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背景下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研究

胡玉明

【摘要】：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尤其是湖畔派詩人作品中的中國形象不是一蹴而就，一成不變的。隨著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英國的中國形象開始出現急劇逆轉，即由18世紀的烏托邦想象到19世紀的惡意誹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作為那個時代“集體想象”的產物，也不免融入了詩人自己的想象，暗合了世紀之交大英帝國的意識形態建構，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通過“他者”中國形象的形塑不僅促生了英帝國對技術和文明的認同，還為接下來英國對華擴張和入侵提供了道德和美學的辯護。

【關鍵詞】：中國風；浪漫主義；中國形象；中國園林；他者

近來，隨著中國國際形象的提升和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中國文化對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中國學者葛桂錄在《霧外的遠音：英國作家與中國文化》（2002）一書中，系統地介紹了柯爾律治、蘭姆、蘭陀、卡萊爾、德·昆西等英國浪漫主義作家與中國文化的關系。與中國學者擅長對中英文化交流史的梳理不同，日本學者似乎對文本“細讀”和中國園林之于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更感興趣，瓦林斯（David Vallins）和大石（Kaz Oishi）等主編的《柯勒律治、浪漫主義與“東方”》（2013）可謂這方面的典范。在英美，伊麗莎白·常（Elizabeth H. Chang）和皮特·基遜（Peter Kitson）更是筆耕不輟，論見頻出。其中，伊麗莎白·常在《英國的中國眼睛》一書中，重點考察了中國園林、瓷盤、鴉片館、外銷畫等對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文學創作的影響，認為浪漫主義時期的英國已經習慣了用中國人的審美眼光來看待自己周圍的風景。[1]25然而，在浪漫主義詩人中，學界似乎更傾向于柯勒律治，以致華茲華斯、騷塞與中國的關系鮮有觸及。而無論對華知識和對華興趣，華茲華斯和騷塞都不遜于柯勒律治，只是因為后者留下了那首與中國頗為有關的《忽必烈汗》。

一、浪漫主義詩人與中國的早期接觸

英國浪漫主義文學肇始于詩歌，發軔于英國湖畔派詩人的《抒情歌謠集》，而湖畔三詩人早期都有過與中國或近或遠的接觸，華茲華斯通過其弟弟約翰與中國有著直接的貿易往來，而約翰在一次航海中的不幸死亡也直接導致了華茲華斯對中國態度的急劇逆轉。華茲華斯的弟弟曾以不同身份三次來到中國，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海外貿易獲得職務上的升遷和資本上的積累，而據約翰自稱，他所做的這一切既是為了逐利，更是為了讓其哥哥華茲華斯獲得更多財務上的自由。于是，約翰的死亡使華茲華斯對中國的印象變得扭曲，他在詩歌中一方面盛贊英國的橡木，另一方面又把中國比喻成植物侏儒，為大英帝國的自我形塑做鋪墊。

隨著馬戛爾尼1793年訪華失敗，英國出現了大量與此次訪華有關的游記、報道、隨筆等等。其中馬戛爾尼副使約翰·巴羅的《中國行紀》于1804年一經出版立即在英國社會引起一陣轟動，其中，騷塞就對巴羅的這篇《中國行紀》進行過專題評論，對中國有著較為全面的了解。但是，由于騷塞“桂冠詩人”的身份，他在評論時自是不免站在英國皇室的角度，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宗教進行了不當的批判。

相比華茲華斯和騷塞，柯爾律治與中國的關系最為曖昧?？聽柭芍螢榱司徑馕厨f片酊給自己身心帶去的折磨，曾一度有過來中國調養的計劃，可是后來他卻選擇了馬耳他。近年來，隨著專家學者對柯爾律治馬耳他之行的研究，人們不禁會問：假如柯爾律治當初選擇的是中國，那么會對后來的英國浪漫主義有影響嗎？皮特·基遜認為不僅有影響，極有可能會改變英國浪漫主義的審美取向。[2]190

