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和勒科克在新疆的探察略述

曾寶棟

【摘要】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列強在中國時局動蕩之際，趁機掀起了在中國新疆境內的探險考察熱、盜掘文物熱。以瑞典和俄、德、英、法、日、美為主的幾個西方國家的探險家、漢學家和考古學家，先后多次趕赴新疆境內考察和探尋古代遺存。他們從喀什、庫車、吐魯番、于闐、樓蘭等地獲取了大量的古代佛教壁畫、古籍文書等其他卓越的藝術珍品，造成了我國古代珍貴文物的大量流失，同時他們也出版了一些游記、圖錄、考古發掘報告和研究性著作，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新疆及中亞藝術、語言文字、歷史、考古等不可或缺的基礎性資料。在這其中，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德國人勒科克便是主要的代表人物。通過分別對兩人在新疆的歷次探察經歷的概述，以及對兩人探察活動的比較，使大眾對兩人的探察活動有一個較為直觀而快捷的認識，并從中展現出兩人探察所涉及的新疆古代文化遺存的內涵和重要性，以期促進學界對新疆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進一步研究?！娟P鍵詞】斯坦因；勒科克；新疆探察活動；比較

一、斯坦因在新疆的探察活動

斯坦因在新疆的探察活動一共經歷了四次，它們分別是在1900～1901年（第一次）、1906-1908年（第二次）、1913～1915年（第三次）和1930～1931年（第四次）期間進行的，在前兩次的時間里，中國處于晚清時期，由于清政府的腐敗昏庸，對斯坦因的考察活動和盜掘文物的行為放任不管，甚至還給予了一定的支持。第三次探察時，中華民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之際亦無暇顧及。及至第四次探察，在國內學術界和國人的強烈抵制下，南京國民政府和新疆當局迫于壓力而阻撓，斯坦因最終未能完成既定計劃。

斯坦因的第一次探察活動主要發生在和闐及附近地區。和闐（古代即于闐）是古代絲綢之路南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沙漠綠洲國家，從地理位置上看，是連接古代印度、中亞、中國內地以及天山南北麓等地的一個節點，也是古代中西方文明的交匯之地。斯坦因的選擇無疑證明了他對于中亞文明敏銳的視角和對新疆古代文化的熟悉程度。在第一次探察期間，斯坦因和他的探險隊主要探察了玉龍喀什河的源頭、丹丹烏里克、尼雅等遺址。

1.考察玉龍喀什河源頭。在當地向導的幫助下，斯坦因和他的探險隊成功探尋到了玉龍喀什河源頭，并且對周圍地形地貌進行了相關測繪。在喀拉喀什山脈繪制出了“流自喀朗古塔格南面和西南面昆侖山脈諸小河源頭的地圖”，斯坦因認為，這些小河都是比較主要的支流。同時，他們還完成了對二十六座主要山峰的三角測量工作。

2.丹丹烏里克遺址的發掘。在丹丹烏里克遺址，他們對沙埋的佛教寺廟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在寺廟的內殿發現了受古典藝術影響的、具有印度佛教藝術風格的浮雕。并獲取了大量壁畫和灰泥佛像。其中一些壁畫與印度早期的壁畫在技法和人物形象上非常相似，這種早期風格的繪畫在印度本土很少見，由此可知，在丹丹烏里克佛廟遺址的發現足以證明其珍貴。除壁畫和佛塑像之外，各類文書的發現是斯坦因這次探察的最大收獲之一。這其中發現有用梵文笈多體書寫的佛教手稿文書、漢文、草體婆羅謎文的文書。另外還發現了有紀年的文書，年代大約在公元781～789之間，即中原的唐王朝時期，記載了官府或私人供貨的契約或申請書等世俗的內容。編號為D.V房址里發現的漢文文書，其上有關于六城的記載（六城指的是伊里齊或和闐、玉龍喀什、喀拉喀什、策勒、克里雅、以及第六個不知名的城市）。在另一座出土文書的房址里（斯坦因稱為護國寺，編號為D.VIII），發現一塊長方形畫板，描繪了一個騎馬人形象，有意思的是，該騎馬人的面部形態融合了印度人和漢人的特征，應是東方和西方人的混血，側面體現了該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特點。最終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共清理了14間房址。并推斷出該遺址廢棄于公元八世紀末葉（即伊斯蘭教傳入和闐之前），推翻了斯文赫定認為該遺址廢棄于兩千年前的結論。

