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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及其規制

2017-09-10 07:11鄒新
西江文藝 2017年15期
關鍵詞:非理性政治參與規制

【摘要】:當代大學生在網絡政治參與中存在著盲目從眾、網絡暴力、網絡審丑等種種非理性行為,網絡政治參與中的慎議不足、社會負面情緒的折射和網絡缺乏謠言自潔機制都是導致這些非理性行為產生的原因,要有效規范當代大學生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必須從培育良好的公共話語、加強政府引導、強化網絡監管等方面著手。

【關鍵詞】:政治參與;慎議;非理性;規制

當代大學生是伴隨著互聯網成長起來的網絡原住民,互聯網與當代大學生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的關系,互聯網塑造了當代大學生的生活方式,當代大學生也塑造了全新的互聯網文化。網絡在為當代大學生政治參與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導致了諸多非理性行為的產生,深入研究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并對其進行有效的規制,對于助力網絡時代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和自我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

作為網絡政治參與的重要主體,大學生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尚未完全定型,其在政治參與中不可避免的產生一些非理性行為。

1.1盲目從眾

大學生由于思想較為單純, 加之社會閱歷有限,在網絡政治參與中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容易被網絡意見領袖的意見所左右。同時,網絡中普遍存在的“群體極化”現象進一步加劇了當代大學生的盲目從眾心理,凱斯·桑斯坦指出:群體極化是指“團隊成員一開始即有某種偏向,在商議之后,人們朝著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盵1]對于身處群體中的個人的心理的研究,法國思想家勒龐早有涉獵,他認為:人作為單純的個體,往往容易保持理性,但是一旦進入某個群體之中,“智力在集體中不起作用,它完全處在無意識情緒的支配之下,當個體融入到群體中,則失去個人意志和立場?!?[2]面對喧囂紛擾的互聯網輿論,涉世未深的當代大學生無所適從,為了避免被孤立以及獲得心理上的某種安全感和認同感而向網絡上最多人贊同的意見靠攏,最終會被大眾的意見所裹挾而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進而變得盲從。

1.2網絡暴力

網絡暴力是社會中的暴力行為在網絡上的延伸,網絡水軍、人肉搜索、網絡謠言、網絡民粹主義等都是網絡暴力的體現,網絡暴力的出現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權益、歪曲了事實真相、影響了網民的價值取向、敗壞了社會風氣。網絡暴力的形成離不開網絡這一獨特的語境,在網絡語境下,網絡暴力較之社會暴力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網絡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特征仍然在于它的匿名性。在虛擬身份的掩飾下,大學生網民往往會不自覺的降低對自身的道德約束,以自由之名在網絡空間中為所欲為,在張揚個性的同時,也宣泄出種種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表現出來的怨恨和戾氣?!叭缤簥^、發泄是廣場狂歡節的基本情緒一樣,理性也不是網絡論壇必要的通行證。情緒化的話語更具有感染力,能更快地在網絡上散布開來”。[3]

1.3網絡審丑

互聯網大大拓展了網民的言論空間,也給庸俗乃至低俗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可乘之機,惡搞先賢、網絡吐槽、喪文化的流行都是網絡審丑現象的具體體現,網絡審丑現象以消解崇高、虛無歷史為特征,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今社會消極浮躁的社會心態。同時,一些網絡運營商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其社會責任,為迎合部分受眾的獵奇和獵艷心理,在議題設置上通過發布低俗內容、對信息進行加工炒作等方式吸引公眾眼球和提高點擊率,助長了網絡審丑現象的滋生蔓延。當代大學生思想活躍,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度較高,較易受到這些網絡審丑現象的影響。

2.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產生的原因探析

當代大學生在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產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網絡政治參與中的慎議不足

