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智庫與加對華政策研究

錢皓

摘要：加拿大智庫成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并在冷戰時期趨于成熟。最初智庫的研究者主要側重國內公共政策研究，政府部門從事外交政策制定的中高層職業官僚通過“旋轉門”加入各類智庫，增加了智庫的對外政策應用型功能。在加拿大對華政策制定中，智庫的作用顯著。本文選取亞太基金會、國際治理創新中心和蒙克全球事務學院亞研所三家主要智庫作為研究樣本，探究智庫在加拿大對華“深度接觸”、

“向前走”和南?！安徽具叀闭咧械淖饔?，本文認為加拿大智庫在對華政策中很好地發揮了“二軌外交”和“思想的掮客”的作用。

關鍵詞：加拿大研究 智庫 加拿大對華政策 中加關系

加拿大是一個先有外交實踐、后有外交思想和理論的中等國家。在其外交發展史上，智庫對加拿大對外政策以及參與全球事務提供了包括日程設置、參與途徑、角色擔當在內的政策咨詢和提案。依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組”2016年2月9日公布的“2015年全球智庫索引報告”，2015年全球智庫為6846家，加拿大有99家，其中費雷澤研究所、國際治理創新中心、亞太基金會三家智庫均被列入全球頂級智庫排行榜。加拿大最早的智庫是成立于1928年的加拿大國際事務研究院，為一家非營利、非黨派、非政府組織，現改名為加拿大國際理事會。該智庫的最初宗旨是致力于加拿大外交啟蒙和咨詢。由該院主辦的《國際雜志》是加拿大智庫最早向加拿大人提供國際事務觀點和信息的雜志之一。1960年后在加拿大外交部高級職業外交官約翰·霍姆斯加盟并擔任院長后，研究院致力于與大學合作，研究、討論和分析國際事務，并最終一躍成為加拿大最為重要的戰略和政策咨詢思想庫。作為加拿大首要外交政策和戰略智庫，該研究院開啟了“旋轉門”先例。此后，加拿大智庫或以獨立、非營利性、非黨派、非政府形式承接政府和企業委托項目，吸納大學研究人員擔任特聘研究員，或以大學為基地，發揮智庫作用。本文選取的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國際治理創新中心和（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亞研所則是此二類智庫的典范，并在加拿大政府對華政策中以“思想的掮客”的角色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杠桿作用。下文將重點闡述并分析此三家智庫在加拿大當下對華政策中的作用，并輔以案例加以論證。

一、亞太基金會與對華“深度接觸”戰略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位于溫哥華黑斯廷斯西街675號，成立于1984年，為非盈利組織，聚焦加拿大與亞洲關系，其宗旨是擔當加拿大與亞洲的橋梁。亞太基金會的優先主題包括：促進貿易、投資和創新；調動能源資產；建設技能和能力；了解當下的亞洲。在過去的33年中，亞太基金會與渥太華政府官員建立了良好的“旋轉門”機制，政策實踐者和學者保持良好的互動，這確保了基金會與本國乃至亞太地區各國決策者、商業領袖、學界和輿論制造者建立了非常緊密而良好的關系，并一直是加拿大——亞太關系的旗艦思想庫之一?；饡磕晗蛲饨徊块L提供年度報告，為政府提供清晰、專業以及可操作的政策建言，而外交部長則將報告副本提交給下議院，供議員討論對外政策時作為核心參考文本。

