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時代的質化研究方法[1]
——美國著名學者諾曼·K.鄧津訪談

甘麗華

(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第一夫人擔憂地向總統附身過去——這是她最后一個以‘第一夫人’身份完成的動作?？偨y一臉詫異不解。這個表情她太熟悉了，在新聞發布會上苦苦思索某個問題的答案時，肯尼迪就會出現這樣的表情。接著，他無比優雅地舉起右手，好像要去撫平他那頭蓬亂的栗色頭發。但他的手卻在哆嗦，很快那只手便無力地垂了下去。他原本是要撫摸自己的腦袋，然而此時他的腦袋已經被炸開了……”

1963年11月22日美國中部標準時間正午十二點三十分，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在教科書倉庫大樓的窗邊扣動了扳機?？夏岬现袕椓?，一旁的第一夫人杰奎琳本能地探身出去，試圖抓住丈夫的一片頭骨。

這一刻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諾曼·K.鄧津教授的學術生涯。在肯尼迪總統被刺殺的第二天，還是博士生的諾曼·K.鄧津出現在一戶人家的門廊前，按響了門鈴。他需要為自己的研究進行問卷調查。房屋的主人出現了，是一位還沉浸在失去總統悲傷中的白人男子。當聽明白諾曼·K.鄧津的來意后，他變得怒氣沖沖，質問道：“誰給你站在我家門廊的權利？”然后，“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們的訪談就從這一重要時刻開始。

一、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是可通約的

甘麗華(以下簡稱“甘”)：在肯尼迪總統被刺殺的第二天,您正在為自己的研究進行調查,當時有一位年長的白人男性質疑您出現在他家門口的正當性。這一頓悟式(epiphanic)的經歷為何如此重要，乃至它直接改變了您的學術生涯？

諾曼·K.鄧津(以下簡稱“鄧”)：當時他直截了當地說，在國家發生危機的這一刻，我沒有權利出現在他家的前門，問一些愚蠢的問題。我當時尷尬極了，我感到一種恥辱。從那以后，當我向陌生人提出社會科學調查的問題時，從未感到自在過。

甘：您把質化研究劃分為八個重要歷史時期：傳統時期(1900—1950年)，現代主義時期或者黃金時期(1950—1970年)，類型模糊時期(1970—1986年)，再現危機時期(1986—1990年)，后現代時期(1990—1995年)，后實驗主義時期(1995—2000年)，百家爭鳴的現在(2000—2009年)，未來(2009— )。這些不同時期的轉向是由哪些因素帶來的？學者們跟得上這些不斷的變化嗎？

鄧：這些不同時期的變化并不是更替式的，它們并存于當下，它們相互補充、相互激蕩。每一代學者都把自己對于批判研究的獨特理解帶到當下。

甘：對于質化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人們長期以來存在爭論。您是這場爭論的重要見證人和參與者，并且首倡“三角互證”(triangulation)。這一概念包括了不同的數據來源、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理論及不同的方法?，F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使用混合方法的趨勢?；旌戏椒ㄍ瑫r擁抱不同方法論傳統的辯證法和立場，并致力于成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您如何評價這種“混合”趨勢？質化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可通約？

鄧：我認為兩者是可通約的。烏維·弗里克(Uwe Flick)在其書中寫了一章，專門談論這個問題。[2]

二、“在這項研究中最大的挑戰是學習如何傾聽和記憶”

甘：您的著作《酗酒者的自我》在1988年獲得符號互動研究學會頒發的庫利獎。在這項研究中，您結合使用了民族志式的、深描化的生活史方法和現象學闡釋方法。您為什么會想到研究酗酒者這個特殊群體？在研究中您碰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您的研究幫助那些“不可見的人變得可見”(make the invisible more visible)？

鄧：我認識的很多人都有酗酒問題。在這項研究中最大的挑戰是學習如何傾聽和記憶。我相信我的研究為人們深刻理解酒精帶來的痛苦有些幫助。

甘：“我們通過向內移動來達到向前進。通過尋找我們自身失去的中心，我們試圖創造新形式的真實——源自經驗的真實?！弊詡髅褡逯究梢钥醋饕环N“向內移動”，但“向內移動”就足夠了嗎？

鄧：當然不夠，我們還需要向前移動和向后移動。

甘：在《社會學方法：資料讀本》中，您曾提到對于研究者來說重要的是形成合理可靠的因果性解釋(causal explanation)?，F在您呼吁改變世界：“作為全球性公民，我們不僅要闡釋世界，這是傳統質化研究的主旨。今天，我們需要通過拒絕非正義，慶祝自由和完整、包容、參與式的民主改變世界?！边@種改變是您個人的一種發展還是歷史性的進化？

鄧：哦，天啊，你剛才引用的這句話出自我早期的著作《實證主義的自我》(PositivistSelf)?，F在我已經有了180度的大轉變，而這個大轉變就是從我冒著雨站在那家人門口準備做社會調查時，這家的主人讓我滾出他家的門廊的那個晚上開始的。

三、“社會正義、倫理、賦權少數群體社區將是下一個十年的主要議題”