所謂慎議是指“參與商議的過程由平等性和對稱性的規范所支配,所有人都擁有展開言語行為、質疑、提問和進行辯論的機會?!?[4]在網絡時代,每個人都自帶麥克風,人人都是自媒體,貌似網絡給每個人都提供了平等的發言權,實則不然。實證研究表明,網民的政治對話往往發生在觀點相似的群體內部,持有不同意見的網民之間往往很難實現有建設性、有價值的對話與交流?!俺聊穆菪崩碚摓檫@一現象的出現提供了一種理論闡釋,這一理論認為:“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愿意傳播自己的看法; 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大多數人一致,他們就會勇敢地說出來?!?[5]這就表明,網絡輿論的形成并非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大眾媒介所營造的意見氣候的壓力作用于人們害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采取趨同的結果”。[6]

2.2社會負面情緒的折射

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對中國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進行有意識的渲染和夸大,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進行污蔑、丑化和歪曲,這些都會給大學生價值觀的形成帶來負面影響。同時,伴隨著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日趨增大,一些大學生對不良社會風氣的不滿情緒和對自身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也在不斷滋長,這些負面情緒不可避免的要通過一些偏激、消極的言語在互聯網這一高度自由的絕佳渠道進行宣泄。還需要值得關注的是,網絡非理性現象是大學生網民對政府強制性的網絡監管的一種逆反,大學生網民對信息透明和言論自由的渴求,可能在某一網絡事件中以一種極端的形式爆發,導致極少數大學生網民與網絡監管部門之間形成“因暴致暴”的惡性循環。

2.3網絡缺乏謠言自潔機制

網絡如同街頭廣場,看似眾聲喧嘩、討論熱烈,實則各說各話,這也給網絡謠言的產生提供了充分的土壤。謠言就是未經證實的話語。謠言的傳播通常有兩個條件:一是話語被斷章取義,二是信息的真實性無法得到有效確認。而網絡的高度匿名和低度控制使得其無法杜絕謠言的傳播。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消解了大學生網民的內在軟約束,匿名給大學生網民帶來了情緒上的放縱和對對自身道德要求的降低,導致了大學生網民對自由的濫用,給謠言的傳播以可乘之機;另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也降低了政府相關機構對網絡管制的硬約束,大幅增加了政府相關部門對海量信息進行甄別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政府相關部門對網絡進行管制的難度,使得網絡謠言的傳播難以杜絕。

3、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的規制

互聯網是當今中國面臨的重要變量,大學生是網絡政治參與的重要力量,能否有效規范和引領當代大學生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關乎國家前途和民族未來,因此,對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進行規制刻不容緩。

3.1培育良好的公共話語

通過對網絡言論的考察,我們發現網絡上從來不缺乏表達者,但是卻缺乏傾聽者、回應者與對話者,這就使得網絡言論變成了自我獨白,哈貝馬斯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更是難以達成。網絡理性的形成離不開良好的公共話語環境,而良好的公共話語環境的形成離不開具有寬容、禮貌、協商、妥協等特質的現代公民,因此,我們要大力加強對當代大學生的網絡公共理性教育,培育大量具有良好公共道德、自律品格、法制意識、健全人格和健康心態的當代大學生,提升當代大學生對不良網絡文化的分辨力和免疫力。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慎獨”、“自省”等修身方法與網絡道德的自律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對于塑造當代大學生的網絡公共理性不無裨益,我們要善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

3.2加強政府引導

面對紛繁復雜、亂象叢生的網絡江湖,政府的引導必不可少。首先,政府要樹立輿論引導意識,提升危機公關能力。一般而言,危機處置有所謂“黃金4小時”,相關部門若不能在第一時間通過主流媒體發布權威消息,各種謠言和謊言就會迅速擴展,導致網絡輿論的失控,因此,政府要通過信息的及時公開回應大學生的社會關切,及時化解各種社會風險。其次,相關部門要提升“議程設置”能力,要順應社會熱點,學會因勢利導、主動出擊,通過“議程設置”對網絡輿論進行有效的管控和引導,積極傳播正能量,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的成長成才。最后,要注重發揮網絡意見領袖的作用。網絡意見領袖在大學生網民中具有重要影響,是連接政府和大學生網民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因此,要充分利用網絡意見領袖的引領作用,通過網絡意見領袖以點帶面做好網絡輿論的引導工作。

