濟合作框架、機制方面，仰賴美國，并盡可能排斥中國，其對TPP的考量與舉措即是如此。在區域安保領域，美國大選后安倍還會以強化日美同盟為抓手大做文章，除了前述南海之外，在東海、西太平洋方向都會有新動作，并不斷通過制造所謂“中國威脅”來實現其修憲目標。這次的參議院選舉，雖然所謂修憲勢力已經超過“三分之二”是一個偽命題，但安倍仍然會通過縱橫裨闔的“政治技術”手段，加大推動力度，而制造“中國威脅論”，被認為是最好的“助推劑”。

五百旗頭真教授期待在地區秩序重構中，日本可以在中美之間發揮“潤滑劑”作用。戰后日本的對華外交，本也有在中美之間謀求平衡以獲取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傳統，但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外交以及“俯瞰地球儀”外交，不言而喻是與這一傳統背道而馳的。這次參議院選舉或許為其提供了更加靈活的對華外交選項，但“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重構的未來命運無疑仍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