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文體起源研究綜述

牛超

墓志作為記敘墓主生活史、家族譜系以及道德品性的文本載體，擁有歷史文物和文學作品的雙重價值。其發展歷史悠久并仍然活躍在現代人的生活之中，主要通過埋藏銘刻有墓主人生平的文字器物以志墓。華人德將墓志定義為：“墓志，為墓主姓名或有爵里、卒葬年月、生平事跡寫刻于磚、石、木、瓷等載體而埋于壙中者。因后世的墓志多系之以銘，故又稱墓志銘?！盵1]

關于墓志的歷史起源一直是學界較有爭議的話題，趙超提出“正式的墓志，應該符合以下幾個條件：一、有固定的形制。二、有慣用的文體行文格式。三、埋設在墓中，起到標志墓主身份及家世的作用?！盵2]圍繞上述觀點，本文將綜述目前較為主流的三種觀點：顧春軍的“東漢”說、程章燦的“晉宋”說以及孟國棟的“南北朝”說，并在此基礎上，梳理墓志的發展歷史，將其形成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先秦至西漢時期的濫觴萌芽階段、東漢至晉宋的起源形成階段和魏晉南北朝的完善發展階段。

一、先秦至西漢：濫觴萌芽階段

早在先秦時期，在一些場合和情境下人們已經有意識地在墓中標注死者的身份與地位，雖然尚未形成規模，其語境限制也較為嚴格，內容僅限于簡單的姓名、官職的記錄。但已部分發揮了墓志的功能，可以視為墓志之濫觴。其形式在不同時期主要有兩種：周代的銘旌和秦代的刑徒墓志瓦文。

所謂銘旌，是一種古代喪葬儀式中的道具，一般用絳色帛制成旗幡，上有白色顏料書寫的逝者姓名與官職，然后通過長竹竿支起，懸于靈柩右前方，下葬時取下鋪在棺柩之上隨其入葬。按照方北辰的觀點，銘旌主要發揮三種功能“一是正式標明死者身份，二是用來進行死者的招魂儀式，三是安葬死者出喪之時，在靈柩隊伍前面充當引導?！盵3]而熊基權更進一步認為“銘旌上書有死者姓名，以志柩主為目的，放在墓中。這幾點就足以說明它是墓志之‘濫觴了”。[4]

另一種可以視為墓志濫觴的是秦朝的刑徒墓志瓦文?！奥淙~歸根”是中國人傳統的文化情結，客死他鄉只有回歸故土才能入土為安。秦朝嚴刑峻法，多有流放與充邊之人背井離鄉，即刑徒。趙超認為當其客死他鄉，刑徒墓志瓦文就可以“標志墓主，可能有用于后人遷葬時便于識別尸骨的目的?！盵5]這種現象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在（漢）鄭玄注和（唐）孔穎達的《周禮注疏》中就曾記載“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盵6]但對比后世成熟墓志，這種通過瓦文進行志墓的行為較為偶然，雖然具有實用功能，但尚未形成穩定的形制，所以顧春軍認為其“不能等同于后來有目的的墓志，但也應該承認，這種偶然的、非正式的志墓行為，正是后來墓志出現的思想源頭?！盵7]所以也應將其視為墓志的一種濫觴。

二、東漢至晉宋：起源形成階段

那么真正的墓志何時形成，《南史》中的一段描述表達了南北朝時學者同樣的困惑：“時議欲立石志，王儉曰：‘石志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石志。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恒例，既有哀策，不煩石志。從之?！盵8]說明在當時，墓志仍然沒有被作為一項正式的墓葬禮儀被當時的朝廷所接受，同時又無法通過典冊文獻來探尋起源。所以當代學者更傾向于通過出土文物與文獻相結合來追溯其源流。而問題也隨之而來，對于墓志起源的界定應該以“墓志”之名的出現為準還是以“墓志”功能的形成為準。這種唯名與唯實的爭論正是墓志起源爭論的焦點所在。

在唯名論方面，1984至1987年南京南郊牛首山北麓司家山六朝謝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永初二年（421）的《謝珫墓志》上有“宋故海陵太守散騎常侍謝府君之墓志”的字樣，首次以“墓志”作為其標題。整篇墓志共681字，銘刻在六塊石板上，張學鋒描述其內容“其本人的事跡卻只有寥寥數言，絕大多數的篇幅被其家族近百年四代成員的姻戚關系網所占據?！盵9]而且，在志文后并沒有贊頌墓主人品德的銘文。所以在功能上仍與后世墓志形制有所差異，但程章燦仍然認為《謝珫墓志》最早以“墓志”為標題這一點就足以奠定其起源地位。[10]

