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成功取決于科學的理論指導

陳文通

【摘 要】中國改革的性質是以糾正超階段錯誤為核心的“第三次革命”；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以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式發展市場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國有經濟的雙重職能定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生產的社會形式同生產力相適應，而根本落腳點是以人民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對問題有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指導方針。按照“第三次革命”的性質清除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清除以速度為中心的制度基礎；按照改革核心問題的重新定位糾正“市場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中國改革成功的主要標志是：完成兩重任務——為完成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歷史任務創造條件，為積累社會主義因素和共產主義前途奠定基礎；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力（率）；使勞動階級能夠普遍受益。

【關鍵詞】深化改革；理論指導；第三次革命；社會主義道路；以人民為中心；雙重定位

【中圖分類號】D61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碼號】1674—0351（2016）05—0005—20

我國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展和成就。但是，一方面，人們對如何深化改革的認識不盡一致，形不成應有的共識和合力；另一方面，改革的理論依據不夠清晰和完善，理論概括跟不上改革的實踐。改革開始是“摸著石頭過河”和“跟著感覺走”的，是采用“試錯法”前進的，對改革的理論認識是粗線條的和漫畫式的。從改革的進程和階段性成果來看，從深化改革難以推進的現狀來看，需要對近40年的改革進行系統的反思、總結和再認識。從目前顯現出來的問題來看，或多或少都同改革的理論指導——對改革的性質、目標、核心問題、著眼點的認識——有關?，F在改革真正到了“關鍵時刻”。所謂“關鍵”，主要問題不在于改革到了“深水區”，遇到了“難啃的硬骨頭”，而在于我們是否從理論上認識到了“深水區”的真正涵義。改革的成功與否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學的理論指導。

一、對中國改革的性質的再認識

（一）改革是關系中國命運的一場革命

如何認識中國改革的性質至關重要，這是統帥全部改革和改革全過程的一個總綱。改革的“性質”就是改革的質的規定性，就是改革和其他變革、中國改革和他國改革的質的區別。按照鄧小平的觀點，中國的改革具有“革命”的性質。所謂“革命”，就是對生產方式、經濟關系、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變革；隨之而來的，是對整個政治上層建筑的適應性變革。一般來說，任何真正意義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使生產關系（作為總和）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政治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既要革經濟基礎的命，也要革上層建筑的命；既要革傳統社會主義道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命，也要革傳統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命?！暗诙胃锩笔窍鄬τ诘谝淮胃锩缘?。第一次革命指的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以社會主義改造為主要標志的社會主義革命。把改革和過去進行的革命相提并論和等量齊觀，十分貼切，意義重大。如果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兩次革命（事實上也是如此。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后者是對前者的否定），那么，改革就是第三次革命，是否定的否定。第三次革命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第二次革命具有超前性質，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以超經濟的手段，超前消滅了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品生產，消滅了階級和剝削，走上了和蘇聯類似的傳統社會主義道路。其結果是，消滅了先進的生產力，經濟和社會發展陷入困境，傳統社會主義道路不可持續。第二次革命的實質是，提前消滅私有制、資本和商品生產，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等同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第三次革命的實質則是，在社會主義道路的初級階段，繼續發揮私有制、資本、商品生產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傮w而言，改革就是糾正超階段的錯誤。

作為“第三次革命”的改革，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也是和其他變革的質的區別：一是不同于那種不涉及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良。在中國改革之前，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進行過改良。在不改變國有國營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擴大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增加企業的利潤留成，實行物質獎勵，增加補充形式的個體經濟和市場調節，模擬市場機制，等等，都屬于改良的性質。二是不同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歷史上的社會革命，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現在的改革，革命的對象不是階級敵人，而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革第二次革命勝利后自己選擇和建立的制度——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因此，這種革命不需要武裝斗爭，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改朝換代或政權的更迭。革命必然涉及到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人格化，但不是把他們打倒，而是在改變經濟關系的同時改變他們的職能——由舊體制下的職能轉變為新體制下的職能。

從“第三次革命”的性質出發，對以往不確切的提法需要澄清。改革之初有一種提法，認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1]563。這種提法值得進一步斟酌?！爸贫鹊淖晕彝晟坪桶l展”不具有“革命”的性質。那時候講的“社會主義”，無疑是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無疑是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那種經濟制度和生產關系已經不適合現實生產力的要求了，因此，對那種經濟制度和生產關系不是要“完善和發展”，而是要進行根本性變革——革故鼎新。事實正是如此，那時候的所謂“改革”，還不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因而不是要改變同計劃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基礎。作為以市場經濟體制代替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是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經濟關系的自我完善，而是要根本變革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和經濟關系。改革的實質是糾正超階段的錯誤。改革相對于傳統社會主義道路及其體制來說，是一種揚棄和否定；相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來說，是否定的否定。如果把“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為“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或許更恰當一些。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薄案母镩_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2]正如鄧小平所說，“不改革死路一條”。這個認識非常重要。關鍵是生產力能不能發展。改革關系中國能不能趕上時代步伐——經濟社會的現代化，關系中國的興衰和存亡。

（二）革命性變革的重點在于解決三個重新定位

改革千頭萬緒，涉及方方面面和多個層次，但必須抓住問題的根本和關鍵，或者說必須抓綱，綱舉才能目張?！瓣P鍵”或者“綱”是由改革的性質和對象決定的。既然改革的性質是“第三次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傳統社會主義超前的經濟制度，那么，改革的重點就應當是，超前的經濟制度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核心內容。具有決定意義的核心內容，顯然不是價格，不是分配關系，不是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也不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是社會形態和基本經濟關系的歷史定位。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的定位；二是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定位；三是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定位。改革就是重點解決三個重新定位。

一是社會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的重新定位。中國現階段處在人類社會的什么階段，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還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初級階段；是人類社會第三階段，還是第二階段？這是關系中國要不要改革和朝什么方向目標改革的決定性前提。按照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說法，新中國建立以后，或者至少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中國已經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定位的前提是，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示范和幫助下，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從而一般后發展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既然已經進行了對私有制（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已經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那么，革命的結果就必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直到現在，這種傳統看法并沒有根本改變，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定位問題沒有最終解決，含混不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理論認識上，趨向于把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區別開來，“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概念，都顯示出這種區別；但始終沒有明確地區別開來。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正確地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 [1]568按說，既然商品經濟不可逾越，那么，作為商品經濟基礎的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從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不可逾越。但當時并未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十三大報告試圖把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從而把兩種不同意義的“初級階段”區別開來。這是理論認識上的一次飛躍。報告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薄拔覈鐣髁x的初級階段，是一個什么樣的歷史階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3]10，12在這里，作為“特定階段”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僅僅同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相聯系。同時，報告又說，“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 [3]9，從而又和“泛指”的一般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了。和以前的認識相比，只是在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再劃出一個“初級階段”。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4]252，從而和馬克思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區別開來了；而且他早就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4]225。但他又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 [4]252，從而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了。這就說明，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定位是二重的：一方面僅僅和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相聯系；另一方面又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對號入座。

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定位，必須從歷史和現實出發，即：從新中國的歷史前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出發，從新中國現實的生產力和經濟關系出發，從“第三次革命”的必然性出發，從初步改革形成的實際經濟關系出發。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不可能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其次，中國現階段的生產力不僅總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而且很不平衡。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沿海和內地都顯著不平衡。廣大農村、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還相當落后，按照國際貧困線標準，我國目前還有2億多絕對貧困人口，可見，還遠未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科學的生產力，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物質基礎。再次，中國之所以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三次革命”，就是因為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超越了現實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藍圖人為設計的，是脫離實際的，必須大踏步“向后退”。最后，經過近40年改革形成的經濟關系，是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關系，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以剩余價值為直接目的）已經充分顯露，和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相去甚遠。其中，公有制經濟的法律所有權和經濟所有權已經分離，經濟所有權已經掌握在個人和資本集團手里；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早已經超過60%，資本和雇傭勞動關系已經成為普遍的基本形式。在現存的全部關系中雖然包含了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但基本方面并未超出人類社會第二階段，即物的依賴關系階段，遠沒有進入第三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自由聯合關系階段。因此，如果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初級階段”，顯然是不確切的；如果確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僅僅和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相聯系，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能作為“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道路初級階段”的簡化表達方式來理解。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澄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而是從理論上搞清楚我國現階段社會形態的歷史定位。重新定位意義重大。社會形態重新定位的要害是把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及其初級階段區別開來，其實質是從人類社會的第三階段正確回歸到第二階段。社會形態的重新定位是經濟形式重新定位和經濟體制轉變的理論基礎。

