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熱爾圖：鄂溫克民族自我聲音的闡釋者

訪談印象：2016年8月25日上午九點，我們有幸與鄂溫克族著名作家烏熱爾圖老師訪談兩個多小時。8月的海拉爾刮著夏天里少見的大風，在清晨的陣風中，烏熱爾圖老師戴著墨鏡，騎一輛山地車，如同他一直輕松自如、隨心所欲地駕馭著文學與生活一般，如約來到訪談地點。初見烏老師覺得他和藹可親，在談到文學中的問題時，又發現他極有威嚴，對待相關內容態度往往一絲不茍。相繼向烏老師提出的關于少數民族作家創作上的諸多問題，他都思維敏捷、條理清晰地一一作答，雖然不巧，逢著烏老師患重感冒，說話伴著濃重的鼻音，但也絲毫沒有影響到訪談效果。烏老師語速緩慢又始終具有一種控制著的節奏感，思維深刻又有獨創性，尤其在說到美國作家威廉·?？思{的作品———《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時，完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解角度，將人們眼中帶有刑事案件意味的故事闡釋為對傳統文化的堅守。這既是作家的解讀，也是學者的解讀，更是一個在世易時移中堅守著自己的文化與文學選擇的鄂溫克人的解讀。

采訪者：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崔榮，本科生張澤愿、白璐璟、王曉悅、歐雅晗、鴻格爾珠拉、以下簡稱小組。

受訪者：著名作家烏熱爾圖（以下簡稱烏）

一、寫作的緣起

崔：您能具體談一下寫作的緣起嗎？

烏：其實對于我來說，寫作是由很多機緣共同推進的。我曾經在大興安嶺腹地當過獵人、工人、警察、鄉宣傳委員，是這些扎實的生活經驗為我后來的寫作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在我初任鄉宣傳委員時，正趕上1973年之后撥亂反正，當時有很多記者來到邊遠的敖魯古雅鄉進行采訪，我經常陪同這些新結識的記者朋友和他們聊一些往日的見聞，自然也要講述一些森林里的狩獵故事。從那時候開始，我心中的愿望被喚醒了，開始換一種角度來看待生活，也覺得自己記憶中的一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積累的森林生活經驗，一下子變得有價值、有趣味了。這樣一來二去，我變得愛讀書，喜歡思考了，無意之中把自己的興趣和志向放在文學上了。在敖魯古雅鄉生活和工作的那幾年，對于當時的我來說，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有大把的屬于自己的時間。由于受到外地來的文化人的影響和刺激，不久之后我便悄悄地嘗試著在稿紙上東寫西畫了。

最初，因為我接觸到的只有幾本兒童文學作品，閱讀的視野真是很窄，所以動起筆來也是先從簡單、短小的文章開始。大約是在1975年，我試著寫了一個兒童故事，這個短小的故事帶有那個年代的烙印，情節十分簡單，情感很是稚嫩，等這個小故事發表出來的時候，編輯給它起的名字是《大嶺小衛士》。當自己涂鴉般的習作變成刊物上的鉛字時，不管怎么說，心里還真有一種新鮮的感覺，覺得這事兒不怎么難，之后我寫作的興趣更足了。

1978年初，時任《人民文學》的主編是著名詩人李季先生，他提出要在10月號推出一期少數民族文學?？?，這在當時來說，是新鮮事兒，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為此他派了編輯分頭到全國各地去組稿。恰好，當時我手中有一篇未完成的習作，這篇習作得到了前來組稿的編輯的認可?？僧敃r這篇習作還沒有結尾，于是就跟著那位編輯一同去了北京，找了一家旅館住了下來，我抓緊時間寫好結尾，抄寫清楚，順利地交稿。等到《人民文學》的10月?？霭鏁r，我的那篇作品果然刊登在上面，篇目排序還比較靠前，這讓我心里一陣高興，有一種豐收的喜悅。準確點說，這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它就是短篇小說《森林里的歌聲》。讓我沒想到的是，過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央民族學院的一位教授編選了一本《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他很關注我的這篇新作。我記得，那本短篇小說選集是冰心先生寫的序言，冰心先生對這篇作品給予了中肯的評價，雖然那只是短短的幾行字，但書寫著老一輩作家對初學者的殷切希望和寄托。這對我來說觸動很大，使我意識到自己的創作潛力，認為自己可以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也值得投入一生的精力去探索。后來的日子，我在文學上投入的時間更多，當然主要是尋找和閱讀文學類的書籍?，F在回想起這些往事，我的感受是：不同民族之間良好溫馨的文化交流，對邊遠地區文學的發展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1980年，在呼倫貝爾盟文學界老前輩的關照下，我調到了呼倫貝爾盟文聯工作，開始一心一意地琢磨文學了。告別敖魯古雅鄉的那一年，我擔任鄉黨委副書記一職已經有了一段時間，年紀剛好28歲，對未來有了自己的想象和抱負，我也知道自己推開了眼前的一扇門，隨即關上了身后的那扇門。

