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試點的碳減排績效評價

鄧榮榮

摘要：運用雙重差分方法研究“兩型社會”建設試點對長株潭城市群碳減排的影響效應。結果表明：“兩型社會”試點政策對長株潭城市群的碳排放規模和強度均表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但不斷增長的城鎮人口規模、相對落后的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城鎮能源強度、產業結構等因素制約了碳排放規模和碳排放強度的下降，技術投入影響效應不顯著。

關鍵詞：兩型社會；長株潭；碳排放；雙重差分法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9.12

中圖分類號：F205；F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6）09-0051-05

在中國低碳發展的戰略進程中，城市作為人類生產與生活的主要承載體，是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源頭，Williams的研究結果表明，全球城市居民消耗的能源數量占能源消耗總量的75%；Dhakal的實證結果表明，2006年中國最大的35個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中國碳排放總量的40%；2011年西門子和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亞洲綠色城市指數”環境績效評估結果顯示，中國城市碳排放量普遍較高。因此將碳減排策略的研究重點移至城市具有重要的意義。2007年12月，長株潭城市群獲批“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資源節約價格杠桿調節機制的建立、環境保護市場化運作機制的探索、土地管理考核評價體系的設立、城鄉統籌發展模式的創建、產業“兩型化”發展的推進等環節進行了改革。從城市低碳發展的角度而言，“兩型社會”發展內涵中的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與低碳經濟的發展本質一致，都要求節約資源和能源，提高其利用效率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減輕對環境的污染，“兩型社會”試點為長株潭城市群提供了有利的經濟轉型與低碳化發展契機，低碳發展成為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建設的切入點與關鍵路徑。因此，從碳減排角度對試點以來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的績效進行評價并提出政策建議，為評價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建設的實施效果提供參考依據，對積累區域低碳發展經驗和推動中國低碳城市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與本文相關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①從理論上闡述城市低碳化建設對實現“兩型社會”建設目標的重要性。如黃誠和陳曉紅等的研究指出，探索低碳化道路已經成為建設“兩型社會”的客觀要求，低碳經濟與“兩型社會”存在本質上的一致。②兩型社會視域下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研究。如李暉、李夢覺和曹偉、祁瓊和吳代文、歐陽斌等的研究分別從低碳建筑應用、低碳產業發展、低碳技術應用、低碳交通體系構建等方面提出了加速推進“兩型社會”建設城市低碳發展的政策建議。③對“兩型社會”建設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如游達明、柴天姿、康玲芬等均將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等環境指標列為重要的“兩型社會”建設評價指標。僅少量文獻針對城市“兩型社會”建設的政策績效進行實證研究，如戴潔等采用問卷調查法研究了公眾對武漢市低碳城市建設政策績效的主觀評價；游達明、柴天姿、康玲芬等在構建“兩型社會”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基于試點前后環境、經濟、社會等指標的差距對研究對象的“兩型社會”建設實施效果進行了評價。

綜上所述，目前關于“兩型社會”建設政策績效評價的成果比較有限，在低碳化已成為“兩型社會”建設進程重要內涵的現實背景下，進一步的研究需要將“兩型社會”建設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分解，從低碳化發展角度對研究對象的“兩型社會”建設政策績效進行更深入的實證研究。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克服的問題是，影響城市碳減排績效的因素十分復雜，試點城市試點前后碳排放績效的差異并非一定是試點的后果，此問題即試點政策的內生性問題。于此，本文基于1999-2013年湖南省各市的全樣本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方法實證研究了“兩型社會”建設試點對長株潭城市群碳減排的影響效應。

1.模型設定與變量表述

2.實證結果分析

面板數據模型設定通常有混合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三種形式。固定效應模型不適合本文的實證分析，原因為：式（3）存在非時變的虛擬變量K，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模型將對每個虛擬變量做組內離差變換估計，導致完全的多重共線性；運用stata計量軟件對式（3）進行固定效應模型分析，虛擬變量K值報告失敗。本文的實證分析也不宜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原因為：本文所選的研究對象為湖南省14個城市在內的全樣本，并非隨機抽樣的樣本，不需要推斷隨機樣本的總體；式（3）的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形式。因此，本文采用混合回歸模型對式（3）進行估計。表1和表2分別報告了以lnI°和lnI¹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為僅包含虛擬變量而未加入其他控制變量的結果，在模型2至模型6中，依次逐漸添加向量集所包含的控制變量。以便逐步觀察各控制變量對碳排放的影響。

僅估計處理組啞變量（K）、政策點啞變量（D）、政策效果啞變量（KD）3個虛擬變量對碳排放規模與碳排放強度的影響（見表1與表2的第一列）。結果顯示，政策效果啞變量KD的系數均為負值，且分別在1%與10%的水平上與碳排放規模及碳排放強度呈顯著的負相關，但判定系數值較低，表示模型1對因變量的解釋力度較低，因此必須依據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后的綜合結果做出判斷。