二是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重新定位。我國現階段的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如何定位，是僅次于社會形態定位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我國現階段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就屬于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定位問題。交換方式指的是人們（生產者，勞動者）交換勞動和產品的方式；經濟形式指的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和組織形式。從宏觀層次看，同時也是社會勞動和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式。自有人類以來就有了交換，但交換方式依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人類社會基本的交換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勞動的直接交換；另一種是勞動采取商品和價值的形式進行交換。一定的交換方式歸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生產力決定的，而直接地說是由一定的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在共同體社會，實行共同占有，共同生產，每個人都是共同體的一員，無論是人的依賴關系（人類社會第一階段的家長制），還是自由聯合關系（人類社會第二階段），人們之間的交換都是勞動的直接交換——包括等量勞動相交換。在彼此經濟獨立、利益隔離的生產者社會，只要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只要存在社會分工，就必須有商品交換。其中，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交換只是自然經濟的補充，商品生產還屬于簡單商品生產，交換的目的是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在勞動和所有權分離的社會，商品生產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以剩余價值為直接目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普遍化了，用商品生產商品。這種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就是西方經濟學所說的“市場經濟”。

中國現階段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定位本來不是一個問題?？梢钥隙ǖ氖?，中國的現階段總體上已經走出了第一階段——人的依賴關系，但還沒有進入第三階段——自由聯合關系，沒有進入共同占有、共同生產、聯合勞動的高級共同體社會，仍然是彼此經濟獨立、利益隔離的生產者社會。人們的勞動并不直接成為社會勞動，必須以商品和價值的形式進行交換，間接地轉化為社會勞動。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取消商品生產的理由。中國雖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在這條道路的初級階段，不僅一般地說必須發展商品生產，而且必須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同時，適度地發展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不僅走了幾十年的彎路，而且至今并沒有從理論認識上完全解決。

在傳統社會主義時代，社會形態定位的超階段，導致了所有制形式和生產方式的超階段，進而導致了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超階段。反過來，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超階段，又要求超階段的所有制關系與之相適應。的確，按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由社會直接占有，每個人的勞動都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因此，商品生產將被消除。但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成了歷史使命的產物，而不是后發展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后的社會形態。在傳統社會主義時代，不僅不顧條件地照搬照抄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特別強調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對公有制經濟的瓦解作用，以致成為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溫床。人們幼稚地以為，只要以超經濟的方式強制性地消滅了私有制、資本和雇傭勞動，也就可以消滅商品生產了，就可以實行計劃經濟了；只要限制商品交換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就可以消滅在萌芽狀態了。錯誤不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本身，也不在對商品生產和所有制形式之間關系的認識，而是在于，把僅僅適合于完成第二階段歷史使命的社會主義理論，照搬到遠遠沒有完成第二階段任務的落后國家來。因此，是注定要碰壁的。一方面，在勞動還沒有普遍簡單化、勞動本身還存在質的差別的情況下，消滅商品生產和實行計劃經濟，不可能做到等量勞動相交換，必然導致平均主義大鍋飯，從而必然挫傷勞動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消滅商品生產，也就是消滅了價值形式，消滅了資本，這樣就挫傷了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不僅如此，由于消滅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也就阻礙和消滅了社會分工，從而消滅了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因?？傊?，由于同時挫傷了勞動和資本兩個方面的積極性，阻礙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必然會束縛、阻礙乃至破壞生產力的發展。當傳統社會主義道路遭遇到嚴重挫折并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經濟方面首先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就是，中國現階段不能吃大鍋飯，不能消滅商品生產。所謂“我國的計劃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這樣提出來的。這是理論認識上的一大進步。

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和深入，理論認識有了質的飛躍，集中起來就是，必須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對于我國現階段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定位的認識，不僅經歷了一個較長的認識過程，而且有些重要問題仍然有待于深化、科學化和統一。問題的核心是，市場經濟是什么，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意味著什么，是資源配置方法和手段的改變，還是經濟關系的根本性變革。與此相聯系，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是什么，商品生產的普遍化將導致什么結果，商品生產、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是什么關系，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不能結合。到目前為止，認識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把傳統計劃經濟改良為包含商品交換和市場調節因素的計劃經濟。只承認商品生產、商品交換，不承認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更不允許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所謂“商品交換”，是同一所有者內部的交換，并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換；把市場調節只看作是計劃經濟的補充。這時候，總體上仍然是計劃經濟。第二階段，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確認我國的計劃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認為計劃和市場是內在統一的，實行“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機制。這時候，本來意義的傳統計劃經濟已經有名無實了，甚至根本不存在了。第三階段，確認我國現階段的經濟體制應當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這樣，我國基本上就和國際社會接軌了。已經得出的共識是：無論是從理論上來說，還是從實踐上來說，中國現階段都不能消滅商品生產，都不應當是計劃經濟，而是市場經濟。

但是，直到現在，對我國現階段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定位的理論認識并沒有到位，沒有完成。關鍵是如何認識“市場經濟”的涵義和質的規定性。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商品生產體現的是一定的經濟關系，即社會分工體系中，產品所有者、商品生產者之間彼此獨立又互相依賴的關系。西方經濟學所謂“市場經濟”不過是商品生產的普遍化，體現的自然也是一定的經濟關系，而且不再單純是商品生產者、所有者之間以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為目的的交換關系，而是包含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占有的更加復雜的經濟關系，即包含著資本和雇傭勞動、資本和資本、資本和其他非勞動階級之間的關系。市場經濟（為市場生產、由市場調節、用商品生產商品的生產形式）不是簡單商品生產，而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以價值增殖為直接目的的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由市場配置資源，不過是市場經濟的表面，不過是資本循環周轉的結果，而不是本質。在經濟形式定位問題上，我們的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或者有意回避了）市場經濟借以形成的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和資本的關系。經濟學家雖然接受并使用了“資本”這個概念，但并沒有在它的本來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沒有和雇傭勞動聯系起來，也沒有和剩余價值、剝削聯系起來。為了掩蓋市場經濟的本質，在一些經濟學家那里，雇傭勞動被說成是“合同勞動”，而資本則被物質化和中性化了——資本無非就是生產資料或生產的物質要素，投資品的貨幣形式，生產經營活動的墊支，等等。這種認識已經遠離實際的經濟關系，說明中國現階段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定位，在理論上并沒有真正解決。我們的理論認識必須前進一步。其實，資本就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不管是私人資本、還是集體資本、國有資本。我們承認市場經濟，就不能不在本來意義上承認資本。沒有資本的市場經濟就不是市場經濟，要么是簡單商品生產，要么連商品生產都不是。經濟形式的重新定位，絕不是主要為了改變“資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而是為了改變生產方式和經濟關系——由類似共同體的關系轉向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乃至獨立的資本所有者的關系。經濟形式重新定位的要害正是在于，充分發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發展生產力的作用。

當代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市場經濟，和一般的市場經濟有一定區別。但區別不在市場經濟本身，而在市場經濟關系之外。同樣，社會主義的因素也不在市場經濟之內，而在市場經濟之外，主要是在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發揮特殊職能的地方。在中國現階段的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必須遵循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一般規律，其次才是由社會主義道路決定的特殊規律。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現階段的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就是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這種經濟關系之外包含著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但是，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所要表明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等等，那么，這是一個必然會發生誤導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為，市場經濟不包含經濟關系、經濟制度的內涵。如果理論上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市場經濟，那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重大顛覆；從這種認識中不可能得出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結論。如果一定要使用這個概念，只應當解讀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現階段的市場經濟”。

三是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重新定位。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定位，同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的定位相比，具有更加基本的性質。是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決定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而不是相反。沒有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獨立的經濟主體，就沒有商品生產；沒有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就沒有市場經濟。但是，這二者又是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但在我國的改革中，這兩個層次改革的順序恰恰是相反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范圍內，從交換方式和經濟形式這個表層開始的，爾后對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我們首先大力提倡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接著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從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到私營經濟；開始只是改變計劃形式（減少指令性計劃和增加指導性計劃）和增加市場調節，后來進行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有企業改革——經營方式、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勞動制度、分配方式的改革?，F在已經形成的相對固定的認識是：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關系，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樣就改變了傳統社會主義時代“一大二公”的所有制關系。但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不斷發生演變，性質已經成為一個模糊概念，為什么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能不能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理論上沒有有充分說服力的回答。至于生產方式如何變革，完全沒有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這就說明，我國現階段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定位問題，理論上并沒有完全解決。

