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距離對環境信息披露的非線性影響

姚圣++李詩依

摘要：從公共壓力傳導效力的視角，研究了消除地域因素影響的空間距離對環境信息披露的非線性影響機理。結果表明：企業管理層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受空間距離影響較大，且存在一個顯著的臨界點。在臨界點以內，出于獲得性印象管理的動機，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呈正相關；當空間距離超過臨界點后，出于保護性印象管理的動機，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呈負相關。進一步研究發現，當受到的外部壓力增加時，企業管理層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所需的空間距離顯著增加。

關鍵詞：環境信息披露；空間距離；公共壓力；地域因素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11

中圖分類號：F235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7-0050-04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Distance on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YAO Sheng，LI Shiyi

（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Abstract： Bas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ressure transmission， this paper tests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regional factorsadjusted distance on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stance affect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ignificantly to a certain degree. With the motive of assert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distan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ithin a certain point. With the motive of defens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distance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eyond the critical point. Further studies show that the sudden growth of public pressure will result in the increased distance which management needs for opportunistic behavior.

Key words：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istance； public pressure； regional factors

與財務信息相比，環境信息具有更典型的概率特征，不但事前難以觀測，而且事后難以驗證[1]。因而，管理層可利用該特征進行機會主義披露。一方面，目前環境保護是企業受到市場和社會接納的重要條件，在我國，政府既是環境信息披露規制的主要推動者，又是部分稀缺資源的分配者。出于獲得性印象管理的動機，管理層傾向于通過增加環境信息披露來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代理沖突。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管理層面臨著資源配置有限、成本變動敏感和信號傳遞失靈的壓力，造成其對環保投資和環境治理的懈怠。同時，環境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潛在的訴訟成本與更為嚴格的環境管制也會使得企業管理層不愿意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雖然同樣是機會主義披露，但兩者的披露方向是不同的，現有文獻對于管理層究竟何時披露較多環境信息、何時披露較少環境信息尚未進行深入研究。

事實上，無論信息技術多么發達，距離仍然會影響信息成本[2]。對監管者而言，遠距離意味著更高的監督成本[3]。因此，企業與政府監管部門的空間距離是決定管理層選擇何種機會主義披露方式的重要參考依據。一方面，地理距離容易誘發信息不對稱[4]，使得同一時刻不同距離的企業受到的政府關注程度不同，所受公共壓力不同質，進而對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行為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環保部門實際監管范圍有限，對遠距離企業環境信息的敏感程度較低，存在監管盲區。綜上所述，空間距離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應為動態非線性的。

1文獻回顧

關于環境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可劃分為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兩大類，其中，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規的頒布[5]、環境事件的發生[6]以及新聞媒體的曝光[7]等，內部因素主要包括財務特征[8]、公司治理[9～11]以及行業性質[12]等。

空間距離會影響信息成本，從而誘發信息不對稱。近年來經濟地理方面的文獻支持了空間距離對上市公司管理層行為的顯著影響，其中，對上市公司在空間距離影響下股利發放行為的研究居多。張瑋婷和王志強提出地域因素影響股利政策的路徑可能有“替代模型”和“結果模型”兩種：一是企業為了緩解遠距離所帶來的委托代理沖突而提高股利支付水平，二是企業為了應對遠距離所帶來的外部融資約束而降低股利支付水平[13]。

