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漢族作家的藏地頌辭
——牛放先生訪談①

涂慧琴

涂慧琴（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以下簡稱涂）：

您自認為詩歌代表作有哪些？

牛放（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職稱。以下簡稱牛）：

無所謂代表作，但每個詩人對自己的創作總有自己的感覺，哪些作品自己更喜歡？這種詩人自己更喜歡的作品與讀者的喜歡不盡相同，讀者有自己的人生經驗和閱讀鑒賞，自己或者讀者的喜歡都不能說明作品本身水平的高低，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就我本人而言，我出版的幾個詩集中我對《詩藏》相對喜歡些。至于單篇的詩歌，我喜歡這樣一些篇目：《留一塊干凈的冰雪》《遠方的鍋莊》《朝圣者》《月光守護古格王城》《失落的薩迦北寺》《那曲卓瑪峽谷》《村莊里的葬禮》和《鷹飛翔》等。這些作品，代表我以詩歌的情緒對青藏高原的自然、宗教和生命的瞬間認知，是我的真情外溢。我不敢說讀者都能說好，因為我覺得讀詩也需要境界，不是誰都可以享受詩歌的美妙。說句不謙虛的話，當創作完成時，我自己也吃驚和感動于這些作品，恍惚不是我能寫出來的，如有神助。

涂：

您是在什么情況下寫詩的？

牛：

寫詩是件艱難和痛苦的事情。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從偏僻的地方來到成都師范讀書，老師說人生一世每個人都應該有志向，于是我就立志當個詩人。當時這個想法很幼稚，覺得寫詩簡單，又很有榮耀，誰知這個幼稚的想法害得我一步一步走進了深淵，在后來的歲月中多次想放棄，但又不甘心，最后還是絕望了，放棄了，不想當詩人了。結果就是這個絕望和放棄，把想當詩人的功利心放下了，人活得正常了，反倒有了一些正常的感覺，在不吐不快的時候，竟然也有了一些心得。

為了當詩人，我把《中國古代詩歌選》從頭到尾背誦了一遍，卻沒有背誦《唐詩三百首》。我讀《詩經》《古詩十九首》，各種版本的唐詩宋詞元散曲，《古文觀止》，四川大學編輯出版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6卷），以及《史記》《戰國策》《左傳》等各種中國歷史選本，還有四書五經什么的亂讀一通，甚至連《紅樓夢》里面的詩詞曲賦都背了三分之二，畢業后還訂閱了《詩刊》《星星》《外國文學》《譯林》等詩歌刊物。后來我才知道，那些書，那些文章都是好書、好文章，自以為讀懂了，結果并沒有真正讀懂，不過那時候也不可能讀懂。當時，我鐘情于古文，寫的也是古體詩。我那時一方面傾向于古文古詩詞閱讀，也讀近現代中國和外國的詩歌選本，諸如《泰戈爾詩選》《普希金詩選》《拜倫詩選》《耶魯達詩選》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選》等等，還手抄了帕斯切爾納克、艾略特、郭沫若、艾青、郭小川、北島、舒婷、楊牧、雷抒雁等詩人的作品，也讀弗洛伊德、康德、尼采、叔本華、薩特的哲學著作，當然也包括中國的諸子百家。我讀了不少詩和書，卻沒有寫出一首夠得上發表的詩歌。