在解決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定位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以下概念和判斷：第一，什么是“公有制”，能不能離開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抽象一般地談論公有制，能不能離開經濟所有權談論公有制，股份公司是不是新的公有制形式？第二，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是什么關系，公有制形式本身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第三，國家所有制是否等于公有制，是否等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第四，什么是“公有制為主體”，公有資產在其法律所有權形式上占優勢是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為主體是否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為主體，“公有制為主體”是否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標志？我國現階段是否要求和能否做到公有制為主體？按照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第一，公有制只是相對于私有制而言，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不同的歷史形式，依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第二，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可以是很落后的形式，公有制并不無條件地優于私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道路初級階段的公有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只有在現代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勞動和所有權相統一、實行共同占有、共同生產和聯合勞動的公有制——社會所有制，才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第三，公有制本質上是勞動者和社會成員的共同體，包含著特定的經濟關系；在公有資產法律所有權和經濟所有權相分離、經濟所有權已經資本化的情況下，企業內部的經濟關系已經發生質的變化，已經變成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單純的法律所有權不能體現公有制的全部經濟關系。股份公司作為一種企業形式和資本組織形式，可以成為公有資產所有權在經濟上實現的形式；但股份公司本身不是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通常，股份公司恰恰是私有資產所有權實現的形式。第四，“公有制為主體”也就是共同體的經濟關系為主體，一旦共同體發生產權關系的分離，企業的經濟關系就二重化了：法律所有權體現的是公有制，經濟所有權體現的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單純的法律所有權占優勢不能體現公有制為主體。

在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定位問題上，必須在理論上說清楚：第一，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應當各處于什么地位，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能否處于主體地位；第二，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主要以什么形式體現，是否一定以公有制的形式體現；第三，我國現階段基本的生產方式是什么。如果我國現階段社會形態和經濟形式的定位是正確的話，那么，我們應當得出下述認識：

第一，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應當起導向的作用，或者說起主導作用，以此保障不斷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但是，不能要求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為主體，是同市場經濟形式相矛盾的，是同發展“資本的生產力”相矛盾的。

第二，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還不可能以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所要求的關系——社會所有制（以及共同生產和聯合勞動）、按勞分配、社會統一組織和有計劃的調節——體現出來，而只能以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形式體現出來。這種新的形式，就是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雙重職能中的特殊職能，即維護勞動階級權益的職能。目前的“公有制為主體”，很難體現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即使資產的法律所有權在經濟上能夠實現，企業內部的經濟關系也不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進一步說，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是矛盾的。真正的公有制經濟內部不存在商品交換。如果商品生產普遍化和市場經濟是既定的前提，那么，客觀上就不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的要求，事實上也很難做到?，F在所謂的“公有制為主體”，只是就公有資產的法律所有權“占優勢”而言，而實際的經濟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蛘哒f，“公有制為主體”這種理論概括，已經不能反映現實的經濟關系。我們之所以仍然采用這種概括，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把公有制形式本身等同于社會主義，甚至把公有資產的法律所有權等同于社會主義；二是關于社會形態的定位，認為“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其實，“公有制為主體”是傳統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延續。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因素，主要不是由公有制形式的多少來體現的，更不是由公有資產的法律所有權來體現的，而是由現實的經濟關系來體現的。我國現階段所要求的所有制關系僅僅是：體現社會主義因素和作為社會所有制的基礎和雛形的國有經濟處于主導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自然發展。

第三，在我國現階段，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自然主要是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從社會主義道路出發，我們可以而且應當適度節制資本，但不可能否定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離開這種生產方式，“生產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一句空話。除此之外，由于城鄉個體經濟和局部勞動者共同體的存在，還必然有其他生產方式作為補充：個體的生產方式和為數不多的、局部的聯合勞動。

二、對中國改革的方向和目標的再認識

中國改革的重新定位已經明確，中國現階段不應當是計劃經濟，而應當是市場經濟。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改革所趨向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說，中國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什么。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改為“決定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5] 對于上述提法，理論家們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讀，改革的實踐也說明了這一點?，F在流行的提法是，把經濟體制改革概括為“市場化改革”。把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歸結為“優化資源配置”，把改革本身概括為“市場化改革”，既不全面，也不深刻，甚至還有背離社會主義道路之嫌。

（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并不以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為全部目標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在“市場化改革”的框架中，沒有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內涵，無論市場對資源配置是起“基礎性作用”，還是“決定性作用”，都和一般市場經濟沒有區別。很多經濟學家把我國的改革稱之為“市場化改革”，這進一步反映了他們心目中的改革方向和目標。什么是“市場”？什么是“市場化”？市場表面上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和過程，并代表社會需求，但在政治經濟學中，市場本質上是一種經濟關系。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市場”是商品流通過程的總表現。但市場的背后是一系列經濟關系：商品監護人（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買者和賣者的關系；商品生產者內部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資本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在“市場”這個概念本身，完全掩蓋了上述所有經濟關系?！笆袌龌母铩笔俏鞣絿覍ι鐣髁x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概括。其實，在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關系”的基礎就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以及資本和資本的關系?！笆袌龌本褪巧唐坊?、價值化、資本化。這里已經包含了勞動力的商品化、商品和貨幣的資本化。所謂“產業化”也是一些改革家冥思苦索想出來的一個力圖瞞天過海的概念。其實，“產業”指的是具有生產性的經濟活動，而在市場經濟中，生產性就是具有生產剩余價值和資本的性質和能力?！爱a業化”就是把生產活動或社會事業作為可以盈利（資本增殖）的產業來經營，或者說，就是把某種生產活動或社會事業當作一種特殊的投資領域。因此，產業化就是資本化?！笆袌龌母铩本推浔玖x來說，就是把一切經濟關系都變成交易關系，進而變成資本關系。政府的作用和“國家宏觀調控”同樣是一般市場經濟的內容。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不是對立物，宏觀調控本身不包含任何社會主義因素。即使這種宏觀調控來自“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已經是既定前提，那么，宏觀調控就僅僅起次要和輔助的作用。況且，宏觀調控不過是以政府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運行；通過財政收支、貨幣供給調節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但不會改變經濟關系本身，有可能改變的只是經濟運行的態勢?？梢?，我國對改革方向和目標的設定，完全沒有超出一般市場經濟的范疇，在任何國家都是適用的。但是，我國既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就不能完全照搬一般市場經濟的方向和目標；除了一般市場經濟的目標之外，還必須有體現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目標。其實，改革的方向和目標的定位，同經濟形式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既然是以社會主義道路的形式發展市場經濟，那么，改革的目標就是雙重的：一重是市場經濟的經濟形式；另一重是社會主義道路借以實現的形式。

（二）市場經濟體制不可能建立在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

關于我國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按照十四大報告的表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建立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這一表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注解。這種表述被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這是因為，馬克思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每個人的勞動都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不需要商品交換；或者說，社會主義將消除商品生產。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真的是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嗎？需要在理論上搞清楚。我國的市場經濟的確和“社會主義”這個關鍵詞有一定關系，問題是什么關系。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關系，還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道路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如果是前者，那當然是“重大突破”；如果是后者，就沒有任何突破。既然我國現階段并未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沒有進入人類社會第三階段，那么，我們可以斷言，這里所說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F在，我國是把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的。問題的實質不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在一起，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現階段存在市場經濟的條件。市場經濟不可能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也不可能和名副其實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理論上一般所說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以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內部沒有、也不需要商品交換。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假如“公有制為主體”是名副其實的，那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過是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修訂版——一種變種，那么，商品交換就只能是補充形式，也就不可能在總體上形成市場經濟；假如“公有制為主體”是有名無實的，那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樣是徒有虛名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的問題。在我國，能夠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相統一的經濟制度，是一種國有經濟為主導、公私并存、社資兼有、勞資兩利的復合經濟制度。在這種復合經濟制度中，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國有經濟可以而且應當是主導形式，但不可能是主體?！敖Y合論”和“市場化改革論”恰好是兩個極端。前者把“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以至于取消了市場經濟借以存在的一般基礎；后者完全照搬市場經濟的一般關系，取消了體現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關系。如前所述，把改革的方向和目標說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論是理解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都是不確切的。力圖使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不過是一廂情愿；同樣，力圖把市場經濟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也是不現實的。這些都是形左實右的表現，是根本做不到的?！吧鐣髁x”只會成為一個標簽；而被它掩蓋著的是右的“市場化改革”。

