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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社會想象的形式: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2017-04-01 22:08劉玉軍
學理論·下 2017年3期
關鍵詞:烏托邦意識形態

劉玉軍

摘 要: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觀念是社會想象的兩種表現形式,它們有其各自的內涵,它們有各自積極的和消極的功能。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關系是辯證的,它們各自的積極功能對對方的消極功能具有治療作用。這對引導一個社會的社會想象朝著健康方向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社會想象;意識形態;烏托邦

中圖分類號:B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03-0067-03

人是具有想象潛能的存在者,在人類的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中,人類時刻都在以意象和概念表象的形式發生著再現(反映)和創造(建構)現實的活動。這種想象的活動是依賴于既定的社會而對社會的想象,是一種社會想象。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觀念,作為精神性存在形態,都是人類想象活動的產物,是社會想象的兩種表現形式。雖然二者都有積極的功能,但它們也都有各自的弊病,克服二者的弊病,實現其積極的功能,有利于引導一個時代的社會想象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一、社會想象的意識形態形式

“意識形態”[ideology]概念最早在1796年由法國思想家德斯蒂·德·特拉西提出并使用。從詞源學上來說,法語意識形態iděologie由iděo和logie構成,前者源自于希臘文δεα[觀念],后者源自于希臘文λογοσ[邏各斯]。兩者的結合表示“觀念的學說”或“理念的學說”。這種觀念學說起初就具有“邏各斯”“第一科學”“嚴格精確性”等含義,內含著啟蒙主義人類的積極精神和人類對于自身的信心。但是,由于當時的執政者拿破侖擔憂這種觀念學說對他的獨裁野心構成威脅,他就將這種觀念學說貶斥為“一種脫離政治權力現實的抽象的推測性學說”[1]。于是這個概念就與“空談家”扯上關系,表示空洞的、抽象的和幻想的觀念,從而具有了消極的色彩。

(一)意識形態的積極功能

意識形態作為一個社會執政者的觀念表現,它本身是統治階級根據自身的利益和社會現實而想象出的觀念形態。這種觀念形態一經產生,統治階級就會將其推行于社會之中,使其構成整個社會的觀念形態和話語體系。凡是階級存在的社會中,社會的文化和話語體系都會與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具有意識形態性。在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構成了社會歷史的實存樣態,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都難以逾越意識形態的現象。利科指出:“社會總是具有象征建構……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存在難以超越的現象”[2]194。因此,在階級社會中生存的人們,都脫離不了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他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意識形態的包圍里。意識形態一經在社會中推行和盛行起來,就轉化為整個社會的社會想象。它對每個個體的想象起著規范和引領作用。利科曾經指出:“意識形態涉及每個群體所擁有的這種要求:要求給出自我的意象,要求‘表現它自己,在戲劇這個詞的意義上,要求讓自己登上舞臺,要求入戲。假如沒有這種通過它自身的表象而與它自身產生的間接關系,或許就沒有社會群體能夠存在?!盵3]130意識形態的這種對人類的規范、引領和整合的作用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實則曾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說,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取代封建社會的過程中,這種意識形態在歷史的發展和演進中曾起到相對革命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再比如,在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浪潮中,執政者曾通過意識形態的作用激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爭取解放的激情,引領著他們解放和前進的方向。借此,史密斯指出:“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賦予民族主義象征和運動以力量和方向?!盵4]在他看來,民族主義運動過程中的各種政治目標并不是由參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成員來界定的,而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內涵、觀點和原則來界定的。而且,這種民族主義運動通過意識形態所設定的政治目標喚起了整個民族成員的民族理想,激勵著民族主義的運動過程,因此它引領著一個社會的社會想象的方向。

(二)意識形態的消極功能

意識形態是一種思想體系和觀念形態,它是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反映和表現,代表著統治者的利益。它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就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把實現自身利益說成是維護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于是,意識形態又具有迷惑大眾的虛假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這種虛假性進行過尖銳的批判。他們曾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成像的,那么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盵5]72這段話通常被學界稱作“照相機隱喻”或者“暗箱隱喻”,其主要批判了資產階級利用其自身想象的產物,利用自身頭腦制造的虛假觀念來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運用了許多同樣形象化的隱喻來闡釋和揭露意識形態的虛假性和偽飾性。比如說,頭與腳的隱喻、天上與地上的隱喻、反射與回音的隱喻等等。這些無非在于表明意識形態使主客關系顛倒了,使主詞與賓詞的關系顛倒了,無非在于表明意識形態的虛假性和它掩蓋、偽飾和歪曲事實的本性。

