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美對新型軍事關系認知差異的評述

張芳

摘要：中關新型軍事關系是中關新型大國關系的必然組成部分，是兩國在軍事領域中交流與合作狀況的政治反映。隨著“中關新型軍事關系”這一概念的提出，中關雙方學者都為此進行了理論探討。從目前研究的現狀分析，兩國官方和學者就中關新型軍事關系的內涵、彼此的軍事互信、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路徑以及雙方間新型軍事關系的前景等問題闡述了各自的認知。對這些認知差異的把握及對其原因的理解和分析對于雙方更有效地構建中關新型軍事關系不無裨益。

關鍵詞：中關新型軍事關系 中關認知差異 新型大國關系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實踐，是由中國主動提出并推動的戰略倡議。作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必然組成部分，兩國的新型軍事關系是雙方在軍事領域中交流與合作狀況的政治反映。自中美兩國軍方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框架下的新型軍事關系達成一致后，兩軍關系的發展也隨之進入了快車道。無論是兩軍高層交往的密切程度還是雙方聯合演習的次數，都實現了極大的飛躍。但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美方對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構建的態度有所變化，中國的南海問題更被美國率其“小伙伴”惡意炒作。由哈里斯所代表的美國軍方人士以口頭和行動上的危險信號，顯示其對華軍事沖突升級的預熱。盡管上述種種現象都是表面上的熱鬧，但也一定在程度上影響了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順利構建。本文籍由考察中美雙方對新型軍事關系的認知差異，進一步探尋兩軍構建這一關系的可能路徑。

一、中國對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認知

中方對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研究是隨著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戰略的提出而啟動的。

（一）關于中關新型軍事關系的內涵

“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作為新型大國關系的必然組成部分，軍事關系同樣具有豐富的內涵與外延。2015年6月，中國國家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訪問期間與美國國防部部長卡特會談，首次提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核心內涵。作為與新型大國關系相適應的新型軍事關系，其核心應該是“互信、合作、不沖突、可持續”：互信是前提，合作是目標，不沖突是底線，可持續是保障；沒有互信不會真誠合作；合作多了互信就會增強；有了互信與合作，才有可能不發生沖突，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美安全競爭不是亞太安全的核心議題。一方面，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競爭遠未達到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國也并無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意圖。理論的創新不是橫空出世，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提出建立在中國倡導的“樹立亞洲安全觀，也忠實地踐行亞洲安全觀，與各國走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這一安全價值基礎上，更依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以及“堅持和平而不是戰爭，合作而不是對抗，共贏而不是零和”的這一“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觀”；中美新型軍事關系創新的內在邏輯在于“中國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亞洲和和諧世界”。中國倡議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既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領域概念，同時也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軍事實踐，堅持的是“持久和平的目標追求”；中國倡導“結伴不結盟”，秉持“互信包容”、“相互尊重、公正客觀、兼容并蓄”的原則，“堅持對話協商的有效途徑，加強溝通交流，聚焦共同利益，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區安全構架，為維護地區和平繁榮提供保障?！敝袊紫忍岢龅闹忻佬滦蛙娛玛P系這一理念具有劃時代的創新性，“這種關系是在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的背景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目標的一種新型關系”。

（二）關于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構建的必要性

隨著國家間相互依賴的日益加強，中方深刻地認識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美關系正處于非常重要的歷史關口，推動兩國和兩軍關系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非常重要?！敝忻佬滦蛙娛玛P系的構建符合歷史的潮流和趨勢。

其一，“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不但事關中美大國關系的穩定與健康發展，也關系到地區安全穩定”；其二，軍事交流在新時期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發揮著特殊作用；其三，中美新型軍事關系也會對其他國家產生積極的示范效應。

（三）關于中美新型軍事關系中的安全互信

中方認為，中美之間實現互信是構建新型軍事關系的前提。王緝思認為，中美最大的戰略互疑是“兩個秩序”，即：中國國內的秩序是否會挑戰美國所倡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美國是否會尊重中國國內的秩序，美國是否會破壞中國的政治秩序。但從現實來看，雙方的安全互信還有待提升。對此，學者們形成的共識是，必須坦承中美安全關系中的競爭因素，堅持以利益攸關的共識、客觀理性的觀點、相互尊重的態度審視兩軍關系。