（三）中國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以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式發展市場經濟

中國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既不是西方國家的所謂“自由市場經濟”，也不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變種——虛假的不倫不類的市場經濟；既不能右，也不能“左”；既不能背離市場經濟一般規律，也不能脫離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能搞西方式變異的市場經濟，也不能搞中國式變異的市場經濟。按照目前的趨勢，傳統的計劃經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中國不太可能搞成西方傳統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搞成目前西方式變異了的市場經濟。我國只能以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方式發展市場經濟。以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式發展市場經濟不能是一句空話，而必須在現實的經濟關系中體現出來，必須兼顧一般和特殊兩重屬性。既然公有制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也就不等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更不等于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意義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從理論上講，真正的“公有制為主體”不可能成為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一旦價值形式和交易關系成為普遍的形式，由法律所有權體現的“公有制為主體”——公有資產占優勢，只會成為政商結合和鼠竊狗偷的平臺。為此，我們必須改變不切實際的形左實右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現階段所要求的經濟制度，并不是那種“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和我國現實國情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這樣一種具有兩重性的復合經濟制度：一方面，同市場經濟形式相適應，可以成為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同社會主義道路現階段的要求相適應，可以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基礎，包含不斷增加的社會主義因素，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在現階段，這樣的經濟制度，不是依靠公有制經濟的數量和比重，更不是依靠公有資產的法律所有權占優勢，而是兼顧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道路的新的實現形式。這種新的實現形式，就是具有雙重職能的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一重是同一般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般職能；另一重是體現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職能。就一般職能來說，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都可以學習和借鑒——無非是發揮政府和國營的比較優勢，彌補市場缺陷，做民間和市場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在這個范圍內，政府和國營并不包含社會主義因素，充其量體現的是社會一般利益——包括資本的一般利益。就特殊職能來說，體現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職能，必須靠一定的經濟關系、經濟制度、指導方針。在我國現階段，體現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職能，既不是靠增加“公有制”的數量，也不是靠“按勞分配”，還不是靠同市場經濟相矛盾的聯合勞動，而只能靠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職能的重新定位。后面將專門闡明，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職能的重新定位，是我國改革的核心問題。

三、對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的再認識

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是由改革的性質和目標決定的。核心問題也是關鍵和要害問題，是深層次的問題，是隱藏在表層下面的本質的東西，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既不是價格體系和分配關系，也不是計劃和市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是政府和國有經濟的職能定位。

（一）價格體系和分配關系不是改革成敗的關鍵

在我國改革之初，一些經濟學家對價格和分配方面的改革看得格外重要，說明它們一開始就沒有把改革看作是經濟關系的根本性變革。

首先，價格體系不是改革成敗的關鍵。中央關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決定曾經指出，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價格體系的改革；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5] 這是在中國尚未完全放棄計劃經濟的情況下提出的判斷，無疑是積極的。這種提法事出有因。當時不少商品的價格既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系，改革應當以價格改革作為突破口。但這種認識依然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和要害。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只要被交換的產品是真正的商品，只要貨幣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價格體系就不存在問題?！罢嬲纳唐贰币馕吨?，生產者是真正的商品生產者和所有者，交換過程沒有超經濟的強制。但是，我國當時的問題恰恰就在這里。生產者——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集體經濟組織——都不是真正的商品生產者和所有者。除了補充形式的自由市場之外，價格都是由國家制定和調整的，浮動的幅度是由國家規定的。因此，無論是擴大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范圍，還是通過財政和金融政策調節商品供求關系，都不可能根本解決價格體系不合理的問題。價格僅僅是經濟關系的表層，可以作為改革的突破口，但并不是改革成敗的關鍵。

其次，分配關系不是改革的根本問題。分配關系同企業和職工個人的利益直接相關，重視分配關系的改革，把分配關系作為改革的切入點，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國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不是分配關系問題。從理論上講，分配方式和分配關系不過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背面和表現，它們不是平列的關系，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決定分配方式和分配關系。分配關系表現出來的不合理（主要是平均主義大鍋飯），根子在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不合理。在我國現階段，平均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內部職工（勞動者）之間的平均主義；另一方面是人們的收入不能轉化為投資而導致的平均主義。當時，更多的人只看到前者，而沒有看到后者。而前一個方面的平均主義，依企業性質、生產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在公有制企業中，所謂按勞分配強調的是個人提供的勞動量的差別；在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企業中，分配的差別所依據的是對資本增殖貢獻的大小。因此，解決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必須從變革生產方式入手。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都力圖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但實際上，這個要求已經落后于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變革了。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自不必說，這里完全沒有“按勞分配”的經濟基礎，而是按要素分配（確切的說是按生產要素對資本增殖的貢獻分配）。公有制企業（例如國有企業）經過產權制度、企業制度和勞動制度的改革以后，企業內部已經不是共同占有、共同生產和聯合勞動的關系了，也已經不具備按勞分配的經濟基礎了。人們實際上是把“勞動收入”等同于“按勞分配”了；而勞動收入在任何生產方式中都存在，它體現的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

（二）計劃和市場或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改革核心問題的觀點需要深化

黨的十四大報告認為，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5]17-18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則進一步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2]19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改革的核心問題嗎？必須從理論上搞清楚?！昂诵摹笔窍鄬τ谕鈱?、外表、外圍而言的，處于決定性的地位。這兩個判斷的前提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初提出“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是因為當時并未徹底否定計劃經濟這個概念，而是力圖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另一種說法。后來，國家的年度計劃不做了，五年計劃改成五年規劃了，作為計劃經濟的“計劃”不存在了，因此，“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也就不存在了；于是，改成“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也就水到渠成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確存在，問題是，這個關系涉及的是表層的問題，主要是市場機制和行政機制對交換關系和資源配置的影響?，F在我國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經濟失衡（比例失調，結構扭曲），兩極分化，失業增加，經濟危機（產能嚴重過剩，商品房大量閑置，財政、債務、金融危機），資本變異，環境惡化，腐敗叢生，等等，主要不是沒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造成的。我們必須搞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能夠決定和影響什么，不能決定和影響什么，是否處于核心地位。先說市場。如前所述，市場作為商品流通過程的總表現，是表層的經濟關系，屬于交換關系和經濟形式；市場不是經濟關系的核心，不起決定性作用。從市場上表現出來的問題，本質上是生產方式、經濟制度、市場主體（首先是資本）的問題，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問題。在西方國家，由于私有制、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是既定的前提，人們主要關注的自然就是市場了。但在我國，改革最重要的不是以交換關系代替計劃或者政府的作用，而是變革計劃經濟借以形成的經濟關系。再說政府。政府不是市場主體，處在市場過程之外；政府只是制定市場規則，依法監管，以經濟政策進行宏觀調控，消除市場調節導致的部分消極后果。政府作為政治上層建筑，執行多方面的職能，和市場相關的政府職能只是一個側面和一個層次，而且不是最主要的職能。因此，政府和市場并不是平列和對等的關系。就市場經濟來說，政府的作用是規范作用、限制作用、補充作用。在政府和市場的背后是既定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看作是改革的核心問題，不僅忽視了深層次的經濟關系問題，不僅把表面現象當作了問題的本質，而且貶低和縮小了政府的職能。如果確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確認我國改革步履艱難、困難重重，那么，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看作是改革的核心問題，無異于斷言問題完全在政府方面，從而把改革的矛頭對準了政府。