3.尼雅遺址的發掘。斯坦因對尼雅的探察緣起于當地人發現的佉盧文木牘，而佉盧文是流行于印度西北部的一種古老文字，與公元1世紀流行于大月氏國的文字非常相似。在此之前只見于一些于闐古錢幣上。斯坦因根據這一線索，在尼雅的廢棄居址里，發現大量成對出現的木牘，這些木牘大多為長方形和楔形，用古繩捆扎，并用封泥封住，木牘上保存有清晰的佉盧文，類似于貴霜貴族的碑文上的文字。有意思的是，在尼雅遺址里竟然沒有發現一片紙片，由此證明了尼雅遺址的廢棄早于造紙術傳入該地的時間。據漢文文獻記載，造紙術傳入西域的時間應為公元4世紀。另外從遺址中發現的東漢錢幣也證實了尼雅遺址的大致年代應在公元1世紀前后。斯坦因在發掘的過程中善于思考，極為細心，在清理了一座廳堂收獲不佳之后，轉向考古中信息量巨大的遺存——垃圾坑（田野考古學將其歸入“灰坑”之類），在其中發現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木牘文獻（數量在200片以上），還發掘有在皮革上用佉盧文書寫的官方文書。對于它發現的意義，用斯坦因的話說”它們是首次發現的一個通行印度語言和文化的居民區中使用皮革作為書寫工具的?！痹诎l現的一些小的物件里，有當地紅柳木做的古筆和圓筆頭，這有利于了解當時的辦公條件。另外在印泥中發現有雅典娜的形象、古希臘神話中的神，以及一塊木牘上同時有漢文篆字和西方藝術形象的頭像，這些都是該地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體現。通過對古代木牘和皮革文書上佉盧文的譯解，斯坦因認為和闐地區在公元前2世紀以內，曾被印度西北的坦叉始羅（希臘語中的塔克西拉人）統治過。對于這種觀點，我們無法否認斯坦因在當時作為一名侵略國家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家所懷揣的政治野心，我們應該辯證的對待他的觀點。

隨后，斯坦因在安迪爾遺址、喀拉墩遺址、哈斯克皮里遺址、熱瓦克等遺址也有不少收獲。比如在安迪爾遺址發現了一些灰泥雕塑，一些用婆羅謎文書寫的梵文文本，印度菩提書卷式的手抄本、藏文文書和佛廟泥墻上的藏文題字，一些文書跟在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的頗為相似；在阿斯克皮里遺址考察了古代城堡的城墻和垛墻，發現了精美的犍陀羅藝術風格雕塑；在熱瓦克遺址發現大型佛塔、大型彩繪佛陀雕塑以及小型的佛雕塑和浮雕。對于這些藝術珍品，斯坦因選擇了將小型的佛雕塑和浮雕帶走，對于那些大型的無法運走的佛像，如斯坦因所述說的，重新將它們填入深溝中保護好，而不是破壞它們。如其言真實可信，我們也能看到斯坦因作為一名文物保護者的一面。endprint

斯坦因在新疆的第二次探察活動，在范圍上遠比第一次探察要大。幾乎涵蓋了整個南疆和東疆地區，并成功橫穿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期間探險隊還穿過羅布沙漠，到達與新疆毗鄰的甘肅敦煌莫高窟及周邊地區。斯坦因第二次探察活動所獲取的古物，僅在吐魯番盆地的木頭溝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就搜得佛教壁畫等文物100余箱。在阿斯塔那的古墓群，斯坦因發掘墓葬所得的隨葬品亦裝滿了50峰駱駝。期間，斯坦因主要探訪了喀什，重訪了尼雅、安迪爾遺址、探訪了米蘭和樓蘭遺址，從敦煌折返新疆之后，探察了哈密、吐魯番地區，進而沿著古絲綢之路的北道，探察了焉耆、庫車和克里雅河流域及周邊地區。

