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宏觀國際體系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摘 要】 文章認為我國外交政策制定受多種因素影響，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宏觀國際體系。在東亞封貢體系、兩極體系和多極體系里，我國的外交政策都在進行適時的調整。在當代，多極體系將持續保持其穩定性，我國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出現大幅度的變動，主要是在履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前提下堅持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為基石，以社會主義人權觀念，有地域和目標趨向性的制定外交策略。同時客觀的看待國際體系的雙面性，從而使我國在復雜的環境下更自如的解決眼前的問題。

【關鍵詞】 國際體系；外交政策；發展方向

在中國的不同發展時期，外交政策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呈現不同的變化。有的學者認為領導人的人格特點分析可以為外交政策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美國著名學者白魯恂（Lucian W.Pye）就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對毛澤東的政治行為和領導方式進行研究，他的研究結果顯示，毛澤東的戰爭經驗和性格特點對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有直接性的影響。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清敏也曾經以赫爾曼的人格類型理論分析了人格對外交政策的影響。除了人格因素外，部分學者認為意識形態也是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1946年，毛澤東建設性的根據不同的意識形態劃定外交政策區域，率先對社會主義國家制定了友好政策，對資本主義國家卻始終有擔憂的情緒，所以我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時間比較晚。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又適時的提出了“兩個中間帶”的戰略政策。他指出：“我們現在提出這么一個看法，就是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于第二個中間地帶”。也有部分學者充分論證了文化因素對于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制定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因素只有利益關系。從以上視角來看，外交政策的制定始終在一個宏觀的范圍內發展。而筆者認為，這里的“宏觀”指的是不同的國際體系。

一、國際體系的定義

總的來說，國際社會關于國際體系的界定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兩大類。西方國際關系學界對國際體系概念迄今尚未達成“能被普遍接受的標準定義”。建構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英國學派、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學派立論的基礎都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以此為出發點，新現實主義重點闡述了國際體系力量結構的配置與變遷，新自由主義著重分析了國際體系制度的作用和變遷，建構主義則主要關注國際體系觀念、認同的定位和變遷，英國學派則對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做出經典的區分。研究發現，國際體系、格局和秩序都是描述國際外交行為政治的關鍵內容，從字面意思來看，三者有緊密聯系，實際上卻有很大的鴻溝。國際體系是對整個國際關系宏觀走向的描述，具有明確的指向感。而國際格局指的是國際體系各個主體間行為關系的具體描繪，能夠成為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礎。最后，國際秩序規定了國際體系里各微觀個體處理彼此關系時應該遵循的規范，內容體現了具體指向性，具有可操作性。但在現實中，由于理解上的誤差，國內外學術界在理論上仍然存在著對這三個概念混用的現象。

綜上所述，筆者把國際體系定義如下：國際體系是在全球范圍內，各個國際行為主體因為趨于相同的價值觀而形成的一種趨于穩定的關系。從16世紀到現當代，一共有三個國際體系，中國的外交策略伴隨著體系的形成和變更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

二、東亞封貢體系

在1500年前后，世界文明的核心區—歐亞大陸，形成了三個彼此相對隔離、各具特色的國際關系體系—東亞封貢體系、穆斯林世界、歐洲秩序。這一時期，我國處于東亞封貢體系中，作為宗主國的中國一直是亞洲的中心，周邊的藩屬國秉著崇敬、索求安全的生存環境、索取物質給予的態度，和諧地與我國交往。例如，在1637-1894年間，有507個朝鮮使團到過北京，也有169個中國使團到朝鮮。1401年，足利義滿向明朝朝貢，被冊封為“日本國王”，中日的關系比較友好。但是，在1592年，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明軍與朝軍并肩作戰，中國自此逐步與日本斷絕了封貢關系。同時，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在體系的興盛時期與我國建立了緊密的聯系。鄭和下西洋后，藩屬國的數量又增加了。

在封貢體系建立以來的三個多世紀里，中國外交政策以“進少出多”為核心。一方面，出于維持領導地位的目的，中國希望用豐厚的物質回饋使得藩屬國能夠堅定追隨的步伐；另一方面，想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將封貢體系維持下去。在這個體系里，各求所需的價值訴求以及其他兩個國際體系的相對穩定，使得我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極富主動性，一直到清朝后期，我國的外交政策制定權才開始轉為被動。

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由主動轉為被動的原因是由于國力漸衰，沒有開拓創新的意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與封貢體系內部的瓦解以及另外兩個國際體系的外部變遷有直接關系。一方面，從17世紀初開始，日本漸漸遠離了封貢體系，而明治維新使其自我發展的欲望更加強烈，體系內部開始產生分裂。另一方面，在16世紀中后期，穆斯林世界體系中的奧斯曼帝國開始日漸衰敗，這個體系也在內部動蕩和列強的干涉下終結。到了最后，原先并駕齊驅的三大國際體系只有歐洲秩序體系能夠風光前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以及科技革命使得歐洲體系愈發強大，而中國逐漸淪為殖民地。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這一復雜的國際體系下變更為被動的一方，也在歐洲各國的強迫下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失去了最寶貴的財富和人民的自由。

