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背景下我國投資替代貿易戰略研究

[摘要]在當今世界經濟領域中，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我國深受其害，而以投資替代貿易是應對當前日益盛行的新型貿易壁壘的有效途徑。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論與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都對我國實行投資替代貿易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家政策方面都有著很大的優勢。所以我們應在綜合考慮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取、主體選取和區位選取的基礎上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引領我國有能力的企業真正“走出去”。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主義；投資替代貿易；對外直接投資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317

近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對促進世界經濟繁榮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墒钱斀袷澜纭澳嫒蚧憋L潮盛行，2016年“黑天鵝”事件頻發，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澳嫒蚧钡氖⑿性诮洕I域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由于關稅等以往的貿易壁壘效果有限，且容易引起對象國的報復，同時也由于WTO等國際組織的限制，所以傳統的貿易保護措施已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貿易保護措施。而有效應對貿易保護措施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大OFDI。所以在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今天，研究如何通過加大對外直接投資來有效規避貿易壁壘，即實行投資替代貿易戰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是有積極意義的。

1我國實行投資替代貿易戰略的理論基礎

鄧寧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認為一國的OFDI是其經濟發展程度的函數，并根據一國的人均GDP把OFDI周期分為五個階段。鄧寧認為當一國的人均GDP水平處于2000～5000美元時，該國就進入了發展OFDI的第三階段，此時OFDI流入增長率開始收窄，流出增長率開始快速增加，凈OFDI額逐漸趨于零，但總體上仍處于凈資本輸入國。[1]在國家統計局網站查詢到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人均GDP為8016美元，OFDI流出量為14567億美元，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超過當年外資吸收額度。中國看似已經進入OFDI發展的第四階段，其實不然，因為我國的凈OFDI額仍為正，截至2015年年底，我國企業在海外資產總額為109786億美元，而在我國境內的外商資產規模為43700億美元，相差還較大。所以，目前我國仍處于OFDI發展的第三階段，正是OFDI蓬勃發展的關鍵時期。

小島清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總結日本OFDI實際的基礎上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該理論認為投資國的OFDI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邊際產業依次進行，使得東道國該產業本身就具有的潛在比較優勢顯化。同時，小島清認為OFDI不是投資國向東道國的簡單的貨幣流動，而是包括一系列技術和理念在內的綜合體由投資國向東道國的轉移，所以投資國進行OFDI的前提之一是雙邊國家之間生產函數的差異。[2]由以上理論可以推導出，如果投資國針對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向東道國進行投資，使得東道國采用先進的生產函數進行廉價生產，那么不僅能創造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能夠減少投資國在這一產業的商品出口。與此同時，因為該產業的商品在東道國生產，本國居民對該產業商品的需求只能通過進口來滿足。所以，通過這樣的來回機制，就可以大大減少投資國的出口貿易與進口貿易的差額，從而達到有效緩解貿易摩擦的目的。

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21人民幣升值

自2005年的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上表現出上漲態勢。匯率改革前1美元可兌換82765元人民幣，截至2017年2月26日，這一數值下降為68644，我國貨幣累計升值達到了206%，從長期來看，我國貨幣將繼續保持升值態勢。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外國貨幣對人民幣的貶值，所以以人民幣衡量的外國資源、原材料、海外資產價格以及勞工的名義工資降低了，從而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OFDI的投資成本。同時在OFDI過程中，融資成本的高低將直接影響我國OFDI企業的競爭力，所以人民幣升值也會顯著節省我國OFDI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增大優勢。另外，在我國的跨國公司中，有一部分企業的盈利是以人民幣計算的，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無疑會增加這些企業的投資盈利。

22人民幣國際化

首先，貨幣國際化可以為跨國企業OFDI提供融資便利，因為，資金對于投資企業來說具有關鍵的作用，貨幣國際化后，跨國公司的資金問題就可以利用其自有資本或通過本國金融機構融資來有效解決。其次，貨幣國際化可以有效減少匯率頻繁波動帶來的風險，壓低貨幣來回兌換而導致的匯兌成本。因為跨國公司在進行OFDI時必定會在東道國建設廠房和購買生產設備與原材料，如果本國貨幣不是各國通行的貨幣，則會不可避免地增加匯率波動的風險和匯兌損失，貨幣國際化后就會有效減少這類問題。最后，貨幣國際化也可以減少因東道國政治經濟變動而導致的外部風險和助推跨國公司取得投資效益最大化。[3]