對于戰略互信對構建中美新型關系的重要性，中方學者看法不一。多數學者，如張沱生等認為，互信的缺乏使中美新型軍事關系難以構建。但也有學者提出，“雙方沒有互信就不能進行合作”的觀點是錯誤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是要建立在缺乏互信基礎上的合作”，

對于兩軍戰略互信度較低、戰略互疑較深的主要責任者，中方學者認為主要是美方，其具體表現為：一、涉及到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的美艦機抵近偵察、美公布限制對華軍售的法案和向臺出售軍事裝備；二、在一些新的安全領域，美方為掌握絕對領導權，也不斷對中國在其中的發展保持警惕；三、較之美國對臺售武等兩軍之間的既有障礙，一些第三方因素引起的緊張是新問題。

對于兩軍之間如何建立戰略互信的問題，學者們提出，通過溝通對對方的戰略意圖有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在分歧、摩擦較多的領域建立起軍事互信措施；通過對話減少并避免重大的安全誤判等雙方共同努力，戰略互信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譬如，張建認為，信任赤字和財政赤字一樣也是可以扭轉的，關鍵是如何經營和培育。當前中美雙方錯誤認知是導致安全困境和發生危機的重要因素，因此，雙方需要通過溝通消除認知差異。

（四）關于中關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路徑

對于如何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中國軍方高層領導人在不同場合提出過建議。2015年6月，中國國家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訪美期間與美國防部長卡特會談時提出三點倡議：密切高層交往；加強務實合作，以具體合作支撐雙方建立的一系列工作機制；管控風險?？倕⒅\長房峰輝也曾在中美高層訪問時主張“著眼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保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加快健全機制，深化務實合作，拓寬交流領域，推動兩軍關系不斷向更高層次發展?！痹跇嫿ㄖ忻佬滦蛙娛玛P系的路徑方面，學者們在總結歷史經驗和考察當前國際政治現實的基礎上指出，兩國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存在合理設置近期和中遠期目標的必要。王緝思認為，一方面中美之間的地緣戰略對抗因素在上升，另一方面中美兩國在雙邊與全球的合作需求也在上升，雙方要形成一個避免對抗的規則。同樣，吳心伯提出，中美需要更加重視危機管控和預防，而不是寄希望于中美之間會消除摩擦、避免斗爭。達巍從低層、中層和高層分而述之，在涉及到中美軍事關系部分提出中美要加強對話，縮小彼此的戰略模糊地帶，中國需要在涉及到主要關切的領域正面推動美國有所作為。金燦榮、武心波、趙小卓等學者認為，一方面要加強交流與溝通，提升合作水平，增進戰略互信；另一方面要加強危機管控，還要加強對第三方因素的管控。

（五）關于中關新型軍事關系的前景

論及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構建的未來發展，中國學者普遍認為知易行難，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考驗。一是中美在亞太的地緣戰略博弈；二是雙方在網絡空間規則制定上的博弈；三是兩國的海上矛盾。如同于洪君在其《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意義與前景》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樣，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符合雙方利益與時代潮流，雖有坎坷難行之憂，但始終抱有信心。也有部分中方學者持謹慎樂觀態度，認為從總體來看，中美兩軍關系穩中向好，在亞太地區競合并存的關系不會“破局”，在全球治理層面，將面對更為廣泛的合作機會。雙方在明確利益底線、堅決斗爭的同時，也會著眼長遠、管控危機。