中國不得不去適應這個體系給他帶來的光輝和恥辱，開始尋求一種自己發展的契機。這個新的機遇卻來之不易，是用無數同胞的血與淚探索和總結出來的主動權。

三、兩極體系

隨著國際體系里各個行為主體自身力量的發展，利益紛爭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二戰后，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崩潰，隨之建立起來的雅爾塔體系開始重建了新的國際關系體系，我國的外交政策也開始隨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雅爾塔體系里，意識形態的絕對對立使得我國的外交政策與蘇聯有很高的相似度，毛澤東選擇與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上。從4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國外交政策在兩極體系里的趨向性極強，毛澤東分別提出了“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兩個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等外交理念，使我國在社會主義一極的庇護下進行國內經濟的建設，但也因諸多的主客觀因素不但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潭里，而且與蘇聯的關系最終破裂。

中蘇關系的破裂和中美關系的緩和無疑將使兩極體系發生徹底的改變。到了70年代中后期，兩極體系有了慢慢消解的趨勢，鄧小平更是在1985年審時度勢的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同時，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因為共產黨內部的腐敗問題、經濟問題等日益衰敗，最終解體，這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形同虛設。而1990年東德與西德的合體使得兩極體系最終瓦解，冷戰的終結迎來了多極體系，我國的外交策略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在多極體系里，我國原有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大幅度的調整，開啟了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新模式。

四、多極體系

在多極體系里，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岸鄻O均勢”成為許多國家希望看到的國際氛圍，但是地方乃至國際性的霸權主義同時存在。有關專家斷言，目前全球總體上有六大問題，其中恐怖主義已然成為威脅人類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隱患。像“9·11”事件、基地組織、客機神秘消散等事件使得“均勢”的夙愿難以達成。在這樣的國際格局里，我國在堅持原有的基本外交原則的基礎上，進行適時調整。例如，就臺灣問題而言，我國經歷了三次政策性的改變。從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我國采取武力解放臺灣的策略，這與當時所處的兩極體系是分不開的。從50年代中后期，我國開始采取和平解放臺灣的策略，這與多極體系環境下中美關系的緩和是分不開的。而現當代，我國領導人在堅持盡力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前提下，承諾在必要時刻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來解放臺灣。這樣“文攻武備”的方案盡顯了多極體系的復雜性，在全球范圍內不可避免的將有霸權主義存在。習近平總書記也直接提出我國將在21世紀解決好臺灣問題的決心，霸權主義并不會擊潰我國捍衛主權的心理防線。

在多極體系里，我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變得更加強大，隨之尋求同伴的需求也更為強烈。多極體系一方面能夠給我國很多提升競爭實力的機遇，但是也使得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例如最新遇到的南海仲裁案，使得我國面臨多重困境。一方面，臺灣當局的態度不但將影響中美之間的關系，而且直接影響臺海兩岸的關系，將關乎我國的主權安危。另一方面，我國在世界輿論的關注下，在緊要關頭能清醒的判斷敵友，能夠更加堅定的走中國特色式的外交之路。在新時期，我國的外交政策也更加體現出它的靈活性。就周邊國家而言，我國針對他們特別提出“親、誠、惠、容”的四字外交理念。這樣的策略不僅能盡可能的確保我國周邊環境的安全，也能給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平臺。

五、未來國際體系和我國外交策略的發展方向

盡管國際體系里依舊存在著霸權主義，但是群體保護意識和為本國核心利益出發的共同訴求使得國際體系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將繼續保持其穩定性。因為一方面，和平是各個國家的民眾都想要看到的局面，兩次世界大戰和兩極體系使得普通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人們不想再重蹈覆轍。另一方面，任何國家制定外交策略的目標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大范圍或者局部的戰爭都不利于這一目標的實現，所以國際體系將趨于保持相對的穩定。最后，在現當代復雜的國際體系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態勢形成已久，這樣的局勢也能使各個國家保持應有的冷靜，客觀的分析國際問題，盡力爭取在相對和諧的國際氛圍里使本國更加強大。

但這并不意味著多極體系會風平浪靜，2016年引發全球輿論爭議的中國南海爭端案、美韓政府聯袂打造的“薩德”系統等都是其中出現的風浪。這也與國際體系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是分不開的，辯證地看待國際體系的特性才能夠使我國在面對風浪時更加的從容不迫。但是，從總體來看，多極體系依舊將是未來國際關系的格局。

因此，在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外交策略將繼續堅持21世紀初制定的路線。在履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前提下堅持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為基石，以社會主義人權觀念，有地域和目標趨向性的制定外交策略。在重視和維護人權的過程中繼續現在的外交之路，在盡力維護世界和平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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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郭曉鳳（1988.12-）女，納西族，云南麗江人，碩士，云南大學旅游文化學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國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