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介環境下的輿論新格局建設探索

姚 婷

(平頂山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平頂山，467000)

內容提要：隨著新舊媒體進一步加速融合發展，整個媒介生態以及輿論環境都在發生巨變，信息分享已經逐漸從傳統媒體向新媒體不斷轉移。融媒介使廣大民眾能夠廣泛參與信息的傳播，緣此，輿論的表達、輿論引導的時空建構以及渠道重塑都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整個輿論格局無不悄無聲息地發生著改變。本文基于融媒介的研究視角,在對輿論傳播和引導進行多維構筑的基礎上，對融媒介環境下構建輿論新格局的意義進行梳理,為融媒環境下輿論新格局建設方面的研究提供參考。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31億，2016年，全年共計新增網民4 299萬人，增長率為6.2%。在互聯網媒體對傳統媒體的猛烈沖擊下，傳統媒體的入口價值大幅度下降，核心競爭力被嚴重削弱，進而導致“陣地在、用戶已不在；陣地在，廣告主已不在；陣地在，骨干已不在”的窘境。為了應對傳統媒體入口價值的快速喪失導致輿論引導能力下降的問題，借助“互聯網+”的東風，主流媒體機構在融合創新發展方面正進行著積極探索和實踐。融媒介的出現也為廣大民眾提供了廣泛參與新聞信息傳受、輿論表達和輿論引導的空間及渠道，極大地改變著輿論發生和存儲(輿情、潛在輿論)、輿論表達和輿論引導的環境。面對轉型期日益復雜的輿論環境,構建一個定位明確、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覆蓋廣泛的輿論引導的新格局勢在必行。

一、融媒介時代輿論傳播和引導的新常態

融媒介是信息傳輸通道多元化態勢下的新作業模式，它把各類傳統媒體與以互聯網為基礎而發展衍生的其他新興媒體傳播通道有效結合起來，實現資源共享，集中處理信息的發出和反饋，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產品，之后通過不同的平臺傳播給受眾。輿論引導是對社會思想和公眾議題最直接的影響和疏導，旨在統一認識、彌合分歧，形成推進社會良性發展的和諧輿論環境[1]。融媒介時代的到來，改變了大眾對傳統媒體的固有看法，改變了年輕人對新媒體的過分依賴，同時改變了社會輿論的原始格局。

融媒介構建了全新而有力的媒體平臺，對于重大事件的報道和輿論參與有較強的聚合力和引導力，輿論形成和傳播的速度成倍遞增。在融媒介時代，輿論傳播和引導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形式上主要呈現出以下兩個特點：“自下而上”的傳播和“自上而下”的引導以及碎片傳播與整合引導有機結合。首先是 “自下而上”的傳播和“自上而下”的引導。

公眾在輿論形成、傳播以及引導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改變，其地位與作用日顯重要。融媒介打破了原先只有少數人才能支配和利用的主流媒體稀缺資源，普通民眾正逐步成為輿論傳播的重要主體，自下而上地傳播觀點。作為曾經的被傳播者和被引導者，融媒介時代的公眾不僅可以獨立發聲，還可以選擇在主流媒體上留下評論，闡明自己對事件的態度和觀點，讓更多的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不僅能夠得到意見一致的人的響應，同時能在融媒介平臺上使自己的觀點被放大、被辨析和佐證，更有利于疏導民意，培養民眾的客觀評判力以及有效傳播的能力，全面實現融媒介的溝通功能。

主流媒體在引導輿論方面也作出了積極的應對，借助融媒介的精準快捷等優勢，主流媒體也能夠快速、準確地洞察到大眾對于時政的看法，從而能夠通過媒體迅捷傳達信息，追本溯源、闡明真相，揭示事件背后的真實，還原新聞的全貌。同時，也促使主流媒體在全面了解民眾意見之后給出積極回應，引導民眾的意見集合，提升新聞報道的質量和深度，形成了不用“微服私訪”也能明察秋毫的輿論引導新局面。

