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研究

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彭桃英 龍京京

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研究

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彭桃英 龍京京

本文選取2007-2014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從企業間社會關系視角考察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研究表明：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當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處于同一行業時,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越強；當連鎖董事作為目標公司的內部董事而非外部董事時,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越強。

連鎖董事 董事聯結 內部控制質量

一、引言

企業內部控制是由企業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全體員工共同實施的，旨在實現控制目標的過程。董事會負責內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運行，是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內部控制行為決策、內部控制監督和管理運行的核心。隨著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和社會經濟網絡的交織與融合，企業網絡關系競爭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目前，通過建構各種層次和類型的關系網絡來提升自身的資源掌控能力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共識。連鎖董事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一種重要企業關系網絡，它是指同時擔任兩家或多家公司董事會職務的董事。企業之間由于共同擁有連鎖董事而產生聯結關系，進而形成連鎖董事網絡。盧昌崇等（2009）研究表明，近些年來我國A股上市公司中存在連鎖董事現象的企業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比例超過70%。公司間不僅依靠連鎖董事形成連結和紐帶，董事會網絡中的知識分享、信息傳播和經驗學習等行為也依靠連鎖董事產生的渠道。連鎖董事聯結這種關系對企業的決策和管理有很大影響。鑲嵌于社會經濟制度框架中的連鎖董事網絡，已成為企業拓展外部生存空間和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工具。董事會對企業內部控制的影響，現有研究主要是從董事會的結構和性質以及董事個人特征兩個層面加以回答：雷輝等（2014）發現，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的規模、會議次數、獨立董事比例、領導權結構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司內部控制質量。池國華等（2014）認為，企業高管的背景特征是影響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重要因素，且其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程度因高管背景特征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Allegrini等（2013）研究發現，董事會的勤勉程度越強，董事會規模越大，公司自愿性披露的程度就越高，而存在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現象的公司，其自愿性披露的水平較低。珠海珳等（2010）認為，良好的董事會治理結構是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合理設計與有效執行的保證。內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通常獨立董事人數偏少，董事會繁冗，且兩職合一的情況出現較多。Yi-Hsien Wang等（2010）認為，機構董事持股比例越高，兩職合一的董事會領導結構越多，公司出現舞弊的可能性越低。Hoitash等（2009）認為，內部控制質量與董事會性質有關，董事會的強度與內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負相關。陳曉陵等（2008）發現，公司的治理結構，如股東大會出席率、董事會規模、監事會規模、管理層的誠信道德情況等對公司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影響。李瑞生（2003）認為，實施獨立董事制度，是強化公司內部控制的有力措施。

現有研究多從企業層面或者治理者、管理者個人層面研究董事會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但大多僅關注公司治理結構、董事成員的自然屬性（專業知識、工作能力等），并沒有考慮到董事成員的社會關系屬性，很少有文獻關注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可能的影響。而在我國，通過社會網絡關系來獲取信息、資源和便利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因此，從社會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我國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因素在此種背景下顯得尤為必要。在公司內部控制體系中，董事會處于關鍵的地位，那么作為董事會重要成員的連鎖董事，對企業的內部控制行為有怎樣的影響？存在董事聯結的企業之間內部控制質量是否存在相似性？這是本文致力于解答的問題。與現有的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研究視角方面，基于企業社會網絡理論，本文從社會網絡視角分析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因素，嘗試檢驗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是對內部控制理論研究的補充和擴展；第二，實踐啟示方面，有利于從董事會關系層面去研究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可以為上市公司董事候選人員的選擇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最大限度地發揮董事會的作用，進而提高內部控制質量，改善公司治理狀況；有助于有關部門在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時，留意企業所處社會關系情境，幫助準則制定者完善內部控制相關準則并進行效果評價，提高整個社會網絡中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維護市場秩序。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上市公司在商業活動中會充分利用關系網絡來開拓市場、獲取資源和管理企業。連鎖董事聯結便是這些關系之一。企業之間以連鎖董事為依托形成了聯結關系，連鎖董事作為這些關系的代理人，為其聯結的企業提供其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對公司的決策起著重要作用。連鎖董事對內部控制的制度設計、相關決策和有效性的監督都會產生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說明：

