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區居民代謝健康型肥胖的患病率及影響因素

王佳麗　陳祚　張林峰　王馨　董瑩　聶靜雨　鄭聰毅　邵瀾　田野　王增武

[摘要]目的探討新疆地區居民代謝健康型肥胖（MHO）的患病率及影響因素。方法2015年至2016年期間，采用分層多階段隨機抽樣，選取新疆地區35～80歲調查對象4627人，有效數據3456（74.69%）人。肥胖和代謝狀態分類基于體質指數（BMI）和代謝異常組分的數量。結果調查人群中MHO患病率為16.09%，肥胖人群MHO患病率為59.15%。女性中MHO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P<0.01），男性中未見該趨勢

0.05）。農村居民MHO比例顯著高于城市（64.75%vs.43.27%，P<0.01）。漢族（OR=0.33，95%cI：0.23～0.45）、腰圍（WC）增加（每5cm）（OR=0.80，95%cI：0.73～0.88）與MHO患病風險下降相關，中度職業體力勞動（OR=2.92，95%CI：1.75～4.88）與MHO患病風險增加相關。調整內臟脂肪指數（VFI）模型中，VFI升高（OR=0.80，95%CI：0.73～0.88）與MHO患病風險下降相關。結論新疆地區35～80歲居民MHO患病率較高。年齡、民族、中度職業勞動強度、WC和VFI與肥胖人群的代謝狀態有關。

[關鍵詞]代謝；肥胖；患病率；危險因素；新疆地區

中圖分類號：R181；R5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16X（2017）0B-0164-06

doi：10.3969/j.issn.1009-816x.2017.03.02

肥胖是高血壓、2型糖尿病、血脂異常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同時與慢性疾病死亡率增高相關。然而，并非所有肥胖患者的代謝疾病風險均增加。某些肥胖人群并未伴有血壓、血糖升高、血脂異常等代謝異常，這類肥胖稱為“代謝健康型肥胖”（metabolically healthy obese，MHO）。研究顯示，MHO人群的心血管死亡率和全死因死亡率均低于代謝異常型肥胖（metabolicallv abnormal obese，MAO）患者。美國人群MHO患病率為9.70%，占肥胖人群的31.70%。中國人群MHO患病率為3.91%，占肥胖人群27.90%。新疆地區居民肥胖及腹型肥胖患病率較高[9l。然而，關于MH0流行病學的調查研究較少，目前尚未有大規模具有代表性的抽樣調查研究報道新疆地區MH0患病情況。本文旨在分析新疆地區35～80歲人群MH0患病情況及影響因素。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本研究調查對象來自于2014年公益性行業專項“西藏與新疆地區慢性心肺疾病現狀調查研究”。此次調查采用分層多階段隨機抽樣。首先在新疆自治區內按城鄉分為2層，在每層內采用與容量大小成比例的概率（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PPS）抽取所需數量的區/縣；然后在每個被抽中的區/縣中采用簡單隨機抽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SRS）方法抽取2個街道/鄉鎮；再在每個被抽中的街道/鄉鎮中采用SRS法抽取3個居/村委會；最后在被抽中的居/村委會中分性別、年齡采用SRS方法隨機抽取調查15歲及以上個體，并對35歲及以上個體采集空腹血標本。共抽取新疆7個區縣，2個城市地區，5個農村地區。本研究實際人選35～80歲調查對象4627人，對完整且有效數據3456（74.69%）人進行分析。本項研究通過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與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方法：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收集資料。調查內容包括問卷調查、體格檢查和實驗室檢查。調查問卷內容包括：（1）基本信息：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行為習慣（吸煙、飲酒等）；（2）疾病史：如高血壓、糖尿病、血脂異常等。體格檢查：（1）血壓：本次血壓測量主要采用電子血壓計（歐姆龍HBP-1300），要求調查對象在測量前30分鐘內禁止劇烈活動或飲茶咖啡等興奮性飲料，選擇測量右上臂血壓，測量前靜坐5分鐘。需連續測量3次，每兩次間隔30秒，取3次的平均值作為個體血壓值；（2）體重、體脂：采用體重體脂測量儀（歐姆龍V-BODY HBF-371）測量。體重體脂測量儀采用生物電阻抗法（bioelectrical impedanceanalysis，BIA）測量和計算身體脂肪率（body fat propor-tion，BFP）和內臟脂肪指數（visceral fat index，VFI），研究表明此類儀器可以準確地測量BFP和VFI；（3）身高、腰圍：采用標準身高計測量身高，統一的腰圍尺測量腰圍（waist circumference，WC）。按照身高和體重計算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BMI），BMI：體重（kg）/身高（m）²。實驗室標本：采集空腹12小時血標本，測量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等生化指標。所有標本先保存于-70℃冰箱，由統一的實驗室進行化驗檢測。所有生化檢查采用美國貝克曼庫爾特有限公司（Beckman Coulter，Inc.）AU400自動生化分析儀，試劑也為該公司制作。血糖采用葡萄糖氧化酶一過氧化物偶聯體系（GOP-POD）方法測定，血脂采用酶法測定。