亞太基金會擁有一批優秀的中國通學者和退休的政府高層官員。借助溫哥華的地理優勢，基金會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以下簡稱UBC）亞洲研究院保持密切聯系，并積極吸納該大學的亞太和中國問題專家參與基金會的研究項目或直接聘請他們為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目前基金會擁有13位亞洲問題資深研究員，其中來自UBC的特聘研究員就有五位，他們分別是：亞洲研究院院長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和副院長布萊恩·約伯（Brian Job）；加拿大前駐日本大使、亞洲研究院榮譽教授約瑟夫·卡?。↗oseph Caron）；法律教授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和尚德商學院榮譽院長邁克爾·高柏教授（Michael Goldberg）。此外，基金會還特聘了加拿大原駐華大使馬大維（David Mulroney）以及多倫多大學全球社會政策中心主任彭伊藤（Ito Peng）擔任基金會亞洲問題資深研究員?；饡呒墤鹇灶檰栍衼碜栽渭幽么笸饨缓蛧H貿易部副部長（負責貿易部）、加拿大前駐日本和韓國大使等職位的唐納德·w.坎貝爾（Donald W.Campbell）；加拿大政府財政董事會前任總裁、亞太地區部前部長斯托克韋爾·戴（Stockwell Day）；加拿大外交部前副部長倫納德·J.愛德華茲（Leonard J.Edwards）以及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長休·斯蒂芬斯（Hugh Stephens）。亞太基金會的重量級學院派和政府退休高級官員實務派所組成的研究團隊確保了該智庫研究報告的理論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同時鑒于基金會每年三月須向外交部長提供年度政策報告，這從機制層面確保了基金會建言建策的通道流暢，而基金會實務派與政府決策圈良好的人脈關系使基金會可以在第一時間通達政府決策圈并推出智庫的政策提案，實行有效游說。

在哈珀政府執政的最初兩年（2006-2008），由于哈珀本人強烈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以及他對中國的“偏見”，中加關系一度處于停滯階段。2012年2月哈珀第二次訪華后，中加關系也僅停留在經濟領域的合作，政治和文化層面雖有些局部突破，但很快出現滑坡，特別是在雙邊一軌外交層面。在此情形下，亞太基金會的研究議題“1.5軌外交”和“二軌外交”成為突破雙邊一軌外交僵局的抓手。2014年亞太基金會聯合UBC亞洲研究院建立了“2.0版安全合作”（CooperativeSecurity 2.0）項目，這是一項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國際合作項目，致力從學術界和智庫層面展開中加“二軌外交”，促進雙邊高層合作。在基金會和UBC共同資助下，UBC亞洲研究院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雙邊對話頻繁。由于雙方都有長期承接政府和企業委托項目以及向政府建言建策的歷史、功能和渠道，且兩院的高級研究員有相當一部分通過“旋轉門”來自各自政府決策部門或外交部，此“2.0版安全合作”項目雖立足“二軌外交”，但常常達到“1.5軌外交”的功效。該項目加方主要協調人為UBC亞洲研究院包愛文（Paul Evans）教授，他曾任基金會總裁和執行委員會主席（2005-2008），長期致力于加拿大對華政策的制定，是加拿大對華政策核心智囊人物。包愛文曾撰寫了中加關系二卷本《不情愿的對手：加拿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0》和《接觸中國：從特魯多到哈珀的加拿大政策中的神話、志向和策略》，被中加兩國學界公認為中加關系研究的經典讀本，也是中加兩國高校政治學專業加拿大外交方向研究生的必讀文獻。2015年10月大選后，包愛文與多倫多大學教授溫迪·多布森（WendV Dobson）呼吁賈斯廷新政府對中國采取新路徑，提高中加經濟的互補性，同時堅持加拿大民主價值觀。這一新路徑還認為加拿大應該以一個更為主動的中等國家形象在亞太地區發揮積極作用，并將中加關系和加拿大與亞洲關系視作最優先的戰略。今年1月，包愛文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國際展望》英文版刊物（《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季刊》）發表了題為“尋求2.0版安全合作：從安全結構到亞太安全秩序”的文章。該文針對“從結構到秩序”、“當下的理念”、“2.0版安全合作”和“從此處出發”四個方面詳細地討論了亞太安全結構和安全秩序的建構。包愛文認為在亞太安全機制中，中國是一個上升的大國，而作為傳統的中等國家，加拿大應該與中國實現全面和深度的接觸。