二、中國與浪漫主義詩人的“伊甸園”想象

直到十八世紀末，很多西方人仍相信在世界上可以發現伊甸園的舊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也不例外。有一種傳統觀點認為，伊甸園就在東方；法國來華耶穌會士依據中國的編年史斷定中國就是伊甸園所在，認為伏羲就是亞當，諾亞正是從中國的東北地區帶領他的子孫建立了中華王朝。對此，馬戛爾尼在使華日記中說：“中國婦女，像其他亞洲人，從不改變她們的服裝，我估計她們現在穿的長外衣，和她們諾亞方舟上老祖母的樣式相同”[3]14。對此，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孤獨中的憂思》、《詠法蘭西》均有所隱射。

除了柯勒律治，華茲華斯的《序曲》、《丁登寺》，騷塞的《毀滅者塞巴拉》、《克哈馬的詛咒》等詩作也從不同側面隱射了西方人對于伊甸園的追尋，并且最后把源頭引向中國。通過從詩人的通信、日記、隨筆等史料中提取的相關對華評述不難看出，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對于伊甸園的追尋往往都是通過園林的意象來表達的。中國園林在西方經歷過17、18世紀的中國風的洗禮之后，不僅對英國的園林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還間接影響了稍后的英國湖畔派詩人的詩歌創作，甚至可以說是改變了英國人的審美品位，中國園林通過它那“不規則之美”直接顛覆了西方新古典對于規則、秩序的審美追求。

三、浪漫主義詩人與近代英國中國形象的形塑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所折射出來的中國形象固然與詩人對中國的異域想象有關，但它也體現了那個時代英國社會對于中國的集體想象?？聽柭芍卧?823年的《席間漫談》中把中國定義為“只有永恒，沒有進步”[4]28，這同亞當·斯密把中國描述為一個“停滯的帝國”如出一轍。湖畔派詩人對于中國的想象是否是“拿來主義”不得而知，但是他們在詩歌中所形塑的中國形象肯定對近代英國中國形象的再加工施加了影響，并且，這種影響隨著阿美士德訪華的再次失敗更是加劇了英國對于中國的他者化進程。

英國的中國形象隨著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開始出現急速逆轉，使團成員開始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敗訴諸于筆端，通過一種文化造勢逐步弱化中國在政治、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的優勢。隨著這些政客帶回的有關中國的負面新聞越來越多，英國開始彌漫著一種丑化中國的現象，中國開始作為英國的對立面而出現。有關中國的一切報道都是為了重塑大英帝國在工業革命中所逐步建立起來的自信心。相比英國政客這種對中國形象赤裸裸的丑化，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要含蓄、復雜的多，他們在詩歌中描繪了諸多園林的形象，從一開始對中國園林的賞慕，到慢慢拿中國園林做文章，把中國園林同中國政治結合起來，把中國園林變為中英政治的角力場，進而形成西方話語下的所謂大清王朝的“閉關鎖國”，為接下來英國的對華戰爭提供道德和美學的辯護。

四、總結

“中國風”在歐洲盛行長達兩百年，不僅“啟蒙”了一大批思想家，還影響了英國浪漫主義思潮的來臨。盡管湖畔派詩人對中國文化頗有微詞，但是中國園林藝術對他們詩歌創作的影響是確實存在，不容抹殺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浪漫主義詩歌研究逐漸涉及到新歷史主義的批評方法，但是“中國”往往作為“東方學”批評或“殖民主義”話語的一部分，而極少作為一門獨立的知識/話語體系而存在，這極大地阻礙了中國文化對于浪漫主義美學影響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Chang， Elizabeth H. Britains Chinese Eye [M]. Stanford： Stanford UP， 2010.

[2] Kitson， Peter J. Forging Romantic China [M].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3.

[3] 馬戛爾尼、巴羅.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M].何高濟、何毓寧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4] Coleridge， S. T. Table Talk， vol. I [M]. Ed. Carl Woodr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