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視野下的清代山西義學運營實態

牛保秀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長沙410081）

慈善公益視野下的清代山西義學運營實態

牛保秀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長沙410081）

山西義學作為地方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在清代社會中起到重要作用,究其原因則在于它的運作模式上。義學處在地方紳士的干預之下，主要包括經費收支及管理、教務教學管理兩大部分。其中，經費收入包含錢款收入、學田租金收入以及發商生息；而經費支出多用于修繕擴建義學、延師及部分地區生童的筆墨紙硯費用。山西義學運營的重點在于經費管理方面。此外，教務教學管理也是保證義學正常發展的重要因素。

山西義學；經費管理；教務管理

一、社學的盛衰與清代山西義學的興起

本文主要分析清代社會公益事業背景下的義學發展，因此需簡述社學與義學的關系，以便下文展開。李國鈞、王炳照主編的《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吳宣德著）一書在論述明代社學時多以義學為例，作者將二者劃為小學階段，其性質相同。而本文將社學定義為官辦，因為社學于明朝大量的出現得益于政策：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建社學，由于地方官徇私舞弊，無錢愿學者不能入學，有錢不愿學者強制入社學學習，使社學沒有達到創建的初衷，遂令暫停。洪武十六年復設，這一次雖將教育權交給了民眾，但出現了辦學低潮，民間并無響應。［1］所以，從始至終，社學屬官辦。而義學最初的興起與發展雖然也得益于政策，但從官民參與上看，義學主要是地方紳民在操作，其興建與運作都有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尤其在經費管理與教務管理兩方面，官員不得插手其中。所以，本文將義學定性為民辦的地方公益性慈善教育事業。

義學原是宗族范圍內為貧苦子弟而設的教育機構。據《乾隆臨汾縣志》載，山西義學最早產生于元代。到明代部分地區已經設立義學，但數量并不多。如大同府的朔州、蔚州城內在明朝天順六年就設立了義學。正德年間大同宣府也有義學碑記可考，守備李賢以“蓋邊陲所重者武備也，任武備之貴者，將官也，為之子弟者不有以教之則為將之道，茫爾莫知用丘之術，懵然不省，望其折沖御侮固守地方難矣”［2］為由，設義學以教育守邊子弟，此時義學還不是后來我們定義的公益性教育。

真正具有慈善性質的義學大概要從明代后期算起。而這類義學的大規模出現是在清朝時期。清朝最先在京城本族和西南少數民族中推行，后將明朝社學統改為義學，并推廣至全國各地。故本文主要分析清代山西義學的經費來源與支出、運作方式、教學模式，力求展現清代民間力量興起后在教育事業中的作用與影響。

二、義學的招收對象與性質

雍正元年規定義學生年齡在十二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但光緒時期入學生童年齡降到了七歲，徐溝縣“七歲即令其如塾從師”。［3］定員二十到三十人左右，最少十人以上才可開館。紳董要對肄業生童造冊籍，隨時進行考察。邑中實在貧苦無力延師者方準許入學。如果中戶人家無力在家設立私塾，近處也無學館，則準許其子弟入義學讀書。但相比貧戶，中戶每年需貼五到八兩白銀，以一半付給義學師，一半交給紳董，以貼補極貧者的筆墨之費。其中學業稍進者予以獎賞，頑劣者予以懲罰。如《光緒平遙縣志》所述：

每日到學給水一器，令洗手面潔凈后，執書向先生一揖，開始晨讀；放學各生排齊向先生一揖，挨序而出。學生如果家有事不能到學，須由父母及家中人赴學向師告知，一備稽考。學生不得攜帶錢或玩物到學，其父母知而不禁止的，查出議罰。學生如有過犯，罰令跪于中堂，配量撲責。十歲以下不過十下，十歲以上不過二十下，以視限制。頑劣不可教者，由教師同管理義學的紳士商議后逐去。［4］531

由上可見，義學對學生日常管理較嚴格。義學生的生活待遇各地不盡相同。富甲一方的太谷縣民辦義塾“眾之讀書給紙筆，其貧無資者并給以薪水，一時翕然來就學者將百人，”［5］陽曲縣“其桌椅，筆硯著令學生自備”。［6］282從義學的招生標準（貧苦無力延師者方準許入學）和學費收入（幾乎是免費性的）我們可以看出義學是當時鄉村地區的一種慈善公益性質的教育機構。其主要依托于民間紳士的籌辦與捐款，雖有部分官府支助，總體上是民辦教育。