2015年11月12日，由亞太基金會聯合UBC共同主辦、亞洲研究院承辦的“慶祝中加建交45周年”學術研討會邀請了部分中加雙方在職和退休外交高官，包括雙方前駐加/9大使、中國商務部官員、中加關系研究領域的資深教授以及民間投資者與會，從歷史回顧、當下和未來商務合作、文化交流以及政府關系，多維度地討論了中加未來合作的機遇與挑戰，并共同倡導中加關系在小特魯多政府時期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亞太基金會資深研究員、UBC亞洲研究院院長、中加事務委員會執行主席肖逸夫作為會議主辦方在閉幕式上指出：加拿大與中國的深度接觸應是新政府的戰略。由于雙邊參會人員大多是政府前任和現任高層官員和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且會議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這為雙邊推進深度合作提供了交流平臺以及互信建設機會，并為雙方政府決策圈在中加“深度接觸”方面提供了思想準備、輿論宣傳以及可行性合作議題。2016年3月31-4月1日，由浙江大學、UBC亞洲研究院和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聯合主辦的“20國新愿景：全球治理前沿問題國際論壇”作為杭州G20峰會預備會議在杭州浙江大學召開，共有50多位世界知名學者和高級政府官員參會，肖逸夫作為會議發起人和組織者在開幕式發言中指出：在全球政治和經濟治理問題中，中國作用不可替代。2016年6月13日，肖逸夫接受了新華網訪談，就中加關系提出“現在是推動中加關系進入黃金時代的最佳時機”。

由于自由黨在去年10月大選中獲得勝利，賈斯廷·特魯多當選新總理，2016年1月亞太基金會提前向政府提交工作報告《構建加拿大亞州戰略》。在詳細的大數據支持下，工作報告精細地闡述了加拿大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全面接觸亞洲，成為亞洲合作伙伴的戰略?，F任基金會主席和董事長斯圖爾德·貝克（Steward Beck）也在新總理上任的第一個月里就提出建議，認為“一個充分參與亞洲事務的加拿大將是一個在全球舞臺上有影響有價值的昌盛國家”。之后，基金會副主席伊娃·布扎（Eva Busza）于今年4月初敦促渥太華盡快在今年五月日本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前或在今年9月在杭州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前拿出新的對華和對亞洲戰略。5月31日-6月4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對加拿大進行了訪問，正式啟動兩國外長年度會晤機制。6月6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羅照輝會見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長葛淑珊（Susan Gregson），就落實王毅訪加后續行動，加緊籌備兩國領導人年內互訪交換了意見。在雙方政府積極努力下，2016年8月30日-9月6日，應李克強總理的邀請，特魯多總理對中國進行了首次國事訪問并參加了杭州G20峰會。9月1日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加拿大聯合新聞稿》，就開啟政治對話、深化經濟合作、擴大文化交流、拓展司法執法合作、繼續開展兩軍合作等17個領域的合作達成了協議，特別是在政治上，加拿大同意建立中加兩國總理年度對話機制，這一外交決定突破了哈珀對華政策中堅持不觸及政治層面合作的唯經濟外交模式。9月21-24日，李克強總理應特魯多總理邀請，對加拿大進行了國事訪問，標志著中加總理年度對話機制正式啟動。兩國總理在不到一個月內實現了互訪，這一雙邊外交行為表明中加關系進入新時期，同時也標志著加拿大對華“深度接觸”外交的具體化。

二、國際治理創新中心與加“不站邊”南海立場

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entre for Intem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簡稱CIGI）位于加拿大東部安大略省滑鐵盧厄爾布西街67號，大樓西北翼是巴爾西利國際事務研究院，毗鄰滑鐵盧大學校區，并與該大學有著緊密的學術資源共享和合作關系，因此也常被稱作滑鐵盧大學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IGI創建于2001年，為一家獨立非黨派智庫，其目標是成為世界“國際治理”領域的領軍智庫，并以影響決策者為己任。CIGI重視研究、信息和人際網絡，提供政策辯論平臺和多邊治理創新思想，為開展研究、活動和出版物制定日程設置。該智庫的跨學科研究工作包括與全世界的政策圈、商業圈以及學術圈進行合作，三個研究領域依次排序是：全球經濟、安全和政治、國際法。在第一個領域中，涉及中國的是“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在第二個領域中，雖沒有關于中國的具體研究主題，但亞太安全、氣候變化、網絡治理和北極研究議題均涵蓋了對中國的研究。在第三個研究領域中有經濟法、環境法和知識產權法，中國均位于研究的中心地帶。

