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海爭端”分析中國周邊戰略體系的完善

劉佳奇+魏含聿

【摘要】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南海爭端問題在2016年因菲律賓將南海問題訴諸國際仲裁達到白熱化狀態，究其根本，是美國為了維護其霸主地位，煽動盟友對中國進行圍堵。南海仲裁案后，一方面，中菲關系因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成功訪華而緩和，中菲同意將爭端問題擱置，達成了共同發展的共識；另一方面，特朗普作為新任美國總統，在南海問題上并沒有完全延續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一定程度上給了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把握主動權、挽回國際輿論環境的機會。但是，南海爭端在未來一定時間內依然會作為阻礙中國發展周邊外交關系的頑石而存在。

【關鍵詞】南海問題 周邊外交 傳媒戰略

中美南海博弈是在政治、軍事、外交、法律和輿論多維度較量。中美南海博弈的背景是奧巴馬政府為防范中國崛起挑戰美國霸權利益將遏制中國列為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美國在中國南海施霸制造了莫須有的“南海自由航行”問題?；仡?016年中菲的南海仲裁之爭，中國在引導國際輿論方面顯示出很大的不足，國際傳媒戰略不明朗，媒體報道與對外宣傳力度不夠，使得中國在南海海權聲索的話語權爭奪中處于不利地位，進而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南海利益。

當前中國面臨的周邊外交環境特點

（一）東亞地區逐漸形成經濟、安全二元分化格局

自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持續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并逐步縮小與美國的經濟總量差距。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已經成為東亞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作為諸多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本著分享“入世紅利”的原則，為周邊國家提供“經濟便車”，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囊括了所有東南亞國家在內。當前，中國自身面臨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壓力，東南亞國家則相應缺少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如果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順利實現產業調整對接，就實現互利共贏。但是，由于中國未能主導或改寫本區域的經濟規則，因此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濟行為總體來說仍在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下運行。因此，中國的經濟中心地位并不穩固。同時，由于經濟行為難以突破安全限制，故而中國雖然作為東盟國家的最大貿易國，在安全領域內不僅不能正常發揮域內大國作用，反而擎肘于與部分國家的南海爭端問題，被視為地區安全隱患。美國為鞏固其安全中心地位，也會采取不同措施激化、放大東盟國家與中國的貿易矛盾，借助經濟手段維護其主導的地區安全秩序，阻撓中國地區經濟中心地位的形成。目前，雖然伴隨特朗普上臺，美國宣布退出“TPP”，但日本已經表示要繼續接掌并推動“TPP”的通過，勢必仍將在經濟領域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深化造成不利影響。

（二）美國以維護“南海自由航行”為由，深度介入南海爭端以實現“亞太再平衡”

在南中國海爭端中，美國多次強調自己在其中的國家利益，并主動幫助一些東南亞國家尋找和平解決南中國海問題的途徑。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介入南中國海問題契合了美國的新亞太戰略布局。 當前，美國對于南海局勢的介入已經由幕后轉向臺前，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將海洋視為拓展生存空間的新方向，逐步實施海洋強國戰略，另一方面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前美國綜合國力相對衰弱而不滿的情緒，通過制造和渲染“中國威脅論”，既可以增加對外軍售，又有助于維護其國際影響力。自2015年起，美國聯合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在南海海域頻繁舉行大規模軍演。印尼更是在2016年6月靠近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邊緣地區舉行了最大規模的軍演，模擬各種奪島戰爭。

總體而言，美國為實現“亞太再平衡”，需要亞太地區的盟友助力。支持東南亞各聲索國的海洋權益，有助于強化美國的聯盟體系，同時通過制造中國與東南亞聲索國的矛盾來反向加深東南亞各國對美國的依附。

（三）周邊安全環境惡化，戰略互信難以構建

目前，美軍艦將南海巡航作為維護“南海自由航行”的手段實現了常態化。同時，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及部分東南亞國家舉行聯合軍演的次數和規模較過去均顯著提升。這些舉動不僅不利于當前南海問題的解決，反而惡化了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的環境，不利于談判和對話的開展，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當前中國的周邊安全隱患，持續削減中國與東南亞聲索國的戰略互信。此外，美日、美韓、美澳等美國主導下同盟體系的擴大了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實力，勢必對中國的安全戰略空間造成擠壓，限制中國的海軍建設，進而損害中國正常的海洋權益發展。

中國周邊戰略體系的完善

（一）堅持為周邊國家提供“經濟便車”，加強經濟中心地位建設

中國作為諸多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為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繁榮貢獻力量，但是尚未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經濟中心”國家。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仍在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和原則下運行，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往來很大程度上掣肘于現有的經濟規則。想要緩和地區矛盾，中國必須在保證自身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堅持為周邊國家提供“經濟便車”，以“一帶一路”構建為契機，加大對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與周邊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加強雙方經濟互動機制建設。

