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啟蒙
——魯迅對畢飛宇歷史小說的影響

王 燕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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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文明視野中，魯迅通過對民族全部文明史的整合與批判，發現“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1］，這促使他展開了對歷史的反思與批判。如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保?］他借“狂人”異質者的眼光，將中國的進化史歸結為“吃人”的歷史，顯示了魯迅的反大歷史傳統的歷史觀。這種獨特的歷史書寫，還大量存在于魯迅的《故事新編》、《野草》等著作中?？梢?，魯迅雖未留下專門的歷史觀著作，但他在大量的作品中已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歷史觀，拓寬了文學與歷史建立有效關系的途徑，其中當代作家畢飛宇就是受益者之一。

對于歷史，畢飛宇有著獨特的癖好和洞見，他強調：“對任何人，我們不能聽他們說什么我們就信什么?！保?］這種對歷史的懷疑與批判態度，在其作品中有著細致的體現。早在1995年6月發表的短篇小說《是誰在深夜說話》中，畢飛宇就顯現了對歷史的深思：“我望著這些歷史遺留的磚頭，它們在月光下像一群狐貍，充滿了不確定性”［4］。作者對歷史確定性的懷疑與批判，在《孤島》、《楚水》、《武松打虎》與《明天遙遙無期》等歷史小說中也有所反應，且一直延伸到他21世紀的小說創作之中，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對“文革”歷史的重寫。

畢飛宇不僅對正史和權威提出質疑和批判，并且他憑借對“文革”的記憶和理解，在《玉米》（2001年）、《平原》（2005年）等21世紀以來的創作中，還表現了對“文革”集體記憶的懷疑與重寫。新時期，“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的迅速發展，“文革”小說大量涌現，但這些作品“在政治立場、情感取向和價值判斷上呈現出統一而無差別的‘集體記憶’”［5］。即使到了80年代中期，張賢亮的《綠化樹》、《靈與肉》等小說創作，依然沒有突破“集體記憶”的書寫方式。而畢飛宇卻通過對知青、知識分子的敘述，則力圖解構“文革”的集體記憶，建立新的“文革”記憶?！栋滓埂分?，我們一家人因父親的問題被下放到一個村莊，在這里父親建學校重教育的善意行為，遭到了以李狠為首的孩子們的抵抗，甚至報復。讓我們看到“文革”時期的下鄉者，由于他們與當地村民身份、價值觀的固有差異，使得他們被認為是異質者，他們的無意識行為都可能會引發對方的反抗與戕害，從而造成一幕幕的悲劇。相似的事情，還發生在《平原》中的顧先生、《蛐蛐 蛐蛐》中的小老頭、《地球上的王家莊》中的父親和我的身上……他們都是“文革”歷史中的下鄉者，共同的命運遭際使得他們均無一例外地遭到了鄉村價值體系的排斥。

可見，畢飛宇打破了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方式，他對此的懷疑與重寫，讓我們看到了，他繼承了魯迅的大家風范，逆流而上，為我們構建了更為真實的歷史。

2

正如魯迅在談到寫作《故事新編》的動機時所說的：由于“不愿意想到目前”的現實，于是“回憶在心里出土了”［6］。魯迅敏銳地意識到現實語境中彌散著“反復”、“羼雜”、“混沌”等光怪陸離的歷史現象，意識到了思想文化啟蒙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他在《燈下漫筆》中將中國的歷史簡要地歸為兩類，即“想做奴隸又做不了的時代”和“暫且做成奴隸的時代”，揭示了人類自古對權利的本能迷戀。而畢飛宇把這種因襲的對權利的向往與迷戀的劣根性稱之為“鬼文化”，稱“我們身上一直有個鬼，這個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們最基本、最日常的夢?！保?］畢飛宇對“人在上人”的關注和批判顯示了對魯迅批判國民劣根性主題的傳承。

畢飛宇寫“鬼文化”的初衷與魯迅一致，都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對個體、人性的反思。所以，在畢飛宇的歷史主題小說中，主要揭示了權力欲望對個體肉體、精神的傷害與毀滅?！队衩住访鑼懥恕拔母铩睔v史中，王家莊村支書女兒——玉米、玉秀等的個人命運與權利的緊密關聯，揭示了權力對個人靈魂的吞噬以及對人性的腐蝕。王連方的支書身份使得他的兒女在當地享有一定的優越感。而當王連方因與軍嫂發生不正當關系被撤職時，權利的失去隨即招來了村民的鄙視與報復：玉米的婚約被取消，玉秀、玉葉遭到了一批男人的輪奸……面對這些災難，玉米選擇繼續向權利靠攏以維持家族的穩定，于是不惜以身體為籌碼換取了革委會副主任夫人的身份與權利?？梢?，《玉米》中的每個個體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他們即便已成為權利的犧牲品，也要借助權力實現自己的目的。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平原》、《青衣》中也多有呈現?？梢?，權利不僅踐踏了肉體，在肉體的暴力中，我們還看到它在一步步地毒蝕人們的精神世界，并且永無止境。

畢飛宇對“鬼文化”的書寫，讓我們看到了民族的痼疾雖經歷過五四時期魯迅等思想啟蒙家的改造，但是依然和前啟蒙狀態無本質的區別。所以有必要繼承魯迅先生的啟蒙思想，從而揭示思想、文化啟蒙缺席的不堪后果，讓讀者在強烈的震撼中感到思想文化啟蒙的急迫性。

3 結語

魯迅的文學資源在畢飛宇“文革”題材歷史小說文本中的承傳應是毋庸置疑的，但應當強調的是，畢飛宇只是接受魯迅的影響，而絕非生硬地摹仿魯迅。他在繼承魯迅文學資源的基礎上，緊密結合時代與個人生命體驗，不僅內化了魯迅的歷史觀、啟蒙思想，而且還進行新的思考與拓展。首先，在歷史觀方面，魯迅是以世界性的眼光與知識分子的立場反思、洞察、透視中國，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歷史批判論，而畢飛宇則是站在民間立場，在民間思想意識、行為方式、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中展現對歷史的懷疑與批判。另外，啟蒙方面，在魯迅的思想框架中，作家與民眾的關系就是一種啟蒙與被啟蒙，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而畢飛宇只是揭示了國人的權力政治、精神荒漠化等民族痼疾，并未直接開展思想文化啟蒙，也就是說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建立現代個體本位的人，而是告訴我們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仍然嚴重缺乏早已為文化先驅們所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與博愛等現代文化精神，這就是說他要通過敘事讓人們看到我們的思想文化啟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接受別人的影響而又保持自己作品的獨立與完整，這正是小說藝術家畢飛宇的高明之處。

［1］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M］.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523.

［2］ 魯迅.狂人日記［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47.

［3］ 費振鐘.重讀大時代系列——墮落時代［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3-4.

［4］ 畢飛宇.是誰在深夜說話.雨天的棉花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138.

［5］ 李新亮.“文革”小說中“文革”記憶的轉變［J］.當代文壇，2011，4.

［6］ 魯迅.《故事新編》序言［M］.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54.

［9］ 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四［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60.

［10］ 畢飛宇，周文慧.內心的表情——畢飛宇訪談錄［J］.長江文藝，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