CIGI主要合作伙伴和主要資助方為加拿大聯邦政府、安大略省政府以及滑鐵盧市政府，因此，三級政府經費的支持和資助使其研究經費充裕，但同時也要求CIGI承接的研究項目既要服務于聯邦政府，也要服務于安省政府和滑鐵盧市政府。CIGI智庫的最主要特色是研究團隊由經驗豐富的政府退休官員，特別是外交實踐家和杰出的院校理論者組成。CIGI擁有來自滑鐵盧、渥太華和多倫多等地大學的研究人員。同時，因巴爾西利國際事務研究院捐建人為CIGI董事會總裁吉姆·巴爾西利（Jim Balsillie），而最初建院的目的就是為了聯合將CIGI打造為世界頂級智庫，因此學院所聘的著名教授和所有師資與CIGI共享。目前該智庫有資深研究人員106名，列加拿大智庫之首。2005年后，CIGI在研究項目上發展迅速，特別是關于“八國集團”制度創新方面的提案，最終促使“20國集團峰會”機制創立，這是CIGI在全球治理創新上最成功的案例。CIGI資金雄厚，研究隊伍龐大，在“2015年全球智庫索引報告”頂級智庫排名第30位，為加拿大其他智庫難以比肩。CIGI影響聯邦政府主要渠道是：撰寫年度報告、承接聯邦政府的委托項目并提交工作報告、接受電視和媒體訪談、參加下議院對外政策辯論會、舉辦學術會議、出版書籍和撰寫媒體文章。

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曾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安全事務的加拿大卻選擇“不站邊”立場。在這一立場的背后，CIGI的工作報告以及研究專家的建言建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當2012年5月中菲南海黃巖島事件將南海爭端推向世界輿論中心后，時任巴爾西利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后任CIGI研究員長期跟蹤東亞安全問題的青年學者詹姆斯·馬尼康（James Manicom）隨即在加拿大最具影響力媒體《環球郵報》上發表文章，認為“在南海問題上，對加拿大來說，也許最聰明的方法是保持一個學習、安靜的模糊立場?！币恍瞧诤?，他又在《環球郵報》發表了題為“加拿大重新接觸的挑戰與南海爭端”文章并指出：“在加拿大的認知里，中國已經社會化地選擇國際規范，但與所有的國家一樣，當其國家利益需要時也會偏離規范，特別是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脅之際。因此，在南海問題上，來自加拿大的額外外交支持可能在事實上不能改變中國的行為。加拿大對美日關于南海航海自由的公開支持聲明可能會進一步強化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導向。在南海問題上加拿大應當繼續其模糊態度，盡管會有挑戰，但也許是最佳方式?！钡?014年之后，詹姆斯又認為，作為太平洋沿岸的中等國家，加拿大可以充當協調者，促使南海沿岸國家坐到談判桌前，達成妥協。加拿大可以通過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有所作為。詹姆斯認為，1）加拿大可以通過提供良好的工作場所來促進東亞區域和當地的法治和良治，從而改進商業合作的經濟生態；2）美國決策者應該支持加拿大的區域機制提案；3）美國決策者不應該期望加拿大對可能引起中國憤怒的任何政策表示公開的支持，加拿大不可能將自己直接卷入南海的爭端中；4）加拿大在南海爭議上的任何有意義的貢獻都是獨立于美國的亞太地區觀念，加美兩國在亞太安全方面的聯合聲明應保持在最低限度。關于加拿大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加拿大與南海周邊國家乃至與對亞太安全利益關切的美國之間的關系，詹姆斯除利用加拿大外交部邀請其作演講的平臺外，還撰寫了27篇文章和工作報告論述加拿大在亞太、東亞以及南海沖突上應該如何反應和如何作為，其核心觀點是堅持“多邊機制”南海談判、與美國保持“距離”和“不站邊”立場。由于時任總理哈珀在北極西北通道自由航行問題上與美國存在分歧，并在北極領土歸屬上與俄羅斯、美國、丹麥也有爭議，詹姆斯的“不站邊”立場給加拿大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際操作指南，同時加拿大在南海問題上選擇“不站邊”將最大化地實現國家利益，符合加拿大國民奉行的“加拿大第一”的傳統信條，因而受到哈珀總理高度認同，并成為加拿大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2014年3月詹姆斯所撰寫的《彌合動亂的水域：中國、日本與東海的海上秩序》一書由美國喬治城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以第三方的角色和海上安全專家的視角全面地闡述和分析了該水域的安全問題，是迄今為止關于東海安全秩序最受歡迎的讀本之一。

