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

呂連菊?闞大學

摘 要 采用準倍差法克服內生性問題，實證發現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均顯著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在不同地區表現出異質性，在兩類教育發達的地區越能促進TFP增加。分區域看，兩類教育擴招對東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對西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最不明顯，且東部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促進作用高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進一步研究發現，兩類教育擴招對TFP的邊際影響均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兩類教育擴招對TFP的邊際影響分別在2003年和2004年開始顯著逐漸增加，2007年兩者邊際影響均達到最大，此后開始逐漸下降。對比來看，2004-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中國TFP的邊際影響小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

關鍵詞 高等職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全要素生產率；準倍差法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6）28-0027-06

一、引言

目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如何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更加有效地提高經濟增長質量顯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人口紅利終結、土地等生產要素投入面臨瓶頸、資源和環境約束加劇的背景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是我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途徑。作為與TFP提升極為相關的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在促進勞動力轉移，提高勞動力質量，優化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教育公平，促進技術創新、技術外溢吸收，加快技術擴散和推進專業化分工等方面影響TFP。但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對TFP的影響存在局限性，不同地區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水平存在差異，且地區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程度差異顯著，不同地區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對TFP的影響可能并不相同。目前國內外學者在研究人力資本對TFP影響中，已經實證檢驗了高等教育對TFP的影響，但很少關注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影響。依據中國教育在線的全國歷年參加高考人數和錄取人數統計，可知1998年前高考錄取率均低于40%，其中，1977年錄取率僅為4.8%，1998年后高考錄取率大幅增長，2000年錄取率增加到56%，2014年更是高達74.33%。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的擴招提高了全民素質，促進了TFP提高，但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高等教育質量下降，大學生就業難，出現了知識性失業和過度教育，也致使大學生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率低，出現了高中生放棄高考和部分省市高招計劃連續幾年未完成的現象。以曾經是全國高考錄取比例最低的河南省為例，已連續3年未完成高招計劃，2014年有近7萬招生計劃數未完成。因此，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促進作用受到了限制。由此，1999年開始的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究竟有何影響，顯然值得深入研究。

二、文獻綜述

關于高等教育對TFP影響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如董亞娟和孫敬水、肖志勇和魏下海、朱承亮等、陳仲常和謝波、韓海彬等、金戈等人的研究[1][2][3][4][5]6]。但這些文獻并未研究中國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目前學術界主要實證研究的是中國高等教育擴招的其他影響，如陳厚豐和呂敏基于1998-2004年數據，認為高等教育擴招增長速度應與我國GDP增長速度保持基本同步，擴招過快增長可能導致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失衡[7]；李春玲基于國家統計局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利用logit模型對高等教育擴招對教育不公平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8]；馮用軍基于1999-2009年數據，利用灰色關聯等模型實證研究了高等教育擴招與經濟波動的關系[9]；景光儀利用VAR模型實證分析了高校擴招后高等教育投資對就業結構的影響[10]；許玲麗等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項目數據和邊際處理效應分析框架，實證發現高等教育擴招對個人回報產生了積極影響[11]，但該研究使用1998年之后參加高考的樣本容量較為有限；吳振球等基于我國1999-2010年數據，運用教育量簡化指數法，實證發現高等教育擴招對國民收入年增長率的貢獻率偏低，且地區間貢獻率很不平衡[12]；劉六生和陳為峰基于高等教育彈性系數視角，實證研究了云南高等教育擴招對經濟發展的影響[13]；張兆曙和陳奇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項目數據，實證分析了高等教育擴招對教育機會性別平等的影響[14]；劉哲劍等利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等方法，實證發現高等教育擴招同GDP增長間為顯著負相關[15]；李彬彬和楊曉萍則基于西北五省1999-2008年高校擴招數據，實證研究了高等教育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顯然這些研究未涉及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影響[16]。

