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性人格對建言行為影響研究述評

魏雪梅+劉成偉

[摘要]基于當前新生代員工逐漸成為員工群體的主力，從個體層次研究員工特性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將會成為學術界內研究的熱點話題，以往關于建言行為的研究大多從領導層面入手，此次研究引入政治技能變量，通過對以往文獻的回顧與梳理，探討政治技能與建言行為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并從個體層次論證主動性人格對建言行為存在正向影響。

[關鍵詞]主動性人格；建言行為；政治技能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286

在知識經濟時代，保持創新和先進性是企業獲取持續競爭優勢最為重要的來源。企業創新必須要全面考慮個體、組織兩個因素及其之間的交互作用。從微觀層面而言，員工創新行為的發生是企業創新及變革的基礎。因此，如何激發員工的創新行為始終是理論界關注的焦點?！?0后”新生代員工強調工作自主性，通常具有強烈的主觀能動性，敢于向上級建言。建言行為作為員工參與管理的形式之一，能夠提高員工的主人翁意識，積極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段錦云，2011），對組織而言，有利于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促進科學化決策。因此，該行為的研究對于工作群體具有重要實踐價值。

1建言行為

傳統漢語言文化中，“建言”行為的含義指對長輩、朋友的規勸和進言。在中國歷史上，就不乏優秀的建言案例。早在唐朝，魏徵就敢于向唐太宗李世民直言“進諫”，在當代學術文獻中，“建言”行為一般運用于組織內部范疇，西方學者對于建言行為變量的表述通常用“Voice Behavior”表達，國內學術文獻則將其譯為“進諫”“上諫”或“建言”等。

建言行為研究最早始于西方，關于“建言”概念的來源，學術界存在兩種研究視角，第一種理論視角認為建言行為最早的研究者是Hirschman（1970），他提出EVLN（Exit、Voice、Loyalty and Neglect）模型，他認為員工對于工作不滿意存在兩種反映方式，即離職或進諫，員工采取建言行為有改善組織現狀的意圖，是對組織有利的且有建設性的回應。伴隨著組織公民行為以及角色外行為科學的興起，學術界才開始從另一視角對建言行為進行重新界定。Van Dyne 和Le Pine（1998）將建言行為定義為“改變工作場所而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并促進組織發展的有效行為”；這種視角認為，員工建言行為更多的是一種自發性行為，后經發展，Van Dyne 和Le Pine進一步將建言行為定義為以變革為導向、致力于改善現狀的建設性溝通，并把建言行為視為組織公民行為的一種。

21世紀以來我國學者才對其進行研究。國內以段錦云為代表的學者（2005）指出建言行為是一種以改善組織現有環境為目的、以變化為導向，富有建設性和挑戰性的組織行為。他認為員工不是對工作、組織不滿才提出建言，也還為了員工自身有更好的提升，組織有更好的發展，更多的是一種主動性行為。關于建言行為的構成結構，國外學者Van Dyne等（2003）就已經對員工建言構念進行了多維度分析，將并建言行為劃分為親社會型、防御型和默認型；國內學者對進諫行為的結構也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Liang等（2012）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將建言劃分為促進型和抑制型兩個維度來研究；段錦云、凌斌（2011）也從機體理論和認知加工等視角來解釋建言行為結構，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確定了兩個因子：顧全大局式建言以及自我冒進式建言。

2主動性人格

主動性人格于20世紀首次被提出，主動性人格是指個體主動采取行動能夠積極影響周圍環境的一種穩定性格傾向。在對人格特質的深入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發現在解釋行為力方面，主動性人格的解釋力高于大五人格對行為的解釋力，這為后續的組織行為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主動性人格逐漸成為學術界的研究重點。

國外學者曾做過針對具有主動性人格的個體與非主動性人格的個體的特征的比較研究，他們認為，主動性個體會創造條件來獲得較高的工作績效，善于發現自我晉升的機會，并且具有堅持不懈的毅力。

Crant（2000）通過研究發現，具有主動性特質的個體具有主動改變環境的特點，幾乎不受環境的制約，能夠有效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直到帶來有價值的改變；Major（2006）證明主動性人格與盡責性、外向性等維度呈現正相關關系，特別是在解釋個體的工作表現時具有超出大五人格的增量效度；張振剛（2016）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主動性人格對個體創新行為也存在正向影響作用；建言行為作為組織公民行為的維度之一，已有相關研究證明主動性人格對其具有正向影響。陳可（2014）在研究主動性人格對建言行為關系影響中，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主動性人格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兩個維度（抑制性建言和促進性建言）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的結論。