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的信息影響。連鎖董事是一種非常有效可靠的直接信息渠道。內部控制涉及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各個方面，具有極強的專業性，且公司內部控制的經驗和技巧很難通過直接觀察的方式學習。雖然現在可以通過發達的電視、網絡、期刊報紙等媒體獲取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有關的信息，但這些途徑不如連鎖董事聯結這一渠道具有時效性和生動性。我國目前缺乏健全的法律體系來規范企業行為，企業經由某些正規途徑取得信息所付出的代價往往較高，因此企業間的連鎖董事聯結就可以充當“私密”的交流渠道。連鎖董事能夠幫助傳遞實現內部控制有效性的相關經驗和技巧等“隱性信息”。這種第一手資料要比其他渠道獲得的信息更具影響力，作為其他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決策實踐、監督管理和執行過程的親歷者，連鎖董事在這些方面的信息傳遞作用更加直接并可靠。Stuart（2010）等研究發現，兩家公司得到私募股權投資的機會相當，是因為存在某公司董事先后任職于這兩家公司，反映出連鎖董事網絡的信息傳遞功能。Davis和Greve（1997）通過案例研究的方法發現，由決策者形成的關系網絡對公司治理手段的傳播和公司治理創新方法的擴散有顯著的影響。這些研究都表明連鎖董事作為直接信息渠道的有效性。

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的社會影響。社會鑲嵌理論認為，社會個體的行為受到所處社會網絡的影響，社會個體決策過程中，除專業判斷外，還會和所處的社會網絡環境交換信息并受其影響。并且，互相聯結的主體在社會網絡的影響下行為和觀點會趨于同質化，在面對不確定性高的環境時尤為明顯。Battiston et al.（2003）通過建模的方式研究了連鎖董事網絡是如何在公司之間傳遞決策的，得出董事做出決策的機制符合羊群效應的證據。連鎖董事聯結的關系網絡,使得企業之間可以利用獲取的信息、協調關系、整合資源。2010年發布的《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中涉及到方方面面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和企業行為的決策，如組織架構的設計；長期發展目標與戰略規劃的制定；企業組織生產經營人員的選聘；資金活動中的籌資、投資、營運決策等。董事會對內部控制的設計、決策和監督行為也會受到連鎖董事聯結關系網絡的影響。通過將自己的行為嵌入到了董事會中，連鎖董事影響著董事會對公司內部控制的相關行為。目標企業的董事會在推理和決策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固定思維模式的限制，導致決策判斷并非完全理性，而目標企業的連鎖董事可以將其在聯結企業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傳達到目標企業的決策和管理中去，聯結企業的信息便成為目標企業內部控制相關決策與管理的有利參考。連鎖董事通過輸送社會信息資源，能夠對塑造和改變董事會的管理和決策行為模式起到關鍵作用，也將導致二者的內部控制質量趨同。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越高,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也會越高

企業所屬的行業特征是其內部控制制度建立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同行業有著不同的行業性質，其內部控制的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等要素也會各有側重。例如，當企業開展風險評估活動時，不同行業面臨不同的內部風險和外部風險，企業對風險的識別和控制有所差別。行業政策的鼓勵產生激勵作用，行業政策的限制產生抑制作用，身處同一行業內的企業，因為外部市場環境和內部行業性質的一致性，其積累的管理和決策的經驗通常更能相互適應，因此處于同一行業的兩家企業對于外部行業環境更容易產生想似的看法。同一行業的兩家企業會在相同的行業政策的框架內來考慮企業的內部控制建設。同行的建議或經驗，對董事會在這種行業大環境下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和進行相關決策有著更重要的影響力。企業董事在面臨內部控制問題時，更可能認同同行對該問題的看法，聯結企業內部控制制定和實施經驗會對目標企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董事在面對不確定因素的決策時常將同行業企業作為參照物。當目標企業董事獲得同行的內部控制經驗后，目標企業高管可能更傾向于進行學習模仿。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如果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處于同一行業，那么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會增強