本研究不同于上述文獻。首先，將高等教育擴招細分為高等職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擴招，研究兩者對中國TFP的影響。其次，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類似于在我國進行的一項準自然實驗，其對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程度存在異質性的地區的TFP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將分地區研究。再次，大多數文獻在實證分析高等教育對TFP的影響時，測度TFP并未納入環境因素，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我國經濟增長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環境取得的，故本研究在測度TFP時將環境因素納入其中。第四，現有研究基本沒有考慮到內生性問題，即TFP的增長也會對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產生影響，本研究將借鑒Nunn and Qian的估計策略[17]，采用準倍差法進行實證分析。最后，本研究將同時實證分析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中國TFP的平均影響和邊際影響。

三、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

為了利用準倍差法研究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凈影響，需在樣本研究中引入一組未受到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這一準自然實驗影響的參照物，即控制組。也就是需要找到一組不受1999年開始的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影響的樣本，而由于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是全國性的，因此很難找到準確的控制組。Nunn and Qian關于土豆引進對歐洲人口增長和城市化的影響研究也遇到了類似問題，也是難以找到不受土豆引進影響的樣本，最終二人將土豆引進視為歷史實驗，將各地區地理條件作為引進土豆這一事件的處理強度，建立了準倍差法模型[18]。而我國地區差異較大，存在異質性，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各地區TFP的影響也存在相應的差異性，可視為準自然實驗。但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影響很難直接在數據上反映，而各地區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數占總人口的比重肯定和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影響有一定的相關性，故借鑒Nunn and Qian的做法[17]，將各地區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數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率作為擴招這一事件的處理強度。并依據國內外學者關于TFP影響因素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建立了如下模型：

其中i為省域，t為年份，eff和te分別為技術進步指數和技術效率指數，G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數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率，V為高等職業教育招生數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率，本研究引入二者分別作為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擴招這一事件的處理強度；Yq為指示變量，高校擴招前為0，之后（1999-2014年）為1；X為控制變量，即城市化水平UR、外資FDI、經濟開放度EO、基礎設施水平BS、制度IN，μ、φ分別為省域和年份虛擬變量，用來控制不可觀測的省域特性和時間變化的影響；Yp為加入年份的虛擬變量，如果是p年，則為1，否則為0。顯然，β0和β1分別為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擴招的影響，為平均影響，如果β0和β1為正，說明高等教育擴招對高等教育發達地區的TFP等因變量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否則相反；β0+αp1和β1+αp2則分別為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在p年對TFP等因變量的邊際影響，以反映隨著時間變化，兩類教育擴招對TFP等因變量產生的影響。

（二）變量測度與數據說明

首先，關于TFP測度。本研究參考大多數文獻做法，將勞動力和資本存量作為投入指標，將GDP和SO2排放量作為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指標①，為了擴大期望產出，縮小非期望產出，引入方向性距離函數，在此基礎上構造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以此衡量TFP變動率，并分解為技術進步指數eff和技術效率指數te。具體是利用MaxDEA6.0軟件來測算。

其次，關于控制變量測度。本研究用城市人口數與總人口數之比衡量城市化水平，用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GDP比重測度FDI，用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衡量經濟開放度②，用公路里程數與省域面積之比測度基礎設施水平，用非國有投資與總投資之比衡量制度。

上述變量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域《統計年鑒》和《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本研究選擇的樣本時間為1992-2014年，29個省域，其中西藏數據不全，將其排除，并為保持數據口徑相對一致，重慶與四川合并。各變量的描述統計量見表1。

（三）實證結果

1.平均影響

由于我國各地區差異較大，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省級面板數據模型回歸可能會產生異方差和序列相關等問題，致使估計結果不可靠，而廣義最小二乘法能較為有效地克服上述問題。因此，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估計，由于使用Hausman檢驗結果均支持固定效應模型，因此，后續估計結果中均是基于固定效應模型。

首先，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在兩類教育發達的地區越能促進TFP增加。從表2可知，β0和β1均為正數，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普通高等教育發達地區的TFP、eff、te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高等職業教育發達地區的TFP、eff、te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即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在普通高等教育發達的地區越能夠促進TFP、eff、te增加，在普通高等教育欠發達地區對TFP、eff、te的促進作用較小，這一結論對高等職業教育同樣適用。進一步發現，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在普通高等教育發達地區主要是通過促進技術進步提高TFP，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在高等職業教育發達地區主要是通過改善技術效率提高TFP。