其次是碎片傳播與整合引導有機結合。融媒介人人可用，“守門人”把關日漸弱化，發布的信息和發表的意見以碎片形態出現。融媒介促使民眾能夠實現言論自由權利的最大化，各類言論則在融媒介的助推下得以在虛擬環境中快速傳播。但是，由于網民職業、社會地位、受教育水平的差異，觀點多種多樣、雜亂無章，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信息泛濫。在這種局面下，一部分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很容易被掩蓋掉而無法被大多數網民所識別和接收，導致一些無明確價值立場的網民對失實言論和一些極端偏激的觀點盲從，對媒體公信力和輿論環境造成傷害。

當然，輿論傳播碎片化雖然對構建健康和諧的輿論環境造成了諸多危害，但從某種層面上來講，輿論傳播碎片化也為融媒介環境下的輿論引導提供了大量的群眾信息基礎[2]。這種碎片化傳播的模式不僅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加強了民眾與主流媒體的互動溝通，重塑了信息傳播模式，加速信息在大眾群體中的傳播進程，有效擴大傳播范圍的同時大大提升了傳播效率，信息內容更加豐富，使大眾更容易完成對信息的獲取和認知。不僅如此，借助信息終端技術的不斷推廣，媒介的融合使普通大眾更愿意參與輿論信息的互動，也使主流媒體能夠更快速、更全面地借助碎片去了解群眾的聲音并作出積極應對，從而有效整合多方意見，洞察普通受眾的新變化、新特點、新訴求、新需求，并據此優化傳播方式，讓自身傳播的信息被目標受眾聽得到、聽得懂、聽得進，能夠做到有的放矢，跳出“自說自話”的尷尬局面，引導公眾對輿論作出客觀、準確、積極的判斷。

第二，從結構上主要表現為：三場融通，互動博弈。在融媒介時代，社交媒體和新聞客戶端逐漸成為日益升溫的輿論場，同時成為新聞媒體、公眾群體、政府組織的主要信息發布平臺。借助融媒介的特性，廣大民眾可以輕松獲取可信度高的即時信息，也能夠在第一時間與朋友甚至陌生人交流對某個網絡議題的觀點和感受，當參與討論的網民數量不斷增多、討論范圍不斷拓寬時，眾多的個人意見和更新信息經過復雜的交流、協調、取舍和整合，最終震蕩性地發散開來，便形成“輿論場”。

在創新傳播技術的賦權下,社會輿論正走向多元復雜的局面，借助融媒介的優勢，公眾表達意見的方式更加公開化，表達的意見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五花八門，草根情緒得以充分地宣泄和釋放[3]。這種表現不僅構成了融媒介語境下的輿論傳播新常態，也構筑了更為復雜的傳播網絡圖景,社會輿論形態因此顯得豐富多樣，呈現出官方、媒體和民間三個輿論場之間的輿論博弈、交相輝映的局面。

三個輿論場也在互動和博弈中漸達共識：以大局為重，注重輿論融合，重視民生，堅持正面引導為主，在平等互信的協商中打造立體的輿論傳播網絡，引導社會大眾理性表達訴求,共同倡導主流輿論,以更好地維護主流價值觀,更好地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實現三個輿論場的同頻共振。

第三，從管理上則表現為：亂象雜生，不易管控。融媒介的強交互性使海量信息每時每刻都在更新，既有對傳統媒體信息的轉載和網絡媒體自行采編的信息，又有網民提供和發布的大量信息，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容量在反映社會動態變化信息的同時，也集納了社會各個不同層面的立場和觀點、意見和建議、情緒和訴求。渠道不暢等相關問題持續困擾著我國當下的主流社會輿論的表達路徑，導致網絡成為社會情緒發泄的重要領域，這無形中對主流媒體的輿論主導權和調控力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也為負面社會情緒的傳播與放大提供了信息爆炸的平臺。

