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誕生地、革命圣地、建黨精神：上海歷史內涵

齊衛平

[摘 要]

中國共產黨誕生上海是諸多要素合力的結果，在所有要素合力中，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最為重要。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重要的不是地點選擇，而是屬性依賴。誕生地與起航地是連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也從上海起航。上海是黨歷史實踐的第一個革命圣地，其特點是以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孕育和誕生，成為先進力量和先進思想的代表之地。上海革命圣地凝結著建黨精神。上海建黨精神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真。

[關鍵詞]

誕生地；第一個革命圣地；上海建黨精神；紅色基因

[中圖分類號] D2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7）08-0031-04

探究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密鑰，解析它的組織基因是一個重要路徑。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上海，賦予馬克思主義政黨鮮明的紅色基因。勝于國內其他地方的獨特條件不僅展示了上海誕生中國共產黨的哺育作用，而且打造了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革命圣地的歷史價值，建黨精神是上海作為革命圣地的集中體現。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上海的歷史邏輯

自政黨成為近代社會演進的產物起，盡管紛繁變化的政治舞臺上不免有政黨亂象的出現，但組建一個政黨決不是隨意的歷史結果。任何政黨在什么情況下誕生和為什么在這個地方誕生，都有其必然的道理。

政黨組織的誕生有個孕育的過程。中國共產黨的孕育肇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宣告誕生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國社會歷史鏡頭的一個突出映像是新生中華民國窘境的暴露。中華民國“共和其名，專制其實”的政治沒有給人以送舊迎新的社會觀感，一場歷史巨變沒有贏得中國脫胎換骨的契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命運依然與中華民族相伴隨。孫中山為此受到很大的打擊，他明確認為革命沒有成功，下決心要組織“二次革命”。不滿社會現實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對中華民國的共和政制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和動搖，于1915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試圖把脈中國癥結，為中國社會向何處去覓尋一條新的道路。顯然，中國社會在等待新的革命，歷史在呼喚新的變革。

中國革命演進的歷史邏輯以基本要素的創造為鋪墊。五四運動爆發前后的幾年里，國內外形勢變動滋生了中國革命新生機的預兆。一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使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形態受到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關注；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內產業發展，使工人階級作為一支革命替代性力量得到成長壯大。五四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具有特殊的歷史涵義空前的愛國主義運動，表現了中華民族新的偉大覺醒。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是這個偉大覺醒的歷史產兒，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做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上海成為中國革命演進歷史邏輯的起點，是因為它具備了先進政黨孕育誕生的基本要素。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基礎上誕生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上海為它的創建之地，是因為它集中了創建先進政黨的諸多優勢。近代意義上的政黨在世界上出現，與兩樣東西有關，一是先進生產力，二是先進文化。西方機器化生產催生的產業革命和文藝復興帶來的思想革命，創造了政黨最先孕育發展的歐洲地緣。近代中國植入政黨政治在辛亥革命前后，中華民國初年各種政黨蜂擁而立，但停留于權力爭奪的政治亂象，因此，新生的民主共和國家只能成為徒有虛名的空殼。1920年5月，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等人在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商議組織共產黨，表現了另起爐灶的建黨志向。這個歷史舉動發生在上海，與生產力和文化的先進地域政治有內在關系。