如今我國在貨幣國際化進程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2015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創下歷史新高，達到72300億元人民幣，與2012年相比增長近15倍。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已與30多個國家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至2016年10月為止，貨幣互換累計規模已經達到34800億元人民幣，與2008年年底的1800億元人民幣相比增長了18倍。[4]特別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IMF的SDR貨幣籃子，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民幣在世界領域的流通和使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必將深刻影響我國OFDI的健康發展。

23國家政策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政府開始提出并實施“走出去”戰略，在OFDI方面，逐漸取消了一系列嚴格的審批限制，并積極鼓勵支持一些有能力的企業進行OFDI。在OFDI管理體制方面，我國經歷了從最初的審批制，到核準制，再到備案制的多次變革，目前我國實行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國際上是最先進的。另外，在OFDI的外匯管理方面，我國政府也逐步放松了管制，并對跨國企業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主要表現在財政支持、外匯支持、稅收減免和海關便利等方面。同時，在改善投資環境方面，截至2016年1月6日，我國已與包括東盟在內的1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1個自貿協定。另外，截至2016年3月17日，中國已經和130余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投資協定。[5]特別是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和2014年宣布成立的亞洲技術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更是給我國OFDI提供了一個空前良好的發展機遇。以上一系列的優惠支持政策，對我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制度上和戰略上的保障。

3我國實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有效途徑

首先，應繼續促進資源導向型產業OFDI的發展。在我國以往的OFDI中，資源尋求型占了較大的比重，這是因為我國的人均資源保有量較低，與世界平均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在當今我國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資源短缺的矛盾愈加突出，成為國內許多產業的發展瓶頸。所以繼續發展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有選擇地在國外建立一批資源開發供給地，比如中東、非洲等資源豐富國家和地區，則可有效改善國內資源供應，為我國發展提供穩定動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實行資源尋求型OFDI時，只需采取產品分享等“非股權安排方式”就可以了，無須一定取得上游企業的所有權，因為這種方式較易被東道國所接受。

其次，我國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靠出賣低廉勞動力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中低端制造業，在技術上已日漸成熟。但因勞動力、環保成本的上漲和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目前已成為我國的邊際產業。按照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對于此類邊際產業，投資國應該首先進行OFDI。但是，雖然都是同一勞動密集型產業，一些大企業由于其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和規模經濟的效應，可能還保持著較大的比較優勢，而中小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則處于比較劣勢。所以，我們應鼓勵中小型企業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OFDI。具體的區位選擇上，可以選擇“潛力五國”，即印度、馬來西亞、越南、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因為這些國家在人力資源等要素成本、市場發育成熟度和政治穩定程度上都有著相對較大的優勢。

再次，對于我國一些技術水平發展較高的產業，比如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我國應大力促進這些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利用技術和規模上的優勢，早日開辟和搶占東道國的市場。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發展時間，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要晚得多，但后來居上，目前在該方面的技術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同時世界許多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市場巨大，且技術水平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帶一路”周邊國家，據ADB估計，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間，亞洲各國在基建方面的投資需求約79700億美元，其中包括近989個交通運輸項目和88個能源跨境項目。[6]所以我國投資企業應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契機，憑借自身在技術和經驗上的優勢，大力發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代表的我國技術優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最后，國內有學者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OFDI時認為，可以把此類OFDI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投資國為了尋求技術而對技術先進國家的投資，這類投資稱之為學習型OFDI；第二類是投資國為了搶占市場份額而對其他國家的投資，這類投資稱之為競爭策略型OFDI。發展中國家企業一般是首先通過第一階段對發達國家企業的學習型OFDI，提高本身技術積累的速度，進而達到技術上的提升和相對優勢。隨后再通過第二階段對發展中國家的競爭策略型OFDI，以此來達到開辟和搶占東道國市場的目的。[7]按照此理論，對于我國技術發展水平較低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們應首先大舉增加對這類產業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的投資，然后再通過前期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積累，進而增加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以期達到效益最大化和經濟快速增長的目的。

參考文獻：

[1]田澤，劉彩云基于IDP范式的中國對外投資發展階段實證研究與國際比較[J].開發研究，2013（4）：134-135

[2]張宗斌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教訓及借鑒研究[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15：16-22

[3]張敬之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性研究[J].上海金融，2014（11）：24-26

[4]王清平，張勝男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探討[J].現代經濟信息，2016（22）：6-7

[5]李鋒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研究[J].全球化，2016（10）：88-98

[6]趙振宇，李興才，姚蒙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現狀及市場機會研究[J].建筑經濟，2016（7）：5-6

[7]冼國明，楊銳技術累積、競爭策略與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J].經濟研究，1998（11）：56-63

[作者簡介]王鑫（1994—），男，漢族，山東曹縣人，山東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