融媒介促使眾聲喧嘩成為社會輿論的常見景觀，而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輿論管控就變得難上加難：首先，民眾利益訴求迥異，表達方式雜亂無序；其次，外來的沖擊和內在的孕育，使國人的思想觀念呈現多元、復雜格局，由內而外地影響著國內民眾的價值取向；三是隨著改革和發展進入攻堅期和轉型期，言論出版自由也日有所進，民間資本對社會輿論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強的同時，“國家隊”卻面臨窘況、略顯無力，主流媒體希望的“一個聲音”在融媒介時代雖在輿論管控上初顯成效，但離“一聲令下，三軍隨”的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此種情況，不僅表現出國家對社會輿論控制的乏力，也從側面說明主流媒體在融媒介時代，在與網絡平臺的博弈中，價值引導、是非判斷和真假澄清的能力有所弱化，其管控能力亟須加強。

綜上所述，融媒介時代輿論傳播和引導的新常態呈現出復雜多變、困難重重的基本態勢。因此，輿論引導工作者要在全面認識當下的新常態的前提下，加深學習、提高認識，尊重、服從輿論傳播規律，在正確把握民眾的社會心理和全面把握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動向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研判輿情，在尊重輿情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滿足民眾輿論表達的訴求，同時，又科學有效地實施輿論引導，并在不斷實踐的基礎上，對輿論引導政策及策略進行不斷的調適[4]。除此之外，在融媒介環境下把網絡等新媒體的優勢與傳統媒體的優勢整合起來，實行媒體間的優勢互補和深度融合，形成合力推動社會輿論環境的良性發展，構建新的輿論引導格局也是輿論引導工作者應該思考和行動的重要方向。

二、融媒介環境下構建輿論新格局的創新思路和策略

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媒體環境深刻變化的今天，如何引導大眾在健康的輿論環境中成長發展？創新的輿論格局如何構建？如何促進輿論工作者不斷探索融媒介條件下做好輿論工作的新途徑、新方法，在持續創新中搶占輿論制高點？每一個媒體人時刻都面臨著新的挑戰。各類媒體想要借助互聯網的東風揚帆起航，都需要努力探索創新思路和策略，為加快構建健康的輿論格局貢獻力量。在新的形勢下，媒體人甚至包括普通受眾都應該充分遵循融媒介的發展特征和規律，才能利用不同媒介之間的優勢互補，不斷創造新的輿論引導方法和途徑，最終構建出創新融合型的輿論引導局面。以香農—韋弗模型為理論支持，結合融媒介時代輿論傳播和引導的新常態的三點表現，構建輿論新格局的創新思路應從信源、信道、信宿三個方向著手進行全面布局，從而構建以政府輿論場為中心主導輿論發展方向、以社會媒體輿論場為策略影響輿論發展范圍、以民間輿論場為反饋掌控輿論發展結果。根據當下我國融媒介發展的實際現狀，具體的構建策略可總結為：源頭治理以正知，三場共振以正行，終端引導以正思。

第一步是源頭治理以正知。源頭治理是要從信源進行管控，治理的方法是要從教育入手，治理的目的是從信息發出的源頭進行扶正，讓輿論引導者和輿論接受者都能夠學習和掌握基本的傳播理論和方法并且了解輿論的影響和威力。除此之外，還要普及和輿論引導相關的基本法律，從而規范和約束人們對輿論的傳播行為，使得融媒介環境下的每一個“聲音”都具有公正、客觀、科學的基本特征。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網絡和數字技術裂變式發展，帶來媒體格局的深刻調整和輿論生態的重大變化……從媒體發展格局看，傳統媒體的受眾規模不斷縮小，市場份額逐漸下降，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新興媒體獲取信息，青年一代更是將互聯網作為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從輿論生態變化看，新興媒體話題設置、影響輿論的能力日漸增強，大量社會熱點在網上迅速生成、發酵、擴散，傳統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面臨挑戰。從意識形態領域看，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泵襟w格局和輿論生態的這種巨大變化，無疑是擺在輿論引導者面前的嚴峻課題。令人憂慮的是，雖然“我們對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看得越來越清楚，但在實際工作中還存在一些滯后認識和觀念偏差”。而造成這種偏差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輿論引導者本身的新媒體傳播素養的欠缺，我們的隊伍里缺乏“讓人信服的行家里手”，也就是缺乏融媒介時代傳播素養達標的輿論引導者。要扭轉這樣的被動局面，輿論引導者必須轉變思維習慣，通過不斷學習，培養適應互聯網傳播格局的思維特質，重新認識我們所面臨的媒介化社會和日益移動互聯網化的世界, 自覺運用互聯網思維來觀察世界，并按照網絡社會新的傳播規律來引導輿論。