在“不站邊”立場的背后更多是加拿大希望在此地區有足夠的獨立空間進行多邊外交斡旋。關于如何斡旋，怎樣突破，2014年2月CIGI啟動了“亞太安全的信心、信任和同情”的補充項目，項目發起者為CIGI資深研究員、滑鐵盧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巴爾西利國際事務研究院全球安全項目主持人大衛·A.韋爾奇（David A.Welch）和UBC亞洲研究院包愛文教授。

此項目是為了消除誤解，減少沖突和威脅而設立，聚焦研究空防識別區，收集、厘清識別區歷史、用途、目的、價值、程序以及國際法地位和意義，并就此提供信息和建言建策。在此項目下，CIGI積極在本國和亞太區域的相關國家舉行公眾活動，推進雙邊和多邊對話和協商。CIGI在首爾、東京和上海舉辦了工作坊，以促進該區域的相互理解和溝通。2014年5月28-29日，CIGI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資助召開了“全球能源治理和20國集團”，旨在促進對全球能源市場關鍵事件的理解以及20國集團在能源治理中的角色。截至2016年2月，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與CIGI共同主辦了7場小型研討會，會議主題基本以“G20”為框架，探討中加乃至其他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以及合作信心的建立。

2016年2月，韋爾奇與約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大衛·德維特（David B.Dewitt）合作撰寫了題為“加拿大與南中國?！闭撐?，并在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召開的紀念中加建交45年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論文指出：目前加拿大可以做并已經做的工作是：1）激勵官方支持“二軌外交”提案；2）確定和優先考慮加拿大可以在南海發揮寶貴的功能性作用，如航空安全、休斯空防雷達以及海上安全；3）加拿大應繼續保持向更深層次、全方位介入此地區的全部區域問題的興趣；4）繼續尋求東亞首腦會議的成員資格。此文的另一位作者德維特目前擔任“亞洲國際戰略合作伙伴”咨詢委員會的主席，曾在2011-2015年間擔任“國際治理創新中心”的項目副總管，長期為加拿大外交、防務、安全政策以及亞太國際和區域安全、武器控制和核擴散安全建言建策，因此兩位作者關于南海的工作報告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積極響應，并已引起加拿大政府的高度關注。

2016年3月30日，加拿大向東盟派駐了第一位全職新大使，到職的瑪麗·路易斯·漢南（Marie-Louise Hannah）大使向東盟秘書長黎良民（Le Luong Minh）遞交國書時表示希望通過區域合作機制加強與東盟各國的合作，以及加拿大希望加入東亞峰會和東盟防長會議的意愿。加拿大還向柬埔寨和老撾派出常駐代表；在仰光開辦了大法庭；擴大了加拿大對亞洲發展援助的國家重點，包括東盟四個國家：印度尼西亞、緬甸、菲律賓和越南，后兩個國家正是南海沖突中的主要國家。雖然目前特魯多總理尚未有明確的南海行動路線圖，但從當前政府的國內和國外言行分析，選取多邊機制參與南海問題是加拿大首選路徑，“不站邊”是其立場，和平解決南海問題是其目標，在有條件下擔當南海的調停者是其意愿。

三、蒙克全球事務學院亞研所與“向前走”對華政策

蒙克全球事務學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舊稱“蒙克中心”（MunkCentre），最初由加拿大商人和慈善家彼得·蒙克（Peter Munk）個人捐資640萬美金于2000年建立，坐落在多倫多大學三一學院院址，為多倫多大學下屬學院。2012年在彼得一梅蘭妮蒙克慈善基金會、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共同捐助下進行了擴院建設，現有十個研究中心/所，其中亞洲研究研所（以下簡稱“亞研所”）無論在政府項目承接、人員配置還是學術活動頻率方面均位列各中心之首。亞研所擁有100多位全職和兼職研究員，每年舉辦近140次各類研討會，政策講座和學術活動，為加拿大政府亞洲政策重要的孵化平臺之一。由手加拿大外交部許多官員畢業于早先的“蒙克中心”，因此該院也被視作加拿大外交人才的搖籃。該學院畢業生加入外交部和外交部高級外交官卸任后加入該學院成為一種常態。如此豐富的學術資源和直達決策者的暢通渠道將該學院鍛造為加拿大的旗艦智庫，而亞研所也成為加拿大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咨詢機構。