（三）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國有經濟職能的重新定位

如上所述，我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既不是價格和分配問題，也不是計劃和市場或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是什么呢？應當是，實現道路轉變和體制轉變——從傳統社會主義道路轉向新型社會主義道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關系。實現這“兩個轉變”，不能不變革原來的所有制關系和生產方式。但是，第一，能不能變革，以及變革阻力之大小，不取決于變革的愿望，而取決于實現這種變革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第二，這種變革并不是單純地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聯合和合作的生產方式，而是如何做到，既能滿足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又能滿足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要求。所謂“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就是政府和國有經濟；而它們執行什么職能和如何執行職能，又直接關系到“兩個滿足”。如果公有制經濟（首先是國有經濟）在外延的方面和內含的方面不絕對地和相對地減少，那么，非公有制經濟就不可能增加，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就沒有立足之地；如果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定位不合理、不準確，那么，“兩個滿足”都要落空。因此，我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變革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關系——政府和國有經濟兩個方面職能的重新定位。所謂“重新定位”，不僅是相對于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而且是相對于“市場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而言的。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定位都不是單一屬性的，而是雙重屬性的，從而具有雙重職能。第一重屬性和職能是，同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一般規律相適應，通過改革創造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所有制和產權關系，獨立的經濟所有權，生產方式），解決民間和市場解決不了和解決不好的問題。因此，在盈利性競爭性領域，政府不應當成為企業的主宰者、市場的超經濟干預者、經濟資源的配置者、企業虧損的補貼者。國有經濟必須從國內的一般盈利性、競爭性領域中退出來，國有企業中所有和國家經濟命脈無關的“輔業”原則上都應當退出來。但是，決不能以損害職工利益的方式實現這種變革。第二重屬性和職能是，同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要求、特殊規律相適應，奠定不可逆轉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基礎，解決由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產生出來的同社會主義道路現階段相對立的問題。具體地說：人民政府是共產黨領導和執政的政府，必須旗幟鮮明地直接成為勞動階級權益的維護者，而不是單純做一個市場的“裁判員”，更不是單純地為資本著想、解困和服務。要從就業、勞動者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體現出來。在這些問題上，政府既不能甩包袱，也不能轉嫁負擔，更不能利用市場和進入市場謀取自己的特殊利益。在這個問題上，人民政府不能羞羞答答，不能怕得罪資本。這是我國人民政府和一般國家政府的重大區別。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具體形式，是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前提、基礎和雛形，本身就包含社會主義的因素。按照原則，國有經濟不應當進入以盈利為目的的競爭性市場，而是直接服務于社會主義道路——為社會主義道路奠定經濟基礎，維護社會主義道路的安全性。社會主義道路的利益和國家命脈產業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國有經濟的重點應當是國家命脈產業。國家命脈產業最重要的不是價值增殖，而是為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政治形式提供物質基礎。不過，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國有經濟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產品，可以進入國際競爭領域，以顯示我國國有經濟的比較優勢。

四、對中國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落腳點的再認識

改革不僅要明確改革的性質、目標和核心問題，而且，還必須明確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根本落腳點是什么。如果改革的目的和落腳點不清楚，甚至偏離了正確的目的和落腳點，那么，即使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來了，也不能認為是成功的。

（一）明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落腳點至關重要

我國改革的起因表明，我們對改革目的的認識還是比較清楚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大弊端是：一方面，雖然名義的經濟增長率不低，甚至很高，但生產力發展很慢，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貧窮落后的面貌沒有大的變化；另一方面，盡管生產力有了一點點發展，但人民群眾從中得到的實惠很少。我們從對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認識中得出如下正確的結論：我國必須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條”。改革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相適應，使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但是，時至今日，我們對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落腳點的認識，仍然是膚淺的，若明若暗的。什么叫“發展生產力”，什么叫“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相適應”，什么叫“共享發展成果”？人們的理論認識并不是都很清楚。我們發展生產力又是為了什么？實踐結果有時又偏離了正確認識?？梢?，明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落腳點至關重要。

就對“發展生產力”的認識來說。很多人離開勞動、勞動者的利益談論生產力，他們不是把生產力看作是“勞動的生產力”，這樣就和勞動者的利益要求失去了聯系。撇開這一點不說，不少人把經濟增長和發展生產力混為一談，把經濟增長速度（GDP的增長速度）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標志。這是不正確的。在正常情況下，增長速度可以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指數。但是，經濟增長速度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既取決于生產過程，也取決于流通過程；既可以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也可以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果；既可以是積極結果，也可以是消極結果——可以是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犧牲人民群眾利益的結果。這樣一來，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偏了。

就對“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相適應”的認識來說。馬克思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強調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對于區別不同性質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意義。但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中，對這個觀點的理解是十分機械的，認為：機械化、自動化的勞動資料決定的是全民所有制；半機械化決定的是集體所有制；手工工具決定的是個體經濟。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物質技術基礎，一開始就是機器大工業（而且更多的是自動機器體系）；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勞動才有可能在實際上從屬于資本。這就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機械化、自動化是可以相適應的?，F在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調整所有制結構，變革生產方式，并不單純是因為勞動資料落后，而是因為所有制形式、生產方式同生產力的能動要素（勞動者）的利益要求不相適應——他們不僅不接受平均主義，而且要求獲得資本收益，要求獲得經濟上的自由。如果機械地理解“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相適應”，我們就根本不需要改革。

就對“共享發展成果”的認識來說。這本身只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而不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這里所強調的是，社會各個階層都可以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好處，體現是否公平分配的基尼系數不能超過公認的警戒線，更不能超過危險線。所有這些，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實現的。但是，既然社會主義道路是既定的前提，就不能滿足于上述一般要求，“共享”就應當包含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這涉及到如何正確處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F在的實際情況是，不僅社會主義因素未能體現出來，市場經濟的一般公平要求也未能充分實現，兩極分化就是突出的表現。

就對“改革的落腳點”的認識來說。問題主要不在于理論認識，而在于實踐。在很多問題上，實踐和正確的理論認識是脫節的，甚至是背離的。這只能說明，我們在理論認識上并沒有完全搞清楚；或者，正確的理論認識缺乏正確的政策支撐。我們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把發展生產力等同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而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實施了過度向有利于提高速度的方面傾斜的經濟政策。例如：對農村的歧視性政策，國民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過度向工業、資本、城市、國有企業、政府傾斜的政策，只顧短期解困不顧消極后果的宏觀調控政策，等等。其中，主要是：財政稅收政策，信貸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股市政策，減員增效政策，等。其結果是，不僅和可持續發展背道而馳，而且大大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國有企業工人的利益、普通居民的利益。

（二）發展生產力的實質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生產力本質上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率）的提高取決于多種因素，但最主要的是發揮“勞動的一般社會力”的作用。一方面是發揮勞動的社會結合的力量，發展和創新結合的形式；另一方面是通過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利用各種形式的自然力。但是，這兩個方面都取決于生產的社會形式是否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歷史上的各種形式都曾經適應過，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最后都不再適應了。我們必須深入考察，在我國現階段，什么樣的社會形式、生產方式、經濟制度最能夠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無論是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體制和經驗，還是制度創新，都必須從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力（率）出發。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標準”是最高標準，提高勞動生產力（率）和人類自身的發展始終是一致的——盡管在全部過程中，一定的階級和個人不能不做出犧牲。例如，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做出的犧牲，勞動生產力就不能獲得空前的飛躍式發展，也就不能為工人階級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

（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生產的社會形式同生產力相適應

生產的社會形式包括所有制形式，生產方式，經濟制度、經濟形式乃至社會形態。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同生產力相適應，本來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如果基本適應，勞動生產率就提高，生產力就發展，經濟就繁榮，人們就安居樂業，社會就穩定。如果基本不適應，就會恰恰相反。這時候，生產力就會要求變革生產的社會形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生產的社會形式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問題是，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生產的社會形式的癥結究竟在哪里。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認識到的主要是：一是計劃經濟形式不適應；二是“一大二公”所有制關系不適應；三是完全的按勞分配不適應；四是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企業制度不適應；等。于是，在經濟形式方面，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在所有制關系方面，“一大二公”改為“公有制為主體”；在分配關系方面，平均主義改為“一部分先富”，按勞分配改為“按勞分配為主體”；在國有資產管理和企業制度方面，國有國營改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實行公司制。至此，生產的社會形式是否已經同生產力相適應了呢？應當說有所適應，但還沒有達到基本適應。問題在哪里呢？主要是，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國現階段的勞動生產力——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生產力，仍然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馬克思語）。但是，我們在理論上仍然認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4]372這種認識和現實有很大的偏離，我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等同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了。如果按照“資本的生產力”的要求，盡管加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限制（主要是節制資本；發揮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的特殊職能作用），那么，生產的社會形式還應當進行進一步的變革。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公有制經濟應當保持多大的比重，是否有可能實現按勞分配，國有經濟的定位如何為市場經濟提供經濟基礎，等等。