源頭治理以正知，不僅僅是針對輿論引導者，更應該是一場全民學習的革命。上到領導干部下到普通百姓，都應該加強對輿論和傳播工作的基本學習，這項學習對學生群體的培養尤其重要，年輕人對新媒體技術的理解和掌握速度極快，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如果沒有主流價值觀的科學引導和對傳播理論的基礎學習，很容易誤入歧途，使思想出現偏差。因此，要在融媒介環境下構建創新的輿論格局，第一步就應該幫助民眾理解“是什么”的問題，才能繼續引導民眾思考“為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對普通民眾如此，對輿論引導者更是如此，其只有掌握了基本的傳播學知識和技巧，才有能力自覺更新傳播觀念，去學習新的傳播技術，不斷提煉與網絡環境和網民認知特點相適應的傳播藝術，從而繼續占領輿論高地，傳播主流價值、引導正能量；也唯有如此，才能在融媒介環境下掌控輿論陣地，擔當起新時期有效引導輿論的大任。而針對輿論引導者，只是學習和鞏固是不夠的，在這個創新的時代，更多地需要拓展和開發，通過潛心研究和實踐，挖掘創新型的媒體平臺，培養忠實鐵粉，引領時代脈搏，這才是從源頭治理的重中之重。

第二步是三場共振以正行。所謂三場共振，主要是從“信道”入手，控制輿論傳播的過程，而三場就是指三個輿論場，即：政府輿論場、媒體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三個輿論場。面對三場融通、互動博弈的新常態，應該以政府輿論場為中心積極整合有效資源，用互動和對話影響三個基本輿論場，三場各司其職，各謀其政，本著共享資源、共同進步的大前提，確保三個輿論場健康和諧、共同發展。而所謂“正行”就是要武裝思想，端正行為，有理有據傳播輿論，有責任有擔當影響輿論，有情有義反饋輿論?！罢小辈恢灰龑癖姷男袨?，更要引導媒體的行為，同頻共振實現輿論引導的新格局。

首先，主流媒體應該樹立高度重視、有效管理、積極應對、正確引導的理念。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強化防范意識，高度關注三個輿論場的輿情。近年來，借助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聯合發力，《人民日報》的傳統優勢得到放大和增強，其報道風格與評論力度不僅在傳統的紙質媒介上發生了較大轉變，而且人民日報社在網站與新媒體建設上集中發力，以“友好不討好、親和不迎和、對話不對立”的姿態，與網民開展交流互動，緊跟熱點事件，既接地氣，又合民意，人民網與客戶端的文字風格與話題更為靈活，滿足了不同層次受眾的口味，在傳統媒體與新融媒介上走出了一步好棋[5]?，F階段，主流媒體需要面對重大輿情，積極作出應對，主動回應，速報事實，利用融媒介的特性快速澄清誤解，強化正面引導，滿足社會媒體和普通民眾的信息需求，有效化解輿情危機。除此之外，挖掘傳統主流媒體輿論場的潛力顯得尤為重要，加強主流媒體的有效構建，立足于廣泛的人際輿論場，讓公眾進行交流和對話，引導干部群眾共對改革難題。