我們前面論述了,意識形態對人類想象的“規范”和“定向”功能對于一個社會的發展而言有其積極作用。但是,正是它的“規范”和“控制”功能連同它的這種“虛假性”對人的主體性進行了壓制,使人類的想象力趨于衰弱和萎縮,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也正是基于這個向度。比如,在阿爾都塞看來,意識形態有如拉康那里的“鏡像”,“表述了個體與實在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6]。意識形態為個體提供了一幅想象性圖景,然而,正是這幅具有整合性的圖景,使個體臣服于意識形態“復制的鏡像結構”之中,使其被轉換為主體。這種主體已經不再代表西方啟蒙主義意義上自由的、主動的和積極的精神,而是代表著一個俯首稱臣的、臣服于意識形態幻象的、沒有自由的原子化個體。除此之外,盧卡奇對當今“物化”的社會關系的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馬爾庫塞對當今單向度人的揭露,德波對景觀社會的批判,齊澤克對意識形態幻象的批判,鮑德里亞對“生產之鏡”和消費社會的批判,無不把對現代社會批判的焦點指向了意識形態對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想象力的控制和壓制。如果說意識形態的積極功能主要在于維持社會現存秩序和社會的穩定,那么它同時也對人的主體性進行了壓制。那么,一個社會的烏托邦力量可以對意識形態的這種弊病進行改變嗎?

二、社會想象的烏托邦形式

“烏托邦”[utopia]概念最早于1516年由英國思想家托馬斯·莫爾提出并使用。從詞源學上來說,英語utopia由u和topia兩部分構成,前者源自希臘文ογ[沒有],后者源自希臘文δΠОζ[地方]。同時,u關聯著希臘文的eu,具有好和完美的意思,由此utopia即Eutopia,意指“美好的地方”[goodplace]。所以,烏托邦起初就具有雙重的含義:它既指烏有之鄉,又指理想的、完美的場所。于是它也就具有積極和消極的雙重作用。

(一)烏托邦的積極作用

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不同,如果說,意識形態具有虛假和偽飾性,而且,在前現代社會,這種虛幻性和偽飾性還結合著宗教的神秘性使其具有超驗性和神圣性,那么,對于現代以來的烏托邦來說,它是在對傳統社會存在以及魅化的意識形態觀念的批判過程中興起的。而且這種批判最終指向世俗世界,“烏托邦的核心是根本的世俗化”[7]。首先,烏托邦對社會存在的批判。烏托邦本身蘊含著人類對于美好社會的追求,它首先是一種社會理想,但它的這種社會理想的政治和社會目標指向“無處”(nowhere)或者“烏有之鄉”(non-place)。雖然這種理想可能導致一種空想,但當我們站在烏托邦所描繪的烏有之鄉這片“外場域”來審視和詢問社會現實的時候,“我們才能夠以一種新的眼光來審視我們的實在,因此,沒有什么東西能夠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赡艿膱鲇颥F在超出現實而向外延伸?!瓰跬邪钍俏覀儚氐椎刂厮己沃^家庭、消費、政府、宗教等等的模式。從‘無處才能夠迸發出來對所是(what is)的最強有力的質疑”[3]132。這就是說,烏托邦這種不安分和叛逆的本性有著對于一個社會現實進行質疑、否定甚至顛覆的功能,這種烏托邦觀念一經轉化為整個社會的社會想象,就會形成強大的力量,對一個社會舊的力量進行摧毀和批判,就會加速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其次,烏托邦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意識形態的目的在于維護統治者的利益以及根植于利益之上的觀念體系的合法性;而烏托邦的功能與之相反,它恰恰是要去暴露資本主義這種隱藏起來的目的,用利科的話說,是要暴露統治者“沒有聲明的剩余價值”?!盀跬邪罱衣读艘栏接跈嗤奈绰暶鞯氖S鄡r值,暴露了內在于一切合法性體系的借口或矯飾。這也是為什么所有的烏托邦曾經在家庭中,在經濟、政治或者宗教生活中,提供行使權力的‘異樣的方式?!盵3]132當烏托邦要求以異樣的方式來審視社會實在之時,它就有可能提供比當時代表執政者利益的意識形態更具合理性,或者有可能提供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多種可能性的嘗試,這一方面有助于揭示當局執政者意識形態體系的偽飾性,另一方面它會打破社會現實中舊的、僵化的和固化的制度、體制和觀念,它會“反對對當前現實事態的消極默認”,它會打開異樣的空間和場域,“為可能性開拓地盤”[8]。但是,也正是烏托邦這種不安分的本性和敢于“冒險”的叛逆性格,導致了它“危險”的一面。

(二)烏托邦的消極作用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烏托邦的消極特性就在于它“叛逆”和“不安分”的性格,在于它過于追求完美,在于它夢想的瘋狂性。這種性格的缺陷必然導致它脫離于實際的空想,導致它不切實際類似于精神分裂的邏輯特征。這種邏輯特征表現為:“站在時間運作之外的全有或全無的邏輯;一種使空間圖式化的偏好;一種對中間階段的輕視和一種對如何往理想邁出第一步之興趣的完全缺乏;對內在于行為中的矛盾的無視——這些邏輯特征在某些欲望目標的追尋中使某些惡不可避免?!盵3]133這就是說,這種邏輯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邏輯,要么全有,要么全無;要么全是,要么全否;要么全好,要么全壞;要么全善,要么全惡。它追求一種脫離于實際完美的空間“圖式化”藍圖的設計,這種追求就導致對步驟和階段等中間過程的忽視,導致對事物發展的規律、矛盾和規則的忽視。這種空洞想象的“藍圖”一經轉化為整個社會的社會想象,進而轉化為現實實踐和人們的行動,就很可能造成社會現實發展中的“惡”。這就容易引發社會的騷動、焦躁、動蕩和混亂。