三、義學的運營

義學的運營主要圍繞經費的收支展開，從中也可了解到其組織管理完全由紳士參與執行。首先，義學校董是由城中紳士公舉，負責義學的招生與聘師，并管理資金的分配。一年一換，每年臘月二十六日放假前紳董清點校產、公布開支細節，并交予下一屆紳士。

（一）經費來源

按經費來源與分配的多寡,山西義學有兩種，一種是在城或鎮上建的較大規模的義學，此種義學經費由紳士負責集資，輪流經理。另一種是建于偏遠山村中規模較小的義學，其經費大多只有義學田一項，歸學師耕種或出租取息作為學師束脩，學中大小事務均由義學師處理。在農商發達的山西，義學的資產主要是土地和捐款。大小義學經費大多來源于紳商階層。義學的土地稱為義學田，捐款包括紳商捐贈、官吏捐奉、書院接濟等。出租義學田所得租金是供養義學的主要經費來源。在租金和捐款基礎上，存入錢莊發商生息，以擴大義學收入。

1.義學田

義學田是保證義學正常運營的固定收入。平遙知縣黃汝鈺在其《義田碑記》中就深切認識到了置辦不動產的重要性：“凡事必謀經久而后不至于中弛，此余于義學之后復有義田之舉也”［7］。在山西，義學因無地產而廢棄的例子頗多。如《光緒崞縣志》所載：“苦無地產，年久頹廢”［8］。河曲縣義學創建于道光十年，起初改文昌廟、華嚴寺而設，租賃所獲的七十千錢（道光初年一兩白銀換一千錢）顯然不足以維持義學所需開支，加之收入不固定，該義學不久便作廢。同治九年，知縣金福增蒞任，撥六千錢，募捐八百千，重開義學。然河曲義學并未維持多久，不久便又廢馳。［9］567固多數有志興建地方義學的官紳在修葺校舍的同時，多會置辦數畝田地，作為義學固定收入，以期長久。學田作為義學戶下的永久資產，保證了義學最主要的收入，使義學能夠較長時間地維持下去。陽曲縣義學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該縣六處義學共有學田七頃一十八畝三分五厘，從當時地產收入看，若不予災荒年，一年可收租五十石粟或租錢五十五兩白銀。這使陽曲義學從康熙時期一直延續至道光年間未中廢。［6］281

義學田大部分為紳士贈捐，也有一部分是民間荒地。紳士有權清查各地義學田隱地，輸入義學，登記在冊。在清查過程如與地方民眾發生土地糾紛，官府則是紳士的有力后盾。往往被賦予紳士調查權，由此增加了紳士在地方社會中的話語權，有利于紳士在基層社區中地位的提升。紳士所捐田地都會被立上義學田碑成為公產，租金存入禮房，不得再收回。日后由于社會變動、地方官員更迭頻繁，各方力量對義學態度不一，義學田經常為民間兼并。義學廢弛后，土地將收為官有。清代整個時期山西紳商捐田或捐資為義學購置學田較為常見。如康乾時期山西著名商家喬氏、張氏、常氏和曹氏捐銀三百八十四兩為義學購置田產，榆次縣以此為地租，在當地開始設立義學。乾隆年間增生趙連興母張氏“嘗割腴產一頃二十贍義學修脯，貧兒得以肄業”。［10］同治時期，稷山縣介賓段祖禹建設義學，“施田三十畝為延師膏火之費”。［11］從以上案例不難看出，地方紳士商人的支助占義學錢款收入的主要部分，對義學的發展產生了關鍵作用。

需注意的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學田收租差距很大。隨著時代變遷，特別是受土地兼并的沖擊，義學田多為民間侵占，學田數量減少，租金日趨匱乏。學田租金收入減少成為晚清山西義學衰落的主要原因。