師范畢業后我到了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最邊遠偏僻的草原縣若爾蓋的鄉村巴西教書，這里沒有漢語語言環境，不過學校使用的還是漢語教材，所幸學校里還有兩位老師跟我一樣執著的人，我們自然就成為了朋友。我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都去讀書，三個人一個星期交流一次讀書心得。我們用來讀書照明的蠟燭淚凝結成了像冰塊一樣的小山峰，其他人看了，笑話我們舍得花錢。巴西是海拔3 000公尺以上的高原農區，河谷里生長了許多高原紅柳，我們便比照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自詡為“柳林三杰”，這當然是個笑話。但在巴西的幾年，我最大的收獲是從古體詩轉到了現代自由體詩歌的寫作，我之所以有這樣的轉換，是因為二位讀友一針見血地批判我的寫作體格不合時宜，并且苦口婆心地勸解我說：“當今天下的文學刊物除了《詩刊》刊登有僅有的可憐的二三頁古體詩歌外，試問哪一家刊物還在發古體詩？放下你的寫作水平不說，何況《詩刊》那點頁碼都是留給大學古文教授們和名家大家的，你做夢也擠不上去?！庇捎谒麄兊牟粩啻驌艉蛣窠?，我終于扛不住了，就下定決心痛改前非了。于是，我們一起繳費參加各種刊物的詩歌函授，各種文學刊物和文學組織舉辦的形形色色的交錢參加的筆會。筆會參加多了，詩人見的多了，創作卻沒有多大進步，衡量的尺碼就是在文學刊物上發表不出來。在這里，我要感謝若爾蓋縣人民廣播站，他們每天中午半個小時的“百靈鳥”節目的有線廣播，以及每月三五元人民幣的稿費，苦苦支撐了我這個詩人夢許多年！是他們給了我希望！后來“柳林三杰”的那兩杰相繼放棄了作家詩人的夢想，回到了結婚生子過日子的現實生活中，再后來“柳林獨杰”也熬不住了，失敗失敗再失敗，反復甄別自己是否是塊詩人的材料，最終確定自己不切實際地選擇了錯誤的志向，這條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就這樣依依不舍地終結了詩人夢。其實，終結雖然痛苦，然后行為一點兒也不復雜，僅僅是放棄投稿而已，如此簡單。但如果說悲壯，倒也有些悲壯的意味，跟死亡差不多。死很簡單，一刀或一槍便完結了，而一瞬間的事，從生到死卻不是那么容易決斷的。

詩人夢完蛋了，向刊物投稿放棄了，但多年來養成的讀書和寫作的習慣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過來，所以夢雖然沒有了，睡覺卻還在繼續著。

涂：

故鄉對您詩歌創作有何影響？

牛：

一個人不能沒有故鄉，故鄉是人的根。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故鄉度過的，最親切最美好的時光都留在了故鄉，童年是無憂無慮的夢幻，少年也是無憂無慮的夢幻，多年輕多單純多美好呀！同時我的悲傷也留在故鄉，父親去世后，我的家在我童年的時候破了。但那時候悲傷的程度低于快樂的程度，哪怕是失去親人，疼痛是淺層次的，這種痛是成年之后慢慢加深加重的，童年和少年真是不知愁的滋味。

我的故鄉在四川平武的大山里，也就是《三國演義》里江油關的所在地。這里非常美，民俗文化也很美。有頭頂插著野雞翎子的白馬人，有悠揚諧趣的山歌，有雪山冰川的涪江源頭，有跟北京故宮一樣的深山宮殿報恩寺，有野獸出沒的原始老林，有凌空的溜索擺渡的渡口，有麥田稻浪玉米林的水田與坡地，有親切土氣的方言俚語，當然還有我們叫作白熊的大熊貓等等。故鄉是我的夢，故鄉是我的書，我的故鄉就是詩歌。

涂：

童年、少年記憶與您寫作的關系？

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是幸運的，都是在平武的大山里度過的。一早一晚，不是放牛，就是放羊，或者扯豬草。用背篼裝滿豬草，牽著牛，踏在農田的小徑上，是每天上學前必做的活。

兄弟姐妹里，數我最調皮。彈弓、撲克、石子、爬樹、偷菜、鐮刀……都是難忘的回憶。

四清運動時，我們一家從縣城搬到了農村，我便在匯口的村小讀書。我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校長是地主的兒子》，在那個混亂的時代，每個人都干過傻事，校長夫婦被批斗得瑟瑟發抖的背影也是我一生的傷痛，文章里我說“我不怨恨那個年代，如果說那個年代是卑鄙的、喪心病狂的，那么我的靈魂也不高尚”。

我受教育的幸運來自于那個不好好學習的時代，家庭出身不好但學識很高的優秀老師都從縣城里趕到了鄉村，我們村小就在縣城旁邊，我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在最不好的學校里，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我的童年和少年，帶著時代的荒唐味。

關于我的故鄉跟別的人不完全相同，我出生在四川平武縣，父親出生在四川仁壽縣，母親出生在四川松潘縣。也就是說父親是仁壽人，母親是松潘人。這里我一定要講講父親的故事，他對我童年和少年的影響都至關重要。