其次，兩類教育擴招對TFP增長的促進作用在不同地區表現出異質性。具體就普通高等教育而言，由于北京、上海、江蘇、遼寧、廣東、湖北、陜西等省份普通高等教育較為發達，天津、山東、四川、吉林、黑龍江、湖南、安徽等省份次之，河北、海南、江西、山西、云南、內蒙古等15省份最弱，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平均影響在這些省份間表現出了差異性，從區域角度看，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普通高等教育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對中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次之，對西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最不明顯。同樣，就高等職業教育而言，由于廣東、江蘇、山東、河北、遼寧、浙江、安徽、河南、湖南等省份高等職業教育較為發達，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湖北、江西、山西、陜西、黑龍江等省份次之，海南、云南、內蒙古、廣西、貴州、甘肅等11省份最弱，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TFP的平均影響在這些省份間也表現出了異質性，從區域角度看，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高等職業教育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對中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次之，對西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最不明顯。

再者，對于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發達的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促進作用高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因此，東部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促進作用要高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產業結構中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特別是高新技術行業比重較高，需要大量的普通高等教育人才（本科、碩士和博士）從事產品技術研發。且東部地區服務業比重較高，部分省市已遠超工業，特別是金融會計、專有權利及其許可、法律等新興服務業比重增加較快，需大量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同時對職業教育人才的技能知識要求也大幅提高，增加了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需求，但東部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更為發達，致使其對TFP的促進作用最大。從表2可知，對于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發達的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高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高于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從區域角度看，這一結論顯然也適合東部地區。

最后，控制變量城市化水平通過要素集聚和要素重置效應在1%水平上顯著促進了TFP增長，其主要是通過促進技術進步來提高TFP，這說明城市化是我國TFP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有著重要影響。而外資的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我國引進的外資質量不高，對TFP的促進作用不顯著。經濟開放度和基礎設施水平對TFP促進作用在5%水平上顯著，均主要是通過提高技術效率促進了TFP增長，后者通過有利于知識技術擴散、要素流動、經濟集聚和市場擴張，促進了TFP增長?？刂谱兞恐贫葎t主要是通過促進技術進步在10%水平上顯著提高了TFP。

2.邊際影響

這里同樣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來估計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邊際影響。

首先，兩類教育擴招對TFP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從表3可知，普通高等教育的準倍差法估計量與1999-2003年的虛擬變量交互項（Git*Yq*Y1999）、（Git*Yq*Y2000）、（Git*Yq*Y2001）、（Git*Yq*Y2002）、（Git*Yq*Y2003）的回歸系數和高等職業教育的準倍差法估計量與1999-2002年的虛擬變量交互項（Vit*Yq*Y1999）、（Vit*Yq*Y2000）、（Vit*Yq*Y2001）、（Vit*Yq*Y2002）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但2004-2014年，前者回歸系數顯著為正，2003-2014年，后者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2004年開始，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中國TFP增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2003年開始，高等職業教育擴招顯著促進了中國TFP增長。原因可能在于1999年高校擴招錄取的普通高等教育學生和高等職業教育學生分別是2003年和2002年才開始就業，經過一年的工作熟悉，才通過作用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對TFP增長產生顯著影響，即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TFP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其次，從表3可知，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兩類教育擴招對TFP的邊際影響分別在2004年和2003年開始顯著逐漸增加，到2007年兩者邊際影響均達到最大，分別為0.1541和0.1636，此后兩者邊際影響開始逐漸下降。原因可能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使得我國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變差，加上4萬億投資所引發的后來產能過剩，使得國內相關行業經濟不景氣，與普通高等教育規模和高等職業教育規?？焖僭黾酉鄬氖窃谙嚓P政策措施跟不上的情況下，教學質量滑坡，畢業生就業技能水平低下。這致使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學生就業越發困難，導致兩者擴招對TFP的邊際影響下降。