在喀什地區的考察。斯坦因在喀什地區主要踏查了克孜庫爾干遺址，并將它與玄奘所述的“古堡”相對應。在前往喀什的途中，踏查了塔什庫爾干的阿克塔木圍墻遺址；在喀什附近調查了可汗沙爾佛塔遺跡、可汗沙爾廢墟、以及德國人調查過的玉其買爾萬石窟、踏查了克孜爾加依遺址等。并結合《后漢書》中的地名考證了葉城的位置；在葉爾羌河南部的庫克牙綠洲完成《古代和田》一書；對塔里木盆地尤其南緣的人口人種特征及其起源進行研究。調查了該地的人口地理狀況，并對昆侖山極西的山區帕赫甫人做了人種學測量，斯坦因得出的結論是該地區的人是介于伊朗和薩里庫勒人之間的一類人群。

在和田地區的考察。斯坦因考察了和闐綠洲周邊的古遺址，并重訪了約特干遺址（古于闐國國都），在該地搜集到了不少的錢幣、石刻、陶塑像。在約特干遺址文化層中，發現大量的陶器碎片和少量完整器，以及一些諸如陶塑頭像，猴子塑像、金屬器、印章、凹雕等其他小型物件。這些物件都明顯具有希臘健陀羅風格和古和闐地區的藝術風格。在所獲得的各式各樣的錢幣中，有和闐漢佉二體錢、漢五銖、隋五銖、開元通寶和宋代的錢幣，還包括迦膩色伽時期的印度-斯基泰錢幣、公元11世紀伊斯蘭時期的錢幣。在重訪熱瓦克遺址時，斯坦因發現其第一次探察的營地已被沙丘覆蓋。經過研究，斯坦因得出了“熱瓦克的高大沙丘是玉龍喀什河泛濫后留下來的河湖相沉積，經風沙吹到此地”的結論。他們在熱瓦克南部佛廟遺跡（闊克庫木阿里斯）發現了壁畫，斯坦因認為是公元4～7世紀的產物。另外他們在阿克鐵熱克遺址也收獲不少。

重返尼雅。斯坦因一行第二次來到民豐縣的尼雅遺址，并找到了之前掩埋的廢墟，發掘了有健陀羅裝飾風格的居址、動物圖案和具有希臘風格的印章且發現了有保存完好的佉盧文木簡文書和寫板的窖藏等；這次在尼雅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在垃圾堆中發現了寫有“且末公主“的漢文木簡，結合后漢書的大致記載，此處原為精絕國的要地，而“且末公主”木簡的發現，補全和驗證了《后漢書》和《唐書》關于精絕國的記載。另外發現的鄯善郡印，驗證了《魏略》中關于鄯善國與精絕國的關系：即精絕國在當時可能屬于鄯善國的一部分。在這次發掘中，依然不見紙質文書，與前一次關于尼雅遺址年代的推斷相吻合。

發掘米蘭和樓蘭遺址。在第二次探察活動中，鑒于米蘭遺址的重要性，斯坦因兩次發掘了米蘭遺址，不出所料，在米蘭戍堡和佛寺的發掘取得了重大收獲。米蘭戍堡遺址發現有大量吐蕃文書，木簡和紙文書均有，年代在公元8世紀后半葉到9世紀，它反映了米蘭遺址在這一時期受吐蕃政權統治的歷史事實。另外還發現有基督教經文殘卷和一件用如尼文字書寫的突厥文寫卷，但并沒有發現漢文文書；對米蘭的佛寺遺址和發掘的佛像等進行了細致研究，并在佛殿護壁的蛋彩壁畫上則發現了多處有翼天使的形象，這代表著米蘭的佛寺深受晚期古典希臘文化的影響。斯坦因一行在樓蘭的探察過程中，同樣有意義重大的考古發現。樓蘭曾經作為一個中原王朝的軍事重地，為絲綢之路上的貿易交流提供保駕護航。斯坦因在樓蘭發現有大量的漢文文書，通過對漢文文書的解讀，了解到這批漢文官方文書的內容有谷倉、供給、農業活動、灌溉、軍事報告、邊塞軍人的醫療制度等，文書中還提到士兵中的“胡”，認為“胡”人士兵可能為充當雇傭兵角色的大月氏（印度-斯基泰人）人，主要用來抵御匈奴的侵擾。涉及樓蘭遺址的廢棄問題，漢文文書中記載的廢棄原因是供水困難，廢棄時間大概在公元四世紀初。另外在樓蘭也發現有大量的佉盧文文書。

