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福利：通向職業女性還是家庭主婦？

裴勇凱　王立波

摘 要：本文探討了發達國家家庭主婦形成的諸種社會結構性因素：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產階級實力強大、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家庭結構變遷等等。并通過對瑞典和日本的公共政策分析，詮釋了家庭主婦階層的形成，是工作還是專事家務？不僅是已婚女性個體和家庭的選擇，更是國家的制度安排。

關鍵詞：家庭主婦；中產階級；國家公共政策

新中國成立以來，女性一直有著較高的勞動參與率，與大多數發達國家 M型就業模式不同，中國女性有著完整的職業生涯。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富裕起來的中國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離開工作崗位、專事家務和孩子的女性?！叭毺敝饾u走入人們的視野，成為了許多女性羨慕和追求的目標；高職女性回歸家庭也似乎成為新的浪潮；而與此同時，中國的國家公共政策也在不斷進行著調整和完善，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的呼聲越來越高。在維護女職工權益的背景下，“延長產假”“政府實施經濟與政策性補償”的意見也已經出臺。已婚女性是外出工作還是留在家里？本文試圖通過對發達國家日本和瑞典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的梳理，為我們的選擇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一、女性福利：家庭主婦的產生

女性福利是指國家和社會為女性的特殊需要和特殊利益而提供照顧和服務的各種保障制度和政策。通過這些制度和政策來保護婦女的特殊權益及女性的生活幸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大多數國家在女性福利的基礎上大規模地出現了家庭主婦階層。家庭主婦是指近代社會出現的不外出工作，在家專門從事家務、撫養和贍養，依靠丈夫的職業收入維持家庭經濟生活的已婚女性。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不存在家庭主婦。只是到了近代工業社會，大多數發達國家才出現了“專職家庭主婦化”的過程。而直接影響這個過程的社會結構性因素。首先是中產階級的形成帶來諸多的社會變遷?！霸谌毡緝H以丈夫的收入維持家計，妻子為專業主婦型的家庭，文化階層高，經濟階層為中產階級”，相反有工作的母親中，低階層的比例很高，因此妻子無需為生活所迫而工作，可以自在悠閑地從事家務和養育子女，成為中產階級驕傲和富裕的標志；其次是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工作區與生活區的分離、為中產階級的丈夫外出工作，妻子留在郊外的住所里專職照看孩子、操持家務、等待丈夫回家的家庭性別分工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第三、家庭的結構和功能的變化，核心家庭成為家庭的主體，使家務和養育子女脫離了傳統家庭的代際支持系統，成為核心家庭自己的事情。

于是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為了愛情妻子留在家里為丈夫和家庭奉獻；丈夫為了愛情在外努力地工作、而把妻子留在家中從事家務，免受在外勞動之苦成為時尚。家庭主婦成為各階層女性的楷模，有文化有教養的女性把不用在外辛勤勞作作為人生理想，平民百姓更是把能夠嫁給一個工薪白領，成為家庭主婦作為人生目標，于是家庭主婦的大眾化，成為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主要景觀之一。

盡管在發達國家家庭主婦階層大量存在，但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國家也卻存在較大的差異，根據2014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數據，可以發現，北歐的瑞典和挪威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79.3%和75.9%，而意大利和日本僅為55.2%、66%，那么何以形成如此的差異？本文試圖通過對瑞典和日本公共政策去探尋背后根源。

二、瑞典和日本：國家公共政策的差異

東方的日本和北歐的瑞典在女性勞動參與率上是很有代表性兩個國家。日本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形成了龐大的家庭主婦階層，日本家庭中妻子為專職家庭主婦的占53.9%，還有24.2%的“準專業主婦”（妻子從事較少的臨時工來貼補家用），兩種合計比例高達78.1%。而在瑞典已婚女性成為家庭主婦的鳳毛麟角。在對兩國的公共政策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了這種差異的制度根源。