3.3強化網絡監管

網絡并非法外之地,政府強化對網絡的監管乃是其應有之義。首先,要建立健全網絡輿情監測機制,通過對網絡輿情的實時監測,甄別和發現不良信息,及時介入和處置,防止事態擴大。其次,我們必須看到,碎片化的網絡每天產生海量的信息,這些信息遠遠超過政府的監管能力。因此,政府網監部門必須一方面通過不斷提升其軟硬件水平繼續提高其網絡監管能力,另一方面必須轉變觀念,充分重視和培養網絡信息平臺的自我治理能力,變網絡治理中的單中心模式為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再次,要建立對網絡信息平臺的獎懲機制,通過必要的措施獎優罰劣,對弘揚正能量的網絡信息平臺予以獎勵和扶持,對僭越道德底線、違背公序良俗的網絡信息平臺予以警示乃至予以關停。

參考文獻:

[1][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上海出版集團,2003:47.

[2][法]古斯塔夫·勒邦.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56-59.

[3]陶文昭.互聯網的民粹主義思潮,探索與爭鳴,2009(5).

[4]胡泳.網絡政治:當代中國社會與傳媒的行動選擇,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4:29.

[5][美]理查德·韋斯特林恩·H·特納.傳播理論導論: 分析與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452.

[6]鄭興剛、梁麗輝.網絡政治參與非理性化析論,《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4(8).

作者簡介:鄒新(1978— ),男,湖北隨州人,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重慶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基金項目:2016年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一般項目“網絡公共討論中網絡理性的生成路徑與培養機制研究”(16SKGH140);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培育項目“網絡表達中網絡理性的構建研究”(2016PY20);重慶理工大學2016年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重點課題“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及其規制”;重慶理工大學星火計劃項目“馬克思主義利益理論與當代中國實踐研究”(2015XH29)

【摘要】:當代大學生在網絡政治參與中存在著盲目從眾、網絡暴力、網絡審丑等種種非理性行為,網絡政治參與中的慎議不足、社會負面情緒的折射和網絡缺乏謠言自潔機制都是導致這些非理性行為產生的原因,要有效規范當代大學生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必須從培育良好的公共話語、加強政府引導、強化網絡監管等方面著手。

【關鍵詞】:政治參與;慎議;非理性;規制

當代大學生是伴隨著互聯網成長起來的網絡原住民,互聯網與當代大學生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的關系,互聯網塑造了當代大學生的生活方式,當代大學生也塑造了全新的互聯網文化。網絡在為當代大學生政治參與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導致了諸多非理性行為的產生,深入研究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并對其進行有效的規制,對于助力網絡時代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和自我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

作為網絡政治參與的重要主體,大學生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尚未完全定型,其在政治參與中不可避免的產生一些非理性行為。

1.1盲目從眾

大學生由于思想較為單純, 加之社會閱歷有限,在網絡政治參與中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容易被網絡意見領袖的意見所左右。同時,網絡中普遍存在的“群體極化”現象進一步加劇了當代大學生的盲目從眾心理,凱斯·桑斯坦指出:群體極化是指“團隊成員一開始即有某種偏向,在商議之后,人們朝著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盵1]對于身處群體中的個人的心理的研究,法國思想家勒龐早有涉獵,他認為:人作為單純的個體,往往容易保持理性,但是一旦進入某個群體之中,“智力在集體中不起作用,它完全處在無意識情緒的支配之下,當個體融入到群體中,則失去個人意志和立場?!?[2]面對喧囂紛擾的互聯網輿論,涉世未深的當代大學生無所適從,為了避免被孤立以及獲得心理上的某種安全感和認同感而向網絡上最多人贊同的意見靠攏,最終會被大眾的意見所裹挾而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進而變得盲從。

