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陸地區：創新鏈視角下的科技成果轉化

[摘要] 基于國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國家層面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內陸與沿海地區科技成果轉化績效差距明顯三大特征，本文重點從科技成果轉化各類主體的參與和激勵機制方面，剖析內陸地區存在的共性問題，并基于完善創新鏈的視角提出建議。要完善產業技術路線圖，整合科技創新基金；加強成果轉化激勵；完善國資管理體制；提升成果轉化平臺水平；建設科技創新西部中心和科技創新聯盟。

[關鍵詞] 內陸地區 科技成果轉化 共性問題 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7）03-0049-04

[基金項目] 2016年成都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6Z0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公交事業深化改革與科學監管研究”（15XJY008）。

[作者簡介] 姚毅（1982 — ），四川閬中人，經濟學博士，成都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和技術經濟。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時代背景下，內陸地區發掘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后發優勢，激活區域創新紅利，需要以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部署為基本指引，客觀認識自身存在的瓶頸問題，加快創新鏈的補鏈、擴鏈、強鏈進程，科學有效地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績效提升和創新集群發展。

一、內陸地區推進科技成果

轉化的背景和特征

創新驅動發展已成為新常態背景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但內陸地區在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方面還遠遠地落后于沿海地區，需要引起廣泛關注，積極應對。

（一）創新集群逐漸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國際新趨勢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產業“跨界融合、關聯發展”趨勢日益明顯，科技創新也不再局限于單一行業或單一學科，而是涉及多學科、多行業、多主體、多環節的系統工程。在此時代背景下，以多方參與的戰略聯盟和伙伴關系為基礎，以大量的知識轉移和技術溢出為特質，非地域限制和網絡化的創新集群發展模式，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OECD在2001年就提出了創新集群的觀點，將其視為簡化的國家創新系統，是由企業、研究機構、大學、風險投資機構、中介組織等構成，通過產業鏈、價值鏈和知識鏈形成各種聯盟或合作，以集聚經濟和大量知識溢出為特征的技術經濟網絡。美國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也首次明確支持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集群發展，標志著創新集群理念正式進入政府戰略視野。

（二）創新驅動發展是我國新一輪改革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連續多年保持雙位數增長，經濟總量在2010年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我國要素成本優勢減弱，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產能結構性過剩問題凸顯，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型。為此，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創新發展”確立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強調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進一步指出要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引下，國家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旨在激發社會各方參與創新創業的活力，同時在全國布局了若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重在破解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三）內陸與沿海地區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差距明顯

內陸地區尤其是內陸特大中心城市大多具有較強的科教資源優勢，但是創新資源要素向資本化轉變的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數科技創新成果都選擇到沿海地區轉化，“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現象普遍存在。相關數據顯示，近年來成都市科技成果轉化績效遠遠落后于深圳等地的同期水平，技術進步對與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到40%，技術市場的成交額僅為深圳同期水平的60%左右，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不到深圳同期水平的50%，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僅為深圳同期水平的10%左右。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規模上，更是明顯地體現為結構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巨大差距。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涉及到特區政策和區位優勢等方面，更是暴露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

二、內陸地區科技成果轉化的共性問題

相較于發達地區，我國內陸地區科技成果轉化面臨的共性問題，在于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錯位與缺位，主要表現為高校與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以及市場中介等各類主體的激勵和參與機制欠缺。

（一）高校和科研機構激勵錯位

內陸地區尤其是內陸特大中心城市，是區域各類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集聚地，但是，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績效評價體系一般是以獲得國家經費多少、發表論文和專著的數量和質量、獲得獎項的級別和數量等指標作為考核內容的。這種績效評價體系強調科學知識成果化，而忽略了后續的產品化和商業化，不利于科技創新成果的最終轉化。同時，針對高校和科研機構創新團隊在科學技術成果使用、處置、收益“三權”改革力度不夠，也進一步限制了開展后續轉化的積極性。高校和科研機構本屬于創新鏈的成果化環節，最終成果需要通過中試和商業化過程，將新知識轉化為可供大規模生產的產品以及可供銷售的商品。但現有的科研績效考核制度，使得科研人員在從事基礎研究時未能充分考慮后續轉化問題，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我國專利申請數和授權量名列世界前列，而專利的轉化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同期水平，這一問題在內陸地區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在科技成果轉化的“三權”改革問題上，地方政府紛紛出臺相關政策，然而由于地方立法權的限制，難以取得有效突破，大大制約了相關政策的激勵效應。

（二）政府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職能缺位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在成果化、產品化和商業化三個階段的投資比例約為1：0.7：100，而發達國家是1：10：100，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科技創新產品化階段資金保障不足，設施建設不夠。究其原因，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為科技創新成果化主體，所需資金相對較少，且有其固有的資金來源渠道；企業作為科技創新成果商業化的主體，雖然所需資金數量較大，但風險相對較低，且有可預期的市場收益，企業投入動力較高；但科技創新成果產品化資金保障缺乏明確的主體和來源渠道。尤其是在風投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難以通過市場渠道獲得充足的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對于處于種子期和初創期的企業而言更是如此。這就需要政府通過專項基金和平臺建設等方式，彌補科技成果產品化資金不足的問題。然而，事實是大多數內陸地區在科技成果“中試”等產品化中，缺乏規模較大、水平較高、社會開放度較好的公共基礎設施基地，以及相應的資金投入和使用機制設計，未能達到降低科技創新成果產品化成本以及風險的目的。