對絲綢之路北道的考察。在結束對羅布地區的米蘭和樓蘭遺址的考察，從甘肅敦煌、瓜州折返之后。斯坦因一行繼續沿著哈密、吐魯番、焉耆、庫車、阿克蘇及至喀什這一條傳統的“絲綢之路北道”進行了詳細的探察，其收獲絲毫不亞于斯坦因在和田、樓蘭一帶探察時的所得。在哈密，斯坦因對當地的哈拉塔木人做了人體學測量，發現這一類人屬于偏阿爾卑斯類型的伊朗型，且混合人種較多；同時對哈拉塔木佛寺洞窟的佛殿遺址進行了調查，發現其風格與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相似，推測為（9-12世紀）回鶻統治時期所開鑿。在吐魯番盆地這一曾經的佛教盛行地區，斯坦因重點對中外馳名的高昌古城（亦都護城）、交河故城、吐峪溝和柏孜克里克等的佛廟和石窟寺遺址進行了考察，并揭取和帶走了一批重要的佛教壁畫，佛塑像、一批漢文和回鶻文等珍貴文書和若干金屬物件、家具古錢等；在阿斯塔那墓地掘開了若干座古墓葬，從中獲取了大量的珍貴隨葬品，包括家具模型、侍女、武士、本地仆役等的彩繪塑像、面食、婦女化妝品等。其中還有各類紙質文書。據斯坦因在其出版的書中介紹，在阿斯塔那墓地的墓葬中，有用絲織類的毯子包裹尸體的葬俗，絲織畫的風格是公元3到7世紀伊朗薩珊王朝時期的裝飾風格，一些尸體口中含有仿東羅馬金幣，雙眼罩薩珊銀幣等；在焉耆地區，斯坦因對博斯騰湖和裕勒都斯草原周邊的地形和自然環境進行了綜合評估，并對曲惠圍墻遺址和博格達沙爾遺址進行了考察；調查了霍拉山脈分布的烽燧；對肖爾楚克明屋（石窟寺）的佛廟遺址、建筑風格、壁畫的繪畫手法等佛教藝術等進行了細致的研究；考察了庫爾勒的烏孜干布拉克等三座古城；在庫車做短暫停留之后，斯坦因一行從庫車南部的沙雅出發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后，重返1901年調查過的和田喀拉墩遺址。在喀拉墩遺址對居住遺址進行了發掘，斯坦因根據居住遺址的建筑風格和出土物推斷，喀拉墩的居住遺址與樓蘭遺址年代基本相當，在公元3～4世紀左右。在沿著克里雅河上溯的過程中，斯坦因對和田東部和北部的遺址（包括寺院和居址等）進行了考察發掘，與之前的發掘一樣，依然獲取了一些木簡文書、泥印和陶塑等相關佛教遺物；隨后，斯坦因沿著阿克蘇—烏什—柯坪—巴楚、圖木舒克—莎車—和田—和田南部的昆侖山的大致路線，沿途對古遺址進行了調查和小型發掘，并對和田南部的昆侖山區（一部分在今西藏境內）再次進行了地理學考察。最終翻越新疆西南部的昆侖山出境抵達印度。endprint

斯坦因的第三、四次在新疆的探察是在民國政府成立之后進行的。對于第三次探察的目的，正如斯坦因在其《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中所說的那樣：”這次探險的考古學和地理學目的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直到我1916年探險歸來回到克什米爾，探險持續了近兩年零八個月，行程將近11000英里…….在我看來，同樣重要的另一點就是，凡事能為古代中亞道路所穿越地區的歷史和現狀提供線索的東西，我都要觀察和記錄下來?！彼固挂蛟谛陆硟鹊牡谌翁讲?，主要的線路和所經之處與第二次探察大同小異，即從克什米爾出發，大體上途經喀什—和田—羅布地區—甘肅—巴里坤—吐魯番——庫爾勒——庫車——喀什。期間再一次對尼雅遺址、米蘭遺址、樓蘭遺址、吐峪溝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古遺址、古墓葬進行了發掘和調查，其中就有對樓蘭古墓地和對吐魯番阿斯塔納古墓地的發掘，并且在樓蘭的古墓葬中發掘出大量公元一世紀的精美紡織品和顯示希臘化藝術影響的毛毯，對吐魯番文書的發掘工作與此同時，斯坦因還派出了以拉爾辛格為首的測量隊，對庫魯克塔格山區和向西沿著天山山脈進行了地理學上的廣泛測量。這次探察所得也算是盆滿缽滿，一共裝載了182大箱。由于上文所提及的原因，斯坦因的第四次新疆探察沒能成功。