1.2網絡暴力

網絡暴力是社會中的暴力行為在網絡上的延伸,網絡水軍、人肉搜索、網絡謠言、網絡民粹主義等都是網絡暴力的體現,網絡暴力的出現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權益、歪曲了事實真相、影響了網民的價值取向、敗壞了社會風氣。網絡暴力的形成離不開網絡這一獨特的語境,在網絡語境下,網絡暴力較之社會暴力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網絡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特征仍然在于它的匿名性。在虛擬身份的掩飾下,大學生網民往往會不自覺的降低對自身的道德約束,以自由之名在網絡空間中為所欲為,在張揚個性的同時,也宣泄出種種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表現出來的怨恨和戾氣?!叭缤簥^、發泄是廣場狂歡節的基本情緒一樣,理性也不是網絡論壇必要的通行證。情緒化的話語更具有感染力,能更快地在網絡上散布開來”。[3]

1.3網絡審丑

互聯網大大拓展了網民的言論空間,也給庸俗乃至低俗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可乘之機,惡搞先賢、網絡吐槽、喪文化的流行都是網絡審丑現象的具體體現,網絡審丑現象以消解崇高、虛無歷史為特征,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今社會消極浮躁的社會心態。同時,一些網絡運營商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其社會責任,為迎合部分受眾的獵奇和獵艷心理,在議題設置上通過發布低俗內容、對信息進行加工炒作等方式吸引公眾眼球和提高點擊率,助長了網絡審丑現象的滋生蔓延。當代大學生思想活躍,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度較高,較易受到這些網絡審丑現象的影響。

2.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產生的原因探析

當代大學生在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產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網絡政治參與中的慎議不足

所謂慎議是指“參與商議的過程由平等性和對稱性的規范所支配,所有人都擁有展開言語行為、質疑、提問和進行辯論的機會?!?[4]在網絡時代,每個人都自帶麥克風,人人都是自媒體,貌似網絡給每個人都提供了平等的發言權,實則不然。實證研究表明,網民的政治對話往往發生在觀點相似的群體內部,持有不同意見的網民之間往往很難實現有建設性、有價值的對話與交流?!俺聊穆菪崩碚摓檫@一現象的出現提供了一種理論闡釋,這一理論認為:“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愿意傳播自己的看法; 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大多數人一致,他們就會勇敢地說出來?!?[5]這就表明,網絡輿論的形成并非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大眾媒介所營造的意見氣候的壓力作用于人們害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采取趨同的結果”。[6]

2.2社會負面情緒的折射

國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對中國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進行有意識的渲染和夸大,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進行污蔑、丑化和歪曲,這些都會給大學生價值觀的形成帶來負面影響。同時,伴隨著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日趨增大,一些大學生對不良社會風氣的不滿情緒和對自身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也在不斷滋長,這些負面情緒不可避免的要通過一些偏激、消極的言語在互聯網這一高度自由的絕佳渠道進行宣泄。還需要值得關注的是,網絡非理性現象是大學生網民對政府強制性的網絡監管的一種逆反,大學生網民對信息透明和言論自由的渴求,可能在某一網絡事件中以一種極端的形式爆發,導致極少數大學生網民與網絡監管部門之間形成“因暴致暴”的惡性循環。

2.3網絡缺乏謠言自潔機制

網絡如同街頭廣場,看似眾聲喧嘩、討論熱烈,實則各說各話,這也給網絡謠言的產生提供了充分的土壤。謠言就是未經證實的話語。謠言的傳播通常有兩個條件:一是話語被斷章取義,二是信息的真實性無法得到有效確認。而網絡的高度匿名和低度控制使得其無法杜絕謠言的傳播。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消解了大學生網民的內在軟約束,匿名給大學生網民帶來了情緒上的放縱和對對自身道德要求的降低,導致了大學生網民對自由的濫用,給謠言的傳播以可乘之機;另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也降低了政府相關機構對網絡管制的硬約束,大幅增加了政府相關部門對海量信息進行甄別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政府相關部門對網絡進行管制的難度,使得網絡謠言的傳播難以杜絕。

