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秩序的構建：基于中美日視角的分析

沈雅梅

亞太地區是經濟迅速發展但軍事安全形勢錯綜復雜的地區，也是中、美、日三國利益深度交匯、分歧高度集中的地區。中、美、日作為世界前三大經濟體和亞太地區的主要軍事力量，圍繞著亞太秩序構建互動密切，博弈激烈，并在相當程度上引起更多亞太國家的反應，為地區安全和穩定帶來不確定因素。本文立足于亞太地區力量格局調整和地區秩序演變的現實，從中、美、日三方視角出發，分析其對于亞太秩序的政策主張，挖掘其認知的共識和分歧，并提出一些設想和建議，以拋磚引玉。

一、亞太秩序的構建成為競爭高地

亞太是站在“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重要節點”，還是面臨“世界舊秩序分崩離析”的危險時刻？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區大國之間的互動。中、美、日從對亞太戰略環境的評估和自身利益需求出發，提出各自的地區秩序主張，并加大對亞太的資源投入，引導地區秩序的重塑。

（一）中國將周邊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

對中國而言，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系看，周邊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隨著中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范圍不斷拓展，復雜性上升，中國需要將周邊營造為有助于自身和平發展的、可靠的戰略依托。中國周邊安全面臨的諸多挑戰和隱患亟待化解，這也在客觀上成為推進地區合作的契機和動力。同時，中國作為一個兼具地區性和世界性的大國，需要承擔起向國際社會及周邊地區貢獻公共產品的責任。

2013年10月，中國召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明確將周邊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重申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即發展睦鄰友好關系，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樹立構建以周邊為基礎的“亞洲命運共同體”并由此走向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此后中國在多種場合提出自己對包括亞太秩序在內的現存國際秩序的主張，開展積極、活躍的周邊外交，系統地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全面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運作，重視亞太經合組織在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關鍵作用，推動地區各類貿易安排和合作機制優勢互補，并業已在地區經濟和金融秩序的改革方面與許多國家達成一定共識，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中國積極推進地區安全機制建設，借助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機制、博鰲論壇、香山論壇、亞信上海峰會等平臺以及東盟主導的多邊安全對話合作機制，秉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為未來地區安全架構的形成奠定基礎。要看到，中國與地區國家間的關系尚處于艱難的磨合過程中，對地區合作的參與還在演變中，因而中國對地區秩序的塑造和引導作用也有待進一步發揮。

（二）美國以“亞太再平衡戰略”為既定方向

無論從例外主義情結抑或霸權穩定論出發，美國都認為，其所主導的霸權型秩序是二戰后亞太地區保持70年相對和平和經濟增長的基礎。在美國看來，正是由于它長期擔當亞太安全的保障者、爭端的仲裁者、國際法的支持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的重任，地區國家才獲得庇護，從而得以騰出資源聚焦于經濟發展。同時，由于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對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進行資源投入，使自由貿易體制得到普及并創造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亞洲奇跡”方得以實現。對美國而言，“全球領導權并非美國的利他行為，而是戰略必需品?！痹谟擅绹鲗У闹刃蛑?，美方的主張和偏好得到反映，軍事和經濟影響力得到擴展，相關國際制度的產生、運作以及國際議程的推進等均能體現它的利益，美國由此保持了強大的領導力，成為“系統的操控者”。

21世紀頭十年，美國因受制于反恐，將戰略關注的重點停留在中東，錯過了與亞洲區域合作交匯的時機。如今，面對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以及地區一體化進程迅速推進的現實，奧巴馬政府懷疑中國正在塑造一個“中國中心主義”的地區秩序，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建構之外，繼而擠壓它在該地區的利益，削弱其介入亞洲事務的能力?！霸跉v史的轉折期，美國要做出戰略調整，確保自身的領導力繼續成為亞太秩序轉型的基本要素?！?/p>