小時候常聽母親說，父親是四川眉山仁壽人，跟蘇東坡、郭沫若是同鄉。本姓劉，后來是賈家的長工，上門入贅女婿受到賈母反對而未能成其親事，卻因此廢了祖姓而隨了賈氏。父親是1969年自殺而結束性命的。他被群眾批斗，他覺得自己很冤枉，又找不到地方訴說，他于是回家就磨刀，刀磨得鋒利，已經到了吹毛能斷的地步，但他不知道殺誰，他不知道誰是他的敵人？最后便把自己殺死了。

母親給我和弟弟講訴父親的故事，她說父親曾經是平武縣公安局的警察，會使雙槍。在那個年月，我和弟弟為此感到很榮耀?？墒?，父親是被群眾批斗后自殺的，按常理應該是個壞人才符合規矩，公安是抓壞人的，他怎么會被群眾批斗呢？父親用剃頭刀子狠心地割斷自己的喉嚨的那天早上，公社的武裝部長到家里來，當著死人與活人的面大聲宣布：這是“畏罪自殺”，不許用棺材，不許用花圈，破席子裹尸下葬！劉部長宣布的內容有點含糊，他沒有闡明什么罪？這讓我們感到十分困惑。劉部長的理直氣壯和大義凜然不是冒失，也不是捏造，那時候的人習慣這樣說話，也習慣不深究原委。這個罪行的含糊為后來父親的問題不能平反埋下了禍根。而父親的死是我們全家的恥辱。父親留下一冊日記本，扉頁上就蓋著縣公安局的朱紅大印，日記本就是父親1956年被縣公安局評為二等功臣的獎狀，蓋著公安局朱紅大印的日記本的扉頁上用漂亮的毛筆字記錄了這個內容。公社人民武裝部的劉部長吼叫一陣后就走人了，我家并沒有聽命于他的吼叫，依然用上好的柏木土漆棺材給父親風風光光地下了葬。奇怪的是，整個下葬過程吹吹打打很是熱鬧，場面很大，沒有絲毫地遮遮掩掩和偷偷摸摸，卻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前來干涉過，倒是棺材上面的那只大紅公雞似乎是替父親受過，在棺材被抬上山埋葬的路途上被顛簸得昏昏沉沉，不辨東西南北。

關于父親的身世，母親講得斬釘截鐵，我和弟弟都堅信不疑。母親說父親出生貧寒，父母早亡，父親跟著哥哥過日子。1935年父親的哥哥投身革命，參加了紅軍，哥哥將父親寄放在一個國民黨員家里。父親后來逃跑了，一路乞討到了大山深處的平武縣城。之后，童年的父親被匯口壩賈老太爺雇去放牛。于是父親便從平武縣城的乞丐，搖身變成了匯口壩賈家放牛的長工。母親說：“父親是樂山仁壽人。這是父親告訴她的，至于是仁壽什么地方的人？還有沒有親戚？父親不知道，母親也不知道?！蹦赣H今年已經80多歲了，她卻從來沒有去過仁壽，母親說，父親的哥哥跟著紅軍走了，父親死了，父親仁壽本家的線斷了，任何痕跡也沒有了。