2.紳給

與流官相比，與當地社會聯系更緊密的士紳更樂于參與社區公益事業。在義學經費的管理中，出現資金不足、校產交接時有漏少情況時，均需負責管理義學的紳士自行墊付。如榆次縣義學“每月經費由城中殷富紳士，乃當鋪定號按分公攤墊付”；到臘月二十六放假之前，兩屆紳董交接義學錢款時，如有短少，紳士攤賠外，“亦照律追究”。盡管如此，擔任義學校董對紳士們來說依然是一項光榮的差事。首先，清代官辦小學規模很小，每縣只有一所，學額只有12-20人。初等教育全賴私學和義學，而私學受眾面極小。所以擔任義學紳董就相當于掌握了地方教育權，還附帶著對義學土地的調查權、管理權。近代以來，紳、商兩大階層的合流在山西更體現得淋漓盡致。晉商將資產購置田地，成為地主，為提高社會身份又捐買“士”的身份，通過幫助政府賑災、捐款獲得政府嘉獎，提高在當地的社會威望。有了“士”和地主的身份，商人就成功轉化為紳士，進而可以參與地方事務。在義學的運作上，也不乏晉商的身影。如多數晉商將自家的私塾改為義學，招收當地貧寒子弟就學，不收束脩，還發給筆墨紙硯。這種行為無疑能在社區中樹立起相當高的威望，成為地方的代言人和保護者，承擔起了其作為紳士的責任。

3.撥助

官款包括官員捐助的田地和捐款。官府在倡建義學的同時，會將無主荒地的一部分劃給義學作為運作資本。如陽曲知縣戴夢熊在其《義田記》中就記述了當地義學田的來源：“復查城西北趙莊屯、古城村有先報隱地二頃四十四畝八分五厘，新開隱地一頃五十八畝，盡歸義學。以正賦輸官以余租入學。其地有稻地、白地二色，東至小河，南至汾河，西至民地荒灘，北至夾堰老渠，此稻地之四至也；白地零星不及備載。本村高崖南有場房三間，隨場地一塊，又查出三給莊更名屯地，一頃四十五畝憲園墳地，三十九畝五分莊園墳地，三十一畝向屬閩弁承業輸糧，今已奉文回籍并令義學承管”。［12］應該注意的是官府撥田支持義學因地方知縣對義學的態度而定，并不被算做地方政府的義務。

在義學興建初期有些官府還撥給一定的錢數以資鼓勵，這部分資金一般用于延請義學師?？滴跛氖辏?702年）頒布義學、小學規制，“凡義學、小學每年廩餼，其300兩于府縣按月支給?！保?3］但實際上各地情況不一，對義學的支持力度有差異。如陽曲縣官府每季出二十四金，而天鎮縣則官府并不承擔義學延師教課及修繕之費，義學開支所需全靠紳民公捐、書院劃撥。官員離任、財政危機、遭遇災荒都可能導致官府接濟中斷。清代一般村鎮義學沒有官府撥款，而清代山西義學大部分是建在鎮上和山村的。顯而易見，這部分來源對整個地區的義學來講微乎其微。

4.集體捐贈

集體捐助義學多出現于道光咸豐以后。這一時期清政府忙于與洋人交戰，無暇顧及地方教育事業，地方官大多因沒有“上意”、任職期短等原因不愿插手地方公益事業。興辦地方教育的權利落在了民間，民間參與辦學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同時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力量明顯增強。晉商組成的商會、紳士組成的同善會等民間社團增多，這些社團對社區事務有了廣泛參與。紳士集團或村人成為捐辦本地域義學的主體。如高平縣到同治時期義學已增至一百零七所，“俱社歷建之”。壽陽縣南窟村大成義學，道光咸豐間村人捐設，“學田二十七畝，每歲得租錢十四五千”。［14］444河曲河邑義學由“邑紳黃廷干昆玉、曁苗植武凌霄等均各解囊捐資創立于本城華嚴寺內”。［9］195

義學作為清代兼具地方公益性的慈善事業和教育機構，與其他慈善組織和教育機構有著莫大聯系。雖有上述資金渠道，但相對而言，經費少、接濟路子窄始終是義學旋廢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因此，為了讓義學補充清代慈善事業的不足，亦為補教育之缺，慈善機構和書院的撥款勢不可少。山西地區有部分義學建在書院旁，或由書院承辦。其經費由書院劃撥。如忻州府城內兩處義學“每年所需三十千文，由書院生息給”。［15］還有一些慈善機構撥款，如五臺山同善會除支助當地書院修脯膏火之外，其余經費“分發各路立義學以教童蒙”［16］。