作為一項包括軍事、政治、貿易、投資、發展以及價值觀等所有要素的綜合性戰略，“亞太再平衡戰略”成為攸關美國未來的亞太秩序主張。為此，美國加大對亞太的軍力傾斜，升級地區同盟體系，調整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介入亞洲海洋權益爭端，增強亞太區域機制的布局，并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這一旨在重掌地區經濟事務主導權的戰略圈。歸根結底，該戰略的總體目標是要長期維持一個“基于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民主治理和政治自由等原則的地區秩序”。

（三）日本奉行“積極的和平主義”

亞太地區力量結構的變動對日本造成雙重沖擊：一方面，日本擔心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意愿減弱，亞洲可能出現權力真空；另一方面，日本不愿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崛起“大大動搖了戰后國際秩序的核心準則”，日本希望與美分擔維護地區安全的責任，為亞太安全發揮更大作用，并立下“永遠不會做一個二流國家”，而將扮演好“規則的促進者，共同利益的捍衛者，以及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盟友和伙伴”等多重角色的誓言。2013年底，日本批準其戰后首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提出以“基于國際協調的積極和平主義為基本理念”，并把它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

為此，在國內，日本安倍政府通過制定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修訂國家防務計劃大綱、出臺一攬子安全法案、推動重新解讀憲法第9條并為集體自衛權松綁等舉措，強化日本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能力。在地區層面，日本與美國共同推動同盟關系朝著“更加平衡、有效的方向”發展，加強雙方在安全戰略、軍力前沿部署和協同行動等方面的對接。日本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盟友和伙伴一菲律賓、越南、印度、澳大利亞等列為合作的重點對象，構建網絡化安全體系，高舉“海洋法治”和“價值觀外交”的旗幟，積極塑造“開放、穩定的海洋秩序”，爭當“亞太安全合作的領導者”。為了扮演好區域經濟合作的“樞紐國家”這一角色，日本還參與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合作關系”（RCEP）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在內的亞太多邊經濟合作等地區合作安排。

二、中美日互動攸關亞太秩序的走向

中美日三國間戰略競爭與合作并存，利益融合與博弈交織，各組雙邊關系均步入新的發展階段。三方的力量態勢、對外政策取向及處理亞太事務的能力，將深刻影響21世紀亞太戰略形勢的發展和地區秩序的走向。

（一）中美關系是亞太秩序的核心問題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美建交及“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亞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謀求霸權的努力”聲明，為冷戰中的世界注入極大的正能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國際格局的變遷。時至今日，中美關系已超越雙邊范疇，具有更大的全球和戰略意義。尤其是中美分別被賦予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的身份，步人權力轉移情境下的戰略敏感期，兩國關系成為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大議題。在中方看來，美方有意阻擋中國的崛起，以民主、人權為幌子，破壞中國國內政治結構。在美方看來，對華接觸政策既未成功地推動中國的政治自由化，也未能對中國挑戰國際秩序予以約束。于是在雙邊互動中出現了一種美方反復說“不謀求遏制中國”、中方不斷講“不挑戰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的局面。對于中方發起的共建新型大國關系倡議，美方雖然接過了其中關于開展務實合作、有效管控分歧的內容，卻并沒有為該倡議的提法背書，其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不情愿認可中國的平等大國身份，不情愿看到二者站在同一個道德平臺上”。在地區經濟機制蓬勃興起和安全架構初步浮現的過程中，中美分歧趨于尖銳。未來，美國必須思考如何適應這個已經發生變革的、日益呈現多中心化態勢的世界；中國也當向世界證明如何打破“國強必霸”的窠臼。中美惟有走上合作之路并保持友好態勢，才能激發更多國家對未來秩序的信心。