二、勒科克在新疆的探察活動

勒科克所在的“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新疆一共進行了四次考察活動，分別是1902年12月—1903年4月；1904年11月—1905年8月；1905年12月—1907年4月；1913年6月—1914年2月；勒科克參與了后三次的探察活動。并實際負責主導了第二次和第四次的探察活動。勒科克的活動主要在吐魯番地區和庫車地區。在吐魯番地區，勒科克對高昌地區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和發掘。在高昌故城，他們系統的清理了遺址，對復雜的寺院結構都繪制了線圖。引人關注的是，他們發現了大量寺廟繪畫和文書手稿，手稿所使用的文字不少于24種，記述的語言則不少于17種。在這些手稿中，除佛教經典外，最讓勒科克興奮的是發現有摩尼教文書，摩尼教在當時是已經消亡的一種宗教，在這之前人們從未發現摩尼教文書，可見多么的珍貴！此外，還發現勒科克還發現了一座小景教教堂，里面還保存有拜占庭式的壁畫、錢幣、絲綢和絲織物，以及許多景教經典的碎片。之后，他們來到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對其中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壁畫及雕塑進行“強盜式”的揭取和掠奪。這些佛教壁畫雕塑反映的是早期佛教的特征，是研究佛教東傳后極為重要的資料。勒科克和他的助手巴圖斯通過切割壁畫等破壞文物的行為，將這些藝術珍寶不惜一切代價的運往了柏林。正如勒科克所說：“憑借長時間艱苦的工作，我們成功地把這些壁畫都切割了下來，經過20個月時間的運輸，最后我們安全地把他們全部運到柏林。在那里，它們整整填滿了博物館的一個房間”，對于這種強盜式的掠奪，勒科克似乎絲毫沒有愧疚之情，他在他的著作《新疆的地下寶藏》中給自己找了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他說：“我們的探險隊到達高昌的時間太晚了——如果我們能夠早到那里的話，將會有更多的值得人們注意的壁畫被搶救出來。我們甚至還能搶救更多的摩尼教文獻，對于宗教史和語言史同樣重要。一位農民告訴我，當五年前第一支外國探險隊（俄國）來到這里時，他曾在一所被拆毀的寺院中發現過許多手稿，他說，這些手稿的數量約有5車（當地農民所用的驢車）。這座被拆毀的寺院夷為農田，這些手稿中，有許多都帶有彩繪和金飾，但他害怕這些東西不吉祥，全都扔在河里了?！敝档靡惶岬氖?，對于勒科克和巴圖斯這種切割壁畫的行為，他們名義上的隊長格倫威德爾則持反對意見。

勒科克在庫車的活動，主要是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探察期間進行的。在庫木吐拉和克孜爾發現規模數量龐大的石窟群，并且這里的石窟寺壁畫明顯早于吐魯番，也比吐魯番的石窟寺更具西方特點。為了考察和研究方便，勒科克一行給克孜爾諸石窟依據各自特征命名，有些名稱沿用至今，如十六佩劍者窟、落石窟、魔鬼窟等，在庫車地區，勒科克沿用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做法，用切割的方式大量剝取了石窟中的精美壁畫。正如勒科克所說：“這里的壁畫，是我們在中亞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優美的壁畫?！背酥?，他們還發現大量的雕塑、絹布畫和梵文寫本（世界上最早的梵文寫本），并對圖木舒克等周邊地區的古遺跡進行了踏查。隨后由勒科克領導的“德國吐魯番探險隊”第四次探察的工作，主要是繼續對庫車地區的佛教石窟寺進行調查和發掘，揭取了大量佛本生和佛傳故事的壁畫，同時也調查發掘了庫木土拉、圖木舒克等地的佛教遺存，以及蘇巴什古城等遺址。但是由于局勢動亂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原因，勒科克和助手巴圖斯一路上困難重重，巴圖斯甚至還遭遇了一次暗殺行動，經費也變得越發緊張，在種種原因下，勒科克不得不提前結束他的第四次探察活動。即便是這樣，他們所得的成果依然是豐富的。