（二）適當轉變當前安全戰略，參與地區安全公共產品建設

穩定的安全環境是一國生存及發展的必要前提條件。美國以聯盟體系為基礎，打造了當今世界安全秩序。作為締造者和維護者，極為重視其在東亞地區的保障自身及周邊國家安全環境。但在當前情況下，中國繼續執行“韜光養晦”政策很難繼續收到過去那樣的效果。從實踐上看，“韜光養晦”政策的順利推進，從根本上依賴經濟領域合作的深化與發展，而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很大程度上已經改變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內容和方向，一些大國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經濟影響力的擴大十分敏感。

中國對自身的定位是負責任的大國，在東南亞地區，中國與老撾、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的聯合緝毒行動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對于地區內非傳統安全問題有一定貢獻。但在地區傳統安全的維護與建設上，中國尚未作出有效努力。適當提供地區公共安全產品并不意味著與美國在地區安全領域進行全面或正面對抗，相應的，地區經濟有序發展離不開地區公共安全的前提。維護地區公共安全不僅有利于弱化美國與其盟友的依賴關系，而且有利于中國展現承擔更大的地區責任的決心，有助于緩解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疑慮，有助于實現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多邊合作機制構建。在南海爭端問題上，中國可以嘗試提供南海航行自由的公共產品。

（三）借鑒美國國際話語權的主導方式，完善我國國際傳媒戰略體系

國際話語權是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維護自身權益的一種方式，表現為主權國家利用國際舞臺與大眾傳媒平臺表達對全球事務與自身利益的觀點和立場。在南海爭端問題上，中國由于缺乏與國際社會的有效溝通，造成國際話語權缺失，主流國際輿論整體上并不利于中國維護自身的合法海洋權益。

美國對于南海爭端的話語主導權并非是一朝一夕而得，而是與其經年的南海政策配套而行的。在南海問題上，美國為全面施展其話語影響力，采取了政府主導、媒體造勢和智庫渲染等手段。 為了避免在今后可預見的南海海洋權益聲索中繼續處于不利地位，中國必須加強國際話語權建設，豐富國家公關方式。

首先，明確關于南海權益的主張，以積極方式對國際社會進行宣傳。國際社會在南海爭端中批評中國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未能明確闡述自身對于南海海洋權益的主張和定位。龐大的經濟體量和日益強大軍事實力使得模糊的海洋權益定位成為中國合法聲索海洋權益的阻礙。

其次，充分利用國際傳播與溝通渠道，動用民間輿論渠道。信息全球化使得公民參與、全民參與日益成為國際傳媒領域的重要方式。單憑官方渠道難以改變國際輿論已經形成的對東南亞國家的支持和同情感，民間輿論或許可以成為打破當前美國一手掌控關于南海爭端的國際話語權的突破口。道義型公眾比利益型公眾對輿論的影響更大，我們今后的國際輿論爭取工作不宜過多作批判性宣傳，而需要考慮共識性溝通。 公共關系堅持互惠的立場，從而也可以探索調適南海合作主張的可行性，或許存在通過部分利益替補的方式尋求理性解決方案的可能。

再次，現階段，我國駐外使館在向所在國和國際組織解釋南海維權行動時尚未形成制度性的安排，未來可以考慮在影響南海問題國際話語權的重點國家和國際組織形成“常設性”的信息發布制度，以便及時且有針對性地向所在國家和國際組織介紹中國的維權行動。

最后，支持關于南海爭端的學界研究，建立輿論監督與管控機制。當前關于南海爭端的研究，學界方面對于南海主權歸屬所作的工作突出表現在史籍資料整理方面。而在新聞傳播學界，關于南海的輿論爭端上缺乏亮點。南海爭端作為一個懸而未決的長期性問題，尤其是我國目前在國際輿論環境下處于下風的狀態下，建立輿論監督與管控機制十分必要。合理引導國內媒體、學者對其研究分析，在國際社會提出有利于中國闡明自身需求的報道和分析迫在眉睫。同時，要警惕國外部分媒體的惡意報道在國內煽動民眾情緒的做法，積極引導國內媒體正確的輿論導向。

結語：南海局勢在不斷的變化與發展，中國的南海周邊戰略體系也應適時地調整與完善。要使其既能夠促進南海區域合作的發展，又應能夠適用并解決各種突發性國際問題；使其不僅能夠運用硬實力保衛領海主權完整，而且能夠通過文化軟實力不戰而驅人之兵。在此過程中，除了要注重結合中國自身的發展現狀與周邊外交環境現狀，還應積極借鑒別國的長處，以促進我國周邊外交戰略體系具有中國特色的同時，還能夠滿足全球化趨勢的發展要求，維護我國邊境安全，成為我國國際大戰略的有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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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吉林大學研究生創新資金資助項目2016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