（二）中日關系是亞太秩序的內在成分

中日實力地位的變化對日本的影響最為直接。日方視中國為最大的外部威脅之一和主要的競爭對手，尤其關注中國海軍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對美日的海上主導權業已形成的挑戰。日本希冀與美國共同塑造地區安全環境，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國家傾向于合作而非對抗關系”。對中方而言，中日關系摻雜了領土主權爭端、地緣政治競爭、歷史記憶和民族情感等多種負面因素，美日同盟的升級和日本發展自主軍力亦帶有合力制衡中國的動機，中日政治關系的復雜性顯著增加。隨著美國加大其介入亞洲事務的力度，中日關系更成為一組離不開“美國因素”的三方關系，日本對華政策的取向與中美關系產生了極大的關聯，中日矛盾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和美國所主導的地區安全秩序之間的矛盾。近年來，中日關系的跌宕起伏明顯干擾了一些次區域合作機制如中日韓合作的運行，也加劇了兩國在第三方合作項目中的競爭?？梢灶A見，任何一種可能的亞太安全圖景，都必須將中日間相對穩定的伙伴關系包含在內。對日本而言，其難點將是如何在中美之間找到自身的合適定位。

（三）關日同盟是亞太秩序的客觀現實

自1951年以來，美日一直把兩國的同盟關系奉為亞太秩序的“基石”，雙方在半個多世紀的合作中實現了安全戰略的高度一致性和軍事力量的高度互用性。正如任何結盟的國家都要在“被拋棄”和“被牽連”之間尋求平衡，美國始終要克服一個雙重困境——既擔心日本“離心”，如此前鳩山內閣時期一度出現的“同盟漂流”；又擔心受日本“牽連”而被迫卷入如中日釣魚島爭端等地區沖突。對于日本來說，也存在這種雙重困境。然而，為強化日本在維護由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方面的作用，雙方依然于2015年4月成功修訂了《防衛合作指針》，就軍事安全合作的轉型和日本安全政策的變革達成共識，進一步密切了同盟關系。在中國心目中，軍事同盟是基于冷戰思維，業已過時，但因得到美國及其亞洲盟國的支持而繼續存在。美日同盟加強有針對性的安全合作損害了中國的安全利益，也不利于地區各國的共同安全。因此，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既是亞太秩序中一個不可否認的客觀現實，也是一項需要改革的內容，應當增強其與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兼容性。

三、關于亞太秩序認知的基本共識

自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涌現出大量的多邊合作平臺。在區域層面，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及以東盟為主導的地區合作進程。在次區域層面和功能領域，有上海合作組織、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及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雖然泛區域合作的制度化水平有待提高，但地區和平已擁有更為可靠的制度保障。亞太秩序作為對地區政治、經濟和安全事務進行制度性管理的模式，可以說，已經發展出一套能夠為中美及更多亞太國家所共同認可與遵循的行為規則和組織安排。

在這種相對穩定且良性互動的秩序安排下，中美日皆認為，現行亞太秩序在引導地區避戰趨和、促進發展上有其成功之處。首先，大國之間發生直接對抗的風險下降。地區主要力量包括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國家之間的博弈相對克制，沒有出現惡性競爭，各方在避免沖突、管控分歧等方面具有共識，加強了軍事信任和危機管控。其次，絕大多數國家的主權未受侵犯。亞洲國家間盡管存在各種爭端，有時爭吵激烈，但基本沒有發生邊界被武力改變的情形。再次，亞洲經濟的發展接連取得“奇跡”。以2014年為例，亞洲地區GDP增長4.0%，略低于2012年、2013年的4.4%、4.5%，但仍排名世界各地區之首，進出口貿易增幅也繼續位居前列。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潛力最大、合作最活躍的地區，是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的重要引擎。

中美日三國均認識到，當前的亞太秩序在應對新老問題上顯得吃力，對改革的需求和相關推動力都在增強；而亞太政治和經濟圖景的多樣性增加了秩序構建的難度。安全上，亞太國家各自關切不同，彼此信任的程度偏低，大量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議題復雜交織，制約著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例如，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至今陷于停頓，“東北亞困境”迄今未突破。面對美國重返亞太、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積極和平外交等攻勢，東盟國家不同的政策傾向使其作為一個整體的團結性遭遇挑戰。經濟上，亞太地區自由貿易盛行，既有美國主導的高標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也有東盟主導的16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以及中日韓自由貿易談判（FTA）等。尤其是TPP和RCEP體現了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主導權沖突和利益矛盾，形成競爭之勢，對如何實現APEC框架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B&R）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已成為地區經濟安排的一部分，但仍需與現行機制進一步接軌。