中國共產黨誕生上海是諸多要素合力的結果，如交通便利和知識精英匯集的優勢、印刷條件良好和思想傳播的優勢、租界制度空隙和有利秘密建黨的優勢，等等。在所有要素合力中，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最為重要，中國共產黨孕育誕生過程中，上海在體現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方面領先當時國內任何其他地方。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生長、發育和成熟的標志性城市。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夕，上海各業工人占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全國產業工人中上海占將近五分之一的比重。從質量上看，上海工人階級政治上的成熟也相對領先于全國。研究中國工人運動的美國專家裴宜理說：“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影響，在所有中國城市中，以作為產業中心的上海最為顯著?！盵1]五四運動中，上海工人罷工斗爭顯示的強大威力突出表現了成熟的政治覺悟。上海是近代中國西方文化輸入中國最為集中的窗口，海納百川賦予它特有的城市品性，先進文化在上海匯集，輻射全國。新文化運動發源于上海，馬克思主義傳播熱潮萌發于上海，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頻繁活動于上海。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促成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歷史緣分，也造成了中國革命演進以上海為新起點的歷史邏輯。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是宣告正式成立的標志。從7月23日到8月初中共一大會議期間，共召開了7次會議，其中6次會議在上海，最后作為閉幕結束的會議轉移到嘉興。黨的建立之所以結緣嘉興，是因為30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時發生法租界巡捕房暗探闖入的意外情況，從安全考慮，代表們決定轉移會場。會議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到她的家鄉嘉興繼續會議未了的議程，于是就在嘉興南湖一條小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會議結束的任務。這個過程表明，在上海建黨是事先確定的計劃，中共一大會議到嘉興閉幕不是原計劃的安排，意外的插曲為嘉興鑄上歷史的光榮，緣由純屬偶然的機遇。南湖的紅船熠熠生輝，嘉興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做出的貢獻不應抹煞，歷史必須記上這分量厚重的一筆。但如果以黨的誕生地來定位嘉興，則會模糊歷史界說，甚至還會妨礙對中國共產黨本質屬性的認知和揭示。

其實，一個政黨誕生在哪里并不重要，從形式看，誕生地僅具有紀念意義，一般政黨并不看重。但歷史必須明明白白，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歷經近百年并改變和創造了中國歷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是怎樣成立的、在哪里誕生、從什么地方起步，歷史記載必須精準，歷史界說應當明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個過程性的事件，中共一大前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活動都構成這個過程性事件的鏈條，上海是最后瓜熟蒂落的結果之地。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重要的不是地點選擇，而是屬性依賴。先進文化和先進階級相結合的要求，使中國共產黨歷史地選擇上海作為最好的誕生地。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重要的也不是象征符號，而是性質標記。一個在近現代中國掀動廣泛革命和深刻變革的偉大政黨在歷史上誕生，絕對不是哪個地方的事情。中國共產黨建立過程表明，無論是最早發起者的組成，還是促成其成立的思想和活動，并不局限于上海，但上海這座城市擁有的特殊要素對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性質品性鑄造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二、紅色風暴與第一個革命圣地

何謂“圣地”？它是指一個神圣而受敬仰的地方。圣地賦予革命的意義，就是指在那個地方曾經發生過對以后革命進程具有重大影響的活動和事件。從發生學的原理看近代中國的社會演進，集中進行建黨活動的表現提供了上海誕生中國共產黨的事實，形成黨開展工作的中心區域賦予了上海作為第一個革命圣地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的奮斗足跡形成一個個階段性的歷史標記，從而造就了不同形式的革命圣地。如井岡山革命圣地、遵義革命圣地、延安革命圣地、西柏坡革命圣地等，而上海則是黨的第一個革命圣地。這些革命圣地形成于不同的歷史環境，具有各自的特點。井岡山革命圣地的特點是在革命中心向農村轉移的情況下，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探索之地。遵義革命圣地的特點是以一次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會議，成為決定革命事業成敗的關鍵之地。延安革命圣地的特點是在攸關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抗日戰爭時期，成為黨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光明之地。西柏坡革命圣地的特點是在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歷史關口，成為黨走上執掌全國政權的出發之地。上海革命圣地的特點是以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孕育和誕生，成為先進力量和先進思想的代表之地。作為第一個革命圣地，上海留下的紅色印記標志著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開端。

首先，上海作為黨領導中國革命第一個圣地，表現在它所掀起的紅色風暴激蕩全國，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從上海翻開扉頁。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將工人運動納入其領導之下。1921年8月2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以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為宗旨，確定對工人開展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創辦工人學校、出版刊物和書籍、到工人中去演講、發動黨團員散發傳單等工作要求，并形成對各地黨組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各分部的工作指導。從1922年1月開始，到1923年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次高潮。其中大部分是黨組織或黨領導的工會組織直接發動的。上海工人運動如上海英美煙廠工人大罷工產生很大影響，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員的罷工斗爭，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及時發動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員后援會”，支援香港海員罷工。鄧中夏研究中國工人運動的著作中指出：“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之后，對于上海，確有相當影響，因為上海工人經過這個機關，也逐漸有了組織了，并且還領導了不少的工人斗爭”。[2]