公司董事會成員可以分為外部董事和內部董事。外部董事多為獨立董事。他們大多有其主要職業，與公司幾乎沒有利益往來，并且與其他董事的互動交流較少。內部董事則常作為公司管理層，行使管理職權。根據董事在目標企業的身份，董事間的聯結關系劃分為內部連鎖董事聯結和外部連鎖董事聯結。從聯結關系角度，謝德仁（2012）認為，連鎖董事聯結主要通過董事之間各種場合的溝通和交流發揮作用，但是，同樣作為連鎖董事的外部董事和內部董事，交流方式卻不同。作為外部的獨立董事，其精力并不全在任職單位，知識背景與內部董事相比有較大差異，能夠給企業帶來多元化和異質化的信息和資源，常充當董事網絡之間的橋梁。然而，獨立董事與其他董事之間的溝通和交流較少，主要通過各種董事會議對公司事務做出獨立判斷而不參與實際管理，這就降低了由其帶來的資源和信息的影響力，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十分有限。相對于外部董事而言，一旦內部董事充當了連鎖董事，內部董事可以比外部董事帶給企業更多異質化的信息。由于內部董事之間穩固和持久的關系，以及更多的交流，信息和資源的使用效率及影響力會提高，對公司決策和管理產生影響也更容易，從而影響到內部控制質量。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與外部連鎖董事聯結相比，內部連鎖董事聯結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程度更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14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的數據來自“迪博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樣本總體以及公司資產規模、盈利能力、董事會特征、行業信息、歸屬地區信息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本文將存在連鎖董事聯結關系的企業兩兩配對作為初始樣本，處理方法如下：從國泰安研究服務中心獲取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名單，同時匹配公司相應董事會、監事會、高管成員的名單。遺漏的數據從CSMAR數據庫和新浪網進行補遺。對于2007-2014年間任一年份的連鎖董事聯結數據，以存在兼任現象的董事會成員為起點，將同一董事兼任的公司進行兩兩配對。剔除異常數據、重復數據與缺失數據的樣本，最終得到46592個有效樣本。

（二）變量定義與模型模型 為了檢驗前述假設，本文研究模型設定如下：

模型的因變量為目標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IC_f，自變量為聯結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IC_t。內部控制質量（IC）以迪博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作為替代變量，該指數涵蓋企業戰略執行結果、經營回報、信息披露真實完整性、經營合法合規性、資產安全性這五方面，并且根據內部控制重大缺陷進行補充與修正，充分反映了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形成的兩兩企業間關系中，將哪一家企業認定為目標企業或聯結企業是隨機的，為了避免對檢驗結果產生系統性影響，樣本總體采用全樣本，既包括A—B，也包括B—A?？刂谱兞恐蠸ize、ROA、Growth、Lev、Age、Board、Dual、First分別為目標企業的企業規模、企業盈利能力、企業成長性、財務杠桿、上市年限、董事會規模、兩職合一情況、股權集中度?？刂谱兞慷x如表1所示。

表1 控制變量定義表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對模型涉及的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從表2可知，內部控制質量最大值為985.6，最小值為8.97。說明樣本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狀況差異較大，反映出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層次迥異的現狀。企業規模、企業盈利能力、企業成長性、資產負債率等數據均值和標準差均在合理范圍內。上市年限最長24年，最短1年，平均10年左右，標準差為6.25，樣本差異較大。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極大值為22人，極小值為4人，平均值為9.3人，我國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人數規定應為5-19人，說明大多數公司董事會規模符合這一要求。董事會人數標準差為2.13，樣本差異較小，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的平均規模適中。在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設立方面，均值為0.206,說明有20.63%的公司存在兩職合一的情況。兩職兼任標準差為0.4046，上市公司間兩職兼任的差異不明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最高為89.4086%，最低為0.0365%，均值為33.44636%,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相對比較集中，標準差為17.34044，樣本仍存在較大差異。

表2 關鍵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相關性分析 為了初步了解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的相關性，本文做了Pearson相關系數矩陣，如下表3。從表3可以看出，除極個別值外，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均小于0.5,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解釋變量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IC_t）與被解釋變量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IC_f）的相關系數為0.0974，在10%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越高,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越高，與假設一致。在控制變量中，大部分控制變量均與被解釋變量存在相關性，說明在驗證連鎖董事聯結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過程中，有必要對這些變量加以控制。

表3 研究變量的相關性系數表

（三）回歸分析 根據前文建立的模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檢驗本文提出的三個假設。第一步，用最小二乘法（OLS）檢驗所選控制變量的有效性，并把該組回歸作為基準組（表4，模型1）；第二步，加入自變量聯結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與控制變量一同納入回歸，得到新的回歸結果（表4，模型2），同時觀察變量的符號方向和顯著性變化情況。從表4的回歸結果中可知，模型2在納入自變量后，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與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模型2的擬合優度達到0.2544，高于模型1的擬合優度，模型2的F值為961.92，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些結果說明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印證了假設1。

假設2在驗證聯結企業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時，對樣本是否處于同一行業進行了區分，被解釋變量IC_f和解釋變量IC_t所屬的公司在同一行業的劃分為一組，非同一行業的劃分為另一組。表4中模型3和模型4是基于相同行業樣本得到的回歸結果，模型5和模型6是基于不同行業樣本得到的回歸結果?；貧w過程如下：第一步，將因變量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與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得到模型3和5；第二步，加入自變量聯結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與控制變量一同納入回歸，得到模型4和6，觀察變量的符號方向和顯著性變化情況，得出依據行業分組后的回歸結果。在表4中比較模型4和模型6可知同一行業樣本中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變量的斜率要大于非同一行業樣本，模型4中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為0.0879。而模型6中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為0.0537。同一行業聯結企業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程度要強于非同一行業聯結情形，即聯結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與同行業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具有更強的正相關關系。模型3-模型6的F值分別為127.26，121.59，631.86，578.9，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假設2得證。