其次，要重視社會媒體的作用，發揮社會媒體輿論場的積極作用。近年來，各類社會媒體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在抗災搶險、社會救助、公民道德建設、社會組織培育等方面，在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能力方面也有著不俗的表現。特別是隨著“十三五”規劃的全面啟動，中國整體社會面貌和社會結構也正在和即將發生巨大的變化，網絡媒體推動下的社會媒體的崛起，在公權力不及和不足之處起到了“補位”的作用，對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的意義不容忽視。所以，政府相關機構要借助融媒介的力量，及時在社會媒體發布權威信息，引導和影響媒體并對新聞熱點進行反饋，再經媒體引導民眾對議題進行討論，引導社會媒體輿論場向科學理性的方向發展，并最終和政府輿論場形成合力，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特別是應該在相關社交媒體上建立政務微博群、專家學者群、記者編輯群、名人政要群和明星新秀等，利用其號召力、示范性和影響力，為主流媒體培養自己的輿論領袖和精英博主，最大程度擴大受眾范圍，保持其強勢輿論引導者的宣傳地位。作為社會的守望者，或者負有這方面責任的研究者，一定要為社會信號的解讀提供正確的方法。不要被表面的輿情話語牽著鼻子走，不要用簡單的邏輯進行膚淺的圖解[6]。一個睿智且負責任的媒體，應該體察民意、順應潮流，并善于把握社會脈搏、研判時局走勢，從而提出關鍵命題、進行核心引領，引導民眾多做有益于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事，積極傳播有利于社會進步的輿論信息，為構建主流輿論引導格局作出貢獻。

最后，在渠道多元、選擇自由的背景下，傳統單向的、運動式、灌輸式的輿論傳播很難真正被民眾入耳、入腦、入心，因此若想促使三個輿論場同頻共振，必須以平等、尊重、互信為前提，了解民間輿論場的格局，注重與民眾展開深度對話，才能從根本上促進三場共振。民間輿論場往往具有雙向通道，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傳播者和受眾互為主客體且擁有更強大的參與能力，不僅如此，民間輿論場還具有把分散的人群重聚起來的巨大作用，因而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個具體問題，也可能被不斷放大，形成超出預期的輿論影響力。民間輿論場是一種非自覺、非自主、邊緣化的輿論場域。它連接底層社會，直觀反映“草根”的呼吸，質樸表達底層社會的情緒。民間輿論場不具有翻江倒海的輿論能量，與其他輿論場比較，其影響力很小。但是，民間輿論話題維系周期較長，影響時效也相對較長[7]。例如：坊間有傳《運動曲》對官場“潛規則”的揭示——“生命在于運動，提拔在于活動；不跑不送，聽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面對類似的民間批評議題，在融媒介環境下就不能只是置之不理或者所謂的“和諧掉”，而是應該充分發揮融媒介的活力和張力，通過設置熱點議題，組織討論并調查民意，綜合和歸納代表絕大多數民眾利益民間輿論場的觀點，獲得新聞素材，放大草根言論的正能量，形成輿論熱點和焦點，再通過有說服力的宣傳達成社會共識。對于政府輿論場而言，不僅要借助融媒介發現民間輿論背后的社會民生問題，而且要監督政府信息公開，促進現實社會中民生問題的解決，及時扭轉輿論的走向，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導權，積極引導其疏導網民情緒，發揮其輿論引導主渠道和新陣地的作用。

由此可見，想達到三場共振并不是單向性的和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以政府輿論場為中軸呈現雙向互動和反復互動的態勢，并且其交叉互動的頻率越高、動態性越強，就越容易產生正向的輿論引導效果，實現三個輿論場的同頻共振。