父親歷史的重大細節卻在2016年的一個特殊日子被突然修改了，呈現出更加清晰和更加真實的面目。

2016年正月初三，我在成都錦江區三圣鄉紅砂村租住的子曰書院被盜，住在平武的大哥聽說我們被盜，便于正月初四就匆匆趕來為我們守屋。入夜，幾碟小菜上桌，我和大哥喝著小酒開始了漫無邊際地閑聊，這種情形是幾十年來我第一次近距離地與大哥親近地、平等地、推心置腹地拉家常。與大哥的閑聊，無意間更正了父親在我心中留存多年的歷史。大哥否定了媽媽講給我和弟弟關于父親的歷史，他說：“平武匯口壩的老人都知道賈廷義這個人，他的故事并非秘密。那是民國23年，即1934年，紅四方面軍浩浩蕩蕩地到達了平武縣，父親的哥哥帶著父親也來到了這里。父親的哥哥在來平武之前就參加了紅軍，年幼的父親一直跟著哥哥。紅軍連夜開拔，急行軍向松潘境內滲透。跟著哥哥到達平武的父親沒有能夠跟上突然開拔的紅軍大部隊一起走，就這樣父親丟失在了平武縣城，成了流落平武街頭的討口子叫花子。從此，父親再也沒有哥哥的消息。之后父親的遭遇跟媽媽講述的完全一樣。大哥不是父親的親生骨肉，他與我是同母異父的兄弟?！贝蟾缰v述的父親的這段身世，平武匯口壩年紀大的老人皆知，我卻是2016年正月里第一次聽到。于是，我們對父親的這段人生細節做了一個推斷：路過平武的紅軍是紅四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來自于大巴山區，那么父親的哥哥是在什么地方參加的紅軍我們不知道，但在路過平武之前就已經參加了紅軍這一點是肯定的，這一點跟父親的記憶也是吻合的。而紅軍有傳統習慣，那就是收養和培育“紅小鬼”，這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公開宣傳和史料記載中都有表達。父親跟著當紅軍的哥哥，而部隊顯然又是知情的，而紅軍是不可能養一個與部隊無關的閑人的，紅軍也是有紀律的，特別是肅反很厲害的紅四方面軍。所以，跟著紅軍哥哥一起在部隊行走的孩子，只能是“紅小鬼”，父親就是小紅軍，就是紅小鬼。當然，父親的這個身份對我們今天而言是毫無政治意義的，也就是我們不會因為父親有一個紅軍身份我們就跑去找政府的麻煩，而力圖拿到什么政治好處，當然政府是要講證據的，我們也拿不出證據證明父親就是紅小鬼，不過是平武當地老百姓對父親身世的界定罷了。對于父親而言，我們需要給他一個關于身世的正確答案。不幸的是1969年文革中，父親不堪群眾批斗，用剃頭刀割斷喉嚨自殺了。父親的“罪行”中有一條是：有群眾揭發說父親長征時在雪山梁子上槍殺過紅軍。顯然這是子虛烏有的誣陷。父親是個實在人，他很委屈，但沒有人可以證明他的清白。在平武，父親的哥哥跟著紅軍大部隊走了而丟下了年幼的父親，后來父親抹脖子自殺則丟下了年幼的弟弟和我，還有年輕貌美的母親。反正人都死了，要怨就怨自己命不好吧！我也給母親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后來母親也勉強想明白了。不過說心里話，我真不知母親是否真明白了？如果明白了，那么她是怎么明白的？還有就是母親為什么要臆造父親的那一段歷史？但從此以后，我們都死心了，我們也不再為父親的事糾結了。

現在想來，母親因為對父親的偏愛再加上些微的虛榮，給父親編了一段美好故事，遮蔽了一些真相，紅小鬼不是很光榮嗎？弄不明白母親為何要回避這個榮譽?，F在終于弄清了父親的身世，雖然總感覺有些寒涼，但畢竟真相具有積極的意義，這讓我們全家都很釋然。之后我抽空回都江堰探望母親，將我從大哥那里獲悉的根據平武匯口壩老輩人的口述情況及對父親的身世進行了重新界定，講給母親聽。母親聽后，既不吃驚也沒反對，而是滿臉微笑，這令我大感意外?；蛟S母親早就知道真相，現在聽我說出來她感到欣慰，覺得她終于對得起死去的男人賈廷義了，因為他的兒子已經懂得如何去思考問題，懂得怎樣面對社會了，而這些都是她這個做妻子的生養教育的結果。而真相對于死者家屬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父親的日子已經成為他的歷史，而這段歷史會隨著我們的生命結束而消亡。但是，我必須感謝父親，感謝他成就了我的生命，也感謝他帶給我的恥辱與榮譽，還要感謝他給予我的除了仁壽之外又多了平武這個我喜歡的家鄉。

說實話，父親死后母親對我很嚴厲，她既要做母親也要當父親，她常常把我和弟弟關在家里給我們講故事，以防我們出去跟生產隊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惹出事端。母親讀過私塾，看過不少小說，如《二十四孝》《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都是母親給我們講述的。我被故事里的那些人和事感動著，其實這是母親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顆作家的種子。這顆種子連同我在故鄉砍柴、放牛、割草、打架、爬樹和偷東西一起，成了我現在的財富。

