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搜集與研究視點選擇

馬大正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北京100080）

歷史資料搜集與研究視點選擇

馬大正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北京100080）

資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礎，在搜集歷史資料的過程中，要具備慧眼與細心，同時還要具有鑒別能力，鑒別資料本身就是研究的開始。在研究視點的選擇上，微觀研究應是我們研究的入門，宏觀研究則是研究的升華。研究題目的選擇和確定需要有一明確的線索與主題，單則成文、合則成書，切忌一盤散沙。研究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實事求是是我們研究的最基本點。

資料搜集，研究視點，土爾扈特蒙古

歷史資料搜集與研究視點選擇，是一個很大的題目，為了能夠更明晰地闡釋這個命題，我們不妨以18世紀土爾扈特人東歸這個歷史事件作為對象，結合個人40余年研究實踐講點體會。

一、240余年前發生在伊犁河流域難忘的一幕

公元1771年1月，在俄國的伏爾加河流域生活了將近一個半世紀的土爾扈特人焚燒了自己的帳篷，開始了東歸的歷史性征程。東歸的隊伍經過7個月艱苦的跋涉終于到達了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察林河當時是在大清國土的版圖里。在察林河畔，東歸的先頭部隊與清政府的邊防巡邏部隊相逢，幾天后的陰歷七月十六日，清朝巡邏隊的總管與東歸回來的大部隊和領導人渥巴錫等在察林河畔會面，并安排了回來的首領們到承德會見乾隆皇帝一事。同年的九月初八（公元10月15日），在承德的木蘭圍場，乾隆皇帝接見了渥巴錫。渥巴錫在承德活動了半個月，接受了皇帝的封賞，非常圓滿地返回新疆。當時西方學者們對這個事件評價很高，把這個事件稱為土爾扈特人尋找太陽升起的地方。有一個美國學者這樣說：土爾扈特人東歸是人類永恒地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一個真實范例，是值得我們傳誦的偉大的敘事史詩。我們暫且不說這一壯舉的愛國主義因素，單就其事件本身足以令人震撼：一個十幾萬人的部落，在伏爾加河流域生活了一個半世紀。在那兒安家立業，繁衍生息。突然十幾萬人義無反顧向東挺進，回到他們祖先曾經生活的地方。萬里征程，歷經艱難險阻，將近17萬人的東歸部落在新疆安置下來的實際上只有6萬多人，10萬余人死在東歸途中。從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20世紀，他們是現在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的主體部分。他們為開發新疆、保衛新疆做出了重大貢獻。直到現在，當年回歸的土爾扈特人后代仍然生活在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布克塞爾蒙古族自治縣及烏蘇、精河、伊寧、昭蘇、尼勒克等地。這一歷史事件，給我們提出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這些土爾扈特人跟我們蒙古族是什么關系？這些土爾扈特人是什么時候、為什么從原來生活的新疆北部地區遷徙到那么遙遠的伏爾加河流域，并在那兒生活了一個半世紀？他們在伏爾加河流域的一個半世紀又是怎么生活的？他們跟俄國的關系怎樣？他們在伏爾加河流域建立了什么性質的政權或是統治實體？后來為什么冒了那么大的風險，付出了那么大的犧牲回來了，回歸的過程和路線又是怎樣的？面對這么大一支隊伍，當時清政府的反應是什么，做了什么樣的決策，怎樣安置這些回歸的土爾扈特人？清朝政府當時的舉措對于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是起一個推動還是阻礙作用？要回答這些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研究這些問題的過程。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問題會一個個找到答案。