二、避免重復性寫作

崔：您在1993年發表了《叢林幽幽》之后，更多的創作就轉向了非虛構寫作，那么您以后還有再繼續寫小說的想法嗎？

烏：1993年，我寫了中篇小說《叢林幽幽》，把自己對大興安嶺森林的想象，還有對鄂溫克獵人精神層面的描述，一股腦抖落出來。當然，這篇小說在我的為數不多的作品中是一個新的嘗試，它在形式和內容方面都進行了探索。等完成這篇作品，我就擱置了小說創作，此后出現了一段小說創作的空白期。這到底是為什么呢？現在我也不時回過頭來琢磨當時的情景，追憶和回味當時的心態，記得當時，我心中有那么一點憂慮，這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其實是局限在森林一隅，時空過于狹窄，文化色彩也顯得單一，這就很容易出現重復性描述和表達，而真要想挖一口深井，那就先攢足身上的力氣。當時我擱置小說寫作，本意是為了更新自己的創作思維。恰好就在這時，我的老朋友李陀，他催促我為《讀書》寫幾篇文化隨筆，我知道李陀老兄希望我在文化批評的平臺上，也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當然，對于我尊敬的兄長提出的好建議一定要響應，正好在人類學方面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閱讀興趣。接下來的幾年，我先后在《讀書》《天涯》《視界》等刊物，發表了《聲音的替代》《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生態人的夢想》《大自然，任人宰割的獵物：麥爾維爾的1851》等一系列讀書隨筆。雖然這些文章篇幅不長，數量不多，但還真是耗費精力，因為你要適應新的表述方式，要換一個套路，還要借用新的腔調來發聲和共鳴，這樣幾年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這一段時間，我還為自己的族人做了紀實類的資料整理工作，比如出版了口述實錄的《述說鄂溫克》一書，編撰了幾本民族風俗類的圖書。有了這樣一個過程之后，等你靜下心來，就可以將自己的勞作分為兩部分來進行對比了：一類是虛構類的寫作，另一類屬于非虛構類的書寫。前一類作品的商品屬性比重大，社會傳播和接受的速度快；后一類作品的商品屬性比重小，屬于單純性的文化基礎工作。我呢，自然喜歡上了后一類的非虛構類書寫，還樂此不疲，忙乎了好一陣。我認為，對于一個人口較少的族群的后來者來說，他是肩負著責任的，有義務在文化建設方面為族人做一些事情。而對于自己一度置身其中的虛構類寫作，我當時認為，進入日益活躍和開放的商品社會之后，各方面的變化都來得太快，你的想象、你的觀察、你的思考，已經遠遠落后于現實，在色彩斑斕的現實面前，個人的虛構和想象變得蒼白無力。這主要說的是我個人。另外，在文學寫作方面，我身上還有一個頑疾，那就是一旦動起筆來，從來不考慮市場的接受程度，也不考慮有無讀者閱讀。當然，這僅僅是個人的問題，涉及一個人的社會適應能力。