其次，黨的領導機構長期設立在上海增添了它作為中國革命第一個圣地的歷史厚重。由于黨誕生于上海，所以中央領導機構集中在上海辦公。從1921年7月黨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12年間中央領導機關除3次短暫遷離的特殊情況外，一直設在上海。例如，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外，中共一大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各具體工作機關，如有“中央辦公廳”之稱的政治局聯絡點、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聯絡點、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點等，都分布在上海的一些樓房里。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第一座秘密電臺。中共中央成立黨報委員會，在上海先后創辦了《布爾塞維克》《紅旗》《斗爭》《黨的建設》等黨報黨刊。在黨創建后相當一段時間里，幾乎所有的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理論在上海進行討論和研究，許多指導革命實踐的決策重大決策在上海制定出臺。因為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長期駐扎上海，許許多多后來在黨的歷史涌現的著名中共領導人便經常來往活動于上海，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瞿秋白、陳云、張太雷、惲代英、任弼時、鄧小平等，都曾在上海留下了戰斗的足跡。這些事實表明，上海是黨誕生后領導中國革命的指揮中心，是一塊中國共產黨人揮灑熱血最早的紅色土地。

再次，中國共產黨初期的全國代表大會多次在上海舉行是它作為中國革命第一個圣地的見證。上海不僅以召開中共一大彪炳史冊，而且還在以后的幾年里召開了第二次、第四次代表大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共召開過7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占了3次，都集中在黨的創建時期。從一些歷史資料可以發現，中共三大從道理上說也應在上海召開，之所以決定到廣州召開，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主張。馬林當時極力主張并推行國共合作，他認為共產黨的活動必須影響國民黨。1923年2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這成為馬林主張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往廣州的理由。1923年5月至1923年7月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到廣州，期間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另一個代表維經斯基是反對馬林主張的，他認為黨中央不宜搬離上海，上海的革命環境比廣州更有利，但馬林的意見占了上風。假如按照維經斯基的意見，中共三大就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廣州召開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只在廣州呆了三個月就又搬回上海，此事實本身可以說明維經斯基的意見實際上是正確的。當然，這不影響上海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整個過程中的地位。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上海，發生過很多影響重大的事情，有從上海引發而擴大到全國的，也有國內其他地方發端而在上海產生強烈回應并形成高潮的。這些事情的發生，都與中國共產黨將上海作為立足的根據地有關，以黨領導中國革命第一個圣地定位上海名副其實。

三、上海革命圣地凝結的建黨精神

一塊地方之所以稱為圣地，是因為它具有令人敬仰的精神內涵。近代中國給上海提供的機會賦予它許多特殊的歷史鏡像，在闖蕩中國的外國人眼中上海是 “冒險家的樂園”，在追求享樂的人眼中上海是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在摩登浪漫的人眼中上海是最領先的時髦之地，在知識文人眼中上海是海派文化匯集之地。這些鏡像折射著上海這座城市獨有的特征，但從近代中國變革進程看卻不能代表最本質的特征。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情。與這件大事情所產生的巨大和深刻影響相比，其他任何表現上海城市特征的歷史鏡像都不具有重要性。社會大變革時代呼喚激流勇進的弄潮兒，偉大事業必須創造偉大政黨，這樣的一種需要歷史性地降落為上海這座城市的擔當。雖然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那個瞬間并不炫耀，它秘密地在一個大城市的小住宅里悄然成立，而且只有50多個黨員的數量規模顯得微不足道，但一番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卻由此而奠基，一個引領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政黨卻由此而發軔，一樁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卻由此而刷新?！白魇家埠?，將畢也巨”，董必武為中共一大會址的這一題詞精到而深刻， “始簡”的建黨通向了“畢巨”的偉業，稚嫩小苗長成參天大樹，中國共產黨的風雨歷程譜寫下無比壯麗的詩卷，上海是開篇之作。