三、斯坦因和勒科克兩人在新疆探察活動的比較

斯坦因和勒科克作為20世紀初西方國家在中國新疆探察的主要人物，在新疆的探險史上無疑是涂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尤其是斯坦因，作為享譽世界的考古探險家和東方學者，他在新疆四次探察的收獲（尤其是前三次探險）應是西方國家的探險家中收獲最多者。而勒科克作為當時德國杰出的考古探險家和東方學者，獲取文物種類、數量和探察地域上雖沒有斯坦因豐富和廣闊，但是憑借他對于珍貴文物的判斷力，揭取了吐魯番和庫車地區佛教石窟寺的大量壁畫精品和其他珍貴文物，而這些新疆大地的佛教和摩尼教等其他的文化寶藏，足以讓德國傲視世界諸國，成為全世界研究佛教藝術和中亞考古的殿堂級中心之一。對于斯坦因和勒科克兩人在新疆的探察活動的比較，主要從相同點和不同點兩方面進行分析。

1.相同點

（一）探察背景相同。兩人的探察時間都選擇在20世紀初清政府倒臺之際和中華民國成立伊始。適逢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無暇顧及邊疆事物的大背景下，且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對外國探險家在新疆境內的活動置若罔聞。在這種情況下極大地方便了斯坦因和勒科克一類的外國探險家的探察活動?？梢哉f，斯坦因和勒科克善于抓住機遇，趕上了新疆探險的“好時機”，以至于兩人在新疆探察期間，都能光明正大的接受當地官員（當地按辦、伯克）和駐外領事館官員（如喀什領事館馬繼業總領事）的大力幫助和熱情接待，勒科克在吐魯番期間還處處得到了當地維吾爾族吐魯番郡王的支持。endprint

（二）探察目的相同。兩人在這方面頗有相似之處。兩人的探險初衷在一定程度上都收到了19世紀末以俄、英等少數幾個國家為代表的一些探險先驅們的刺激和影響，如英國的“鮑爾手卷”。他們相信，“在新疆可能隱藏著關于已經消失的一些部族的歷史、文化情況的豐富寶藏”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同時為了開拓新疆這片中亞文明的處女地，解開新疆地區古代文化的奧秘，斯坦因和勒科克滿懷期待和信心，不約而同抵達新疆探險。另一個共同的目的，是和當時的政治相關，帝國主義列強在侵略中國邊疆領土的同時，還想對中國新疆進行文化侵略，掠奪新疆的文化寶藏，并以此想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將新疆與內地隔離出去。如斯坦因就受英屬印度政府的委托，試圖論證新疆屬于印度西北部這一荒唐的結論，而勒科克的活動經費直接受到德國皇帝本人的贊助。

（三）重視對除考古活動之外的探察。兩人都重視對地理環境學、人種學、生物學等的探察，如斯坦因在新疆主要進行考古活動的同時，親自或派出測量員深入和田南部的昆侖山區，考察玉龍喀什河的源頭，并對昆侖山區的主要山脈進行三角測量和地形測繪，同樣的工作在庫魯克塔格山、羅布沙漠、天山山脈等地有條不紊進行并且高質量完成；同時斯坦因還重視對當地人的人種學研究，如對昆侖山西部庫克牙地區的帕赫甫人和哈密的哈拉塔木人做人體學測量；在沙漠地區對河流干涸、綠洲大小以及居民供水等地理學問題進行研究；對博斯騰湖周邊氣候的觀察研究等等。勒科克對新疆地區的人種分布、動植物種類特征和自然環境等的觀察研究，另外勒科克在吐魯番哈拉和卓生活期間，對當地維吾爾族民族音樂的傳承和記錄也做了相關民俗學工作。

（四）探察活動之后的成果。兩人在新疆探察活動結束之后，均有豐富的研究性著作和相關游記出版，如斯坦因四次探察活動主要出版有《古代和田》、《和闐沙埋廢墟機記》、《西域考古圖記》、《沙埋契丹廢墟記》、《亞洲腹地考古圖記》、《沿著古代中亞的道路》等。勒科克的著作有：《高昌：普魯士王國第一次吐魯番考察重大發現品圖錄》、《中亞藝術與文化史圖鑒》、《中亞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等。斯坦因和勒科克作為杰出的東方學者，在對新疆考察之前便擁有深厚的中亞考古、藝術和語言的研究功底，同時斯坦因的論著還融匯眾多學者的研究，是眾學者智慧的結晶，所以他們關于在新疆探險的每一部作品，從學術意義上來評價，都是研究中亞考古、佛教藝術和中亞語言的必讀之作。