假設3在驗證聯結企業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時，將樣本分為內部聯結和外部聯結兩組，被解釋變量IC_f和解釋變量IC_t所屬的公司樣本為內部聯結關系的劃為一組，為外部聯結關系的劃分為另一組。表4中模型7和模型8是基于內部聯結樣本得到的回歸結果，模型9和模型10是基于外部聯結樣本得到的回歸結果?；貧w過程如下：第一步，將因變量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與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得到模型7和模型9；第二步，將自變量聯結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與控制變量一同納入回歸，得到模型8和模型10，考察變量的符號方向和顯著性變化情況，得出了依據內外部聯結分組后的回歸結果。在表4中比較模型8和模型10的結果可知內部聯結樣本中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回歸系數大于外部聯結樣本的系數，模型8中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為0.0633。而模型10中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為0.0551。由此可見，內部聯結類型的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與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具有更強的正相關關系。模型7，8，9，10的F值分別為390.25，358.30，417.89，384.65，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假設3得到證明。

表4 回歸結果匯總表

五、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聯結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相聯結的企業之間內部控制質量具有趨同性，并且這種聯結的影響與企業所在行業和聯結方式有關，當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處于同一行業時,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越強。當連鎖董事作為目標企業的內部董事而非外部董事時,聯結企業與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越強。

本文也得到了以下啟示:首先，企業間內部控制經驗的分享有助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發揮董事會的作用，改善公司治理狀況。其次，上述發現也為董事會的建設帶來了有益參考，由于連鎖董事在其他企業的兼任經驗會對目標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的影響，并且相同行業和內部董事聯結背景會增強內部控制活動的企業間影響，因此企業在進行董事會的構建時，需要特別注意董事會成員在其他企業的任職經歷，這些董事所任職的行業特征、企業特點以及任職企業數量等都可能對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產生影響。再次，對于監管機構來說，熟悉企業所處的社會關系情況，有助于監管部門在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時，評價其是否符合制定的初衷，有助于完善內部控制相關準則，維護市場秩序并提高整個社會網絡中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本文只對較為正式的董事聯結關系進行了考察，而董事成員間還可能存在親屬關系、朋友關系、校友關系、同鄉關系等其他關系，這些聯結關系也可能會影響到目標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但不影響本文的結論。囿于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本文未予考察這些聯結關系。其二，考慮到數據準確性和研究的可重復性，本文的研究樣本僅限于上市公司，因此將結論外拓于非上市公司的外部效度還有待進一步檢驗。

［1］盧昌崇、陳仕華：《斷裂聯結重構：連鎖董事及其組織功能》，《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2］雷輝、劉嬋妮：《董事會特征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基于我國A股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研究》，《系統工程》2014年第9期。

［3］池國華、楊金、鄒威：《高管背景特征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研究——來自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會計研究》2014年第11期。

［4］朱海砷、閏賢賢：《董事會治理結構對企業內部控制影響的實證研究——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經濟與管理》2010年第24期。

［5］程曉陵、王懷明：《公司治理結構對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影響》，《審計研究》2008年第4期。

［6］李端生、李征：《獨立董事制度與內部控制研究》，《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3年第25期。

［7］謝德仁、陳運森：《董事網絡：定義、特征和計量》，《會計研究》2012年第3期。

［8］Marco Allegrini，Giulio Greco．Corporate Boards， Audit Committees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Evidence from Italian Listed Companies．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2013．

［9］Wang Y-H，Chuang C-C，Lee S-Y．Impactof Compos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 of Dirertor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on Fraud．Afr．J．Bus．Manage，2010．

［10］Udi Hoitash，Rani Hoitash，Jean C Bedard．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A Comparison of Regulatory Regimes．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

［11］Toby E Stuart，Soojin Yim．Board Interlocks and the Propensity to Be Targeted in Private Equity Transac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

［12］Davis Gerald F，Greve Henrich R．Corporate Elite Networks and Governance Changes in the 1980s．The 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1997．

［13］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

［14］Battiston S，Weisburch G，Bonabeau E．Decision Spread in the Corporate Board Network．Advances in Complex Systems,2003．

（編輯 彭文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