（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僵化約束

相較于發達地區，我國內陸地區市場主體發育不足、實力不強，缺乏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動力和能力。內陸國有企業擁有較為雄厚的人才、資本和技術等創新要素儲備，理應作為內陸地區科技成果轉化重要力量，但僵化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使得對于科技成果轉化的作用難以釋放。一方面，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要求缺乏對于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即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國有資產流失，表現在技術產權上就是要求職務發明絕對屬于國有，不允許表現個人的產權需求。另一方面，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要求導致社會創新資源閑置。這表明，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高風險性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同時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機制的固化導致社會創新資源的鎖定，大量的國有大型科技平臺和設施設備難以實現社會化共享，存在較為明顯的閑置化、低效化和耗散化問題。

（四）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中介和平臺發展滯后

在科技創新體系中，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和平臺，主要通過信息溝通機制和轉化服務機制，發揮鏈接官產學研用各個環節的橋梁作用。而大多數內陸地區的科技成果轉化中介和平臺發展水平較低，限制了科技成果轉化績效的提升。一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中介發育不足。內陸地區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服務體系不健全、功能較弱，不僅使得技術知識擴散和流動不暢，而且不利于產學研對接，進而限制科技創新成果后續的產品化和商業化。二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平臺建設滯后，一般都存在數量不夠、質量不高、規模不大、運行不暢等問題，尤其是缺乏類似深圳“中國高新科技成果交易會展覽中心”這樣具有國際水準、全國影響力的科技成果展示展銷平臺。

三、新時期內陸地區推動

科技成果轉化的對策建議

內陸地區貫徹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以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為核心，構建科技成果轉化政府引導機制、科技成果轉化利益分配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國有資產管理機制、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服務機制和科技成果轉化的企業運行機制。本文以成都為例，提出以下若干對策建議。

（一）完善“產業技術路線圖”，整合科技創新基金，切實發揮科技成果轉化的政府引導功能

“產業技術路線圖”和科技創新基金，是政府引導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有效方式和渠道。成都采取上述兩種方式引導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已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按照《成都制造2025規劃》的產業指引，圍繞電子信息、軌道交通、汽車、航空航天等重點產業，完善產業技術路線圖，并分類補充完善適應于行業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扶持政策。同時，進一步整合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扶持基金，優化基金使用效率，尤其是要優化科技成果轉化的基金扶持，以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為標準，對基金申請者進行科學考核。

（二）加強高校和科研機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正向激勵，理順職務創新的利益分配機制

高校和科研機構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主體，與之相關的激勵機制的有效設計和有序運轉，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要調整現有績效考評體系，強化科技創新成果后續轉化的權重；鼓勵科研人員在學校平臺機構兼職，并將其納入績效考核；允許和鼓勵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員保留身份和職稱離崗創業；依托國家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建設的先行先試的制度優勢，探索建立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員通過市場交易、股權激勵、分紅激勵以及在職創業等方式，獲取科技成果后續轉化收益。

（三）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進科技成果轉化

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地方國有企業改革規劃，著力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轉化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創新國有企業科技成果轉化體制為突破口，在國企改革和創新驅動的總體部署下，重點從國有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正向激勵和國有企業服務地方科技成果轉化兩個方面入手，構建國有企業參與和服務科技成果轉化的路線圖。在地方可操作層面上，立足國家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建設的先行先試優勢，尊重科技創新的基本規律，完善國有科技創新平臺，實現設施設備共享，在盤活國有資產的同時，切實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水平。

（四）提升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建設水平，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服務

一是搭建具有成都特色、區域影響力、國際水準的科技成果展銷平臺。在全市科技應用創新服務平臺建設的基礎上，強化科技企業信息資源系統建立，加快知識產權市場交易體系建設，構建專利、商標、版權等知識產權展示交易平臺，強化科技企業成長全過程不同階段需求的服務。二是大力發展科技中介組織。按照“組織網絡化、功能社會化、服務產業化發展”原則，不斷增強科技成果化中介機構依靠市場謀求發展的動力和能力，充分發揮和完善技術服務、技術評估、技術經紀及信息咨詢、檢索、代理等方面的職能，有效促進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之間的聯合。

（五）建設“科技創新西部中心”和科技創新聯盟，推進創新集群發展

一是加快推進成都產業集群發展，為創新集群發展奠定產業基礎。推進成都工業差異化轉型發展總體部署，著力形成以高新區、經開區、天府新區核心載體，以電子信息、軌道交通、汽車、航空航天等重點產業發展集群，全面加快由產業集聚向產業集群的轉變，為成都推進創新集群發展奠定良好的產業基礎。二是創新園區建設和管理模式，加快科技創新集群發展。建議在未來“3+N”重點園區布局的基礎上，采取“園中園”的建設和管理模式，打造具有國際水準和全國影響力的“西部科技中心”。三是構建科技創新聯盟，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水平。對《成都制造2025規劃》確立的重點產業，充分利用政府財政資金投入、科技和產業政策制定以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的導向作用，引導形成“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科技成果轉化為基礎”的科技創新聯盟，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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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ree facets of facts： a new round of Worldwid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ing strategies of China， huge differences between Inland and Coastal Regions in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asp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Inland Region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lusters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hain.

Keywords： Inland Regions； Technology Transfer； Common Problems； Policy Suggestion.

（收稿日期：2017-04-06 責任編輯：垠 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