在對華政策中亞研所表現積極。龐大的研究隊伍以及通過“旋轉門”進入該所的高級研究員不僅給研究所帶來了新思想、新理論和新視角，而且帶來了政策日程設計的實際經驗和老道的斡旋手段。同時，他們曾任駐華使館官員的背景以及在華所建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人脈關系也給亞研所提供了獲取中國第一手信息和資料的渠道。

加拿大駐華大使館最早的文化外交官員傅堯樂（Bemie Michael Frolic）從外交部退休后在擔任約克大學亞洲商務管理項目主任的同時兼職蒙克中心研究員。他在中加建交初期的1970年代曾兩度出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一秘和文化參贊，是加拿大方面中加關系研究奠基人之一，其主要著作為：《不情愿的對手：加拿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70》（與包愛文合著）、《中國第二波發展：長江三角洲》、《中國市民社會》（主編之一）。傅堯樂曾近百次地訪問中國，深入中國內地學校、工廠和貧困地區調研，對中國國情了如指掌，經常撰寫短文和簡報刊登在蒙克院刊等其他刊物上。

另一位退休外交官馬大維大使（David Mulroney），卸任后受聘于蒙克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馬大維在2009-2012年間出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也曾任哈珀政府時期的高級外交和國防政策顧問，熟悉中國事務。2015年馬大維出版了加拿大學術界有關20世紀中加關系的第三本書《中等國家，中央王國：加拿大人應在21世紀了解中國什么》，就中加關系、加拿大外交政策以及現代外交官素質進行討論。馬大維認為加拿大近年來在外交政策上有一系列問題，包括重點不清，對待外交問題不夠嚴肅，沒有抱負，這些也都反應在對華關系上。馬大維特別對加拿大如何調整與中國的關系發表了獨特的見解，馬大維對加拿大時任外長貝爾德（John Baird）在與中國交往時的天真和直率方式提出批評。同時，馬大維也對加拿大接受中國富人在加拿大投資房地產表示擔憂，認為一是可能助長中國腐敗，二是擾亂加拿大房地產業。馬大維還根據自己在華的經驗批評了加拿大近年來沒有能夠對中國影響力在世界的增強做出應有的回應。他認為加拿大的外交政策過去一直習慣于以美國為主導，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安全問題，都可以通過與美國的緊密關系得到解決。然而現在，加拿大在面臨大多數需要解決的問題，諸如環保、食品安全，還有更重要的網絡安全和人權等問題時，北京的重要性已經不亞于華盛頓。馬大維外交生涯長達30年以上，具有職業外交官風范，他在赴華任職之前擔任阿富汗特別行動副指揮，因此其在對華政策建言中行動派特質明顯。

在對華政策中積極進言的學院派學者之一是曾于2005-2014年間擔任亞研所主任的黃一莊（Joseph Wong）教授。作為一名中國臺灣的加拿大人，他對中國問題有著天然的激情和關注。鑒于他個人的學術背景和學術旨趣，黃教授一直就亞洲公共政策撰寫文獻并向政府建言。自2008年1月初訪復旦大學后，他本人與復旦大學建立了非常緊密的學術聯系，幾乎每年都會來滬參加復旦和上海學術界各類有關社會公正、健康和民主發展的大平臺討論。2014年5月，黃教授在參加復旦舉行的“比較政治研究：現狀、前沿和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探討了國家能力、權力資源動員、窮人利益保障等問題。黃教授也多次深入中國內地調研城鎮一體化進程中產生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資源要素一體化等方面的問題，并希望加拿大市場經濟下較完善的勞動保障措施對中國有所啟迪和借鑒。黃一莊教授對“九二共識”也非常關注。臺灣大選后黃教授于今年1月參加了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臺北論壇共同舉辦的“臺灣2016年選舉的意涵和影響”研討會。黃一莊教授是蒙克全球事務學院公認的骨干人物，他身體力行，積極組辦和參與中加雙邊的各種學術研討會，召集學界和智庫頂尖人物，致力中加關系的健康發展。為紀念中加建交45周年，推進中加關系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從2015年初黃教授就積極協調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亞研所、中國觀察所、政治學系、圣米高學院、公共政策與治理學院、研究生院、文學院、歐特曼國際商務中心和約克大學亞洲中心，共同資助并聯合舉辦了一場標題為“前行”（MovingForward）的“紀念中加建交45年周年”學術研討會。該盛大紀念會議于2016年2月4日召開，這對剛上任的特魯多在對華政策以及雙邊關系上的戰略和政策選擇是一個很好的推動。黃一莊在會議論文冊的序言中說：《前行》展示了學術界最高水平，但最主要目的是激發政策討論，它將對中加決策人處理雙邊關系產生重大影響?！?/p>