1.3診斷標準：參照《中國成人超重和肥胖癥預防控制指南》對不同BMI分類和定義：正常體重（BMI 18.5～23.9kg/m²）、超重（BMI 24.0～27.9kg/m²）、肥胖（BMI≥28.0kg/m²）。參照《中國血脂異常指南》將男性腰圍≥90cm，女性腰圍≥85cm界定為中心性肥胖。代謝異常組分包括：（1）血壓升高：收縮壓≥130mmHg或舒張壓≥85mmHg，或服用降壓藥物；（2）血糖水平升高：FI≥5.6mmol/L，或服用降糖藥物；（3）甘油三酯水平升高：TG≥1.70mmol/L；（4）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水平降低：<1.04mmol/L；（5）MH0定義為肥胖（BMI≥28.0kg/m²）合并上述代謝異常組分數量≤1，MAO定義為肥胖合并代謝異常組分數量≥2。

吸煙定義為平均每日吸煙1支及以上，連續吸1年以上。飲酒定義為最近1個月每周至少飲酒1次。

1.4質量控制：采用統一的調查方案、手冊及問卷。所有相關工作人員均通過集中培訓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參加調查。數據由項目組統一核查、整理。1.5統計學處理：采用SAS 9.3版進行數據整理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使用（x±s）表示，兩組比較采用t檢驗，多組比較采用ANOVA檢驗，兩兩比較采用Bonferroni法；計數資料用例數（%）表示，采用γ²檢驗比較，率的趨勢比較采用Cochran-Armitage趨勢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調查對象的一般資料：該研究一共納入新疆地區35～80歲人群3456人，男性1659人，占48.00%。肥胖患病率為27.20%，中心性肥胖率為57.03%。該人群中MHO患病率為16.09%，男性229例，占13.80%，女性327例，占18.20%，見表1。

2.2肥胖者中不同年齡段、性別、城鄉的MH0患病率：肥胖人群中MH0患病率為59.15%。女性MH0患病率顯著高于男性（64.62%vs.52.76%，P<0.05）。女性中MH0患病率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P<0.01），而男性未見該趨勢（P>0.05）。農村居民MH0患病率顯著高于城市（64.75%vs.43.27%，P<0.01）。城市居民中男女性肥胖患者中MH0患病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MHO影響因素分析：先對自變量性別、年齡、民族、吸煙、飲酒、職業勞動強度、肥胖相關疾病家族史等進行單因素分析，見表3。結果表明，與MAO患者相比，MHO患者在自變量年齡、性別、民族、吸煙、飲酒、職業勞動強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以是否患有MHO為因變量，以年齡、性別、民族、吸煙、飲酒、職業勞動強度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年齡增加、漢族（OR：0.41，95%CI：0.30～0.56）、吸煙（OR：0.63，95%CI：0.43～0.91）與MHO患病風險下降相關，中度職業體力勞動（OR=2.63，95%CI：1.57～4.41）與MHO患病風險增加相關。納入腰圍（每5cm）模型中，腰圍每增加5cm，MHO患病風險下降20%（OR=0.80，95%CI：0.72～0.88），此時吸煙與MHO無關聯；納入VFI模型中，VFI每升高一個等級（按三分位數將VFI分為低中高3個等級），MHO患病風險下降22%（OR：0.78，95%CI：0.64～0.95）；而納入BFP模型中并未發現BFP與MHO的顯著關聯。