二、美國對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認知

美方在肯定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之重要性的同時，更關注其具體內容。

（一）關于中關新型軍事關系的內涵

對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美方更關注解決本國面臨的現實難題。不對抗、不沖突首先是安全領域的不對抗和不沖突，對此，奧巴馬在講話中已有所表露。對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原則，美方并沒有作出回應；而對于合作共贏，2013年3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湯姆·多尼?。═om Donilon）在其亞洲協會講話中指出，中美雙方要深化軍事對話，應對雙邊軍事關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潛在競爭。2013年8月，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訪美期間，時任國防部長哈格爾指出：“今天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持久的、實質性的中美軍事關系是中美牢固雙邊關系中的重要支柱”。在9月的中美第14次國防部防務磋商期間，美國代表首次正式表示接受該倡議，稱這是與白宮、國務院協商后慎重考慮的結果，并將“雙方一致認為，在兩國元首莊園會晤和哈格爾部長與常萬全部長會面后，雙方保持推進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發展的勢頭非常重要”作為磋商最重要的成果寫入備忘文件。此后不久，2013年11月20日，新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susan Rice）在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就美國亞洲政策發表演講時，又在涉及中美軍事關系的部分增加了東海爭端、南海爭端等議題?？梢?，美方對中美新型軍事關系內涵的認知是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其議題處于動態增加的狀態。對于構建新型軍事關系對兩國關系的意義，2014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訪華期間多次強調雙方構建新型軍事關系的重要性。美國國防部在它于2015年發布的《中國軍事力量與安全發展報告》中則作出了進一步闡述。就總體而言，美官方對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構建之內涵的理解更多地強調在雙方的共同利益領域深化具體、務實的合作，其目的是敦促中國在現行國際秩序下發展，確保美國的世界領導者地位。

相對于官方的表述，美國相關領域學者的研究則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注入了更為豐富的內容。譬如，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ick）認為，其構建的意義在于，在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不能解答中美兩國面臨的諸多安全議題的情境下，它為雙方提供了一個探討多種解決之道的機會。誠然，也有不少學者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概念的必要性提出質疑，尤其對建立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對中方提出該概念的動機作出負面推斷，如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外交與能源事務專家特琳.坎貝爾（caitlin Campbell）、資深軍事與安全事務專家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以及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編輯彼得·馬蒂斯（Peter Mathis）等。

（二）關于中關新型軍事關系中的安全互信

2013年8月常萬全部長訪美期間，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談話中指出，“我們的路徑就是通過合作在兩軍間建立信任?！比欢?，信任的建立需要持久務實的努力，而非一朝一夕之役。對于中美新型軍事關系中的安全互信，美國部分學者認為，兩國在防務領域缺乏互信，如在斯科特·哈羅德（Scott W.Harold）看來，軍事關系是中美雙邊關系中最為薄弱的環節。但缺乏互信并不影響兩國的軍事交流，雙方存在化解分歧的可能性。波拉克（Jonalhan Pollack）即指出，“雙方盡管有分歧，但都認識到兩軍關系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認識到這一關系對中美關系穩定、長期發展的重要性”。

軍事互信的建構是極為迫切的?；粮瘢℉enry Kissinger）提出一個有針對性的問題：“戰略互信能夠取代一個戰略威脅體系么？”芮效儉（J.Stapleton Roy）認為，缺乏安全領域中的戰略互信，這是中美面臨的核心挑戰。如果現在不立即著手處理，未來將更加困難。而中美如何避免對抗，尋求建立互信呢？羅伯特佐利克表示，美國需要清楚地向中國解釋，對華政策并非如有些中國人所認為的是遏制戰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美中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通過合作解決網絡恐怖主義和核擴散等問題。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nian）認為，中美應加強合作、重新評估和系統規劃，力避有目的的討價還價。誠然，也有學者對中美實現“戰略互信”持悲觀態度，如丹尼·饒義（Denny Roy）認為，中美在若干根本性戰略問題上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更多的“直率和坦誠”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分歧和誤解，更多的透明度可能會加重兩國的相互猜疑。