（四）改革的根本落腳點是以人民為中心

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應當是為了人民的福祉，而從我們所處的時代和所堅持的道路出發，更多的是為了勞動階級的利益。如果說發展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新的發展理念，而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發展，那么，改革也必須以人民為中心?？茖W發展的新理念應當通過改革落腳到以人民為中心。鑒于在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上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改革實踐對正確理論認識的偏離），我們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澄清。

必須把生產力的發展轉化為普遍的人本身的發展。如前所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的社會形式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但是，這只是一般道理，對于任何時代、任何發展階段的真正的革命都是適用的。因此，我們只講這個一般道理還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講另一層道理，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同人本身發展的關系，是普遍的發展，還是少數人的發展；是全面的發展，還是片面的發展。在迄今為止的階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都有利于人本身的發展，但首先是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的人的發展，即奴隸主階級、封建主（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發展；概括地說，首先是壟斷地占有生產的物質條件的那些階級的發展，首先是富人的發展。雖然生產力發展了，人本身在總體上也得到了發展，但因為貧富懸殊，人本身的發展很不均衡，人類積累起來的精神成果主要掌握在有產者階級手里，富人手里。一端是財富（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積累，另一端是貧困和愚昧的積累。在近幾十年來的國際社會，隨著資本本身的異化，隨著錢可以直接生錢，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資本主義道路并非一開始就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道路；恰恰相反，它比傳統社會主義道路更加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并非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是因為，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發生了異化——生產力越發展，失業率越高，兩極分化越嚴重?，F在的西歐國家就是如此。不僅如此，由于資本和勞動、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勞動和科學的分離，勞動者和非勞動者的發展嚴重不成比例；隨著分工的發展和勞動資料的進步，勞動越來越片面化了，勞動者只是得到了片面的發展。中國之所以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把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就是力圖避免生產力發展結果的異化，把生產力的發展轉化為普遍的人本身的發展。為了把生產力的發展轉化為人本身的發展——最高目標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在現階段，則主要是適度節制資本和保護勞動者權益。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必須使勞動者報酬保持合理的比重，實現“共享發展成果”；其次，在再分配中，通過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增加弱勢群體和貧困階層的收入；再次，在非生產領域，不能為資本所有者提供投機和暴富的條件和機會。

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益必須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人們經常講，改革在于優化資源配置，在于提高經濟效益。這固然是正確的。但這種提法適合于任何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如果我國的改革只是一般地要求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益，就和社會主義道路沒有關系了。而事實正是如此，不少經濟學家和改革家只抽象地講資源配置和經濟效益，避而不談人民群眾的利益。我們必須搞清楚，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是什么關系。所謂“優化資源配置”，無非是把有限的經濟資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企業和社會最需要的產品上。優化資源配置的結果對整個社會自然是有利的。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優化配置是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實現的，其結果并非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這不僅是企業的優勝劣汰，而且是技術設備和工人的優勝劣汰，最終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特別是雇傭勞動者。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工人面臨失業、再就業、收入沒有保障、貧困。我們還必須注意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往往以資源的濫用和浪費、生態環境的惡化作為補充，最終都會傷害到人民群眾的利益。這個問題是很多經濟學家和改革家不予考慮的，可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謂“提高經濟效益”，一般地說就是提高投入產出率。但是，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提高投入產出率有不同的內涵；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也有不同的內涵。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投入產出率最大化指的是，以最少的勞動和生產資料的投入，得到最多的剩余產品（主要表現為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經濟效益主要是就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來說的，企業投入的是資本，產出的是剩余價值或利潤。投入產出率最大化就是資本成本和利潤的比較，即：資本投入產出的最大化、資本循環周轉效率的最大化、剩余價值率或資本利潤率的最大化，等量資本利潤總額的最大化，最后是可以轉化為資本積累的利潤的最大化。個別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對社會、對勞動者意味著什么，同樣是經濟學家和改革家不予考慮的。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總體而言，對于雇傭工人和社會來說，都有一定好處。但是，對雇傭工人的直接好處并不多，甚至無關。勞動者報酬在工人進入企業的時候已經確定下來了；而工人階級勞動者報酬的總額取決于它在全部增加值中的比重，而不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如果企業經濟效益是提高剩余價值率的結果，那么，勞動者報酬在增加值中的比重還有可能降低。因此，僅僅把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無關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至少是不全面的。改革不能單純為了優化資源配置，也不能單純為了實現資本的經濟效益，而必須在總體上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

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一些重大經濟關系和比例關系。為了使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落腳點不至于僅僅停留在書面上和口頭上，必須處理好以下四大經濟關系：

一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基本的經濟關系。要發展“資本的生產力”，就不能不依法保護資本的權益；但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市場經濟，必須同時注重維護勞動階級的權益；資本和勞動這一本來是對立的關系，必須能夠互利、雙贏、共享、和諧。

二是政府和民眾的關系?，F階段的國家，仍然是本來意義的國家；同樣，政府也必然是本來意義的政府。所謂“本來意義”，就是它們都是階級關系的產物——雖然在表面形式上具有超階級的性質。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人民政府是社會主義因素的載體，它必須更多地直接維護勞動階級的權益。我們決不能把國家利益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國家利益歸根到底是人民群眾的利益。無論是財政收支、城市建設、城鎮化，還是穩增長、調結構，都必須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依歸。

三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市場經濟中，在盈利性、競爭性領域，政府和市場的一般關系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要求最大限度地簡政放權，并把改革歸結為“市場化改革”。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市場經濟，上述認識是片面的。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無論是政府的作用，還是市場的作用，政府和市場作用的方式和大小，都必須以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準則，而不是以資本和政府的利益為轉移，也不是以增長速度最大化為轉移。

四是城市和鄉村的關系。由于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具有不同的特點，幾乎在任何時代都存在城市和鄉村的關系。自從城鄉分離和國家產生以來，城市領導農村、統治農村、剝奪農村，農村落后于城市，是一般規律和普遍現象。中國既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就應當力所能及地逐步改變這種狀況。我國仍然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在農村，“三農問題”——農業生產、農村發展、農民利益是不可忽視的大問題。我們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放在農村，也是這個道理。我們必須根本改變經濟政策過度向資本、工業、政府、城市傾斜的狀況。

與此同時，還必須重點處理好一些關系全局的重大比例關系。這些比例關系都包含著勞動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例如：消費和積累（投資）的比例關系（消費率和投資率）；內需和外需的比例關系；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的比例關系；農村居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比例關系；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固定資產折舊和生產稅凈額的比例關系；等等。

五、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有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指導方針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從此，我國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2]7為此，我們必須搞清楚“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涵義：我們要攻的“堅”是什么，“堅”在哪里？體制改革由淺入深，“深淺”的界限是什么，“深”的標志是什么。而要搞清楚“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涵義，首先必須從問題出發，堅持問題導向，對改革發展中新出現的問題及其根源做出系統和準確的判斷；其次必須有正確和科學的理論指導，在總結近40年改革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端正指導思想，糾正過去“市場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

（一）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問題導向

我們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改革的，因此，必須始終樹立問題意識和堅持問題導向。全面深化改革所面對的問題，一般地說，是“發展中的問題”、“前進中的問題”，但除了舊體制中尚未解決的問題外，更多的是前期改革和發展中新出現的問題。既有老問題，也有新問題，但更多的是新問題。不過，老問題和新問題是密不可分和融為一體的。老問題已經是在新的條件和環境下表現出來的老問題；新問題則是在老問題的基礎上產生的，有些新問題不過是老問題的發展形式或變異形式。新問題既同改革和發展中的偏差和失誤有關，也同仍然存在的老問題有關；既同現在形成的不合理的過渡體制有關，也同體制扭曲狀態下的非科學發展有關。問題表現在兩個層次上：一個層次是經濟社會問題；另一個層次是過渡體制問題。