3、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的規制

互聯網是當今中國面臨的重要變量,大學生是網絡政治參與的重要力量,能否有效規范和引領當代大學生的網絡政治參與行為,關乎國家前途和民族未來,因此,對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進行規制刻不容緩。

3.1培育良好的公共話語

通過對網絡言論的考察,我們發現網絡上從來不缺乏表達者,但是卻缺乏傾聽者、回應者與對話者,這就使得網絡言論變成了自我獨白,哈貝馬斯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更是難以達成。網絡理性的形成離不開良好的公共話語環境,而良好的公共話語環境的形成離不開具有寬容、禮貌、協商、妥協等特質的現代公民,因此,我們要大力加強對當代大學生的網絡公共理性教育,培育大量具有良好公共道德、自律品格、法制意識、健全人格和健康心態的當代大學生,提升當代大學生對不良網絡文化的分辨力和免疫力。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慎獨”、“自省”等修身方法與網絡道德的自律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對于塑造當代大學生的網絡公共理性不無裨益,我們要善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

3.2加強政府引導

面對紛繁復雜、亂象叢生的網絡江湖,政府的引導必不可少。首先,政府要樹立輿論引導意識,提升危機公關能力。一般而言,危機處置有所謂“黃金4小時”,相關部門若不能在第一時間通過主流媒體發布權威消息,各種謠言和謊言就會迅速擴展,導致網絡輿論的失控,因此,政府要通過信息的及時公開回應大學生的社會關切,及時化解各種社會風險。其次,相關部門要提升“議程設置”能力,要順應社會熱點,學會因勢利導、主動出擊,通過“議程設置”對網絡輿論進行有效的管控和引導,積極傳播正能量,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的成長成才。最后,要注重發揮網絡意見領袖的作用。網絡意見領袖在大學生網民中具有重要影響,是連接政府和大學生網民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因此,要充分利用網絡意見領袖的引領作用,通過網絡意見領袖以點帶面做好網絡輿論的引導工作。

3.3強化網絡監管

網絡并非法外之地,政府強化對網絡的監管乃是其應有之義。首先,要建立健全網絡輿情監測機制,通過對網絡輿情的實時監測,甄別和發現不良信息,及時介入和處置,防止事態擴大。其次,我們必須看到,碎片化的網絡每天產生海量的信息,這些信息遠遠超過政府的監管能力。因此,政府網監部門必須一方面通過不斷提升其軟硬件水平繼續提高其網絡監管能力,另一方面必須轉變觀念,充分重視和培養網絡信息平臺的自我治理能力,變網絡治理中的單中心模式為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再次,要建立對網絡信息平臺的獎懲機制,通過必要的措施獎優罰劣,對弘揚正能量的網絡信息平臺予以獎勵和扶持,對僭越道德底線、違背公序良俗的網絡信息平臺予以警示乃至予以關停。

參考文獻:

[1][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上海出版集團,2003:47.

[2][法]古斯塔夫·勒邦.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56-59.

[3]陶文昭.互聯網的民粹主義思潮,探索與爭鳴,2009(5).

[4]胡泳.網絡政治:當代中國社會與傳媒的行動選擇,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4:29.

[5][美]理查德·韋斯特林恩·H·特納.傳播理論導論: 分析與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452.

[6]鄭興剛、梁麗輝.網絡政治參與非理性化析論,《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4(8).

作者簡介:鄒新(1978— ),男,湖北隨州人,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重慶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基金項目:2016年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一般項目“網絡公共討論中網絡理性的生成路徑與培養機制研究”(16SKGH140);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培育項目“網絡表達中網絡理性的構建研究”(2016PY20);重慶理工大學2016年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重點課題“當代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及其規制”;重慶理工大學星火計劃項目“馬克思主義利益理論與當代中國實踐研究”(2015XH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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