5.發商生息

除以上幾項收入外，出租屋舍以收取租稅以及發商生息也是義學的收入來源之一。眾所周知，清代山西商業以票號最為發達，許多晉商及殷富之家都會將多余的資本存入商號獲取利息。義學作為有多渠道收入的慈善機構，將錢款存入錢莊為支持義學長時間運營由重要作用。義學錢款在錢莊或鹽號，年息在九厘到一分五厘之間（依各地商業發展水平和商人對義學的支持力度而定）。

（二）經費支出

在城義學經費由紳董安排各項支出，在鄉的小規模義學經費由義學師自行經理。支出大多包括延師束脩、修建校舍，有條件的地方還會負責生童的筆墨紙硯，雇人拾撿字紙，看門灑掃。煤米、月課諸生考試、飯食獎勵、修補屋宇、置辦桌凳等開支依各地義學收入和規模而定有無。

1.延師費用

山西義學大多就寺廟、官署、舊書院而改建，無須另行出錢購地或出租金，這就節省了大量的支出成本。因而其最主要的支出是義學師的束脩。能否支付義學師束脩成為是義學興廢的一大關鍵。正如馬邑縣志中所載該縣情形：“弦誦之聲寂無聞也，間有延一學究老生充社師者，而終年不給館谷，以致舌耕寒儒慨俯仰之無資，嗟進退之兩難者往往然矣，義學廢弛，職此之故然也”。［17］

義學師束脩各地不一，各時不一。有的地區義學收入由義學師自行支配，這類義學多設于鄉村，校舍簡陋，幾畝地是其全部經費來源，義學師舌耕于此，經費盡歸其所有。而由紳董經營的義學規定束脩按季支給，或按年、按月。部分由官府支給，各地差異較大。如康熙時期，陽曲縣義學每季二十四兩；岢嵐州每年六十兩白銀加六石谷；臨縣義學無官府撥款，義學田收租，通年所得不到十兩作為義學師膏火；偏關民辦義學以學田收租，義學師每年可得十六兩；應州府義學師每年可得二百兩。乾隆時期，以富聞名的太谷縣義學師每年收入四十兩，并“悉出于官”；孝義縣義學師每年十二兩，由地方知縣捐俸。道光到光緒時期山西義學有了更多力量的參與，且商品有所發展。但物價上漲，銀貴錢賤。就光緒年間，長治官辦義學師每年三十兩，五臺山義學是由民間慈善團體同善會興辦的，學師每年二十兩；平定州義學師二年束脩也二十四兩；同一時期，太谷私塾學師劉大鵬每年束脩就有一百金。與康乾時期相比，光緒年間銅錢嚴重貶值，大部分義學師所收束脩都是以銅錢計價，義學師在道光以后收入之微薄，導致義學師生活困難，數量減少。

2.其他

如前所述，山西義學多利用原有的舊寺廟、舊公署作為校舍，但日久失修，殘屋破墻所需花費不在少數，修葺校舍是另一大宗開支。其他支出都量入為出。經費豐盈的義學還發給生童筆墨紙硯，或雇人看門灑掃等。如河曲義學經費“除束脩聘儀各項雜費外，余錢作每月朔望恭講圣諭廣訓，及雇人收揀字紙、零星筆墨開銷”。［9］567榆社縣義學較富庶，“雇人執炊兼司啟閉門戶及灑掃一切，每月酌給四千文”。［4］530

（三）制度規定

1.師資選聘及待遇

（1）教師的選聘

教師的選聘是義學興衰成敗的關鍵。方志中多有記載，如《民國馬邑縣志》稱該地規定：

第一要緊在生儒之選，必州縣官于明倫堂公同，教官紳矜選擇老成端方，公論僉孚者當面保舉，議定每年束修若干，按季從實支給。然后隆其禮貌，延之西席。至于開館之后，再責令各該管教官承下鄉講約之便，親詣各鄉社學查看幼童共幾人寫過字，模何如讀過小學幾篇，拜跪揖讓之節有無習曉，按月稽查勤惰，分別勸懲如此則不患生儒之不勉力，教讀矣。

根據這個規定可看出，義學師由負責管理義學的紳董來選任，一般為本地的士。具有士的身份一般都是中小地主，又有一定文化，同時還需在地方上有較好的聲譽、名望。也就是文中提到的“品行端方、文理明通”，這也是義學延師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具備了“士”的身份和聲望、名譽，再由士紳公舉稟明后，具書延聘即可。

