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劉繼明的長篇小說《人境》

劉復生

熱評

關于劉繼明的長篇小說《人境》

劉復生

《人境》無疑是近年來最值得關注的長篇小說之一，尤其是它所顯示的偏離當下文學陳規與模式的勇氣與寫作姿態，使它卓爾不群。小說以強大而充沛的敘事能量，在幾個時代之間建立起既悖反又承接的血緣關系，搭建起粗壯的故事邏輯框架。而在這個由歷史情境構成的戲劇情境中，一個個人物獲得了生動的面目和潛流涌動的內心世界。劉繼明以近乎經典戲劇的嚴謹法度，書寫了一部中國當代的精神史及其演變的辯證法。當馬垃在墳前傾聽兩位精神導師在虛擬中進行的激烈爭辯之時，劉繼明將小說內在的戲劇性推上了巔峰。

小說正面呈現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以后的“當下”世界，也向集體化時代的依稀背景投去眼神復雜的一瞥，這其中，上世紀八十年代無疑居于關鍵的位置。不可否認，這的確是一個具有巨大解放性的時代，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了這種解放性的一個隱秘來源，那就是它所暗中繼承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當那場沖擊舊體制的運動失敗以后，上世紀七十年代演變為一個非常平庸和沉悶的時代，甚至走向變本加厲的專斷與壓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前提之下，才產生了“啟蒙主義”的批判與反撥，它從西方現代性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去尋找對舊的歷史實踐的批判的靈感。從歷史的廢墟中劫后余生的“歸來者”們，把原來的社會理想，又投射到作為遙遠彼岸的像美國或“西方”這樣的對象上去。逯永嘉們所追求的決非真實的美國式的生活，他們追求的只是一個以想像中的“現代西方”為象征的未來世界。而這種追求，正是革命的精神遺產的一種變形的延續。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神話年代的世俗階段，九十年代以后的歷史既是它的真實歷史內容的呈現，也是它的最終完成，更是對它的背叛與庸俗化。馬坷走到了逯永嘉。這才有了慕容秋的假設，假如馬坷活著會怎樣？

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走向墮落之時，人物的命運開始了分化，辜朝陽、馬垃、慕容秋等，他們的命運其實代表了八十年代或逯永嘉身上的多重可能性，以及這種可能性在新歷史情境中的呈現與展開。

通過直面這樣的重大命題，《人境》重又回到了長篇小說的正途！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的熱情！當然，這樣的說法注定是要招致反對的，那就讓他們反對去吧！在這里，劉繼明與當下的“純文學”分道揚鑣，他又重新找回了文學的力量，面對歷史與岐路徬徨的現實，劉繼明煥發出與之對話與介入的美學雄心，這使《人境》閃現出十九世紀長篇小說的美學風采和內在的英雄主義氣質。

歷史既延續又斷裂，它又與現實緊緊糾纏，正是這樣的情境，構成了人物命運的舞臺，而人的能動性也在改變著世界，使它成為新的“人境”。這一點是如此鮮明，它自然也成了這輯文章的各位作者關注的中心。

陳若谷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來分析小說所呈現的當下中國嚴重的階層分裂和價值撕裂，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幾個時代（革命時代、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的爭吵?！氨环至阉撼兜鸟R垃在短暫的茫然中回到神皇洲村，因為他需要可能非常漫長的時間來消化這種激烈的辯論，也就是說，他需要在發展的整體社會空間里慢慢消化啟蒙理想和革命英雄主義的遺產。他對馬坷和逯永嘉的種種回憶也就在這個意義上進行了回返式的對話?！?/p>

胡一峰顯然也注意到了精神史上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樞杻意義，我大體同意他的如下判斷：“作為一個帶有特殊標記的時代，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世道變了，人心還沒有變的時代；是一個人們開始向錢看了，但大道理還值錢的時代；是一個階層已經開始分裂，但道術還未為天下裂的時代。正是在這種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的撕扯中，孕育了逯永嘉這樣卡里斯馬型的精神導師，而馬垃，則是喝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乳汁長大的精神遺民?！被蛟S羅曉靜也是在“遺民”的意義上來理解馬垃的“孤獨”吧。

在我看來，對這部小說最簡煉精當的概括還是來自張慧瑜，我忍不住要“劇透”一下：“《人境》有一個很大的野心，就是試圖重新書寫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對這段歷史做一個總體的評價。相比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20世紀歷史或者當代史的長篇小說，《人境》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反思歷史的歷史感，通過對上世紀80年代重寫革命歷史的再反思，把50年代到70年代重新敘述為新時期的精神資源；二是反思現實的現實感，借助對上世紀80年代所形成的新啟蒙價值和發展主義理念的批判，重建全球化時代中國從鄉村到城市的社會圖景?？梢哉f，《人境》采用現實主義的敘事策略，嘗試整體性地回應當下中國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困境?！?/p>

當然，《人境》意涵豐富，存在多重闡釋空間，事實上，本輯各位作者也都從不同的角度對小說進行了解讀，我的點評未免過于簡化，也未必恰當。最多只是一個提示吧。

前面我說過，《人境》頗具十九世紀歐洲長篇小說的風采，或許我還可以補充一句，在某些方面，劉繼明有點像是一位浪漫主義作家，它表現為那種內在的激情和情懷，那種讓人物跳進江河劈風斬浪的沖動，還表現在對社會現實困境的挑戰熱情上，甚至他會設計出過于輕易的解決方案來，雖然是局部的，比如馬垃新型合作社的成功。而唐草兒所象征的化解“現代”之毒的療救之路，似乎又退回到了對“有機社會”的想象中，這都未免太簡單和輕飄了。

不過，某種意義上，這似乎也怪不得劉繼明，在現實尚沒有顯現另類可能性的時候，他也只能在霧霾深鎖中，于終篇處加上一個暗示希望的花環吧。

劉復生，1970年生，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F任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院長。海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海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1990年代中期以來，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學術期刊共發表學術論文130余篇，出版專著《歷史的浮橋》等著作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