（三）關于中關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路徑

通過機制建設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是絕大多數學者的共同建議，只是側重點各有不同。有的提出通過機制管控分歧。譬如，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波拉克認為，雙方必須嘗試建立“行路守則”，確保短時間的分歧與爭議不會影響甚至中斷兩軍交往。有的主張建立危機管理機制，既著眼于兩軍間的危機管理，也要加強對第三方的管控。如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學院中國問題研究部主任戴維-蘭普頓（David M.Lampton）指出，要進一步加強高層以及中低層軍官之間的互動，把交流活動擴大到外交領域和學術機構，并在人道主義救援和危機處置中合作運用自身的軍事能力，制訂兩國武裝部隊的“通用道路規則”；還應加強對各自與對方關系密切且事關第三方的管理能力。

有學者強調軍事領域對話交流的戰略獨立性，但也有學者主張實現對軍事議題與其他領域議題的戰略性統籌。前者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其《大財注與黑天鵝——布魯金斯學會對外政策研究學者對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政策建議》中認為，中美政治軍事對話可整合為統一的戰略安全對話機制，中美經濟對話則單獨進行。后者如芮效儉提出，應將各領域因素進行整體性的戰略統籌，通盤考慮外交、貿易等因素，軍事實力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美方學者認識到一些安全領域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需要對其重新“審題”，并重新回答，如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卜睿哲（Richard c.Bush）、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喬納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等。

對于以何種方式推進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有學者提出了兩軍應相互克制并循序推進各議題合作的建議。譬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阿米塔伊·埃齊奧尼（Amitai Etioni）提出了“相互確保抑制”的觀點。與其觀點相近，美國科學應用國際公司副董事長劉易斯·鄧恩（Lewis A.Dunn）認為.美中兩國需要有一個在軍事意圖及能力方面建立相互再保證、在政治和戰略分歧方面進行雙向互動的克制戰略。愛威瑞·古德斯?。ˋvery Goldstein）認為，為避免或減少中美對抗升級的風險，雙方應該預先采取防范措施；發揮危機時首腦熱線、快捷通信聯系的作用；增加指揮官之間的接觸，在保守秘密的前提下不斷提高危機管控能力。與多數學者所持的中美兩軍應當更加注重中下層軍官交流的主張有所不同，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加強最高層的有效接觸將有利于中美管控分歧。對于參與中美軍事交流人員的選擇以及交流的方式，斯科特.哈羅德（ScoR W.Harold）表示，必須采取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互結合的擴大接觸策略。

（四）關于中關新型軍事關系的前景

對于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前景，有部分美國學者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喬納森·波拉克認為，基于中美兩軍關系已經取得較大進展，目前雙方希望進一步拓展兩軍關系，并賦予其更多內涵。沈大偉在以《美中關系前進了一步》為題的文章中指出，盡管美中兩國存在很多差異和困難，但雙方依然能夠管控好競爭和緩沖關系，并試圖在兩國間不斷拓展切實可行的合作領域。2015年5月21日，負責東亞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在華盛頓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中美關系有著非常堅實的基礎，非常光明的未來，兩國有決心實現中美關系的全部潛力，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實現積極的議程之關鍵在于應對這些問題領域時要頭腦清醒，表達明確。

也有學者持悲觀論調，如以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認為，除非美國選擇主動避讓，否則中美沖突不可避免。愛威瑞·古德斯汀認為，至少未來lO年中國仍將弱于美國，中美發生競爭危機很可能升級為軍事沖突。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認為，未來中美沖突也許不會因為兩國“分歧”，反而恰恰因為兩國“相似”或重疊。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達里爾·普雷斯（Darly Press）在其撰寫的“中美沖突加劇的根源”（the Sourcesof the Sino-US）文章中指出，只要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中美爆發沖突的概率、頻度仍是極高的。

三、中美認知的共同點與分歧點

中美雙方在認知上的交集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提供了基礎，有助于推動兩國新型軍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一）中關認知的共同點