表1與表2的模型2中分別加入了城鎮人口規模變量?，F有研究表明，城鎮人口規模對碳排放的綜合影響效應是正反兩方面作用的結果：城鎮化的推進伴隨著城市建設、交通及住宅等的需求不斷增加，導致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長，為城鎮化發展對碳排放產生的規模效應；城市人口的聚集將產生交通、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使用的規模經濟，并通過科技創新與技術擴散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為城鎮化發展對碳排放產生的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貧w結果表明，KD的系數均依然顯著為負，而城鎮居民人口規模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原因可能在于：研究期內湖南省城鎮人口規模的迅速增長，通過能源消耗的增加對碳排放的增加產生了較大的規模效應，而城鎮化發展對碳排放能否產生負向的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主要依賴于城市發展質量。研究期內湖南省產業結構的優化主要體現在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與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而第二產業的比重由37.1%上升至47%，重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由61.5%降為54.2%，在以第二產業為主與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背景下，城鎮人口的增加將導致大量新增勞動力轉移到傳統工業產業中，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與節能減排技術的應用。實現城鎮人口聚集對公共物品使用的規模效益與集聚效應，需要實施城鎮空間的優化布局，明確城鎮各區域的產業分布和功能定位，嚴格控制不切實際的粗放式城鎮規模擴張帶來碳消耗與碳浪費，但湖南省城市發展現狀距離此目標仍有較大差距，如研究期內湖南城鎮建成區面積擴張了102.44%，高于城鎮人口98.83%的增幅，表明湖南省土地城鎮化率快于人口城鎮化率，城鎮空間布局存在有待繼續改善的問題，也是未來能源環境約束的瓶頸所在。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變量。預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碳排放的影響分為正負兩方面：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購買力越大，其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多；城鎮居民購買力的增加將引起消費結構的優化及對清潔產品需求的增加，有利于碳排放的節約?；貧w結果顯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對碳排放規模與強度的增加有促進作用。原因可能在于：盡管研究期內湖南省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存在一定程度的優化，但居民消費模式整體比較落后，如《湖南省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湖南城鎮居民消費存在不利于低碳發展的問題：服務型消費比重偏低，2002～2013年湖南省城鎮居民服務性消費占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重由28.1%下降為24.8%；低碳、環保型消費偏低，如2002～2013年湖南省城鎮居民每百戶汽車擁有量年均增長率高達45.1%，且越野車等大排量汽車的銷售份額大大高于新能源汽車。綜上所述，研究期內湖南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更多地增加了能源消耗，不利于碳排放的節約。

模型4加入了用科研、技術服務從業人員數的對數形式所表示的技術投入變量，理論上城市技術投入的增加將促進碳排放規模與強度的降低，但表1與表2的回歸結果表明，技術投入變量對湖南省城市碳排放規模與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效應不顯著。原因可能在于：盡管1999～2013年湖南省科技支出增幅較大，但結合湖南省經濟發展速度與全國科技投入發展速度，湖南省科技投入相對不足，如2013年湖南省財政投入科技支出額為554600萬元、人均82.9元，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域（由于數據缺失，樣本數據未涵蓋我國的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中分別位列第15、28位，相對較低的科技經費投入不利于科技隊伍的穩定和科技發展后勁，也落后于環境發展對科技服務的需求；從科研單位看，湖南省的科研單位、高校與企業和市場的科技需求結合不夠緊密，存在重復研發、協同攻關較弱、科技成果轉化不足等問題，從企業方面看，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湖南省企業存在節能減排研發動力不夠、研發資金不足、研發活動進展緩慢、低層次研發等問題。

模型5加入了用城鎮能源強度的對數形式所表示的技術產出變量，能源強度以單位GDP的能源消費量來表征能源系統的投入產出特性，反映了經濟社會低碳技術的大小與能源經濟活動的整體效率。與預期結果一致，湖南省城市能源強度對碳排放總量與碳排放強度增長的正向效應非常顯著，反映了能源強度對碳排放的影響較大，能源強度越高，湖南省城市碳排放規模與碳排放強度越大，KD的系數均依然顯著為負。

模型6給出了加入所有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加入產業結構（第二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控制變量后，與預期結果一致，第二產業比重對碳排放總量與強度增長的正向效應非常顯著。原因在于不同產業部門消耗的能源類型和結構不同，與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相比，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能耗較高、碳排放系數較大，因此就碳排放規模而言，第二產業在城市GDP中的比例越大，城市碳排放量越大；就碳排放強度而言，第二產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行業，第二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大，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產技術的加速改進與更新，生產效率提高所帶來的產出水平增加幅度小于碳排放規模的增加幅度，導致碳排放強度增加。

3.政策建議

①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兩型社會”建設試點政策的實施對試點城市的碳排放規模與強度均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因此在中國目前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僅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實現城市低碳化發展存在困難，加入政策的引導和控制將是促進城市低碳化發展的有效途徑。②碳排放目標主要體現在碳排放規模與碳排放強度上，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各城市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加速推進的現實狀況下，直接對碳排放的絕對規模進行控制和削弱將與城市基于生存與發展的溫室氣體排放需求量產生沖突，因此各省將碳減排目標重點轉向碳排放強度的降低更為實際。③實現城市碳排放強度的降低，各省份（尤其是欠發達省份）需要繼續加大產業結構優化力度，重點在二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輕重工業中合理配置，降低高能耗與高排放行業的比重，降低供給側節能減排壓力；要重視居民（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需求與消費模式，通過合理的財稅手段引導居民消費的綠色化、低碳化、可持續化，從需求的角度促進城市經濟的低碳化發展。④現階段湖南省各市的技術投入尚未產生有效的減碳成效，其主要原因也是中國各省份（尤其是欠發達省份）科技減排面臨的主要問題，為發揮技術進步的節能減排功效，政府應通過完善技術創新政策體系，加大對節能減排研發的支持力度，在財政支持力度有限的情況下，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金融投入為支撐、社會投入為補充的技術投入格局，降低企業依靠自有資金實施節能減排技術改造的壓力，增強企業自主創新的活力與動力，提升科技人員的能動性與創造性；政府應以市場為切入點和結合點，促進科研單位、企業與節能減排市場需求的對接，避免重復研發、無效研發、低層次研發等問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節能減排技術的市場應用與推廣。⑤現階段中國各省份城鎮化發展普遍存在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問題，既加大城市發展的能源環境壓力，也不利于發揮城鎮化的規模經濟效應和集聚效應，因此各城市要實施空間的優化布局，明確各區域的產業分布和功能定位，加快集約式、低碳式發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