現在，我需要一段時間修補對虛構類寫作的感情，也就是回過頭來修補對文學創作的感情，提高這方面的興趣和親近度，只要我的身體狀況允許，或許還是有機會進行努力的。

三、寫作的轉向

崔：在您的創作過程中，您最喜歡的是哪一部作品，能具體談一談嗎？

烏：剛才談到，我個人的小說創作到了一個關鍵節點，就出現了停頓，這一停頓原本是一次修整，是短時間的，可讓我沒想到的是，這一停頓之后竟變成了擱置，擱置的時間一長就帶有放棄的意味了。我也思考當初擱置小說寫作的原因，其實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很多的，比如，我一直認為自己寫作之初并沒有準備妥當，就倉促地跨上了出征的獵馬，所以在寫作這條陌生的山路上，難免要走走停停，邊走邊看，而不是一鼓作氣地直奔那個既定的、最終的目標。另外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或許與我個人的性格和心理因素有關，我覺得在森林中當獵人的那段難忘經歷一直影響著我，至今我還覺得自己是在密林中練就的成手，一個學會了以傳統方式狩獵的獵手。而那在青春期鑄就的性格，將要伴隨你的一生，它可不管你愿意還是不愿意。那么一個獵人的行為特征是什么呢？可簡單歸納為：隨意、迅捷、游動。當這些潛在的素質投射在心理上的時候，其負面因素難免要表現出來。這是我對前面話題的補充。

你要是問到，我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在過去這不是一個問題，現在就成為一個問題了。為什么要這么說？因為我的小說創作從整體上看，數量不多，分量也不重，還遠沒有達到放到大秤上掂量掂量的那個體量。簡單一點說，我對自己的創作表現談不上滿意，所以要從中挑選一部自己喜歡的作品，真是有點難。但是，寫作風格的變化還是有的，認真地探索也一直在悄悄地進行。比如說，大約在1997年前后，我的老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收獲》想要約你寫稿，希望你不要拒絕，我答應了他。果然，幾天后《收獲》主編李小林女士打來了約稿電話，李小林是一位相當優秀的文學主編，她的文學態度及人格令人敬重，她們的刊物想要開辟一個“西部地理”的新欄目，一下子想到了我。好在我的手頭正存有三篇小稿，我原本打算等湊齊二十多篇，找一家出版社結個集子出版。但現在為了“西部地理”這個新欄目，只能把這三篇小稿臨時起個《昨日的獵手》的題目，交了稿。在這三篇小稿中，我使用了真名實姓，寫了不久前故去的獵友的往事，我把寫作的焦點放在他們生命終結的瞬間，主要思考當一個人生命終結時留下什么樣的啟示。這三篇作品，我是借用人類學調查報告的筆調來完成的，把描述性的文字及小說的味道壓到最低點，讓人讀起來別有一種滋味。對我來說，這是寫作方式的一個變化，一個新的開端，可惜沒等我起身奔跑，就自己踩了剎車，因為其他緣由自我放棄了。在寫作上，拖延往往就等同于放棄，因為時過境遷，你的寫作情緒會發生變化，也很難再次進入和情緒上的復原。這是一個教訓。

可以談上幾句的，還有一部與我個人經歷有關的紀實性作品。這部作品其實是朋友逼出來的。多年前，我的老朋友來電話，說他們正在組織寫70年代的稿件，要通過書寫個人史來匯集有關那個特殊年代的集體記憶。他一再強調這很重要，不應該扔掉像我這樣帶有邊遠區域和森林色彩的人。這事我實在推脫不了，但還是拖了近一年時間，才動的筆，它就是那篇最初刊登在《今天》上的《我在林中狩獵的日子》。完成這篇文章之后，我感到寫點紀實類的作品，也是挺有趣的事情，當你回頭重讀它的時候，也會讓你感慨萬千的。

四、經典作家的影響

崔：在您的作品中，出現了一些外國作家的身影，比如可以感覺到?？思{、海明威、屠格涅夫的影響等，您的筆下也出現了類似于海明威的硬漢精神，可以談談外國作家對您的影響嗎？以及相比之下，中國的作家對您有很深的影響嗎？

烏：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對我有一定的影響，但我一時想不出具體的例證。至于具體到作家個人，我想說的話很多，至今，我對老作家王愿堅先生心存感激。

那要說到1981年，我到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進修學習的時候，那時校方為我邀請的寫作輔導老師是王愿堅先生，他是一名有軍職的老作家，平易近人，性情溫和，和藹可親，尤其是循循善誘，在幾次小范圍的輔導活動中，他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些溫暖的畫面讓我終生難忘。我想說的是，他為人十分慷慨，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他用一生積累下來的有關寫作的經驗，一股腦傳遞給你，那可都是經驗之談，句句如金哪。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他同你交流的過程中，會很自然地幫你樹立起自信心，幫你挖掘自己的創作潛能。如今，我也有了一把年紀，如果你要問我從王愿堅先生的人格風范中學到了什么，我只能說學了很多很多，但我與之相差太遠。