此外，中美日三國關于完善亞太秩序的主張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和規則。其一，均希望避免“冷戰”，主張和平解決爭端，對于短期內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熱點問題，主張使之進入相對穩定的管控狀態。其二，均積極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與合作，強調構建基于規則的亞太秩序。只不過中方主張遵守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以普遍接受、公正合理的規則為保障。美方把一個“基于對航行自由、飛行自由、國際法律、和平解決爭端以及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尊重等規則的地區秩序”視為持久的國家利益。日方則希望國際機構、各國政府、民間團體共同致力于規則的制定和實施，由此形成官民并守的全球性準則。其三，中美日三國均重視發揮地區各國的作用。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10月出席第八屆東亞峰會時曾以“一把筷子捆在一起才不易折斷”比喻東亞合作，籍此表明，“每個峰會成員國對地區的安全穩定都負有責任?！泵绹鴦t強調，地區制度安排必須得到該地區國家的廣泛支持，否則其制度架構將是不穩定的。日本積極推動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組成“四邊”框架，也是因看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對于塑造亞太地區秩序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

四、關于亞太秩序認知的深刻分歧

中美日對亞太秩序性質和面貌的看法截然不同，特別是面對中國崛起，美日戰略上的趨同凸顯了地區安全和經濟秩序中正在浮現的一種全新的二元結構。

（一）對形勢的評估：穩定還是動蕩？

西方政界和學界頻頻表達對亞太地區出現緊張、沖突的擔憂，有人甚至將亞太地區與1914年前的歐洲相提并論，稱之為潛在的“火藥桶”，這在每年年初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和年中的香格里拉安全論壇上體現得十分突出。在美國看來，世界正處于一個“轉型和動蕩時期”，亞太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充滿變數，印度的潛力、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的“侵略”，都對大國關系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美國官方表態稱，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崛起，但學界和媒體普遍認為，中國“正在尋求把自身塑造為一個與美國分量相當、或者更甚于美國的亞洲領導者”，致使美國自冷戰以來從未受到挑戰的地區主導權遭到侵蝕，地區安全形勢有升級和發生沖突的危險。

在日本看來，全球力量格局的變化提升了亞太地區的重要性，這既帶來更多的安全合作機遇，也導致地區緊張局勢的不斷出現，包括領土爭端的激化、歷史敵意的加劇、核擴散趨勢的難以遏制等。日本的安全環境日益嚴峻，面臨更為復雜、重大的安全挑戰，“灰色事態”造成的風險因素更加尖銳。有學者指出，當前是日本自冷戰以來首次面臨“挑戰遠大于應對挑戰的能力”的“安全赤字”狀態。若處理不當，日本“有可能被卷入秩序變動的漩渦，淹沒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中”。

中國則認為，周邊環境總體上是穩定的，充滿生機活力，有明顯的發展優勢和潛力，睦鄰友好、互利合作是周邊國家對華關系的主流。中國強調，“太平洋足夠寬廣，可以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特別是“中美在亞太地區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這里不應該成為博弈的競技場，而應成為大家包容的平臺?！闭\然，中方也指出，當前亞太合作的不足之處在于政治上缺乏包容性，經濟上缺乏公平性，安全上存在雙重標準。亞太秩序是一個“圈子俱樂部”，未能充分反映國際和地區格局多極化發展的趨勢，因而可供改善的余地很大。