而在唯實論方面，《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中記載了一塊東漢初期的《高彥墓磚》，其內容為“瑯琊郡左尉高君，諱彥，始建國天鳳五年，三月廿日物故?！盵11]形狀拙樸，文字信息簡略，但已具有部分后世墓志的形式和功能。所以顧春軍在《墓志源流考論》中認為其標志了墓志的出現與起源。

孟國棟則認為元嘉元年的《繆宇墓志》更適合作為墓志起源的標志。[12]這塊志石出土于1980年。相比于之前的刑徒墓志瓦文和其他墓磚，對墓主人的生平記錄更加詳細：不僅記錄姓名、官職和生卒情況，還略帶修飾的介紹了墓主人生平的事跡。雖然仍然以墓磚石為載體，但更接近后世成熟的墓志形制，同時具備墓志的形式和內容，所以學界習慣稱之為《繆宇墓志》而非墓磚更證明了這一點。

三、魏晉至南北朝：完善發展階段

歷史地看待墓志的發展，其形制的穩定與其發展的社會背景緊密相關。尤其是魏晉時期的禁碑令，帶給了墓志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端螘分杏涊d東漢末漢獻帝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自此終曹魏一朝碑禁都非常嚴厲。一直持續到西晉初期。咸寧四年（278），司馬家族又再次鞏固了禁碑令：“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盵13]所以當時為了規避禁令，門閥貴族開始將墓碑與民間墓磚志墓習俗相結合，從而奠定了后世墓志的基礎形制。趙超在《古代墓志通論》中認為“墓碑的影響畢竟不可忽視，它在文體上，刻制工藝上，銘文內容上等方面的特點都直接進入了墓志，對墓志的正式定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痹谄浣Y合過程中墓碑文中頌美修飾墓主人生平與品行的文體深刻影響了墓志文體的發展。因為在墓志發展形成之前，頌德碑文體已經相當成熟，如《孟孝琚碑》、《景君碑》等。其不僅包含了墓志記錄墓主人生平與身份的功能，而且常用華麗辭藻贊頌其德行。所以當兩者結合，墓志就充分的吸收了這種文學特點，前文所述《繆宇墓志》中對墓主人生平的修飾與頌美的內容就是這一時期的體現。

而對于最能代表墓碑文與墓志結合，成為其文體正式形成標志的墓志，孟國棟在《墓志的起源與墓志文體的成立》一文中認為應屬刻于正始二年（241）的《大儒管夫子碑》。雖題為碑，但其文體個事均不同于碑，而接近于志。尤其是碑文末“惟望門墻，哭泣銘之”，體現書志者對墓主人懷念悲痛之情的文字流露更是前所未有，與后世墓志的寫作風格相符。而且其形制也明顯區別于墓碑，長48厘米，寬49厘米，與成熟墓志形制更為接近。在禁碑令的嚴格約束下，《大儒管夫子碑》雖然名為碑，但實際應該是被埋藏于地下，符合墓志的形制要求。而《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更是直接將其命名為“管寧墓志”，體現了學界對于其性質的共識。

四、結語

綜上所述，學界對于墓志起源的研究集中于對其形式與內容的討論，由此而產生的唯名和唯實兩種觀點都有各自的理論依據與實物支持。但受限于歷史文獻對墓志的記述的匱乏，所以墓志起源研究更依賴于考古發現與文物更新。所以已有理論與研究必然會受到更多的文物與考古發現的驗證與考驗；基于墓志研究的上述特點，一味追求將其起源確定于具體的實物本身的研究方向無異于自陷囹圄，應該正視墓志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起源并非一蹴而就，也并不是一元的、線性的進化，所以注定今后會有更多的研究將以更為歷史、發展的眼光審視其發展，將墓志的產生視為一個動態的、多元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參考文獻：

[1]華人德.中國書法全集·三國兩晉南北朝編[M].榮寶齋出版社，1995，1.

[2]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2.

[3]方北辰，曹操墓認定的禮制性誤判[J].成都大學學報，2010（6）.

[4]熊基權，墓志起源新說[M].文物春秋，1994（1）.

[5]趙超.古代墓志通論[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

[6]（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周禮注疏，卷四十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415.

[7]顧春軍.墓志源流考論[J].民俗研究，2015（06）.

[8]（唐）李延壽.南史，卷十一[M].中華書局，1975，330.

[9]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志研究——東晉流寓政府的挽歌[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 2004（7）.

[10]程章燦.墓志文體起源新論[J].學術研究，2005（06）.

[11]毛遠明編著.漢魏六朝碑刻校注[M].線裝書局，2008年，第27頁.

[12]孟國棟.墓志的起源與墓志文體的成立[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05）.

[13]（南朝梁）沈約.宋書，卷十五[M].中華書局，197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