3討論

本研究顯示新疆地區35～80歲居民肥胖患病率為27.20%，MHO患病率為16.09%，肥胖人群中MHO患病率為59.15%，MAO患病率為40.85%。說明新疆地區肥胖較為嚴重，半數以上肥胖人群表現代謝健康狀態。肥胖人群中，年齡增加、漢族、WC增加、VFI升高以及吸煙與MHO患病風險下降相關，中度職業體力勞動與MHO風險增加相關，即年齡增加、漢族、WC增加、VFI升高與肥胖人群中代謝異常狀態有關。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飲食，蔬菜水果攝入較少，可能是新疆地區肥胖問題較為嚴重的主要原因。

由于研究對象特征不同，以及代謝健康和肥胖的定義不一致，現有研究報道的MHO患病率范圍不等。本研究顯示，新疆居民MHO患病率為16.09%，肥胖人群中超過1/2表現為MHO，高于大部分歐美研究。Wildman等報道20歲以上美國人群和肥胖患者MHO患病率分別為9.70%和31.70%。瑞典一項對35～75歲人群的研究顯示，根據不同MHO定義，男性MHO患病率范圍為3.30～32.10%，女性為11.40～43.30%，其中最接近本研究的定義估計的MHO患病率為男性39.00%，女性30.10%。我國35～72歲普通人群和肥胖人群中MHO患病率分別為3.91%和27.90%，低于新疆地區。其樣本未包含新疆居民，研究對象主要來自我國東部地區可能與其MHO患病率低于本研究有關。新疆地區MHO患病率也高于其他亞洲人群，如日本和印度，其普通人群和肥胖人群中MHO患病率分別為8.89%和44.06%，13.30%和47.33%。造成新疆地區MHO患病率較高的原因可能是新疆為多民族聚居地區，且由于氣候環境等原因，當地居民生活飲食習慣較獨特。

無論采用何種MHO定義，多數研究均顯示男性和女性MHO患病率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本研究肥胖女性MHO患病率隨著年齡上升呈下降趨勢，男性未觀察到該趨勢。年輕男性MHO患病率較女性低，35～44、45～54歲年齡段中肥胖男性健康代謝型患病率低于肥胖女性，而55～80歲人群中患病率無性別差異。該結果可能與體重、體成分中脂肪含量隨著年齡上升而增加，女性激素水平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尤其絕經后雌激素水平下降、腹部脂肪堆積有關。本研究還發現新疆農村地區MHO比例高于城市，農村居民MHO患病率存在性別差異，而城市居民無差異?？赡芘c城市地區膳食脂肪和酒精等攝入量高于農村，且農村居民職業性體力勞動強度較大有關。

本研究顯示，部分人口學特征和行為方式與MHO有關。適度體力活動可減輕但并不能消除肥胖對心血管健康的不利影響。大量研究顯示，適度體力活動與MHO呈正相關。本研究結果與之一致。漢族MHO患病風險比其他民族（主要為哈薩克族、蒙古族、回族和維吾爾族）低67.00%。漢族和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及遺傳因素等差異可能是漢族MHO患病率較低的原因之一。WC增加與MAO患病風險增加相關，與大部分研究結果相同。然而有研究顯示WC增加與MHO患病風險降低并無顯著關聯。WC增加可能是腹部皮下脂肪或者內臟脂肪或兩者均增加導致，僅通過WC并不能分辨皮下脂肪和內臟脂肪對MHO的影響。本研究中調整VFI模型結果顯示，VFI增加與MHO風險下降有關。提示內臟脂肪含量增加與肥胖患者代謝異常風險增加有關。本研究中調整BFP的模型中未觀察到BFP與MHO的關聯，可能與肥胖人群BFP均較高有關。提示肥胖人群中控制腰圍的同時不能忽視對內臟脂肪含量的關注。

本研究基于大規模且具有代表性的抽樣調查，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盡管研究對象具有代表性，但對MHO患病率的民族差異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第二，研究缺乏飲食相關資料；第三，研究為橫斷面調查，對因果推斷具有局限性，因此MHO與其影響因素的深層關系需要前瞻性研究進一步證實。

MHO的心血管事件風險雖然低于MAO，但仍較高，提示MHO并不是一個健康狀態。新疆地區MHO患病率較高，提示在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控制肥胖同時，應積極監測相關代謝指標及其變化，如血壓、血糖和血脂，以期降低總體心血管疾病風險。其次，解決肥胖問題時不能“一刀切”，需結合體型和代謝類型對肥胖進行分層，針對性制定治療和干預措施更有利于肥胖及相關代謝性疾病的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