二、土爾扈特人歷史簡況

土爾扈特是我們中國蒙古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蒙古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中國蒙古族曾經建立了元朝，統治了整個中國。到了清朝，當時的蒙古族主要分三個部分：一部分是生活在內蒙古地區的，稱之為漠南蒙古；第二部分是生活在現在的蒙古國，稱之為漠北蒙古；第三部分是漠西蒙古，自稱為衛拉特蒙古。衛拉特蒙古與土爾扈特蒙古有直接關系，因為衛拉特蒙古在清朝初年分為四部，即和碩特部、準噶爾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土爾扈特部原來生活在新疆北部，17世紀20年代中國大地群雄涌起，生活在西北地區的衛拉特蒙古內部斗爭很激烈，四部之間為爭奪牧場而征戰不息。當時土爾扈特部的牧區被準噶爾部占了很多，為了尋找新的牧地，土爾扈特部決定往西遷徙。他們沿著祖先經常走的路西行至伏爾加河。當時的伏爾加河流域還是一個無人管理的地方，在清代史籍中稱之為“歐脫”，土爾扈特部落在那里住了下來，并按他們游牧民族的習慣建立了自己的汗庭，發展了自己的游牧經濟。從1630年前后一直到1760年前，100多年時間里，土爾扈特人在伏爾加河流域也曾有過興旺發達的時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玉奇汗。他在位的時間是1669～1724年。那是土爾扈特汗國最興盛的時期，也是汗國政局相對穩定的時期。但阿玉奇汗之后，土爾扈特內部爭奪汗權的斗爭持續不斷，汗王不斷更換。期間，土爾扈特面對俄羅斯的東進所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到18世紀60年代初，渥巴錫繼位時，土爾扈特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一是俄國哥薩克移民越來越多；二是俄國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這個政治壓力主要體現在俄國要求土爾扈特最高決策層的組成要接受俄國的控制；三是俄國要求土爾扈特每年提供兵源，參加俄國與土耳其的戰爭；四是政治經濟軍事控制之外還有一個文化的控制，土爾扈特信奉藏傳佛教，而此時俄國東正教的滲透越來越強烈。18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土爾扈特人從汗庭到普通老百姓，都覺得在俄國生活的日子越來越艱難。我們從當時俄國的史料里，以及渥巴錫回來以后和清朝皇帝談話的記錄來看，在1667年以后，土爾扈特的領袖們就開始商量怎么辦。當時他們有幾種選擇，一個是公開對抗，可是在力量上又抵不過俄國，全盤接受他們又不樂意。唯一的辦法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回到他們的祖先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用他們的話說，就是與他們同宗同教的地方。當時又是康乾盛世的最盛期，從清朝來說，對于這些遠離故土的人，他們采取的是和好寬松的政策，讓這些遠離故土的人覺得此時的統治者會善待他們，也就是說他們有地方可去，而這個地方對他們又有極大的吸引力。而這樣的選擇既有主觀因素又有當時的客觀條件。所謂主觀因素，就是他們覺得東方是祖先生活的地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是自己的故鄉?？陀^上，土爾扈特首領感覺清政府對他們很體恤。清朝皇帝曾兩次派使團專程去看望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人，這在18世紀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1714年前后，有個很有名的圖理琛使團，圖理琛并不是這個使團的負責人，但他回國后寫了一本書，叫《異域錄》，他因寫這本書而流芳百世。這個圖理琛使團見了當時土爾扈特最盛時的汗王阿玉奇。到18世紀30年代雍正皇帝派滿泰使團也到了土爾扈特人的汗庭，那時汗王已是阿玉奇的后代。此后土爾扈特使團也不斷到北京來。另外土爾扈特人信仰藏傳佛教，他們有一個傳統就是到西藏去禮佛，史料上記載叫做熬茶禮佛。土爾扈特的貴族們不斷派使團到西藏去禮佛，都要先通過清朝政府的安排，所以與清朝政府關系十分密切。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客觀因素，所以在1767年土爾扈特首領們決定要東歸。經過幾年的準備，終于在1771年1月開始行動，走的路線基本上是一條草原絲綢之路。乾隆皇帝把回來的這些人安置在今天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那是一個草場非常豐美的地方，也就是著名的巴音布魯克草原。還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烏蘇，這里是從烏魯木齊到伊犁的中間站，是個交通樞紐。第三部分被安置在烏蘇西邊的精河，第四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和布克賽爾蒙古族自治縣，現在屬于阿爾泰地區。這個分布格局一直延續到現在。

三、東歸歷史資料搜集與研究視點選擇

先介紹一下我個人研究土爾扈特歷史的經歷。40多年前的1975年，我們接受了一個國家分配下來的任務，任務的主題是通過研究準噶爾問題來說明西北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地區歷史上是中國的領土。我參加了這個課題組。研究準噶爾離不開衛拉特，必然涉及土爾扈特，所以在研究準噶爾歷史過程中，我開始了對土爾扈特歷史問題的研究。從70年代末到現在，我圍繞著土爾扈特歷史主要寫了四本書，第一本是《衛拉特蒙古史入門》，1989年出版，這本書講了三個問題，一是衛拉特蒙古的歷史梗概，二是研究衛拉特蒙古的基本史料，三是衛拉特史研究的進展。第二本書是《漂落異域的民族——17至18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是一本從正面研究土爾扈特西遷到回歸整個歷史過程的學術著作。第三本是《天山問穹廬》。古人的古訓是很有道理的，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土爾扈特蒙古現在還生活在我們的新疆，當時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大部分還在我們國內，所以為了研究，去那些跟歷史事件有關系的地方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從1981年開始到現在，我去了新疆60余次。80年代至90年代初，去新疆主要是為了新疆蒙古族歷史的研究，特別是1982年我們對新疆蒙古族進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系統的一次社會歷史調查。我以1982年調查為基礎，結合以后若干次到新疆對土爾扈特蒙古補充調查的經歷寫了一本《天山問穹廬》，這是一本游記，媒體稱之為學術游記，1997年出版。201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又出版了本書的增補修訂本，2015年出版了本書的蒙文版。第四本是《衛拉特蒙古史綱》，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出版的《衛拉特蒙古簡史》上、下冊的基礎上整理而成。