再者，從表3可知，2004-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中國TFP的邊際影響小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原因可能在于中國入世后一開始很多企業遇到了挑戰，經過3年左右時間調整，才逐漸適應其規則，進而2004-2007年經濟發展較快，產業結構中技能型的現代制造業和現代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增加，對高等職業教育產生了較多需求。并且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承接了大量發達國家產品的制造環節轉移，這一環節往往需要的是熟練的技能型勞動力。同時，相對發達國家，中國經濟發展整體水平仍然不高，產業結構中技術知識密集型行業、高精尖行業和新興服務業比重還較低，對普通高等教育需求增加有限，且發達國家將產品的研發、設計等高附加值環節大多依然保留在國內，致使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中位于較低端，降低了對普通高等教育需求增加的幅度。2008年后雖然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和嚴重的產能過剩，但相對而言，普通高等教育供求失衡更為明顯，專業和用人單位需求不盡符合，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技工荒”，高技能人才短缺。依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4》（教育藍皮書）和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4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公布的數據，可知高職高專院校初次就業率最高，高于“211”（包括“985”）重點大學，?？粕某醮尉蜆I率高于本科生。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TFP的邊際影響較高。

（四）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上述實證結果的可靠性，分別利用各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擴招比例與高等職業教育擴招比例作為解釋變量進行計量回歸，其中普通高等教育擴招比例=（普通高等教育本年度招生數-普通高等教育上年度招生數）/普通高等教育上年度招生數，高等職業教育擴招比例=（高等職業教育本年度招生數-高等職業教育上年度招生數）/高等職業教育上年度招生數?；貧w結果表明，雖然兩個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和顯著性有所變化，但并未改變上述實證結果，因此，上述實證結果是穩健的。

四、結論與今后研究方向

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項重大決定，可以被視為準自然實驗。借鑒Nunn and Qian的估計策略，將各省域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數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率作為擴招這一事件的處理強度，采用準倍差法克服內生性問題，實證分析了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中國TFP的平均影響和邊際影響。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普通高等教育擴招顯著促進了TFP增長，但在不同地區表現出異質性。在普通高等教育發達的地區越能夠促進TFP增加，在普通高等教育欠發達的地區對TFP的促進作用較小，這一結論對高等職業教育同樣適用。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在普通高等教育發達的地區主要是通過促進技術進步提高TFP，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在高等職業教育發達地區主要是通過改善技術效率提高TFP。

第二，從區域角度看，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普通高等教育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對中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次之，對西部地區TFP促進作用最不明顯。這一結論對高等職業教育同樣適用。因此，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擴招應更多的偏向于西部地區高校，并通過各種支持政策將畢業生留在當地或吸引東部地區畢業生，以提高西部地區的TFP。

第三，對比來看，對于普通高等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發達的東部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TFP的促進作用高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高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高于普通高等教育擴招。

第四，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TFP的邊際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性。1999-2003年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和1999-2002年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TFP沒有顯著影響，2004-2007年間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和2003-2007年間高等職業教育擴招的邊際影響逐漸增加，到2007年兩者邊際影響均達到最大，此后兩者邊際影響開始逐漸下降。因此，需采取穩增長、調結構措施，繼續推進一路一帶戰略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在解決產能過剩的同時，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扭轉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TFP邊際影響下降的趨勢。政府還需解決目前普通高等教育存在的地區間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創新力不足、教學質量下降和畢業生就業技能低下等問題，解決高等職業教育在辦學層次、辦學形式、辦學條件、經費投入、師資隊伍、專業設置、課程體系、人才培養類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這樣高等教育才能滿足TFP提高的需要。

第五，對比來看，2004-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擴招對中國TFP的邊際影響小于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教育部提出的600多所新建普通本科高校轉型職業教育是存在合理的實證基礎的。但也需注意高等職業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緩解我國技工荒和高技能人才短缺情況，更好地發揮高等職業教育對TFP的積極作用，扭轉高等職業教育擴招對TFP邊際影響逐漸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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