為推動新上任的自由黨政府修正前任保守黨哈珀政府對華政策中經濟唯上的偏向，舉辦方將“紀念中加建交45年周年”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設置為“向前走”，由三個專題組成，分別為：“加拿大政治中的中國”、“經濟與安全”和“軟權力問題”。開篇導論“與全球化中的中國相處：2016年日程”由多布斯和包愛文共同撰寫，敦促“加拿大必須學習與全球化中的中國相處，共同繁榮?！睘榇俗髡咛岢鑫鍡l建言：1）與中國領導人建立長期的雙邊高層關系；2）渥太華應該在雙邊關系日程設置中包括在本國的省市級政府、私人企業、教育機構中積極作為，承擔溝通者和中間人的角色；3）關于擴大中加雙邊貿易和投資的五年及十年目標的新政策是可行的。加拿大應參加亞洲基礎投資銀行，鼓勵并幫助中國進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第二輪討論，并推動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但中加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協商是第一位；4）需拿出一份防務白皮書，評估區域威脅和戰略選擇以及拿出加拿大重新接觸亞太的步驟和路線圖；5）加大力度出版中加深度接觸的出版物，做好準備接受中國在加拿大更多的存在，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內恐慌、摩擦。

在后續的三大專題中，各路學者和智庫專家的論文題目分別是：“戰略伙伴關系的恢復戰略：加拿大與中國的重新構想”、“加拿大國內中國輿論中的政治經濟學”、“加拿大與南中國?！?、“中加關系中的法律挑戰”、“在中國的加拿大國際商務的舊負擔、新趨勢和未來”、“買家的后悔還是買人并持有”、“中加衛生領域的關系”、“青年參與推進中加關系的重要性”和“從內部突破：改善加拿大人對中國的態度”。這九篇專題文章全部圍繞“向前走”主題，分別從理論、應用和日程設置角度詳細地論證了中加關系存在的問題，并就從哪些領域著手，如何推進以及可能產生的結果等方面提出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政策建言和路徑選擇以及令人鼓舞的“前行”之路。值得一提的是，會議論文冊的結論由馬大維的發言文稿“45年后，是成長的時候了”作為結束語。馬大維在此文中總結：加拿大在對華認知中有四個謬誤，即：1）堅信加拿大可以獨自決定中加關系的性質和節奏；2）加拿大低估或忽略了中加關系中的結構和機制建設，這對處理雙邊關鍵問題尤為重要；3）（加拿大習慣）假設中國要么是不可知，要么不值得花氣力去了解；4）加拿大趨向把中國看成我們希望的那樣，而不是中國本身的樣子。馬大維認為這四種謬誤阻礙了加拿大對華政策以及中加關系的正常發展。為此，馬大維認為在中加關系中既要有樂觀主義的態度，也要有現實主義的路徑，加拿大需要成長。加拿大需要努力思考希望從中國那里能獲得哪些有限而重要的東西；加拿大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來訓練更多中國通才；加拿大需要謹慎，自我警醒和保持現實。加拿大不應害怕中國，但應尊重中國。加拿大也應該尊重自己。這份重量級的論文冊不僅對特魯多政府對華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同時也值得中國學界和決策人參考并制定相應預設政策方案以回應加拿大對華政策。