第三步是終端引導以正思。終端就是信息的接受者，所謂終端引導就是從“信宿”著手，讓信息接收單位或者個人都能夠在積極正面的主流價值觀的引導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全面多維度地去思考輿論本身的價值意義，并反思傳播輿論的利弊。當下，借助新媒體，人人都能夠成為信息傳播者即草根媒體人，創造并傳播自己的信息，受眾在接受信息后，身份也可以轉化為傳播方。傳者的觀點會直接影響輿論發展的方向，傳者的多樣形成了輿論多樣，而傳播者本身的素質和職業道德對輿論的偏失有著很大關聯。因此，終端引導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求官方主流媒體不僅要管控輿論的制造者和傳播者，還要引導輿論的接收者正確解讀相關輿論信息，并引導他們在自由、平等、互信的融媒介環境中進行輿論的“二次傳播”，在社會上引發正面、深層的話題討論和思考，充分體現主流媒體在無形之中引領輿論導向、提升輿論品格的職能，從而逐步構建融媒介下的輿論新格局。另外，終端引導的關鍵是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社會主流思想引導社會輿論調控，以社會輿論調控管理社會情緒，牢固把握社會輿論陣地的主導權，實現社會思想引導、社會輿論調控和社會情緒管理的協調互動，在多元價值的沖擊中牢牢把握社會管理的方向，既能為社會反向情緒找到有效的宣泄途徑，也能將威脅社會穩定的因素控制在社會主流思想的價值共識之下。

面對融媒介時代輿論傳播的新常態，輿論引導要想達到“一聲令下，三軍隨”的局面，實屬不易。只有對輿論進行全面的學習和實踐后，才能更好地執行源頭促進成長、過程互動影響、終端管控引導的思路和策略，實現各類媒介從“相加”到“相融”，在著力打造創新型融媒介的同時幫助主流媒體主動適應大眾傳播模式的新變化、新格局，將資本優勢轉化為技術優勢、平臺優勢，形成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受眾的傳播能力，全力打造全流程的立體傳播圈，實現鞏固宣傳思想文化陣地、壯大主流思想輿論的終極目的。在我國，構建融媒介環境下的輿論新格局并沒有成功的道路可以復制，也沒有成熟的經驗可以照搬，媒體人面對著的是一場全方位的革新和重塑，這是一段全新的征程。

三、融媒介環境下構建輿論新格局的意義

根據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的“2016媒體公信力調查”顯示，在“最受公眾關注的五大信用領域”榜單中，媒體信用排名第四。公眾對于電視媒體的信賴似乎已成為習慣，“2016媒體公信力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公信力最強的是電視，其次是報紙，而同屬社交媒體的微博與微信在公信力的較量中，獲勝的是微博。此公信力排名也從側面表明，融媒介環境下的輿論新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并有了一定的成效，在融媒介環境下構建輿論新格局的意義主要可以表現為三大方面，以下分別從政府、媒體、民眾三個角度來分析。

首先，構建輿論新格局有利于政府在眾聲喧嘩的輿論環境中把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提升政府執政能力，穩定社會結構。輿論引導能力是執政能力的重要構成部分。伴隨中國融媒介如火如荼地發展，主流媒體必將通過創新融合的方式凸顯其特有的公信力，成為引領主流輿論、傳播中國聲音、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力量和主要陣地。通過輿論新格局的構建幫助輿論發展因勢利導，發揮輿論的積極社會效應，確保正確的輿論導向，有利于執政黨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創新的輿論格局能確保官方輕松獲取來自社會基層的各種消息，借助融媒介的優勢保障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借助豐富的共享信息資源和多姿多彩的信息形式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了解到真實民意，通過梳理與分析，為其科學決策提供依據，這無疑有利于提升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在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上，已有一些省委書記、省長和地市領導先后公開回復網友留言，并有專門機構及人員處理網民反映的問題，建立了回復留言的固定機制。除此之外，輿論新格局還在增強輿論引導工作的輻射力、吸引力、感染力的同時，極大地拓展了輿論傳播的空間，擴大了輿論宣傳的覆蓋面，受眾人數從傳統的有限變成了無限，對于穩定社會結構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也為執政黨向外界展示自身形象提供了便利條件。