對于一個以寫作來謀生的人來說，閱讀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他寫作的初期階段。那他閱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為了找到自己的良師益友，找到一個可與之進行對話的心靈對象，這也好像你獨自在密林中闖蕩，渴望遇到一位同行的有經驗的伴侶，渴望找到一條走出迷途的便捷之路。我所指的閱讀，說的是要深讀那些經過時間篩選的經典作家的作品。那些經典作品，能夠讓你感覺到，大師是如何完成自我訓練的，清晰地了解他們是如何運用思想的，如何來表達感情的，以及他們怎樣磨煉自己的寫作技巧。寫作，當然也是一門技術活，真正的寫作愛好者，最終是要找到自己的“影子導師”的。說到我的“影子導師”，那還真有幾位，比如說杰克·倫敦、海明威、屠格涅夫，等等。談到杰克·倫敦，我個人也有感受極寒氣候的生活經歷；談到海明威，我認為他是相當棒的酷愛大自然的人，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獵手；說起屠格涅夫，我真喜歡他描述的草原和森林，那一切都是活生生的。談到這些，其實主要還是一個學習的話題，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終身擺脫不掉學習的困擾，他要不停地向創作上的成功者學習，更主要的是向日新月異的生活（歷史與現實都包括于其中）學習。

對于個人所喜歡的經典作家的那些好作品，要開出的書目當然會很多，如果要我舉一個例證，腦子里首先跳出來的，會是?？思{的《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應該說那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說。作家在這篇作品中向讀者講述了什么呢？他講述的是美國南方小鎮上一位受人尊敬的傳統女性，她年輕時暗自迷戀了一位男性，后來這專一的戀情達到了病態的境地，最終的結果是她將死去的戀人藏在臥室之中，一切都塵封起來保持原貌，任其枯干成為一具僵尸，而這一極端個人化的隱秘過程，直至這位女性晚年離世才得以揭曉。這是故事的大意。讓我感興趣的是，?？思{這位寫作大師處理生活素材的特殊能力，思想上的透視力，常人難以企及的同情心，真是令人敬佩，他把自己的情感和同情心通過文字傳遞，獻給了那位在常人看來很是病態的艾米麗。這樣一種情感姿態，這樣一種不加掩飾的人生態度，恰好就是這一點，給讀者帶來了震撼。作家在這一規定的情景中，把那位孤傲的、冷僻的女性塑造成保護傳統、尊重傳統的化身，把她怪誕和瘋狂的行為，巧妙地轉化為一種文化象征，一種極致化的對傳統的恪守。寫這樣的東西確實需要勇氣與魄力，只有文學大師才寫得出來。

五、鄂溫克民族文化的建設者

崔：在您的文化隨筆中說到“鄂溫克族是歷史的巨人”，那您有沒有想法，要為自己的民族構建一種形象呢？

烏：記得早在寫作的初期，我在一篇談創作的感言中，寫下了“鄂溫克族是歷史的巨人”這樣的一句話。作為一名鄂溫克民族的子孫，脫口講出這樣的話，明顯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也含有直覺推斷的意味，但如果從歷史角度上看，相比較而言，這句比喻還是比較貼譜的。當下的鄂溫克族雖然人口很少，但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單元她的歷史行程相當的長，她并不是一個年輕的、新興的民族，應該說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但在歷史文獻中，卻很少留下她的足跡，就是在鄂溫克民族內部，有關祖先的起源、部族的遷徙、早期族群的變遷，也都是大面積的記憶缺失，我們的早期歷史記憶出現了明顯的斷裂和空白。你不會想到，在廣袤的西伯利亞，鄂溫克人是那片土地的早期開拓者，也是那片大森林的主人；你不會想到，鄂溫克人還是極寒地區寒帶文化的創造者之一；你也不會想到，在《蒙古秘史》和《史集》中記載的聲名顯赫的“弘吉剌部落”，竟是鄂溫克族群的一個分支；你也不會想到，在大清王朝的中期，由鄂溫克人組成的“索倫勁旅”，為了大清版圖的完整而浴血奮戰，死傷無數，以至于人口凋零，等等。談到這些話題，自然要涉及鄂溫克族為數不多的寫作者，他們要盡自己的努力來進行民族集體記憶的修復工作，對此也承擔著不可推卸的文化責任。