涂：

大藏區與您寫作的關系？

牛：

我長期生活工作在川西高原的藏族地區，長達24年之久，大藏區于我有極深的淵源，也有很深的感情，當然也包括少數民族朋友。但文學創作不僅有歌唱，更有批判，而民族和宗教問題又十分敏感，稍不注意就容易傷害民族情感，甚至釀成禍患。正確的民族觀，是解決民族文化心理差異或者說民族歧視的根本。民族歧視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相互的，因為優越性也是相對的，如果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民族團結就很難進行，換個角度，換個位置就容易理解對方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區域生活著不同的族群，地理環境對于民族的宗教、習俗、服飾、建筑，乃至種族的形成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而文化是區別族群的重要元素，民族的融合實質是文化的融合，民族的尊重也就是文化的尊重。長期以來，民族之間很難互相走進心里，很難相互欣賞。因為潛在的生存危機的擔憂，總是相互設防，其隔閡就是文化差異?；谶@樣的認識，那么認識和親近異族文化，就有了既尊重客觀實際，又具有內心與行為的主動性，這對于文學創作無疑具有關鍵的幫助。而歸結到一個字——“愛”，愛民族，愛民俗，愛文化，交朋友，用心用意真正地尊重，再來審視這個民族，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于我而言，藏地是一本自然與人的線裝百科全書。線裝由于古老而生態，百科因源于它的深厚與單純，悠遠而時尚。有人可能對于時尚之說不以為然，認為巴黎的時裝，迪拜的酒店，好萊塢的電影才是時尚，藏地距時尚太遙遠了。固然時裝之類也是時尚，但太膚淺。我蠻橫地認為，藏地是許多人向往的時尚，不過它屬于精神家園范疇。

對于藏地，我雖然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但我記憶里的符號卻十分簡單，不過就是潔白的雪山，遼闊的草原，清澈的江河，樸實的百姓和神奇的宗教而已，甚至還可以再簡單到：雪山和宗教。世界上雪山很多，但沒有一座能夠與藏地的神圣相比，雪山在藏地受到了至高的禮遇，人類與地球和諧相處的源頭，正是在這樣的禮遇中得以彰顯。同時這里也滋生了另一種雪山，那就是苯教和藏傳佛教，經聲和牧歌里開出的格?；ㄍ瑯泳哂懈咴那宄?。這令我們嘈雜的內心充滿了敬意。

有了這樣的情感，我的民族文化審美，或者說我的民族文化觀給我帶來的文學創作的立場，與因認同而欣賞、而發現的文化立場在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得心應手的運用。如果要談點小技巧的話，我的經驗是：詩歌創作用第一人稱，將自己徹底地融入到少數民族情感中去，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其他體裁的創作則可以走出來，既能融入其中，也能站在一旁。只要你的出發點是友好的，善意的，你即使有些許錯誤也無大礙，也能得到諒解，因為不可能是大錯誤，就跟一個孩子跟自己的母親對話，他能錯多遠呢？

民族文化的獨立、沖撞、混血之后構成的新的文化觀是我文章中較突出的觀念，過去的作家缺少這方面的經驗和關懷。

涂：

酒詩書與人生之關系？

牛：

酒詩書是中國文人的人生。詩酒一家，古人和今人皆是如此。酒能釋放情感，使人變得真實，俗話說酒后吐真言，詩人需要真性情，偽裝，把自己成天裝在套子里不可能成為詩人。但朱門酒肉臭也不是詩人。而詩書畫印是中國傳統文人的學養與修養，是基本功，也是應該終生追求的內功。

我很喜歡書法，是一個執著的書法愛好者，幾十年里，一直都在練習著。也許是上天垂愛，大約十幾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書寫練習的過程中突然就明白了似的，就能感覺到什么書法是好，什么是不好，這種突然出現的感覺很神奇，但的確發生了。我的字對照練習很亂，只要是我喜歡的，什么帖都練，而且寫一陣子后就脫帖亂寫一氣，如同發泄，長此以往反倒寫出了自己的一種風格。從深層意義上看，書法是悟道，有一種禪學精神，將佛學修養和書法墨趣相結合。中國書法藝術是中國人接通自然與文化的方式，把自然與個人的生命活動置于景觀中，把雄偉的自然與現實的生活聯系起來，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而中國文化特有的筆墨魅力，對當下漸已丟失的人文和自然關懷，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我是個初學者、愛好者而已。