已有研究發現并證實了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其產生的原因與后果。與此同時，仍存在一些未解決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①內生性問題；②缺乏對外部公共壓力傳導效力差異性的考慮；③未涉及到空間距離的非線性影響。因此，本文以2008年《環境信息公開辦法》（后文簡稱《辦法》）的頒布實施作為公共壓力增加的“天然實驗”背景，基于公共壓力傳導效力差異的角度，研究空間距離對環境信息披露的非線性影響。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根據印象管理理論，人們往往存在對一些事件或事物（包括自我）的信息進行管理，從而影響或控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行為的傾向。Rosenfeld認為印象管理包括獲得性印象管理和保護性印象管理兩種形式，竭力爭取他人的積極評價是獲得性印象管理，為防止他人產生消極評價而采取防御性措施是保護性印象管理[14]?；讷@得性印象管理理論，在一定范圍內，企業距離地方監管部門越遠，通過披露環境信息來爭取更多資源的動機越強。具體來說，環境信息披露一直是政府倡導的事項，在政府監管部門監測范圍內，企業管理層認為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能夠被政府充分覺察，從而能夠自政府處獲得更多相對稀缺的資源。在此前提下，空間距離在臨界點左側與環境信息披露呈正相關。然而，由于監管部門對環境信息規制重視程度與人力物力有限，當空間距離超過政府監管范圍的臨界點后，政府的監管能力下降，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難以被政府充分覺察。另一方面，環境信息披露可能帶來的訴訟風險等潛在成本并未減少。此時，基于保護性印象管理理論，管理層一般傾向于披露較少的環境信息，且距離越遠披露環境信息越少。因此，在臨界點右側，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呈負相關?；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空間距離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呈倒U型關系。

對于臨界點的界定，是政府與眾多企業相互博弈均衡的結果。一方面，政府監管范圍受到外部公共壓力的推動，而我國的外部公共壓力主要來自于法律法規，因此，新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能夠擴大政府的監管范圍；另一方面，所受外部壓力的大小是企業管理層界定負向披露“轉折點”的主要因素?！掇k法》的頒布實施使得企業所面臨的公共壓力產生了大幅度變化，而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與其所受公共壓力正向相關（王霞等[10]）。因而，政府監管范圍增加會導致企業管理層選擇更遠的地方進行負向環境信息披露。由此推測，《辦法》實施后，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的倒U型曲線拐點將出現后移現象（如圖1所示）。結合上文對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關系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辦法》頒布實施后，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所需的空間距離顯著增加。

3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鑒于2007年和2008年分別是新會計準則和《辦法》開始實施的元年，會對研究結果形成干擾，本文以2004～2006年及2009～2011年度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為初始研究樣本，剔除ST類公司以及財務數據異常的樣本，最終得到5008個觀測值。數據主要來源于企業年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國泰安金融研究數據庫，數據處理采用Stata120。

31被解釋變量

環境信息披露（EID），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以制造業上市公司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為樣本，借鑒王霞等的研究[10]，根據環境信息的評分項目分類標準和國家環保部《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將環境信息劃分為十大類，并分別針對其存在性、具體性及貨幣性進行評分，之后求和得出總分。數據收集過程中采用雙人獨立評分的方式，兩名評分者給分不一致時交由第三人協調。經檢驗，最終評分結果的克倫巴赫α系數在09以上，說明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32解釋變量

空間距離（Distance），現有研究對距離變量的定義并不統一。Agarwal和Hauswald使用雅虎地圖計算企業到銀行的駕車距離與時間來衡量空間距離[15]。John等使用企業到主要城市的距離來衡量，并使用直接駕車距離與駕車距離加1的自然對數表示[2]。蔡慶豐和江逸舟將公司總部位于中心城市的公司賦值為1，其他公司賦值為0[16]。本文借鑒現有研究方法，使用百度地圖測量上市公司注冊地與地方環保部門之間的最短駕車距離，用該距離加1的自然對數表示路網距離，進入模型（1）。然后，取模型（1）回歸后的距離殘差作為消除企業所在地市場化程度、交通可達性及人口密度等地域因素影響之后的空間距離，進入模型（2）。

33其他變量

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一方面法制建設水平較高，地方政府對環境保護監管力度較大；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較高，公眾環保意識較強，因而，處于該地區的企業相對而言更加注重環境信息披露；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情況則與之相反。結合交通可達性、人口密度等對地方政府監管成本的影響，本文選用市場化程度、交通可達性及人口密度三個變量共同作為工具變量，對不同區域的空間距離進行調整，從而使得空間距離在不同區域之間具有可比性。其中，市場化程度（Market）依據樊綱等研究得出的市場化指數填列；交通可達性（Transport）為所在地區年末實有道路面積與地區總面積的比值；人口密度（Population）為所在地區年末總人口與地區總面積比值的自然對數。另外，參考現有文獻，選取如下因素作為控制變量：是否屬于重污染行業（Pollution）、是否單獨披露社會責任報告（CSR）、最終控制人類型（SOE）、成長性（Growth）、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及年份（Year）。