甘：您曾提到“研究有時候會是一個骯臟的詞”。質化研究社區的研究者們對研究倫理問題尤其敏感。您倡導一種“女性主義及社群主義的倫理模式”(feminist and communitarian ethical model),這種倫理模式的要旨何在？您為什么選擇了這種倫理模式？

鄧：“研究有時候會是一個骯臟的詞”這句話是由偉大的毛利學者琳達·圖海維·史密斯( Linda Tuhiwai Smith)[3]提出來的，意指殖民力量利用研究操縱被殖民地人民。我選擇“女性主義及社群主義的倫理模式”，原因在于這個倫理模式本身就是一種賦權。

甘：在最近出版的由您和麥克·D.賈爾迪納(Michael D. Giardina)主編的《質化研究——過去、現在、未來：批判性讀本》一書中，您和其他六位優秀學者就質化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了一場對話。在對話中，你們主要討論了四個重要的問題：過去十年質化研究的最重要發展是什么？下一個十年即將出現的主要議題是什么？當下質化研究面臨的最大挑戰和機遇是什么？目前質化研究中最為創新并對未來意義重大的方法(methods)是什么？在這場對話中，您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能請教您自己對這四個問題的回答嗎？

鄧：我認為，過去十年質化研究的最重要發展是其表演化轉向(performance turn),而社會正義、倫理、賦權少數群體社區將是下一個十年的主要議題。就當下質化研究面臨的最大挑戰和機遇而言，就是如何在公共領域獲得更好的接納。那么目前質化研究中最為創新并對未來意義重大的方法就是那些推動批判研究進入公共領域的方法。

甘：現在讓我們轉向傳播學研究。在該領域，量化研究依然占據主導，在某種程度上，質化研究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有學者在2015年對近12年發表在政治傳播的258篇論文做了內容分析，發現只有43篇，也即16.7%是質化研究；而其中首要數據來源于質化研究的只有21篇，占比8.1%。對量化研究的偏好有可能限制了傳播學學者對傳播學核心問題及現實前沿變革的理解能力。您如何評價傳播學研究領域的質化研究現狀？質化研究可以給這個研究領域做出什么樣的貢獻？

鄧：質化研究直接回應人類傳播中即刻(emergent)、互動(interactional)及情感化(emotional)的一面，這是量化研究做不到的。

甘：在中國，現在也有一大批學者和研究者在從事質化研究。您能給我們提供一些重要建議，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參與全球質化研究社區中，并做出自己的貢獻嗎？

鄧：現在已經有一群新的中國批判質化研究學者，他們在質化研究國際大會[4]的表現非?；钴S。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網站：http：//www.utsc.utoronto.ca/conferences/fccqr/en/about-fccqr/[5]。

簡介：

諾曼·K.鄧津(Norman K. Denzin)，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傳播學教授，傳播學、戲劇研究、社會學、批判闡釋理論研究員，1966年于愛荷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加入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社會學系。諾曼·K.鄧津教授的學術興趣包括闡釋理論，表演研究，質化研究方法，媒介、文化及社會研究。他已出版個人專著、合著、合編著作50余本，發表200余篇專業論文。他曾任美國中西部社會學協會主席，符號互動研究協會主席。他還是國際質化研究協會創始人及主席，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質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他曾任《社會學季刊》編輯，《質化研究》創始人及聯合編輯，《文化研究—批判方法論》及《符號互動研究：研究年刊》創始人及編輯。

注釋：

[1]非常感謝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傳播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博士生林春峰先生的無私幫助，使得這次跨越一年余的訪談得以順利進行。

[2]烏維·弗里克(Uwe Flick)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社會科學及教育質化研究教授,也是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他提出，以議題和研究問題為導向來選擇研究方法。例如，想要了解某種慢性精神疾病的主觀體驗，研究者應該對一些患者進行傳記式的訪談并且進行細節化的分析；而想要發現這種疾病在人口中的發生概率和分布規律，研究者則應該進行流行病學分析。對于前者，質化研究方法是適當的；而對于后者，量化研究方法更適合。量化和質化兩種研究范式應該是互補的，而非互相競爭、非此即彼的“對手”。

[3]琳達·圖海維·史密斯( Linda Tuhiwai Smith)是新西蘭哈密爾頓懷卡托大學原住民教育教授，是《去殖民化的方法論：研究和原住民》的作者。書中對西方學者及其研究在原住民文化的殖民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批判。該書被認為對關涉社會正義的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貢獻。她本人因推動毛利人教育而獲得“新西蘭功績勛章”。

[4]國際質化研究大會(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Qualitative Inquiry)由諾曼·K.鄧津教授在2005年發起和組織，至今已舉辦十二屆，今年5月將繼續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舉辦第十三屆會議。去年舉行的第十二屆會議吸引了來自全球75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和研究者，舉辦了1 600場演講，參會人數達到2 200人，成為全球性的質化研究者學習、交流與展示的盛會。

[5]中國批判質化研究論壇(Forum of Critical Chinese Qualitative Research)是國際質化研究大會的一個興趣小組，主要由一批在加拿大、美國等地從事質化研究和教學的華人學者、研究生在2015年發起，其主旨在于推動中國批判質化研究的發展，使之成為一種“既扎根本土又面向全球的闡釋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