但是,一個社會脫離不了具有超越性的烏托邦想象,正如前面我們提到的,它對于改變社會現實和批判意識形態具有積極的作用。烏托邦的“離心功能”和“精神分裂”的病態在歷史的發展中曾經起到積極的作用,它同意識形態一樣,在現代性的開啟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具有進步意義。即便是在今天,當人們被困于理性統治的牢籠之中時,我們或許更需要烏托邦的這種精神沖勁。就像曼海姆所指出的,如果人被理性支配達到最高程度,那么人便失去任何理想,人就會淪為“有沖動的生物而已”[9]。因此,烏托邦盡管具有消極的功能,但這種消極的功能同它的積極功能并存著。就像利科所指出的,烏托邦所指向的“無處”,“或許能夠,或許不能夠給予我們一個有關‘此時此地的新方向。然而,誰能知道這樣那樣的荒唐實存模式不是人類將來可以實現的預言呢?由于個體的病態揭露出陳舊體制的僵化,所以誰能知道某種程度的這種病態是否就是社會變更的條件呢?以更加悖論的方式來說,誰能知道生病是否同時就是治療呢?”[3]134更何況,烏托邦文本中所描述的世界,雖然整體上是一種空想,但某些內容也涉及世俗社會中的經濟、政治、文化、倫理和宗教等等問題。借此,有些學者才呼吁要為烏托邦恢復名譽。那么,要克服烏托邦的這種激進的弊病,就像薩金特所指出的,我們應該摒棄一個“絕對的烏托邦”,但需要一個“相對的烏托邦”[10]。那么,如何使烏托邦變得“相對”?如何治愈烏托邦的瘋狂?意識形態可以擔此重任嗎?

三、二者的辯證關系及其啟示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作為人類想象活動和想象產物的兩種呈現形式,都顯現出了社會想象的消極而有弊病的一面,它們都是一種虛假意識。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其都有過批判,同時,他們也都曾肯定過資產階級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觀念在歷史的演進中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F在的問題在于,如何治療和克服二者的消極弊病,使其都能夠既有活力又科學地引導和形塑整個社會的社會想象及其價值取向。利科指出:“我們只能夠通過虛假意識的形象來達到社會想象。唯有對虛假意識的兩種形象采取批判關系時,我們才能夠擁有想象的創造力。似乎為了治療烏托邦的瘋狂,必須呼喚意識形態的‘健全功能,還似乎只有依靠一種能夠從‘無處出發來審視自己的意識,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才能進行?!盵4]134在利科看來,烏托邦過于激進,過于瘋狂,過于空幻,這就需要意識形態力量對烏托邦這種脫離于實際和現實的社會想象力量進行約束和整合,就需要意識形態的“健全”功能。意識形態由于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現存的社會秩序,就會代表落后的社會想象力量,人們在這種固化和僵化的意識形態下,就會失去夢想和超越現實的能力。這就要求借助于烏托邦的力量來審視自己,來對意識形態進行批判。問題在于,二者互相以各自的觀點、立場和標準來審視和批判對方,會不會使整個社會的社會想象更趨向科學?如果一方完勝另一方,豈不是更激化了各自的病態?筆者以為,二者力量的互相審視和批判是不可少的,但這里的批判不應該完全以各自的觀念和立場為標準,而最終應該以一個社會的現實狀況和實踐效果為標準。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5]87。這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就是人們的實踐活動。人們的實踐活動是主體有目的的對象性活動,主體在實踐活動中想象性目的分有著社會中已經對象化了的觀念形態,即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觀念,主體的想象受到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限制和激發。但主體實踐活動的效果又產生新的想象,這種新想象、新觀念和新理論反過來對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觀念是一個超越,同時也是對二者弊病的一個治療。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以實踐為標準,對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觀念的弊病進行揭露和批判,使其朝向科學的和積極的方向發展,既要使社會想象尊重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則和規律,又要使社會想象富有活力和沖勁。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我們以實踐為基礎,對二者進行批判,“耐心地擔當起無盡的間距化和更新我們歷史實體的工作?!盵2]209使主體同他們原有的歸屬關系拉開距離,實現觀念的超越。只有這樣,社會才不會以同一圖式的方式永恒重復地運作,社會才會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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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下)[M].陳越,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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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85.

[9]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M].黎鳴,李書崇,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263.

[10]萊曼·托爾·薩金特.烏托邦思想的必要性:一個跨民族的視角[C]//思考烏托邦.張文濤,等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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