道光十二年河曲縣所載義學“延師不必預定其人，唯以品學為重，掌教不必預限其年，惟以功課為衡”，無論城鄉，學師身份為地方監生、生員、庠生、貢生中“勤謹之士”為之，每年選十余人送縣稟府考核牌示。教師的任期根據教學效果來定，“有能認真約東教讀勤嚴者，即留蟬聯數載亦不拘定。如怠惰卑污，立即更換，斷不準殉情礙面，以老病戀棧，誤人子弟”。［18］131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義學的教學質量。義學師隊伍中除這些下層紳士擔任外，也不乏地方具有更大影響力和更高身份的上層紳士，如舉人、卸任回鄉的官員等。如沁水縣王明德，庠生，康熙六十年選甘肅寧遠知縣，回籍后“邑令重其才品，延教義學”［19］，本文統計了山西的河曲、榆次、太谷、孝義、文水、高平、汾陽、萬全、寧鄉等九個地區的義學師身份情況，其中44%為庠貢生，22%為生員，20%為舉人等卸任官員。由此可見整個紳士階層對義學的滲透力極強。毋庸置疑，這一階層紳士也影響著清代山西義學的發展走向。

（2）教師待遇

大部分地區的義學師每年工資按三節支給，不得克扣，亦不準預支。學師如有事需預支則需向紳董稟明情況。如學師遇有事耽誤，工資按日計算，扣除延誤部分。

在山西義學中，“送禮”被算作一項師生禮儀。每年各生視家境狀況而定，隨意送師“未面土宜之物”，不拘多少，以盡師生之情誼，表達對教師的感謝。如實在貧苦亦可以不送，也不得爭論禮物的厚薄，以免有傷雅道。

2.學生的出路

義學學生的升學率是極低的，對于大部分學生而言，原來的生產單位或者經商是他們的既定出路。這就表明義學在改變下層民眾命運、開民智方面功效甚微，其主要功用還是社會教化，這也是民眾參與義學積極性不高，限制義學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盡管如此，義學的設立，還是起到了“廣鄉學之教育，補成均之不逮”的歷史作用。作為官學的重要補充，于地方的文教事業大有裨益。正如懷仁知縣趙德漳所言：“其科試寥寥，士風不盛詢之，邑紳始知近百年內鮮有登賢書者，此人文之不振由誦讀之不勤，實因義學之未建耳”。［20］故在補地方科試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所以，還是有少數學生會升入官學肄業。地方志中也有一些記載：渾源義學“資穎異能文者，則拔入書院肄業，亦論秀書升之遺意也”［21］；遼州“義學俊秀無過犯子弟，選補六年令府學，一年貢一人州學，三年貢二人縣學，二年貢一人。遂為定例，十二年奏準?！保?2］高平義學則“穎秀者量入太學，厄于貧者，農工商賈仍不害其謀生，蒙養既端上，以追古之儒”［23］

綜上可見，由義學升入書院或官學的學生實際上只限于極少數“資穎俊秀”之人，并且只有府縣義學的學生才有資格被推送。大多數義學生無處升學，只得令謀出路。這種狹窄的出路挫傷了廣大貧苦農民子弟入學接受教育的積極性，因而限制了山西義學的發展。

經商在山西是一分令人羨慕的職業。在山西各地民歌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人民對經商致富的向往。但不具備基本的知識常識，于經商是不利的。故多數人將孩子送入義學的目的是為日后謀生（經商）做準備。如聞喜縣志記載鹽商劉琨就出自義學“劉琨字玉山，縣附生，父附生如圭于村設義學，終生琨不中而輟業販鹽?！保?4］

3.教學內容

義學所使用的教材多沿襲明代，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孝經》、《小學》、《四書》、《五經》、《詩經》、《唐詩三百首》，也教算法。教學內容要按一定程序漸次進行。就官方和民間而言，兩者教學目的、方法上均有差異。

從官方的角度上講，“導民向學屬吏治之要”，［25］義學的教學目的就側重于禮儀教化，穩定社會秩序。故在教學內容上，要求義學在教授知識的同時，灌輸長幼尊卑有序的倫理綱常思想。如《民國馬邑縣志》卷二所云：“凡蒙童到學，令其識字讀書，教以跪拜揖讓、灑掃應對之節，又必先讀《小學》講明義理，俾知長幼秩序、孝悌之本、忠信篤敬之言行?！保?7］榆社縣知縣在義學記中亦強調以《小學》一書教學生為臣為子、持躬接物等做人之道。