（一）稅收單位日本是家庭，瑞典是個人

以個人為單位的稅收沒有考慮家庭負擔，贍養人口的不同，容易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但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稅收，則容易使女性的職業收入被稅收抵銷。瑞典以個人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女性勞動可以使家庭獲得更多的收入，1972年瑞典議會新出臺了 “中性稅收規定”。以個人為單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夫妻雙方分別納稅，女性的勞動可以使家庭獲得更多的收入，客觀上鼓勵了女性走出家庭。

日本的所得稅一直以家庭為單位，不同撫養人口的家庭通過稅收實現收入的公平，但是這也使雙職業收入的家庭，需交納更高的稅額，由于日本歷來存在著男女收入上的差異，女性收入較低，經過稅收的過濾便所剩無幾，而女性如果作為家屬被撫養，可以享受一系列的減免稅和補貼會因為工作而喪失，結果形成女性的辛勞對家庭經濟的影響甚微，客觀上鼓勵女性留在家庭。

（二）被撫養者減稅制度

家庭主婦作為被撫養者，在日本和瑞典都存在著減稅制度，只是這種制度指向是相反的。瑞典1972年的稅收政策把被贍養者可減免的稅額大幅度地下調，而妻子作為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還可以獲得更多的家庭收入，因此大量的被贍養的已婚女性開始走出家庭；日本的政策正好相反，日本在1961年就頒布了稅收中的配偶者減稅制度，為專業主婦的丈夫減稅。在1977年又頒布了所得稅中配偶者的特別控除制度，就是一定程度參與社會工作的專業主婦的年收入如果高于103萬日元，家庭的所得稅額將增加，而一旦高于130萬，則不能作為配偶者獲得各項補貼，不僅家庭的納稅額度將會會提高，她作為被撫養人口的多項福利待遇也將失去。這一制度的實施，將有意愿工作的主婦們限定在只能打零工的范圍內。

（三）家庭福利政策：是保護女性的家務勞動還是減輕女性的家務勞動

瑞典的家庭福利政策指向是減輕女性的家務負擔。政府建立收費低廉服務優質的托兒所，托兒所的服務是全天候服務，并且向保證所有的孩子都能進入托兒機構的方向努力；政府為每個1-6歲兒童提供兒童資金交給托兒所，而兒童如果不進入托兒所就無法獲得資金；同時還將女性家庭責任部分轉移給男性，1974年，瑞典父母社會保險制度創立，將母親津貼轉變為父母津貼，在小孩0歲-16個月父母親任何一方可以休假照顧嬰兒；在小孩12歲之前每年父母有7天照顧生病的孩子，假期補助是工資的80%；1994年又進一步增加一個月的父親假；2002年父親假又增加了一個月。公共政策用強制性的配額制取代了選擇權，越來越多的男性承擔家庭責任，為女性職業創造了條件。

而日本日本公立育兒機構較少，收費普遍較高；1979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大幅度增加配偶者補貼的政策；如果勞動者的配偶為專職主婦，在減稅的基礎上還要在其工資中額外添加配偶者的專項補貼；到了1985年又實施了“基礎退休金”制度，對專職家庭主婦實施退休制度，即使沒有特別支付過養老保險，也有老后的基本養老金和萬一丈夫死后的“遺屬津貼”來免除家庭主婦的后顧之憂。

總之，日本和瑞典國家政策女性福利走向不同的方向，瑞典旨在保護職業女性；日本主要是針對專業家庭主婦。日本國家政策的獨到之處是把女性劃分為個體和家庭的女性。國家對兩類女性具有不同的政策：參政權和勞動權是個體單身女性；而一旦女性結婚福利則是在丈夫的工資中、在丈夫的減免稅、家屬補貼中，領取退休金的權力也是作為丈夫的被撫養者，甚至丈夫去世后得到的生活費用都是作為遺屬來體現的。

綜上所述，家庭主婦是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以中產階級為依托而產生的社會階層，但是在發達國家否存在這個階層更取決于制度安排。女性應該走進家庭？還是走向社會？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意識形態領域頗有爭論的話題，然而本文強調，女性是否回歸家庭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更是一種制度設計。中國的家庭福利通向何方，根據瑞典和日本就是不同方向的路標，我們應該做出具體的制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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