下面就圍繞土爾扈特東歸這一特定歷史事件，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談談我個人的一些體會。一個是從資料搜集的角度；一個是從研究視角選擇的角度。

首先是關于資料的搜集。資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礎，在研究土爾扈特回歸這個歷史事件上，資料的搜集重點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類資料是政府的檔案文獻。土爾扈特事件發生時涉及的政府是清朝和俄國，所以清朝和俄國18世紀的檔案文獻是我們資料搜集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之所以在研究上有所得，主要還是依靠了其他學者還沒有使用過的文獻——清朝的滿文檔案。如果沒有清朝的滿文檔案，我們對于土爾扈特回歸的整個過程，包括清朝政府決策的過程，可能就無從說起。同樣，土爾扈特人在俄國生活了那么長時間，俄國的檔案也留下了大量有關土爾扈特的記載，特別是他們生活在俄國這段時間和東歸及東歸后俄國政府的反應，俄國政府又是怎樣部署的，這些重要內容在清朝檔案里不可能有，而在俄國檔案里記載得非常詳細。收藏在第一歷史檔案館里的有關滿文檔案，我們從70年代就開始進行了整理。這成了我們的優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關于土爾扈特的滿文檔案數量非常大，清朝時專門把有關土爾扈特的檔案立了一個專檔，叫土爾扈特檔。我們從中選其重要者編成《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一書。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翔實豐富的、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使我們有可能把土爾扈特回歸的歷史做一個全景式的研究。比如我們當時想弄清土爾扈特到底回來了多少人，清朝的漢文史料記載得含含糊糊而且很混亂。但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滿文《土爾扈特檔》中發現了這樣幾件奏折，當時土爾扈特回來以后，清政府派人對土爾扈特部落進行了調查，目的有兩個，一個是想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另一個是清朝政府要封賞這些回來的首領們，封賞的標準之一就是看你的部下有多少人，滿文檔案記載得非常詳細，結合俄國檔案里記載的在1770年前后生活在伏爾加河流域的人數進行比對，得出了土爾扈特部在離開伏爾加河流域時有16.8萬多人，回來后僅剩6萬多人，這個數字被學術界所認可。如果沒有這些檔案，就很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再如清朝政府的決策過程。我們看了滿文檔案，就能了解清朝政府的最高決策層對土爾扈特回歸事件的整個決策過程。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時間雖然不太長，從他們得到這批人回來的消息到最后拿定主意對這些人的安排，大約只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也就是在1771年的3月和4月之間，這個決策過程也不像乾隆皇帝碑文說的那樣簡單。他開始聽說有這么一批人回來，是心有疑慮的，剛取得了對準噶爾戰爭的勝利，西域剛剛統一，當時大臣里也有各種說法，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看到了問題的實質，他拍板一錘定音，說首先，這批人回來不是我們做工作讓他們回來，根據我們中國的傳統，對于這些自愿回來的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其次，這些人是和俄國鬧翻了回來的，他們沒有退路了，回來后不會興風作浪。再次，這些人并不是俄國的臣民，俄國來交涉時不用理他。因此對回歸的土爾扈特人，我們要好好接待，好好安排，讓他們回來后有一個好歸宿。但乾隆皇帝也不糊涂，對回來的這些人在安置上必須分而治之，從政治上說不能讓他們結為一體，有一個總的首領，從宗教上說更不能讓他們有一個總的宗教領袖，否則，一旦有事，號召力會是很大的。這些史實在《清實錄》里沒有反映，唯有滿文檔案記載得非常具體。這在當時都是絕密件。清政府在安置上就是按此方針辦的。所以清政府對待這一事件有兩面，公開的一面是封賞優厚、禮儀周全，該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整個事件的決策過程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從另一個角度說，乾隆皇帝的這個決策在客觀上確實是有利于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這也是歷史事實。在這些問題上如果沒有滿文檔案，我們對這個歷史事件就不會認識得這樣深刻，對清朝的統治集團特別是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決策過程我們也不可能了解得像現在這樣詳細。