從民間角度看，往往重視義學的實用性，即讀書應試或應對日常所需。所以在官府力量控制較薄弱的鄉村義學中，又有著不一樣的教學內容：《民國翼城縣志》卷十九“各村皆有由人民自由延聘教授學童，攤派花費并修金，功課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古文、時藝、詩賦等次之，學童學習作文曰‘八股’，后改為‘六股’，由《四書》、《五經》內命，作文程序有破題、丞小、講領、脈題、比中、比后比等次序，詩曰試帖”。由此可看出，民辦義學教學內容知識性較強，與官府要求的“首重教化”有所差別。

我們也可以從教學內容的安排上看出官方插手地方義學的現象。如不論民辦還是官辦，大多義學教學課程及順序都由官府制定。地方紳士作為官府在地方事務上的代辦者和下層群眾的“代言人”，不光要貫徹落實統治階層的教化意圖，也要實現民眾的實用性訴求。故管理義學的紳董們在為義學制定課程時，又體現了教化與實用的雙重并重的教學特征。使教育起到“將來成人之后獲益匪淺，即于地方風化亦大有關系”。［18］531的雙重作用。因此總的來說，不論是出于教化還是應試亦或是應付今后日常，其教育內容始終沒有超出封建社會所加于他們的局限。

（四）運營實態分析

在教學活動中還要求義學師遵守“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教師要根據生童資質高下來教授不同的課程。十歲以上擇“資質帖穎者”每日午后為之講書一兩段，讓其他人公聽，并責令其誦熟，“習久自不廢力”。學生實在資質愚鈍不能“造就成材者”，則教完四書、小學、孝經后即教算法，不再教五經，“以為后日謀生之用”。每日學新知識之前必溫習前十日所背誦的知識。春夏之間，正課以外，每日教唐詩三百首或律師一首或古風一段，每日晨讀誦習。

實際上，清代山西官學定額在8到20人，并且官立小學興廢無常，對基礎教育的普及程度有限，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私學和義學擔任著兒童基礎教育的主力。地方基礎教育權利轉移到了紳士手中。除辦學條件簡陋，經費短缺外，教學內容依然沿襲前代，并無創新可言。不論是出于官府之教化目的，抑或是出于民間之科考意圖，山西義學始終沒有跳出封建儒家文化和禮儀的桎梏。從整個清代來看，義學教育因各地師資力量不同，呈現很大的差異。難以形成統一的教學方法與管理模式，其教學效果亦難以考量。只有極少數天分極高的貧寒子弟才能從龐大的群體中脫穎而出進入官學，接受精英化教育。

［1］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4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2］張欽.正德大同府志:卷十三［M］.濟南:齊魯書社,1996.

［3］王勛祥,秦嫻.光緒補修徐溝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3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377.

［4］王家坊,葛士達.光緒榆社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18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5］郭晉,管粵朽.乾隆太谷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19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201.

［6］戴夢熊,李方凡.道光陽曲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2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7］恩端,武達材,王舒萼.光緒平遙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17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298.

［8］趙冠卿,龍朝言,潘肯堂.光緒續修崞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14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567.

［9］金福增,張兆魁,金鐘彥.同治河曲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16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10］言如泗,韓夔典.乾隆解州平陸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64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388.

［11］沈鳳翔,鄧嘉紳.同治稷山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62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439.

［12］嘉清,曲乃銳.民國解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58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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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馬家鼎,白昶,張嘉言,等.光緒壽陽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22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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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余寶滋,楊韨田.民國聞喜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山西府縣志輯:第13冊.影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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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惠fszhang99@163.com）

On the Operating State of Donation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of Shanxi under the Charity vision

NIUBao-xi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Shanxi donation schoo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ety in Qing dynas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fundamental education.The reason lies in its mode of operation.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gentleman,it mainly includes two parts,financial and management,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Among them,the funds income include money,study field interest-bearing rental and the dealers;while the expenditure is used to repairs and expansion as well as spending of pen and paper.The operation of donation school in Shanxi is focu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funds.In addition,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oncerning normal development is also important factor.

Shanxi Donation School;funds management;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G629.29

A

1008-018X（2017）04-0072-07

2017-04-26

牛保秀（1991-），女，山西大同人，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