1999年前后，我個人邀請歷史地理學家烏云達賚先生來呼倫貝爾，請他來研究和解讀呼倫貝爾的古地名。為什么要有這樣的舉動呢？因為我看到，隨著市場經濟及商品大潮的來襲，隨著流動人口的涌動，呼倫貝爾這片古色古香的土地，并沒有做好文史方面的基礎準備，好多東西都處于散在的、無定論狀態，也出現了一些扭曲地方史，臨時編織偽文化的傾向。但是，讓我始料不及，同時也是最為痛心的是，當這個研究課題接近尾聲的時候，烏云達賚先生不幸患上腦中風，不久就去世了。烏云達賚先生是一位博學的人，他為后人留下了那本寶貴的《鄂溫克族的起源》一書，這部專著充滿歷史洞見，有獨特的歷史發現，但因為曲高和寡，資金匱乏，還因為沒有及時得到族內同胞的聲援，他的學術觀點未能對外傳播，知其研究成果者寥寥無幾。

之后，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寫作計劃，來研讀烏云達賚先生的遺作，盡自己的可能讀懂他的歷史見解，感受他的個人智慧。一晃過去了幾年時間，沒想到的是，在烏云達賚的智慧之光照映下，我也完成了《鄂溫克史稿》《鄂溫克歷史詞語》等專著，大體上傳承了烏云達賚先生的學術觀點和個人智慧，為修復缺失的集體記憶，貢獻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有時我也在想，一個常以編故事和塑造人物為榮的人，最終他自己要變成什么樣的角色呢？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現在覺得，那些編故事、塑造人物的人，在變幻不定的潮流中也是被社會所塑造的一個人物，無論他怎樣的特立獨行，自以為是，都要以不同的側面應對社會的需求、應對來自族群的渴望和呼喚，并調動自己內心的情感與其相呼應，在這一互動的過程中，得到充實的是他自己，這也使他豐富了自己。

【作家小傳】

烏熱爾圖，1952年出生，鄂溫克族作家。原任內蒙古自治區文聯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作協副主席。他的父親是鄂溫克族，母親是達斡爾族，自幼受達斡爾族、鄂溫克族民間文化、漢族文化的多重影響?！拔幕蟾锩敝兴母赣H受到不公正待遇，這對烏熱爾圖的思想乃至生活都有深刻的影響，但也促使他在文學創作的路上不斷地進行挖掘與探索。1968到1978年，他到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旗敖魯古雅鄉生產隊經歷了十年的獵手生活，這讓他對鄂溫克族世世代代游獵生活的森林有了一種歸屬感，并且將他這十年真正的獵手生活與感情融入作品創作，小說中多次出現的獵手形象和獵人生活正是這段生活經歷的體現。他最初覺得一切要從簡單開始，于是早期創作兒童文學作品，如《大嶺小衛士》（1976）《森林驕子》（1981）。隨著民族意識與思考的深入，他開始創作反映自己民族生活習俗的中短篇小說，如《七叉犄角的公鹿》（1985）《琥珀色的篝火》（1993）《你讓我順水漂流》（1996）等。在他慢慢從虛構小說創作轉變為非虛構寫作的過程中，他的思想在不斷地變化，他曾一度擱置了小說創作，發展非虛構寫作作品《林中獵手的剪影》（1998）和《我在林中狩獵的日子》（2012）等。之后的若干年，他還出版了多部文化隨筆及學術專著，如《鄂溫克史稿》（2007）等。

在少數民族文學發展道路上，烏熱爾圖的作用是獨特又富于啟示。他追求的是：“通過自己的作品讓讀者能夠感覺到我的民族的脈搏的跳動，讓他們透視出這脈搏里流動的血珠，分辨出那與絕大多數人相同，但又微有差別的血質；我希望我的讀者能聽到我的民族跳動的心音，讓他們看到那樣一顆與他們的心緊密相連的同樣的心。這是因為唯有在人的心靈上才能刻上歷史的印跡，時代的烙??；這是因為心是人的生命的標志，力量的源泉?！保鯚釥枅D，《寫在〈七叉犄角的公鹿〉獲獎后》，《民族文學》1983年5期）其短篇小說《一個獵人的懇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連續獲得1981、1982、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老人與鹿》獲得1988年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