涂：

對百年新詩的總體評價？

牛：

從古詩、古體詩到新詩，我有一個漸進的創作過程，甚至可以說是痛苦的漸進過程。這個問題前面我已經談到過，這里不再贅述。我認為百余年來，中國新詩發展到今天已經基本成熟，這個成熟更多的指的是藝術性。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長期堅持和追求的目標與功能，除了載道之外也有其他作用，應該說是多元并存。至于詩歌的本質，我以為古詩和新詩并沒有差別，不同的是形式。這個跟道家的悟道，佛家的參禪同出一理，古人用古語古文開示，今人用現在的語言和文字開示，而那個“道”，那個“禪”，古今并無區別，這與古詩的“詩”和新詩的“詩”一樣。至于文學的方向與功用，也就是新詩的方向與功用，習近平主席講的“文運與國運相連，文脈與國脈相通”就很精道。

涂：

古代詩歌對自己的影響？

牛：

這個問題前面也講過了，歸納起來兩個字：很大！

涂：

您與外國文學之間？

牛：

外國文學對我影響也很大，但比起中國古典文學對我的影響就算小了，外國文學的影響是技巧方面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是思想和技巧兩方面的，是深入骨髓的。當然由于我不識外文，對外國文學的閱讀只是局限于翻譯作品，或許與原著相去甚遠。

涂：

其他您感興趣的話題也說說吧！

牛：

除了詩歌，我也寫散文，有些讀者打趣地說我的散文比詩歌好。因為我的經歷，比較關注民族文化背景里的文學，其實民族文化背景里的文學往大里說，其理與外國文學有些相同，都是異族文化，但又有不同，不同的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相互之間走得更近，互為影響更多。反之，外國文化就沒有這樣的影響。

作家的創作來源于熟悉的生活，我選擇少數民族題材寫作與我的生活經歷有關。我是漢族，在阿壩州工作，與當地藏羌族群共同生活，讓我真正明白如何理解和尊重異族的文化。因為兩種文化在碰撞時，不是那么容易和平交流的，一般會出現三種情況：第一種，向另一種文化完全趨同，拋棄了自身的母體文化，造成文化淪喪；第二種，堅持母體文化而排斥異族文化，不能形成有效的文化交流；第三種，擁有對母體文化的自信，同時也對異族文化理解和接納，進行平等交流，互相學習。我認為最合理的方式是第三種。作為一個作家，我要求自己以第三者的視角，對不同的文化站在更客觀、更全面的角度去描述，這是我創作的基礎。

文化交流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交流不能以優勝劣汰來評定。應該深入到每種文化的根基中去看，了解當地自然環境和文化的發展過程，才能達到真正的理解和尊重。例如，因為地理環境和氣候的不同，高原人無法適應大米和小麥，內地人會難以接受糌粑、酥油茶這類食物。我的同事中，也有很多人以漢文化為堅守，不能接納藏羌族的習俗，在當地生活得比較困苦，文化心理上的困苦。

文化混血很多時候是血腥的。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混血是通過戰爭來完成的。蒙古文化發源于呼倫貝爾草原，開始是很多獨立的小部落各自為政，最終由成吉思汗統一各部，才統稱為蒙古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長補短的蒙古文化。北魏鮮卑也是如此。

每逢改朝換代，知識分子便難以面對文化混血即將來臨的大潮，有的變節順應時代，有的甘為舊有文化的殉道者。例如王國維的自殺也是文化認同出了問題。他雖然學識淵博，飽讀詩書，但也因清朝滅亡，無法自處，而王國維本是漢文化的血根，卻為滿清朝廷殺身成仁，這是一種文化混血后的奇特現象。在清朝，族群間的文化混血跟拓跋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一樣，十分突出。滿族入關300年，建立滿清政權卻沿用了漢族的治國體系。文化方面也推崇儒家文化，滿人也學習和繼承漢族的傳統文化。滿族作家曹雪芹、老舍、端木蕻良等受漢文化影響極深，甚至可以說是完全被漢化了的滿族，他們用漢語言寫出的作品，從形式到骨子都充滿了漢文化元素，但其中也蘊含著深厚的滿族文化，這便是典型的文化混血杰作。

不管怎樣，文化是平等的，應該相互尊重，相互欣賞，這是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

注解【Notes】

① 牛放，本名賈志剛，1963年5月出生于四川平武縣，漢族，籍貫仁壽。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職稱，《四川文學》主編。曾獲得巴金文學獎、首屆中國西部散文獎、中國西部散文獎、第八屆四川文學獎等獎項。已出版的詩集有《展讀高原》《叩問山魂》《詩藏》等；散文集有《牛放散文選》《落葉成土》等。近年來在《詩刊》《延安文學》《江南》《星星》《西部散文家》《中外文藝》等期刊發表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