4實證分析

為了得到消除企業所在地市場化程度、交通可達性及人口密度等地域因素影響之后的空間距離，使得空間距離在不同區域之間具有可比性，本文構建第一階段回歸模型如下：

Distance=β0+β1Market+β2Transport+β3Population+ε（1）

為了檢驗消除企業所在地市場化程度、交通可達性及人口密度等地域因素影響之后的空間距離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機制，本文選取內容分析法得出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第一階段回歸的distance殘值作為第二階段回歸的解釋變量，構建第二階段回歸模型如下：

EID=β0+β1Distance2+β2Distance+β3Pollution+β4CSR+β5SOE+β6Growth+β7Size+β8LEV+ε（2）

兩階段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EID與 Distance2在 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 Distance在 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呈倒U型關系。倒U型曲線拐點左側，空間距離在政府監管范圍之內，由于受到較大的公共壓力，企業傾向于采用“獲得性印象管理”的方式通過多披露環境信息來爭取更多的資源；倒U型曲線拐點右側，空間距離超出地方政府監管范圍，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聯程度較弱，地方政府從企業獲取信息的成本較高，企業亦難以從地方政府獲取額外資源。此時，考慮到環境信息披露可能帶來的訴訟風險等政治法律成本，企業傾向于采用“保護性印象管理”的方式通過少披露或模糊披露環境信息來“明哲保身”，與本文的研究假設H1相一致。

為了克服模型內生性的影響，本文以《辦法》的頒布實施為“天然實驗”背景消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噪音，根據年份變量將全樣本拆分為《辦法》實施前和實施后兩組子樣本，對比《辦法》實施前后空間距離對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臻g距離在不同區域之間不可比所造成的影響在全樣本第一階段回歸已予消除，因而此處直接取全樣本第一階段回歸的distance殘差進入模型（2），回歸結果如表2的（2）、（3）列所示。全樣本、實施之前及實施之后三組樣本的駐點分別指各自倒U型曲線的拐點，根據空間距離（distance）的一次項、二次項系數及全樣本第一階段回歸得到的distance殘差計算得出。在《辦法》實施之后，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倒U型曲線的駐點由1835千米后移至3781千米，表明管理層在公共壓力突然增加的情況下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所需的空間距離顯著增加，與本文的研究假設H2相一致。

由于重污染行業的環境信息受到外部關注程度更大，因此，本文將《辦法》實施后的樣本分為重污染行業和非重污染行業兩組，重新運行模型（2），得到回歸結果如表2的（4）、（5）列所示。重污染行業組的回歸結果與全樣本基本一致，而非重污染行業組的空間距離一次項、二次項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屬于重污染行業的企業具有更明顯的利用空間距離進行環境信息機會主義披露的傾向。重污染行業分組回歸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假設H1。

上文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地方政府監管力度的強弱。在國內“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可能將更多的精力投射在企業對地方經濟增長的貢獻上，從而放松對企業環境責任履行情況的監管。據此，本文將《辦法》實施后的樣本分為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兩組，回歸結果如表2的（6）、（7）列所示。東部地區組的回歸結果與全樣本基本一致，西部地區組的空間距離一次項系數不顯著，假設H1同樣得到支持。假設H2是從解決內生性問題的角度出發對假設H1進行的補充，在此不再對假設H2進行穩健性檢驗。

5結論與建議

本文對空間距離與環境信息披露之間的非線性影響進行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以《辦法》的頒布實施為“天然實驗”背景，選取2004～2006年度以及2009～2011年度共5008個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觀測值為研究對象，在消除地域因素影響的基礎上，檢驗了空間距離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①空間距離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呈倒U型關系；②當企業受到的公共壓力突然增加時，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所需的空間距離顯著增加。為了控制企業管理層機會主義披露行為，提升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應在以下兩個方面加強監管：①實施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嚴格限定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內容、形式及時間等，減少管理層的可操縱空間；②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監管職能，加強對駐點以外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行為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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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