（二）對威脅的判斷：誰是“現狀的破壞者”？

在美方看來，中國是“正在挑戰現行國際秩序和國際法的修正主義國家”。亞太安全中的一系列長期性、持續性的挑戰，包括南海和東海的海洋權益爭端、朝鮮核問題、網絡攻擊行為所具有的破壞性和毀滅性力量等，都與中國存在聯系，可歸因于中國“改變現狀”的行為。例如，中國的軍力發展是對美國軍力自由進入西太平洋的威脅；經濟發展依賴于不公平的競爭規則，包括在國內“回避民主”、對國外“網絡竊密”；在與周邊國家的海洋爭端中采取以大欺小、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強制性手段；對專屬經濟區內軍事活動自由權利的限制危及美國的航行自由；“一帶一路”、亞投行、亞信會議等中國倡導和積極參與的地區經濟和安全安排是對美國所主導的地區秩序的挑戰?？傊?，中國“改變現狀”的行為傷害到美國及其盟友對于一個開放、安全、和平的亞太秩序的訴求。

日本把中國的“強勢崛起”列為僅次于朝鮮軍力增強及其挑釁行為的第二大安全威脅，表示將密切關注中國缺乏透明度的軍力增長、不確定的戰略意圖、以武力改變東海和南?，F狀的行為及中方所提出的與現行國際法規則相矛盾的主張。對日方而言，中國將如何崛起，是否會徹底改變國內的“專制主義”秩序，能否遵守國際規則等，是影響亞太秩序的重要問題。

中國則認為，“維持現狀”還是“破壞現狀”更多體現的是以美國話語權為主導的二元對立論，而非對地區秩序變遷的真實反映。事實上，地區國家或多或少地都具有改變現存秩序的意愿和行為。例如，美國利用日本來制衡中國，為日本軍力的發展“松綁”，其維護戰后國際秩序的立場并不堅定。美國試圖繞開世貿組織（WTO）相關規則，打造“跨太平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等新的資本運作體系，大有另起爐灶之勢。美國的一些亞洲盟國作出單方面強制性地改變與中國之間的海洋爭端現狀的行為，卻受到同盟體系的庇護。

（三）秩序構建的路徑：合作抑或對抗？

由于美國判定中國已經具備質疑其關于亞太秩序之偏好的能力，認為這是地區戰略格局變動的一個關鍵因素，因而美國的亞太秩序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指向”的，就目前而言，形成了三種路徑主張。第一種是捍衛美國的主導地位，制衡中國，強化它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脆弱感，確保不出現地區霸權。第二種是均勢論，即認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優勢不可持續，美對永久優勢的竭力維持反而容易引發軍備競賽和地區分化，主張美國采取更強有力的均勢政策，同中國就朝鮮半島、臺灣、海上領土爭端、專屬經濟區軍事活動等事關長遠的問題達成諒解，建立“均等的力量對比關系”，從而“降低沖突風險和加大合作機會”。第三種是主張與中國接觸和對其加以包容，認為亞太地區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保持和平與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是，中美作為亞太大國實現了和解；美國應為中國提供一個令緊張關系逐步緩和的“出口通道”，給予中國更多的空間，實現更大范圍的合作。

日本關于秩序構建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是解除二戰后國際社會對戰敗國的相關限制，成為“正常國家”，為地區安全合作發揮更大作用；二是分享美國對地區事務的主導權，并與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鞏固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地區秩序，同時考慮采取接觸、威懾、勸服等多種方式，規范中國在地區政治和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中國主張，當今世界上存在的各種不公和對抗，緣于《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未能得到有效的履行，包括亞太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應進一步維護好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恪守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在亞太秩序建設上，中方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秩序標準，立足于亞太多樣性的現實情況，倡導開放包容、合作共贏和法治原則，珍惜亞洲國家在區域合作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相互尊重、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適度的亞洲方式”。中方還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經濟合作原則以及“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并推動建立以這些新理念為基礎的地區經濟和安全合作機制。