2.不同點

（一）探察范圍不同。斯坦因在新疆的四次探察范圍涉及整個南疆和東疆地區，向南達昆侖山脈一線，北沿天山山脈南麓一線，向東包括了庫魯克塔格山脈周邊的吐哈盆地和古樓蘭地區；西南則覆蓋了包括喀什地區在內的整個新疆西南部。

而勒科克的探察區域則相對較小，沿著天山一線，主要探察了吐魯番地區和庫車一帶，同時也兼及哈密和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在入疆路線上，勒科克的第二次探察活動從北疆入境，沿途經過了石河子、瑪納斯等天山北麓一帶；而縱谷斯坦因的四次考察路線，似乎并未主要經過天山北麓的廣大草原區。

（二）探察內容的差異。探察的路線和范圍決定了兩人在探察內容上的差異性。斯坦因的探察活動很大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帶，發掘了丹丹烏里克、尼雅、米蘭、樓蘭等遺址；佉盧文、藏文等古代文書手稿的發現、對樓蘭古墓葬和阿斯塔那古墓葬的發掘等。而勒科克并沒有參與上述這些遺址的發掘，相比之下斯坦因的探察活動更具多樣性。勒科克的探察活動的特色，主要是對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是庫車克孜爾兩大石窟寺的壁畫剝取和遺物的發現和收集工作。所得遺物主要圍繞宗教主題，其中勒科克一行在吐魯番高昌故城發現的摩尼教手稿及其遺物則是勒科克所得的重要收獲之一，同時這也極大促進了日后勒科克對摩尼教經典的研究。

對于其他方面的異同點，本文不再贅述?？偠灾?，通過對斯坦因和勒科克兩人在新疆探察活動的大致梳理和綜述，能使我們對兩人在新疆的探察活動有一個直觀而快捷的認識，同時在了解斯坦因和勒科克探察活動的過程中，我們還能夠對南疆和絲綢之路沿線的遺址情況、佛教遺存狀況、沙漠區的自然地理情況、當地的風土人情等諸多方面有更深的了解，從而推動并提高業內學者對新疆這片古老大地上考古文化的研究熱情。

【注釋】

[1]陳自仁，殞命中亞——斯坦因探險考古生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92頁。引自書中“斯坦因身上帶著喀什噶爾的最高長官黃道臺簽發的命令……”。

[2]張力、于江，斯坦因第四次入新簡述.新疆文物，1992（4）：111-114.

[3][4]斯坦因著，殷晴等譯，沙埋和田廢墟記，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136頁。

[5]星燦.灰坑的民族考古學考察[N].中國文物報，2002-03-01（007）.

[6]斯坦因著，殷晴等譯，沙埋和田廢墟記，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277頁。

[7]斯坦因在莫高窟及藏經閣獲得了大量的佛經以及用漢文、回鶻文、西夏文、梵文等文字書寫的手抄本等等不可估量的古代藝術財富，造成了莫高窟文物的大量流失，讓國人心痛不已。

[8]斯坦因著，巫新華譯，沿著古代中亞的道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285頁。

[9]斯坦因著，劉文鎖譯，重返和闐綠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236頁。

[10]斯坦因著，劉文鎖、肖小勇等譯，踏勘尼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97頁。

[11]斯坦因著，肖小勇、巫新華譯，路經樓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115頁。

[12]本文主要敘述斯坦因在新疆境內的探察活動，甘肅境內的活動從略。

[13]斯坦因著，巫新華譯，沿著古代中亞的道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284頁。

[14]斯坦因著，巫新華譯，穿越塔克拉瑪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15]斯坦因著，巫新華譯，亞洲腹地考古圖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16][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楊漢章譯，絲綢之路上的外國魔鬼，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129-130頁。

[17][德]勒科克著，陳海濤譯，新疆的地下寶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楊漢章譯，絲綢之路上的外國魔鬼，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管平、辛華，德國“吐魯番探險隊”的四次新疆之行，新疆文物，1991（4），119頁。

[20][德]勒科克著，陳海濤譯，新疆的地下寶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58頁。

[21]馬大正，外國探險家新疆探險考察的檔案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評述，西部蒙古論壇，2016（2）。

[22]榮新江，勒科克其人其事（代序），新疆的地下寶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6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