一是中美都對新型軍事關系在兩國總體關系構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形成共識。無論是新型大國關系還是新型軍事關系，中美雙方都對這一概念有著明確的指向。中國官方明確這一關系的對象僅指美國，而美方回應中方提出的這一倡議時也表明專指中美，美國從沒用這個表述來界定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國而言，構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可防止兩國在安全領域的沖突面上升，以兩軍關系的良性互動促進兩國關系的長期穩定發展。美方認為，防務領域是中美兩國關系的最薄弱之處，通過建立務實的、可持續的兩軍關系可以確保兩軍交流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從而帶動兩國關系整體躍升。

二是中美都認為新型軍事關系對亞太穩定意義重大。亞太穩定既是中國持續崛起、走向世界的依托，也是美國攫取戰略利益、維持全球領導地位的重要支撐。對中方而言，積極推進兩軍關系向好，可向亞太各國展現維護地區安全的意愿和責任，可壓縮周邊國家利用中美矛盾從中漁利的空間。美方認為，中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廣大戰略的一部分，美國要在這一地區著力建設一個穩定且多樣化的安全秩序，就需要與中國軍隊擴大在該地區的安全合作，很好地管控分歧，避免誤判。

三是雙方都認為構建新型軍事關系需要保持穩定持續的交流與合作。雙方明確表示愿意建立“健康、穩定、可靠的”兩軍關系，認為兩軍各層面持續、具有實質的軍事接觸有助于減少誤解及誤判風險。中方領導人強調的路徑主要是：加強戰略溝通，增進相互了解；妥善處理重大分歧和敏感問題，管控危機；推進務實合作，增進戰略互信。美方強調的路徑主要是：開展持續、實質性的對話，在利益交匯的領域開展合作，通過開放和溝通管理競爭與分歧。赫爾維則將其概括為三種能力，即相互理解的能力、務實合作的能力及管控分歧的能力。

（二）中美認知的分歧點

自然，在對一些問題的認知上，中美雙方還存在模糊與分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是基本原則不同。中方強調“相互尊重”，美方強調“持續穩定”。中方將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列為諸原則之首，不將一方意愿強加于人，也不以犧牲對方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自己的利益；美方則認為，中方所提“相互尊重”概念模糊不清，接受這一提法可能會限制美推廣其民主價值觀，且擔心這將導致美方不得不默認中國過于泛化的“核心利益”，認同中國日益增多的領土主權要求，接受中國對國際秩序、機制的解讀和修改，包容限制美介入中國與美盟國間的沖突，影響美對其盟友履行安全承諾。

二是期待目標不同。中方期待合作穩定，美方期待鞏固其“領導地位”。中國期待通過構建“新型軍事關系”與美軍合作共同維護周邊安全環境。同時，也通過合作借鑒美軍隊建設經驗，就此找準提升中國軍隊作戰能力的突破口。美方則期待解決自身的安全關切，希望借中方之力，解決令其頭疼的諸如朝核、伊核、阿富汗穩定、國際反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全球熱點問題，而對中國期待通過交流學習其先進技術和理念則保持高度警惕。

三是側重點不同。美方更多關注著“我”，而中國除了關注“我”，還關注“我們”。美方希望通過新型軍事關系加深與中方的接觸互動，以摸清中國的戰略意圖和軍隊發展走向，意在用其主導的國際制度和規則引導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使中國在其主導的國際規則和規范下行動。而中方不僅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塑造穩定的周邊環境，同時也強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安全共同體關系，需要休戚與共地推進地區安全與穩定建設。

四是構建手段不同。中方強調包容和合，美方突顯冷戰范式。中方提出中美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根植于中華傳統戰略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對于矛盾沖突主張求同存異。以這種理念反觀美國，很難從美國的現實作為中推演出美國在亞太地區構建的同盟不是“冷戰的延續”，不是針對中國；更使得中國難以視其對臺軍售、介入東海、南海議題并使地區局勢復雜化等一系列舉動為美方所認為的“使中方受益”之舉。

中美未來新型軍事關系的構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隨著兩國交流渠道的不斷豐富，分歧點的存在也將為共識的形成提供更多可能?？梢钥隙ǖ氖?，中美新型軍事關系構建路徑的完成須均以中美雙方思維的調適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