經濟社會問題，在這里指的是那些重大的、系統性的、普遍性的問題，而不是那些無足輕重、枝枝節節、局部性的問題。社會已經形成共識、中央高度重視的主要經濟社會問題是：經濟失衡（比例失調和結構扭曲），經濟危機（包含各種風險），貧富懸殊（或兩極分化），民生難題，資源危機和環境惡化，腐敗叢生。其中：“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是，一系列重大比例關系失調，基本產業結構扭曲。一方面，消費和積累（投資）的比例關系，內需和外需的比例關系，貨幣供給和經濟產出之間的比例關系，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居民收入的比例關系，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的比例關系、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關系，城鄉居民在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方面的比例關系，主要行業勞動者報酬的比例關系，主要行業平均利潤率的比例關系，等等，都存在一定的失調。勞動者報酬、居民收入、居民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偏低，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另一方面，一、二、三產業之間的結構，各產業內部的結構，以及技術結構、勞動力結構、資本有機構成、現實資本和虛擬資本的結構、產業資本和投機資本的結構，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扭曲和不合理的問題。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符合一般規律，但并不都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勞動力合理轉移的正常結果，也包含著耕地減少、農業現代化程度低、平均利潤率低、農業積極性不高（極端的情況是撂荒）、城鄉隔離的不正常結果。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同樣符合一般規律，但并不是服務業全面均衡發展的結果，而是為“拉動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個別產業畸形發展的結果，人民群眾生活需要的商業服務業反而被冷落?，F在全世界都處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之中。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在理論上并未承認我國存在現實的經濟危機，而是主要歸結為“外部沖擊”和“結構性問題”。實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那些主要特征我國都存在——普遍的生產過剩（產能過剩），生產縮減，流通蕭條，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信用危機（金融風險和債務危機）。貧富懸殊或兩極分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近20多年來，我國產生了那么多的億萬富翁，基尼系數超過發達國家，而普通百姓的收入和生活卻沒有太多的改善，這已經影響到人們對改革成果的評估。資源和生態環境在一些地方有所改善，但整體而言不容樂觀，潛在的資源環境危機還在進一步暴露。腐敗問題有所遏制，但還遠不是基本解決。問題在于，腐敗叢生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經濟社會問題在政治上層建筑層次的反映。

現行過渡體制，作為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存在一些問題并不奇怪，但有些問題關系到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如果順勢下去，很可能搞成不倫不類的市場經濟——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也不符合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要求?，F行過渡體制的問題，也是老問題和新問題結合在一起的。老問題就是殘存的計劃經濟體制，主要問題是，傳統計劃體制的受益者（或機構），力圖阻礙建立和創造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體制基礎。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把非市場經濟職能和市場經濟職能嚴格區別開來；沒有把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特殊職能和不需要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一般職能區別開來；沒有使應當參與市場競爭的國有企業的經濟所有權獨立化。經過初步的改革，雖然國家計劃（特別是指令性計劃）取消了，國有企業內部和宏觀經濟部門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但傳統計劃經濟的體制基礎仍然存在，“統制經濟”的格局并沒有根本打破。一是國有經濟的所有制基礎沒有根本改變；二是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沒有根本改變。這就是老問題的新表現。國有經濟并未把盈利性、競爭性領域和非盈利性、非競爭性領域嚴格區別開來。所有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都有強烈的趨利欲望，但既未受到所有者（直接代表全國人民權益的機構）的必要約束，也未受到市場經濟規則的嚴格約束。按照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雙重要求，國有企業和公有資產（國有資本），該退出的沒有退出，沒有盡力執行應當執行的職能；該進入的沒有真正成為產權獨立、遵守市場規則的市場主體，力圖從國家和市場兩方面獲利，而損失由國家和國民承擔。盈利性、競爭性領域應當保留的國有企業，并沒有建立起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體制基礎。政府機構雖然多次調整重組，但職能和管理方式沒有大的變化，只是計劃形式變成了直接的行政干預。政府該管的沒有管好，不該管的卻抓住不放。更重要的是，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和國有企業政商不分、藕斷絲連、官商結合，政府機構本身或隱或現、不同程度地進入市場，以獲取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對問題產生的根源做出系統和準確的判斷

在認識到問題——經濟社會問題和過渡體制問題——以后，必須搞清楚問題產生的根源，做出系統性和準確的判斷。為此，必須首先從理論上澄清對問題根源的某些不準確判斷。

我國理論界和綜合經濟部門的一些專家學者，對問題的根源有如下具有代表性的判斷：一是以產業結構為主的“結構性問題”；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避免的“階段性問題”；三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的“外部沖擊”；四是所謂“三期疊加”說；五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說。這些看法都有某些片面的或表層的道理，但都不夠確切和科學，沒有說清楚問題的本質，都缺乏說服力。

用“結構性”說明不了我國當前存在的諸多問題。不是我國不存在結構性問題，但結構不合理是某些原因的結果，而不是根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主要是由自然規律調節的，結構性的失衡是經常存在的，但在這種自然規律的作用下，始終存在恢復平衡的趨勢。我國現在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實際上并不是市場調節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市場調節難以正常發揮作用的結果。工業（尤其是投資品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商品房過度積壓，并不是結構性問題，而是不合理的經濟關系和以速度為中心的發展方式造成的。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工資和利潤、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消費和投資不成比例，是生產嚴重過剩的基礎性原因；信貸膨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用“階段性”同樣不能說明問題。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過是人類社會第二階段在中國的特殊存在形式。在這個階段，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帶來的問題，在我國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與其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看作是問題的根本原因，倒不如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是根本原因。但是，我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這個限度。有些問題不僅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沒有的，也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所少見的。用“外部沖擊”說明問題是非常牽強的。這種說法意味著，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形成，與中國無關，中國只是受害者。這種看法的假定前提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發生危機。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同樣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同樣會產生以生產相對過剩為基礎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如果說中國的危機和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有什么區別，那就是：一方面，由于市場經濟加入了政府干預的因素，并且以傳統發展方式發展和運行，生產過剩（以及產能過剩）嚴重；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進出口量非常巨大，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更大?！叭诏B加”只說出了一些表面現象，而并未揭示問題的本質，帶有一定的辯護論性質。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都不過是傳統發展方式難以為繼的表現，根本不是問題的根源。超高速增長不可持續，是長期追求超高速增長的必然結果；結構扭曲同樣是以速度為中心的結果；前期刺激政策也是非科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本來應該以緊縮性經濟政策抑制投資過熱的情況下，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而為了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保8），又不惜一切代價和消極后果，實施空前的擴張性經濟政策。而這一切又是過渡體制不夠合理的必然結果。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本來就不是一種科學的觀點。中等收入狀態本身和經濟的突然減速和長期停滯，沒有必然聯系。實際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不過是后發展國家經濟危機的特殊形式，是后發展國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支配地位以后出現的現象，又是后發展國家實施以速度為中心的趕超戰略的結果。

歸結起來，經濟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主要有下述三個方面：

1.以速度為中心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方式。以速度為中心有客觀原因，其物質基礎是貧窮落后，具有強烈的趕超意識；其制度基礎是政府對經濟的過度不當干預。但更多的是主觀原因。在理論上，把增長速度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主要表現；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在實踐上，以速度為中心實際是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為中心（這里主要涉及到資本、政府機構及其人格化）。

2.“市場化改革”中存在的偏差和失誤?！笆袌龌母铩边@個提法就不確切。我國改革的內涵不僅僅是“市場化”。首先，“市場化”回避和掩蓋了本質。市場化實際上是商品化、價值化、資本化；市場化就是商品生產的普遍化，包含著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其次，改革的內容并不都是市場化。該進入市場的當然要進入市場，但不應當進入市場的一定不能進入市場。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合理定位，固然包含著同市場經濟相適應，包含著發展私有制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但它們又必須同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相適應。市場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就在于：一是全面市場化。全面市場化也是全面的交易關系和全面資本化。從盈利性競爭性領域到非盈利性非競爭性領域，從經濟領域到社會領域，從經濟社會領域到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二是過度市場化。市場化已經到了資本本身異化的地步。虛擬資本、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產業資本的扭曲，貨幣的虛擬化，就是過度市場化的表現。三是市場化崇拜。好像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有賴于市場化?；\而統之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出“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就是市場化崇拜的表現。許多重要的戰略資源是由國家統籌規劃配置的；用來提供公共產品（含公共工程）、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公共資源”，主要是由政府綜合部門配置的。市場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導致政府和國有經濟的異化，導致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西化”和“去社會主義道路化”。我國經濟社會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是“市場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

