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反家暴法》實施的幾項思考

摘要：家暴行為在我國社會中屢見不止，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的男權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得男性將家暴行為“合法化”，另一方面，男女身體素質的不同，在力量的對比中女性更容易受傷害。本文從家暴的背景出發，結合當前對家暴行為的法律規章，提出對2015年出臺的《反家暴法》的幾項思考，希望對反家暴制度理論建設有所幫助。

關鍵詞：家庭暴力；家暴行為；《反家暴法》

中圖分類號：F2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1-0063-01

一、“家暴”的概述

家庭暴力（簡稱“家暴”），其指的乃是施暴者采用肢體或者利用工具，對一起生活的家中成員進行軀體、精神領域等各個方面進行傷害而且產生一些嚴重后果的行徑，這里不考慮家庭冷暴力（即心理、情感上的暴力）?！吨腥A人民共和國反家暴法》中對于“家暴”行為有明確的界定，主要是通過結果歸責為主，行為歸責為輔的方式去進行認定。對象的認定是以與“家暴”行為中的施暴方一起生活的人作為保護對象。方式則主要是通過肉體和精神層面進行施暴。采用這種“三線定點”的方式，我國的“家暴”行為，就有了明確而清晰的界定。

“家暴”現象在我們國家是頻繁出現，甚至于在我們國家一些文明程度不高的鄉村地區，“家暴”現象常有發生，其中，男性對女性的打罵更是屢見不鮮。女性作為被傷害的對象的比例高居一半以上，而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作為被傷害對象的比例也在逐步上升。同時，按照現在目前媒體對“家暴”現象曝光觀察，家暴的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并有漸漸地有向社會中的相對較高素質的階層蔓延的勢頭?！凹冶爆F象并不會隨著社會的發展，收入的提高的消失，相反，它們會變得更加多樣化復雜化。

“家暴”現象不僅僅極大地侵犯了被傷害一方的的人權，更是嚴重地侵害了被傷害一方的軀體和精神領域康健和自尊?！凹冶爆F象常常會給被傷害一方帶來不容忽視的心靈方面的障礙和病疾，這些障礙和病疾其實很難在比較短暫的時間內得到復原。被傷害的一方往往走投無路采用了出逃、轉嫁報復，乃至故意殺人、自殺等等不具理性甚至不合法的方式，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①

二、我國對“家暴”現象中對受害者的保護立法現狀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對于“家暴”行為防治和扼止的法律制度，這其中不乏對在該現象中受傷害的一方的保護以及援助。在1981年頒布的《婚姻法》之中進行了規定，明確了對家暴現象中被傷害的一方的救援方式，確定了居（村）委會以及單位和警察部門負有救助的義務以及施暴人應該承當的一系列責任?！痘橐龇ā焚x予了“家暴”中被害一方可以以此提出離婚并提出賠償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也對家暴現象進行了遏止，尤其是在近期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更是加大了對婦女、未成年人以及各種被監護人的保護力度以及實施犯罪行為的代價。對于其程度尚不足以入刑的“家暴”行為，則通過利用行政處罰、強制的手段，具體的規定體現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之中。

2015年年末，最受人矚目、保護力度最大的《反家暴法》更是在千呼萬喚中正式出臺，不僅是一次對于現行法律體系空缺的填補，更是一次對“家暴”現象的專門性反擊和對被傷害一方的專門保護。

三、對于《反家暴法》相關規定的建議

盡管《反家暴法》的出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結合當前的社會而言，、仍舊存在著些許不足，以下對《反家暴法》的相關規定提出幾點建議：

（一）進一步堅持對被傷害一方進行援助、庇護、幫助尋求賠償以及社益心理康復機制相結合的原則。

《反家暴法》雖然對該方面有所嘗試和提及，但應當明確的是，對“家暴”現象中受害一方的救援，最終目的是在于幫助其徹底消除心理障礙。所以，相關規定應當對于這個原則進一步細化，對該心理恢復的責任分擔和具體方式應當進一步的具體化。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在現階段，嘗試采用由政府主導，社會投資，專人管理的方式進行救助，并在適時的時候，逐步完成向完全由政府主導的救助方式過渡。②

（二）明確相關主體的責任。

首先，應當明確婦女聯合會等各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的社會組織的責任。由于這些社會組織本身就具有其自身的專業性優勢，對于其分管的各個區域具有別的主體所不具有的熟悉情況，這些優勢非常有利于對“家暴”現象的及時遏止和對行為時的受害者進行救援。其次，需要進一步明確相關部門的責任，如公安、民政部門等的責任。在以往的“家暴”現象中，時常會發生權責不明晰、界定眾說紛紜的情況，以至于使得“家暴”現象中的被傷害一方遲遲的得不到有效的正確的救助?！斗醇冶┓ā冯m然有所提及，但是仍然不夠明確，許多社會組織以及政府機關在劃分責任時進行了“捆綁式”的責任劃分，所以需要更加明晰在“家暴”現象中各個有關行政、司法部門，社會團體、組織之間所負有的責任。

（三）“家暴”的范圍定義應當拓寬和進一步明確。

“家暴”現象的實際內涵早已躍出了其字面的含義和傳統的理解，但是對“家暴”行為的手段仍然需要更深層次的進行拓展。暴力既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精神上、語言上的攻擊長時間的對被施暴人產生的傷害絕對不亞于有形的肢體上的傷害。本次向全社會公布的中，確實提出了對這類無形的暴力的規制，然而其中對其定義卻仍有局限在言語打擊的層面。如此規定，雖有進步，卻仍無法全面覆蓋，有含糊不清之嫌。這將給執法者、司法者以及社會各界以一種“不知所措”的錯覺。而且，對于精神層面上的傷害和侵犯，法律正文中采用了“列舉+概括”式的立法方式，而其中所列舉的部分，也只是僅僅停留在了辱罵和人身攻擊的層次，這將給法律適用者和社會各界造成一種含混不清之感。對于這一困境的解決，應嘗試將歸責方式由結果歸責為主，行為歸責為輔，逐步向行為歸責為主，結果歸責為輔的方向發展。語言永遠都具有滯后性，無法完全將所有家暴方式進行羅列，之所以采用概括加列舉的方式，正式被上訴的歸責方式所局限。③

注釋：

①張洪林.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整合與趨勢.法學，2012年02期.

②金眉.論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缺失.法學家，2006年02期.

③蔣月.英國防治家庭暴力與保護受害人立法述評.政法論叢，2011年02期.

作者簡介：杜杰榮，男，廣東汕頭人，廣東財經大學經濟法學碩士，研究方向市場監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