其次，構建輿論新格局有利于社會媒體鍛煉其宏觀運作能力，提升服務效能和社會責任感。媒體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同時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然而，一段時間以來，民眾們卻發現自己常常在真假難辨的信息中迷失了自我，在娛樂化、低俗化的新聞中痛苦掙扎。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曾說過：“一個憤世嫉俗、唯利是圖、蠱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制造出像自己一樣卑劣的民眾?！眲撔螺浾摳窬值慕嫴粌H有利于促使媒體發揮主觀能動性，切實承擔起社會責任，促進新聞信息真實、準確、全面、客觀傳播，更能夠鍛煉其站在宏觀層面去整合運作輿論導向的能力，有效地提升其服務水平，有責任感地去反映公眾心聲，代表公眾良知，引領社會風尚，維護社會秩序，滋潤社會關系，推動社會進步[8]。

最后，構建輿論新格局有利于民眾提升自身對輿論傳播和輿論管控的理解和應用能力，這樣不僅有利于民眾加強輿論監督，也會促進形成民間輿論自我凈化，在民眾傳播輿論時形成相互監督機制。傳播者的素質和職業道德對輿論的偏失影響巨大，互聯網的便利使人們看到和聽到的新鮮有趣、與自己有關或無關的信息越來越多，這些信息充斥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多數民眾會針對某個感興趣的話題聊上幾句，在這個過程中只要有人愿意去聽、說，那么無論民眾是用喉舌還是用鍵盤，自身已經進行了身份的重疊，即：既是聽眾也傳播者。一直以來，政府和媒介都在研究和思考如何化解和分析大眾輿論對社會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與其在發生之后去奮力補救不如未雨綢繆，教育引導，普及輿論學和傳播學相關的基本知識，提升大眾的傳播水準。通過新型輿論格局的構建，搭建有效的學習平臺，為普通大眾提供學習機會，不僅能夠管控好輿論傳播終端，為輿論環境的穩定健康發展奠定基礎，還能促進整個媒體行業的持續繁榮。除此之外，民眾傳播能力的提升以及對輿論分析能力的提升也能夠提升國家整體形象，可謂一舉多得。

融媒介并不是簡單的新興媒體的攻城略地、傳統媒體的嫁接再生，而是集合各方力量的有機交融、實現各類資源的智慧共享；創新輿論格局的塑造也不是簡單地將三大輿論場“封土為疆，各自為主”，而是以結構的優化促使輿論效能的最大化，展現其應用價值，有效促進輿論建設有效、有力、有光芒、處處煥發正能量。

輿論格局的構建關系到國計民生，三個輿論場要協同發展，特別是官方主流媒體更要不斷學習，堅守價值，提升修養，才有可能在融媒介環境下的輿論新格局中站穩腳跟。從學習到創造，從研究到引領，從單一媒介呈現到融媒介的轉型，整個社會不僅需要“面包和牛奶”，同時需要“多種維生素”和“益生菌”的滋養才能夠健康地成長和發展。融媒介正在改變著當下的輿論格局，輿論新格局的構建也勢必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更多的改變。

注釋：

[1]高曉虹, 陳欣鋼：《新格局、新路徑：媒體融合中的新型主流媒體輿論引導》，《電視研究》2015年第4期，第34～36頁。

[2]劉政序：《“碎片化”語境下的網絡輿論引導策略探析》，《今傳媒》2013年第4期，第39～40頁。

[3]宮承波：《媒介融合概論》，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1年。

[4]童兵：《新媒體時代輿論表達和輿論引導新格局》，《新聞愛好者》2014年第7期，第5～7頁。

[5]盧新寧：《“穿越”在兩個輿論場 》，《新聞戰線》2013年第8期，第19～20頁。

[6]喻國明：《輿情研判不能簡單草率》，《中國青年報》2014年4月10日，第11版。

[7]荊林波,甄宇鵬：《兩個輿論場的碰撞與挑戰——網絡時代的輿論新格局(上)》，《中國青年報》2015年2月26日，第2版。

[8]李杰：《以“人文關懷”功推社會和譜》，《傳媒觀察》2015年第8期，第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