隨著特魯多總理訪華和李克強總理訪加，中加總理年度對話機制已經正式啟動，加拿大亦已明確表示申請加入亞投行，并在9月23日兩國發表的《加拿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聲明》中正式同意啟動中加自由貿易協定探索性討論，同時簽署了《中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關于分享和返還被迫繳資產的協定》，這些標志性成果表明“向前走”對華政策正在全面實施，中加關系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

余論

在加拿大眾多智庫中，針對中國研究以及中加戰略合作的主要大學智庫還有蒙特利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約克大學“亞洲商務管理項目”以及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在這三所學術機構中活躍著一批加拿大退休的高級外交官和非常熱愛中國研究的領軍人物，如碧福大使（Fred Bild）于1990-1994年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現任蒙特利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兼職教授，長期帶領團隊跟蹤中國現狀研究，撰寫有關中國動態報告。前文中的約克大學傅堯樂畢生致力將中國學者、記者、法官和商業人士組織來約克大學或多倫多大學學習。最值得一提的是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在這所學院里，今年2月去世的布萊恩·L.埃文斯（Brian L.Evans）對中國研究貢獻最大。這位中國史和東南亞史出身的學院派教授終身熱愛中國研究，長期執教阿爾伯塔大學歷史系并曾擔任系主任和學校國際交流副校長。由于他熟諳中國文化并通曉外交技巧，加拿大政府曾在上世紀70年代中加建交初期任命他為駐華大使館文化官員和使館漢學家，協助制定加拿大對華政策。這位從“旋轉門”進入外交部后又回歸大學的著名教授在阿爾伯塔大學歷史系首開了中加關系課程、中文和日語課程以及相關研究項目，為該大學日后建立的東亞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00年，基于埃文斯教授在中國和東亞研究方面的杰出教育貢獻以及他本人對阿爾伯塔省華人社區的貢獻，加拿大總督伍冰枝親自授予埃文斯加拿大公民最高榮譽勛章（The Order of Canada）。退休后，他仍經常前往中國參加學術會議并在高校巡回演講。埃文斯教授在其80歲高齡時仍筆耕不輟，分別于2012年和2013年出版了在中加學術界好評如潮的兩本專著：《追求中國：一個海貍聯絡官的回憶錄》和《非凡的切斯特·朗寧：自豪的中國之子》。

除上述機構外，加拿大官方及私人企業或一些智庫為避人耳目，常常將一些敏感類研究課題委托給個人或已經退休的大學教授。這些榮休教授通常是各領域的專家和資深教授，他們在獲得項目資金后可前往目標國進行田野調查或訪談。他們或是利用自己的私人學術關系進行訪談、調研，或是在加拿大駐外使領館支持下開展調研工作，獲取一手資料，撰寫工作報告。通常他們的研究報告更加務實、更具有指導性和操作性。2014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曾接待了來自西蒙菲莎大學政治學系的一位榮休教授，她的調研課題是“中國江西銅業公司在阿富汗的投資和開采”。2016年7月，卡爾頓大學政治學系一位資深中國問題教授在武漢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復旦大學等地就其研究課題“加拿大學者與中加關系的改善”對中國教授進行了訪談。這種個人承接項目，依托智庫或私人學術關系的多樣化研究路徑和方式值得中國同行借鑒。

2016年4月5日，加拿大新聞電訊報道，一家非黨派和獨立機構“中國政策中心”（China Policy Center）在渥太華宣布成立。新智庫將致力于中國公共政策研究，探討中國全球地位的上升給加拿大帶來的經濟、外交、商務、環境、勞工、國家安全、全球治理問題和機遇。目前該智庫通過吸納其他智庫的專家和政府、媒體、非政府、商業同行，撰寫以公共政策為主的研究報告，幫助本國公共事務和私人企業的決策者做好政策調研。該智庫還計劃與中國政府、學術界和私人機構在雙邊互利政策領域進行項目合作，其遠大宏圖是將此智庫打造成為亞太基金會、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以及其他領軍智庫的補缺性智庫。目前該智庫處于機構組建階段，相信不久將在加拿大對華政策中嶄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