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蘇武傳》的側面描寫藝術

林瀅

[摘 要]班固在《蘇武傳》中應用爐火純青的側面描寫藝術，以時代和自然的烘托，敵將與降將的反襯，再現了蘇武愛國英雄的形象和堅貞不屈的品格。

[關鍵詞]蘇武傳；側面描寫；烘托；反襯

《蘇武傳》選自《漢書》，列附于《李廣蘇建傳》后，但相較于《李廣傳》的內容趨同于《史記·李將軍列傳》、《蘇建傳》的寥寥百字，班固不惜筆墨，應用爐火純青的側面描寫藝術，以烘托與反襯手法，精心刻畫了蘇武這一鮮活可感的大丈夫。

一、時代與自然的烘托

烘托原本是中國畫設色技法，以水墨或淡彩在物象的外廓渲染襯托，使其物象明顯突出，如烘云托月。[1]此手法引申到寫作領域，指放置描寫的對象于特定的背景和環境之中，激發對象特質，從而反映其內心世界的沖突和情感的走向，后作為人物側面描寫中的常用方式?！短K武傳》采用了時代環境和自然環境的雙重烘托，將蘇武跌宕起伏的十九年人生經歷娓娓道來，不可謂不精彩。

1.波譎云詭的時代環境

班固在《蘇武傳》開篇就交代了時代背景，即“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漢朝和匈奴兩國在經過長期的戰爭后，漢弱匈強的情勢發生逆轉，但漢朝尚未形成全面壓制的局面，兩國互通使者，但又扣留使者不放，可見在表面的風平浪靜之下，其實是兩國間的政治博弈。故事發生的天漢元年，漢武帝已經登基近40年，對國家軍政事務的掌控已經完全成熟，而且鞮侯單于是在國家內亂中贏得王位的，匈奴內憂外患可想而知。這時單于所說的“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更多是出自對于漢朝實力的恐懼，即“恐漢襲之”，之后歸還使者的臣服與乖順可視為緩兵之計，并非發自誠心。蘇武的人生在此發生了第一次波瀾，當他帶著百余人，“置幣遺單于”，兩國平靜的表象出現了裂縫，“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這自然也不是作為使者的蘇武所希望看到的。這種暗潮涌動的時代環境為蘇武的匈奴之行奠定了坎坷的主基調，也為蘇武艱苦的抗爭過程埋下了伏筆。

在兩國暫時和平的大環境之下，匈奴內部的時代環境強有力地推動了對蘇武的側面描寫。匈奴王室成員相互傾軋，緱王正在謀劃一起情節極其嚴重，但一旦成功則漢朝受益匪淺的謀逆事件；蘇武沒有直接參與謀劃，卻無可奈何地被卷入這場事變。緱王陰謀綁架單于的母親閼氏回到漢朝；緱王的親信——虞常計劃射殺漢朝的叛將衛律，虞常的朋友、出使匈奴的副中郎將——張勝暗中參與此事又提供了財物，結果這場謀反因有人告密而功敗垂成。蘇武人生的第二次波瀾展開，在張勝告知事件其經過后，蘇武欲自殺而不得，后續的連鎖反應包括單于的逼迫，衛律刻毒的殺戮，張勝軟弱的投降和李陵聲淚俱下的勸降，在如此身不由己的兇險境況中，在兩次自殺不遂、三次勸降不成的經歷中，蘇武這個忠心漢室的愛國臣子形象被慢慢烘托成型，最終得以樹立。

2.苦寒交加的自然環境

時代背景有利于塑造人物的價值取向，而自然環境的選擇更益于從側面建構人物精神世界。班固在《蘇武傳》中著重描寫了兩個自然環境——大窖和北海，都切實烘托出蘇武堅貞不屈的崇高品質。在謀反事件后，蘇武雖遭受肢體與精神的雙重打擊，但矢志不降，因而被幽禁在大窖中，并且被斷絕飲食。時值寒冬，“天雨雪”，蘇武在陰冷潮濕的環境中拖著病體嚙雪吞氈，數日不死。蘇武離開大窖后，被流放到無人的北海，“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這是一場沒有歸期的流放，身心上的折磨被無限拉長。在這種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中，面對於靬王的重視，面對李陵遠道而來的肺腑勸說，蘇武始終杖漢節牧羊，初衷不改。而對于漢朝廷而言，蘇武死生未定，家人零落，更增添了人物特有的悲壯。

不論是大窖或是北海，對自然環境的描寫都是從側面烘托蘇武抗爭過程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班固在行文過程中將正側面描寫相結合，極立體地展現了蘇武不屈的斗志。

二、敵將與降將的反襯

魯迅曾說：“優良的人物，有時候是要靠別種人來比較，襯托的，例如上等與下等，好與壞，雅與俗，小器與大度之類。沒有別人，即無以顯出這一面之優，所謂‘相反而實相成者，就是這?！盵2]反襯即指為了突出主體的本質或特征，從相反的方面來襯托，這種手法多被用于人物塑造。在《蘇武傳》中，出現了一批屈膝降敵的人物，他們有力地反襯了蘇武寧死不屈的精神，再次從側面豐滿了蘇武的形象。