第二類資料就是當事人和同時代人的有關資料。所謂當事人如我們剛才提到的圖理琛。圖理琛當時到了土爾扈特部落，阿玉奇汗對他說了些什么，在《異域錄》里有記載，再加上我們檔案里對圖理琛和阿玉奇汗會見的記載，以及俄國檔案的記載，這樣把相關資料的記載對應起來，基本上可以得到比較客觀的歷史事實。所以，當事人和同時代人的記載，是我們查尋資料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第三類資料是少數民族本民族文字資料。因為我們研究的對象是少數民族，我國大多數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因此，我們必須盡量把衛拉特人用本民族語言記載的東西挖掘搜集。衛拉特人使用的是托忒蒙文，他們用這種文字記載的資料，沒有成本成冊的著作，大部分為手抄本，這正是我們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因此，彌顯珍貴，我們要盡量利用。同一件事從幾個角度看，我們取一個我們認為是最接近歷史事實的，或把幾種認識比對以后，綜合出一個我們認為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

第四類資料就是實地調查資料。沒有實地調查就形成不了感性認識；沒有感性認識，理性認識也不會完善。比如一位德國學者的著作里說土爾扈特人回來以后什么也沒得到，得到的只是一片荒寂的土地。我們從清朝的史料看，清朝給他們安置的是新疆自然條件較好的地方，是一個非常適合放牧的地方。我們1982年去那里考察，發現那兒確實是一個好地方。巴音布魯克草原的草用當地話說是酥油草，油亮油亮的，像地毯一樣，和呼倫貝爾草原的草是不一樣的。呼倫貝爾的草是高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我們去看一看就有實感了。這些地方現在還是新疆的好地方。當然清政府在政治上是控制的，但在生活安置上是很優越的。我們在考察中也有意外收獲。土爾扈特有一有名的喇嘛。他生活在17世紀，在土爾扈特史上是一個政治喇嘛，這個喇嘛叫咱雅班第達。他有傳記，有不同版本，蒙古國給他出過兩個版本，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我們在新疆調研中聽說新疆也有手抄本，為了追蹤這個手抄本，我們從伊寧到昭蘇再到特克斯，轉了一大圈，最后在尼勒克找到了一個抄本。但也有所得。1982年調查時，在巴音布魯克草原一個人間仙境般美麗的地方鞏乃斯，找到了一個遺址。這個遺址在“文革”時被毀，我們去時還沒修復。當時有一位守廟的老喇嘛，他聽我們介紹情況后很高興，主動拿出一份他收藏的資料，是一份羅卜藏丹增活佛系統的史料，是藏傳佛教中一個較小的活佛系統。這份史料是用藏文寫的，主要講羅卜藏丹增活佛系統是怎樣轉世的，他讓我們帶回去拍照，用后還給他?；氐奖本┖?，我們請人從藏文譯成了漢文。羅卜藏丹增是這個活佛系統中的第七世。我們在看滿文檔案時也有一個叫羅卜藏丹增的喇嘛，這個人在東歸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看俄國檔案里、俄國情報里也有個羅卜藏丹增，這個人是當時土爾扈特東歸最高決策集團七個人里的一個。這樣把三個羅卜藏丹增合在一起，這個人的來龍去脈就清楚了。我寫了一篇3000多字的小文章，把這個曾經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以后又只見其名不知其事的歷史人物的主要事跡串起來敘述下來了。當時我們看清朝滿文檔案，很注意這個羅卜藏丹增。清朝政府很重視這個人，想把他留在北京，避免他以他的威望和能力成為回歸后土爾扈特最大的、統一的宗教領袖，所以不想讓他回去，在北京安置的條件非常好。從這件小事反映出了歷史上的一個大背景。