五、突出的挑戰

前述表明，中美日圍繞亞太秩序的認知存在嚴重的分歧，且在實踐中表現為激烈的競爭。三方合作構建亞太秩序并不現實，需要妥善處理下列突出的挑戰。

（一）管控大國分歧

當前，中美經濟關系正因兩國各自的經濟轉型而受到影響，加之雙方在亞太的摩擦被解讀為地緣政治角逐，彼此的戰略互疑加深。兩國都有一部分人的戰略焦慮在增強，認為按照目前的態勢，長此以往，中美對抗甚至沖突將難以避免。中日之間“政冷經熱”的傳統局面也出現被“政冷經冷”所取代的跡象，政治因素對雙邊經濟關系的負面影響增大。在戰略互信總體缺乏的情形下，實現大國良性互動，確保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僅靠大國自身所謂的道德約束顯然不夠，應建立分歧管控機制，慎重、妥善地處理敏感問題，重點是將政治、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的分歧和斗爭限定于可控軌道，防止其外溢到其他領域，避免分歧和斗爭產生負面的聯動效應。

（二）共建合作架構

中國在地區事務上有意愿也有能力發揮前所未有的更大作用，但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且由于現行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受主導性大國的政治和法律哲學的影響，一些規則還帶有強權政治的印跡，中國對現行的國際制度仍抱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對如何與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保持持久、健康的關系，美日也同樣缺乏經驗。美國將中國提出的一系列區域合作的主張和方案視為“時移世易”的標志，本能地予以抗拒，質疑中國對維護地區秩序的承諾，并通過拉攏更多國家參與東亞合作進程，平衡或淡化中國的影響力。實際上，TPP、RCEP、FTAAP等進程的背后，都有借助進程從不同方面營造或者強化自身在重塑國際經貿規則、主導區域經濟合作中作用的動機。如何協調推進現有的多邊機制和倡議，如何在秩序構建上提出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且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是中美日三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化解海洋爭端

中國與日本等周邊國家的海洋領土爭端既是海洋權益之爭，也是秩序之爭，凸顯了各方在歷史主權主張、國際法理依據、地緣政治優勢、實力對比變化、國際話語權較量等方面的多重碰撞。領土爭端久拖不決，會削弱相關國家參與地區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與此同時，美國以海上威脅為借口介入地區事務，并基于確保航行自由、維護對盟友的安全承諾以及獲取中國近海軍事能力的準確情報等考慮，不接受12海里以外的任何約束，甚至把航行自由向12海里以內擴張。對中方來說，美國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海上活動的現有水平是不可接受的。海洋問題成為中美日之間突出的矛盾點，各方需著眼于海上共同利益，找到化解爭端的辦法。

（四）培育理性認知

秩序就其內涵而言，不僅體現力量的分布，還包含觀念的融合及規則的適用。理性認知對于秩序觀的溝通十分重要。就中美關系而言，要減少情緒化因素對它造成的干擾。例如，美國兩黨攻訐往往把中國置于“替罪羊”的境地，美國媒體有時甚至蒙上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使中美關系承載了太多的輿論壓力。從中方看，要克制對中國與美日之間關系抱有過高預期，也要避免將對方的任何外交行動都解讀為旨在削弱中國的必然舉措，防止跌人“大起大落”的情緒沖突中，增加各組關系的震蕩感。

結語

總的看來，中國所置身其中的亞太秩序重構和轉換期，恰恰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關鍵階段。這要求中國外交統籌好兩個大局，在提出新的秩序主張和倡議時，需顧及自身言行的輻射效果，緩解外界可能感受到的沖擊力。對于美國而言，它面臨著在盟國和中國之間尋求平衡的困境，在對盟友做出承諾時應盡量避免刺激中國。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除在中美雙邊結構中尋找自身的合適定位之外，還應當找到可以獨立表達的身份，在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的同時，發展與中國的穩定關系，確保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北亞形勢的穩定。由前述可見，中國在亞太安全利益結構中仍處境不利，爭取第三方支持的空間和效果有限，并成為一些該地區國家的制衡對象。例如，日本在發展自主軍力、強化美日同盟、經營地區外交等各項政策選擇上，均有聯手美國，打造對沖中國崛起的安全秩序的訴求。在這種格局中，增強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定力，用低成本的外交手段管控兩國分歧，既符合國際道德要求，也有利于地區秩序的和平與穩定。對一些中間國家和小國而言，它還意味著不需要在兩個大國之間劃線、選邊、排隊，這也是中國用自身發展惠及地區和世界的切實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