1.貪生襯成仁

張勝作為此次出使匈奴的副使，原本應與蘇武一樣致力于漢匈的和平，但其與漢舊部虞常私下串聯，并為緱王的謀反提供財貨支持，暴露了他極其缺乏政治智慧，完全出于個人私義的狹隘視野。而當謀反事敗，張勝才“恐前語發，以狀語武”，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作為正使的蘇武無端受禍，此時面對山雨欲來的政治風暴，無辜的蘇武從國家角度出發，為避免“重負國”，欲引刀自剄，被張勝和?；輨裰?。在虞常反抗不成，終被匈奴人劍斬之后，面對衛律的“舉劍欲擊”，作為導火索的張勝沒有一點猶豫，立刻請降。而蘇武在衛律“舉劍欲擊”時沒有屈服，在“復舉劍擬之”的威脅之中，仍舊巋然不動。

同一個逼降的險境，同一把明亮的刺刀，映出了張勝的貪生怕死，附敵歸降，也映出了蘇武的視死如歸，殺身成仁，班固以張勝的卑微有力反襯出蘇武“威武不能屈”的凜然骨氣，精彩可見一斑。

2.小人襯大義

衛律作為歷史上的小人物，卻在蘇武留胡的過程中屢掀波瀾。衛律原本生長于漢朝，因與外戚李延年交好而出使匈奴，但其后李延年獲罪被斬，衛律唯恐受到株連，逃亡留在匈奴，受到單于的重用，多次為匈奴組織軍隊對抗漢朝，可說是為泄個人私憤而出賣國家利益，氣節全無。在衛律和蘇武兩人的交鋒中，班固詳細記述了衛律的三次發言與蘇武的反應，展示出小人與大義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衛律首先利用斬殺虞常進行威逼，以“單于募降者赦罪”為誘餌進行招降，短短十九字刻畫出衛律不可一世的小人行徑，蘇武的回應是“不動”。衛律繼續拋出“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的利誘，榮華皆在眼前，只要蘇武跪地稱臣，而蘇武則“不應”，跳梁小丑的急不可耐反襯出蘇武的不動如山。衛律怒火攻心，故作輕蔑道：“今不聽吾計，后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沉默的蘇武開口了，而且是“罵”道：“畔主背親，為降虜于蠻夷，何以汝為見？”衛律越是汲汲于功名利祿，越是能凸顯蘇武“富貴不能移”高風亮節，在個人死生與國家安危的抉擇中，蘇武的民族氣節令人動容。

3.矛盾襯清醒

李陵的人生充滿矛盾，《漢書·李廣蘇建傳》中記述李陵出征匈奴戰敗被圍，使計詐降，但漢武帝誤信謠言，夷滅其三族，李氏上下無一幸免，導致李陵與漢朝徹底斷絕關系；歷代史家對李陵評價頗多爭議，但都認為李陵歸匈與衛律叛國不能同一而論。

異國他鄉，苦寒北海，故人相逢，李陵對同病相憐的蘇武進行勸降，層層遞進，感人至深。李陵先以平淡的口吻陳述了蘇武的家庭變故，兄弟冤故、母死妻嫁、兒妹死生不明，無一不直擊蘇武孤獨脆弱的心理防線；再說道蘇武年歲已高，“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將蘇氏家族的悲劇引到蘇武個人的悲劇，企圖促使蘇武為自己謀劃將來，激發其歸降之心；隨后又談到李陵自己當初歸附匈奴的心情，“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往事歷歷在目，試圖用情真意切來引起蘇武的情感共鳴。三個層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推之以己，班固筆下這個充滿了矛盾，但此時家恨遠勝國仇的中年降將形象被如此生動又直接地呈現出來。

李陵歸匈是可嘆可悲的，這更反襯出站在他面前的蘇武如此可敬可畏，蘇武由始至終不為李陵所動，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國與家的抉擇中，他選擇為漢室“肝腦涂地”，對李陵“愿勿復再言”。面對一次次的邀宴勸說，蘇武鏗鏘地回應：“自分已死久矣！”“請效死于前！”李陵最后喟然慨嘆：“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边@種愛國之情和是非之心的回歸使李陵“泣下沾衿”，蘇武可貴的忠義之心不只震懾了衛律、單于等敵人，更震撼了身處矛盾之中苦苦掙扎，卻不得出路的叛將李陵。班固通過對李陵前后情感變化的描寫，反襯出蘇武“貧賤不能淫”堅定信念和基于國家大義的寬廣胸襟。

烘托和反襯的手法貫穿于《蘇武傳》之中，班固大膽應用側面描寫藝術，與正面描寫相輔相成，更加立體地建構了蘇武這一頂天立地的愛國英雄形象，使其堅貞不屈的高尚品格時隔千年依舊令人動容，實屬高妙。

[ 參 考 文 獻 ]

[1）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書畫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魯迅.魯迅雜文精選集[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