在尋找史料過程中還要具備慧眼和細心。這就要懂歷史。如果不懂歷史，即使好東西到你身邊你也不知道。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給土爾扈特汗王的敕書，用我們的習慣來說，叫三件敕書。這三件敕書是原件。按國家標準是一級文物，它是用滿文和蒙文寫的。這些寶貝一直收藏在新疆和靜縣的土爾扈特王爺府里，作為鎮宅之寶?！拔母铩敝刑煜麓髞y，好多有價值的文物有的燒掉了，有的丟失了，最后剩下的作為破“四舊”成果來展覽，后放在一個庫房里。70年代末，遼寧有一個作家要寫一部土爾扈特東歸的小說，取名《歸魂》，小說后來沒寫成。他到新疆調研時在倉庫里找到了幾件文書，看樣子是文物，上面有字，覺得是個寶，把翻拍的照片給了我，我拿照片找人翻譯后才知道是康熙皇帝給土爾扈特阿玉奇汗的敕書、雍正皇帝給土爾扈特汗的敕書和乾隆皇帝給渥巴錫等東歸領袖的敕書，是渥巴錫到了伊犁河流域時乾隆皇帝為了安定他們的心而頒發的。這三件敕書，后來進了新疆檔案館。所以搜集資料很有樂趣，在搜集資料中還有一個鑒別的問題。鑒別資料本身就是研究的開始，搜集資料要下苦功夫，有些考證性的文章就是資料鑒別的一個成果，像回歸的人數，回歸的時間等。根據史料的記載，土爾扈特人在哪一天打第一槍，燒了帳篷，騎著馬回來了，時間記載上很混亂，我統計了一下有五六種記載。最后，我考證出來是1771年1月5日，也為學術界所接受。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在考證中忽略了俄國的俄歷和公元紀年的時差。俄歷1月5日對應的公歷應是1771年1月16日。這個日子和當時清朝政府的記載以及渥巴錫回來后和清朝政府說的時間只誤差一天。后來又有學者進行進一步考證，指出清俄檔案記載誤差一天，是時差相異造成的，實際上清俄檔案記載是一致的。

從研究的視角看，微觀研究應是我們研究的入門，起步時不宜搞太大的題目，不好把握。如果沒有微觀研究作基礎，宏觀研究就是虛的。從土爾扈特回歸這個事件來說，必須要有大量的微觀研究，這個微觀研究可以是人物研究，可以是事件研究，也可以是很多細小問題的考訂。只有在大量微觀研究的基礎上才能考慮一些大的問題，所以宏觀研究是研究升華的開始。在選題或寫文章時，一般應掌握這樣一個分寸：分者為文，合者為書。研究題目的選擇和確定實際有一個靈魂在起作用，當你寫了若干篇文章后，稍作加工整合就是一本主題鮮明的書。切忌寫了很多文章，但一盤散沙，捏不起來，也就是沒有形成研究的拳頭。如我1991年寫的《漂落異域的民族——17至18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實際上是在我在80年代撰寫的20多篇文章的基礎上再作加工補充完成的。沒有深入的研究基礎，是很難完成一部高質量的學術著作的。如在土爾扈特回歸事件上，宏觀問題是什么？這個事件發生的大背景怎么樣？清朝政府、俄國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回歸事件本身的原因、影響有哪些，等等。這是大事，如果連微觀研究都沒弄明白就去論大事，有兩種可能，一個是難免炒別人的冷飯，這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搞研究的人追求的最高社會效益，應該是自己寫的東西經過了5年10年后，有人還想把它找出來看一看，看完后覺得有所得，這才是一個研究者追求的最完美的境界。如果你的研究沒有新意就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至少我這本書出版近30年了，現在要是搞這個問題的人還想再看一看這本書，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另一種可能是如果沒有微觀研究的基礎，很難實事求是地恢復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只有恢復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我們才可能有條件來評論歷史。實事求是是我們研究的最基本點。

若要對自己土爾扈特歷史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的話，可用“三考”和“三論”來概括。所謂“三考”即東歸時間考、東歸路線考、東歸人數考。所謂“三論”即東歸原因論、東歸重要人物論、東歸意義及當代啟示論。

值得欣慰的是上述個人研究之見，已得到學界、政界和社會各界的認同。

若要對自己研究的心得進行歸納的話，一是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并重，二是要有個人研究的“兩畝地”，在此基礎上單則成文、合則成書。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Vision

Work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the basis of research.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them and be careful,also to ha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The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isthebeginningof research.On thechoice of research vision,micro research should be the introduction of our research,and the macro research i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The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should have a clear clue and theme.And the gain of theresearch may be paper when it is not be a system,then can be a book when it become mature.Research should stand the test of time.Seeking truth from factsisthebaseof our 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ion，Research Vision，Tuerhute Mongolia

G64

B

0457-6241（2017）24－0003－05

2017－11－22

馬大正，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邊疆史地研究。

楊蓮霞 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