3.市場經濟形式本身造成的結果。市場經濟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必然產生多方面的經濟社會問題，前述大部分問題都同市場經濟形式有關。但是，只要市場經濟仍然是先進生產力的承擔者，那么，在市場經濟規律作用下，所有問題都會被局限在一定范圍，都是社會可以接受的，和它的積極作用相比是第二位的。工人失業、兩極分化、經濟危機等等，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說，這些問題是不斷淘汰落后、保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活力的不可缺少的要素?？梢?，市場經濟形式不是我國經濟社會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否則，我們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市場經濟形式的確又是基本的、基礎性的原因，其他根源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起作用的。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形式，傳統發展方式也會帶來嚴重問題，例如經濟失衡、經濟生活高度緊張，但不會表現為工人失業、兩極分化、腐敗叢生，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沒有那么嚴重。

（三）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對既往思路和對策進行反思和調整

全面深化改革除了必須對目前存在的問題和根源做出準確的判斷以外，還必須對以往的改革進行系統總結，對原有的改革思路和對策進行反思和調整，以便明確和端正今后改革的指導方針。

關于“市場化改革”?！笆袌龌母铩惫倘皇亲鳛橛媱澖洕w制的對立物出現的，但是一個不確切的提法；而“公共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是不正確的提法。這里僅僅簡要概括如下：第一，內容不全面。有一些產業，有不少社會經濟活動，是不能市場化的。第二，回避了本質的內涵?！笆袌龌本褪侨娴纳唐坊?、資本化。但在表面上“化”的好像只是“方法和手段”。以“市場化”代替資本化，似乎有意掩蓋真實的內涵，有暗度陳倉之嫌。第三，以變異的形式保存了舊體制的經濟基礎?！笆袌龌母铩睕]有根本觸動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基礎，甚至任其演變為政商結合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不倫不類。第四，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中國的改革的確包含商品生產的普遍化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充分發展。但在市場化的同時，如何繼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從“市場化改革”中看不出來。第五，“市場化改革”暗含著否定政府的作用。如果確認“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那么，“市場化”和“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就意味著“非政府化”，“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無足輕重了。第六，“市場化改革”的消極結果已經充分顯示出來。

關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我們已經決定，“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6]3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其積極意義是否定政府的不合理干預，創造真正的市場主體。但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能不能達到“深化”的目的，還值得從理論上進一步思考。市場的作用發揮不夠，的確是我國當前存在的一個問題。但這并不是根本性問題。第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能籠統提出，必須加以限定，主要限定在盈利性、競爭性領域。發揮政府的作用不能代替領域的劃分。第二，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能根本解決我國面臨的問題。從理論上講，純粹的結構性問題，可以通過價值規律的調節得到解決（減少產量，退出市場，改變投資方向）。但是，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產能普遍過剩、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失業率上升等等，都不是市場調節可以解決的。第三，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唯一重要內容。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僅要解決計劃和市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且要解決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合理定位，解決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因素的新的實現形式。也就是，轉向市場經濟以后，社會主義道路如何體現，如何不至于令“社會主義”名存實亡。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包含著找到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因素借以體現的新形式和新途徑。這項任務的重要性不亞于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肮┙o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重大決策，相對于過去的“總需求調控”來說，是一種新的思路和進步。在目前的情況下，擴張性政策的余地沒有了，擴大總需求已經不可持續了。如果與此相適應的“五項任務”——“三去一降一補”能夠落實，可以緩解當前的困局。但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解決由經濟關系本身造成的問題?！拔屙椚蝿铡睂鉀Q當前的困難（特別是經濟低迷和下行壓力）至關重要，但是，不能解決由現實經濟關系（傳統體制的遺產和改革形成的體制）產生的問題。既不能觸動舊體制的遺產，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產生的問題，更不能解決被扭曲了的市場經濟體制。大量過剩產能、大量商品房庫存、高杠桿、高成本、存在短板，大都不是技術性的，都不是現存的市場機制和政府調節可以解決的。事實正是如此?，F在政府正在為了“穩增長”而不斷增加新的投資、新的債務和貨幣供給（貨幣流動性），實際是在加杠桿，而不是去杠桿；結果是增加產能和庫存，而不是去產能和去庫存。目前，反“三去一降一補”的力量很大，主要來自現實的經濟關系和由這種關系產生的問題：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銀行金融風險，企業失業率上升。

關于“新型城鎮化道路”。原則和思路都是正確的。農業人口的減少、服務業比重的增加、城市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但是，城鎮化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可拔苗助長，更不可摻雜其他動機。大力推進城鎮化，必須明確以下幾點：第一，“城鎮化”不是要把所有的農村都變成城鎮。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農村永遠存在；只是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會發生變化，農村作為人口的聚集地會大大減少，城鄉差別最終應當消滅。第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鎮的增加和擴大，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基礎之上的。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要有少量的土地、少量的農業勞動力，所生產的農產品就足以滿足社會的需要。但由于農業經營收益更低，誘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鄉背井進入城市打工，農業受到嚴重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決不能使適合于經營農業的農民主動或者被動地進入城市。第三，城鎮化的前提是，取消對城市的傾斜政策和對農村的歧視性政策，使農業經營也能夠獲得平均利潤，從而加快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民收入的普遍提高。第四，決不能為了提高城鎮化率而推進城鎮化。決不能搞虛假的城鎮化，不能采取任何強制農民離開土地和農村的措施，損害農民的既得利益（承包地，宅基地）。第五，決不能為了消化城市大量積壓的商品房而促使農民成為市民。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必須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必須尊重農民的意愿，必須符合國家發展的整體利益。

（四）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進一步明確和端正改革的指導方針

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不是具體的方法和措施，而是明確和端正指導方針。根據目前存在的問題和以往中央的既定方針，這里只強調和重申三點：

第一，按照“第三次革命”的性質清除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暗谌胃锩边€在進行時，還沒有結束。第三次革命的宗旨就是改變同傳統社會主義道路相適應、而同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經濟基礎。市場經濟的一般基礎是產權獨立的市場主體——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市場經濟也不例外。改革必須創造出以利潤為動力、以企業長遠發展為目標、以勞動的一般社會力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本途徑的產權基礎?，F在，這個舊的基礎部分地被打破了，但沒有完全清除。更重要的是，經過初步改革，舊體制殘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異和扭曲，以政商結合的形式出現了。

第二，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清除以速度為中心的制度基礎。以速度為中心是實現科學發展的主要障礙，這種發展理念必須轉變。要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就必須清除傳統發展理念借以形成的制度基礎。這種制度基礎就是維護以速度為中心的既得利益的制度。這些既得利益者是“拉動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受益者，但不承擔由此而支付的代價和不良后果。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拉動經濟增長”的決策者、發動者承擔不良后果的責任制度；必須建立一種地方政府、商業銀行、國有企業、房地產開發商、中介機構、投機者承擔代價和后果的制度。

第三，按照改革的核心問題的重新定位糾正“市場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誤。前面已經說明，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既不是價格和分配問題，也不是“計劃和市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而是政府和國有經濟的職能的重新定位。按照“市場化改革”的定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薄罢穆氊熀妥饔弥饕潜３趾暧^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盵2]5-6顯然，這是一般市場經濟的要求，不能體現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按照中國特殊道路的要求，政府和國有經濟的職能必然重新定位，即兼顧一般和特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道路、資本和勞動雙重職能。作為政府一般職能，必須和競爭性市場隔離開來，必須創造國有企業產權獨立的經濟條件，必須為市場經濟服務——解決民間和市場解決不了和解決不好的問題；作為政府特殊職能，政府必須承擔體現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因素的特殊職能。作為國有經濟一般職能，一般不要進入盈利性、競爭性領域（主要參與國際競爭的除外），必須解決私營經濟解決不了和解決不好的問題；作為國有經濟特殊職能，同樣必須承擔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因素的特殊職能，并在經濟上得到實現。

結束語：

第一，中國的改革必須完成兩重任務：為完成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歷史任務創造條件；為積累社會主義因素和共產主義前途奠定基礎。單純為市場經濟創造條件的改革是不全面、不清醒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第二，中國的改革必須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力（率）；不能有利于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率）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第三，中國的改革必須能夠使勞動階級和人民大眾能夠普遍受益；僅僅使資本受益而不能使廣大勞動階級受益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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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