以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地，以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革命圣地，重要的不是地點和名分，它是關系黨的基因構造和血脈系統的認定這樣的重大問題。從歷史發展上看中國革命演進，政黨替代是重要的實現邏輯。所謂政黨替代，就是指政治舞臺上占據中心和發揮主導作用的政黨更換。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近代意義上的政黨組織已經有好幾百個，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像只是在歷史長河中多添了一點水滴，不管它的規模是小還是大，都不可能應驗中國革命演進歷史邏輯的政黨替代。上海建黨和成為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圣地，重要價值體現就是一個與此前政黨性質、宗旨、目標和面貌迥然不同的政黨橫空出世，在近代中國第一次真正實現了政黨屬性與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相對接，從而以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特質取代舊的政黨，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脫穎而出，擔當起主導和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誕生上海的必然性是地緣政治的體現，上海的地理條件創造了對接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政治發展空間，城市的近代化與政黨的現代性相統一。這樣的地緣政治機理，使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成為中國共產黨胚胎形成的紅色基因和革命血脈。隨著歷史發展和社會變化，政黨也在不斷地發生著改變，但萬變不離其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品質是不能變的，品質就是“宗”。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边@一告誡成為“不忘初心”最基本的思想，它的深刻涵義就是不管時代如何發展、形勢怎樣變化，馬克思主義政黨品性特質不能改變，中國共產黨人政治本色不能改變。初心就是本真，不忘初心就是必須牢記我們黨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必須牢記我們黨當初為什么出發，怎樣再出發；必須牢記我們黨一路怎么走過來的，如何接續走下去。忘記初心甚至違背初心，中國共產黨就會失真，就會丟本，就會變色。習近平總書記反復提出永葆共產黨政治本色、堅守共產黨人精神家園、傳承和發揚光榮革命傳統等要求，其旨意就是告誡全黨在前進中始終不忘初心，在創新中堅持維系本真。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初心和本真與它的創建是連在一起的。上海建黨以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價值取向，填寫了黨從哪里來、為什么而出發的歷史答卷。這個答卷的意義是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構造，造就了黨的革命血脈系統。上海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也打造了第一個革命圣地，黨的紅色基因和革命血脈凝結著建黨精神。上海建黨精神的內涵可以概括為：激流勇進、擔當責任、創新創業、敢有作為、引領潮流。這20個字能夠體現中國共產黨出發狀態的品性，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家園的苗圃意義。上海建黨精神不同于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但從內涵的本質上說則是相輔相成的統一。

樹立上海建黨精神的概念很有必要。歷史是具有連續性的整體，有頭有尾，始和終對應，才能完整地體現歷史的全貌。先有上海建黨精神，才有后來的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這些精神構成黨奮斗歷史的連貫性和革命傳統的擴展性。黨在實踐中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精神，具有不同的內容和涵義，如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南泥灣精神；如不怕犧牲的精神、艱苦創業的精神、吃苦耐勞的精神、頑強拼搏的精神；如張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焦裕祿精神、雷鋒精神等等。這些精神提煉的角度和概括的方式不同，有的采取地方域名，有的側重具體內容，有的突出光輝事件，有的用典型人物命名，豐富多樣的精神樣態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紅色基因和革命血脈的共通性，構成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上海建黨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展示了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革命精神循序而進的完整歷史鏈。上海作為第一個革命圣地凝結著的建黨精神，烙下了中國共產黨初心和本真的印記，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一次又一次再出發。黨的建設起步于黨的建立，建黨是開始，黨建是后續，中國共產黨歷史實踐中豐富發展起來的各種革命精神，以上海建黨精神為源頭。弘揚上海建黨精神，對于維系黨的紅色基因和保持黨的革命血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美]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2.

[2]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M].北京：新華書店出版社，1949.13.

本文為2015年度上海市社科規劃委托課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上海研究” <項目批準號：2015WLS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卞吉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