3政治技能

政治技能作為組織政治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才開始受到重視。政治技能歸屬于個體的社會技能，它不僅能服務于政治行為，在組織領域也能發揮關鍵作用，最新研究發現政治技能有助于緩解員工角色沖突和工作壓力，提高工作績效及促進員工的職業發展。關于政治技能影響因素的研究中，目前研究較廣泛的是基于“人格特質”視角，認為個體的政治技能高低基本源于個人的性格特質。Ferris（2007）就曾借鑒Mayer（2005）的系統框架理論，將影響政治技能的特質歸納為洞察、控制、親和和積極影響四類。Ferris和 Treadway（2005）通過實證分析證明政治技能與自我監控、情緒智力、政治覺悟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 Treadway 等（2007）又發現，政治技能與逢迎行為也存在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較?。╮=014）。相較于其他更側重于個體技能和日常交際能力的一般社會效能，政治技能主要側重于組織情境下的人際能力。

31主動性與政治技能、建言行為的關系綜述

在主動性與政治技能的關系研究中，已有學者對其進行深度探討。以往研究大多從“人格特質”出發，認為個體的政治技能在基本源于個人的性格特質，最早的研究則是 Ferris的四大人格特質?；诖搜芯?，在中國情境背景下，Liu 等（2007）的研究也顯示，外向性（r=038）和主動性（r=037）均與政治技能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因此可以發現，主動性與政治技能的高低存在緊密的聯系，高主動性人格特質的員工通常也擁有較強的政治技能。

以往國內外學者多從組織因素如領導風格探索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因素，從個體層次入手研究其對建言行為的作用機制并不多見。主動性人格作為預測個體行為的一種重要人格特質，之前被西方學者證實對員工的建言行為具有重要影響，但此結論在中國的正確性仍然有待驗證，因為建言行為包含了對現狀的不滿和批評，對倡導和諧社會的中國文化造成了沖突。

近年來，有學者成功證實主動性人格與建言行為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卿濤（2014）認為主動性人格有助于增強員工和上級之間的領導-成員交換關系，繼而促進員工建言行為的發生；殷華敏（2014）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主動性人格對抑制性建言和促進性建言均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員工的主動性水平越高，他們指出組織存在問題的可能性越大，向組織進諫的行為頻率也會增加。因此，主動性人格對于組織行為仍然具有正向影響，西方學者的結論在中國情境下仍然適用。

32政治技能對主動性人格與建言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

現存文獻大多將“政治技能”作為前因變量置于組織情境下研究，隨著組織行為及組織外角色行為領域的興起，近些年來針對于政治技能對組織行為的影響也成為研究熱點，其中王永躍、段錦云（2015）基于問卷調查方法，結果證明政治技能對建言行為的影響是以建言效能感為完全中介的，政治技能的運用能激發他人的信任及獲得較高聲望的評價，提升對他人及情境的控制感，當面臨建言情境時，從而使其具有較高的建言效能感，進而促進建言行為的發生；逢迎近年來也成為組織行為研究的熱點，劉超、柯旭東（2015）通過實證分析得出良好的政治技能有助于下屬員工實施職場外逢迎，贏得“上司喜歡”，從而幫助下屬獲得職業發展和成功的結論?；谝陨涎芯?，可得知政治技能對建言行為確實存在正向影響作用。

在主動性人格特質對建言行為發生作用機制的研究中，陳可（2014）認為組織支持感對主動性人格和員工建言行為起調節作用。卿濤基于中國情境下，驗證了中庸思想對于主動性和建言行為的調節作用；還有學者從組織層面出發，驗證了組織心理安全在兩者之間的調節作用；然而卻還出現政治技能對人格特質與組織行為之間可能存在的調節關系方面的研究與探索。建言行為作為組織行為的一種，是員工表達意見和想法的直接方式，擁有高政治技能的主動性員工勢必會做出建言行為。因為相比于擁有低政治技能的員工，高政治技能通常意味著更高的人脈，信任感更高，極易獲得上司好感，建言行為也更容易成功。然而關于政治技能的調節作用，還尚未有學者提出，從個體角度出發，相較于低政治技能的員工，高政治技能型的主動性員工在采取建言行為方面具有更大可能性。

4結論

從個體層次入手研究人格特質對組織行為的影響是本研究最大的亮點，引入政治技能作為兩者之間的調節變量，將政治技能納入到組織行為研究領域中，對于當前主動性極高且具有較高政治技能的新生代員工具有強烈的指導作用，對企業擇才用才方面具有一些參考價值。古人道“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尤其在這個急需轉型的現代社會，建言行為作為組織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企業、事業單位甚至政府機構的創新與變革都具有極大的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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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魏雪梅（1992—），女，江蘇人，碩士。研究方向：組織變革與人力資源；劉成偉（1993—），男，江蘇人，碩士。研究方向：會計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