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荒原與回歸意識：《棄兒弗朗索瓦》中的地理因素

劉 潔

在19世紀上半期，喬治·桑以“田園小說”于法國文壇享有盛名。在這些作品中，作者沿襲一貫的浪漫主義創作手法，將藝術創作與獨特的地理意象完美融合，使文本呈現出獨具特色的文學意蘊?！稐墐焊ダ仕魍摺酚?848年4月連載完畢。自問世以來，學界極為關注。批評家們從各個角度解讀闡述這部著作。他們認為，“田園三部曲”表達了喬治·桑的浪漫主義理想，“她的特點是浪漫主義的詩情畫意”，“然而喬治·桑的現實主義基本觀點卻從來沒有人加以肯定”（羅大岡 9）；作家歌頌并向往寧靜的鄉村，崇尚質樸、自然、清新的生活，其作品“雖然也許深度不足，可是天真與渾樸完全可以補償它”（羅大岡 3）；關注底層民眾，竭力與淳樸的農民相聯系且向其靠攏為其代言，正如圣勃夫所言，她的畢生創作“都服從于一個哲學傾向，而且以同樣道德性作為目標”（羅大岡 8）。也有人認為，《魔沼》能以瑰麗風光和歷險奇遇被稱道，《小法岱特》貫穿于文本中的神靈色彩獨具風情。相比較之下，《棄兒弗朗索瓦》并非能夠完全表達作家對于田園詩意的追求。

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觀照主人公成長經歷中的系列重要地點，探究環繞其成長所出現的自然地理意象、相關的社會環境的文學價值，分析人物的性格成長及其所傳達出的精神氣質，就會發現，喬治·桑通過這一靜態的文本，在動態地闡釋自己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追求的同時，展示在理想主義的創作手法的掩蓋下人們生活及精神狀態的流浪，發現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們精神世界的“荒原”，即對于茫然不可知的未來的惶惑和恐懼。作家向往自然，竭力為特定時代人們探索一方精神凈土，以彌合浪漫主義與現實之間的“斷裂”。

一、科爾穆磨坊：自我意識的壓抑與復蘇

機器時代的到來，給予人們空前豐富的物質，同時也帶來了其副產品：人被物裹挾的困境和自我意識的匱乏。在《棄兒弗朗索瓦》中，喬治·桑竭力掙脫都市束縛，注目于鄉土，發掘淳樸人民（以馬德萊娜和棄兒為代表）身上始終存在的、暫時被掩蓋的對于個體價值的關注意識。棄兒的“去”與“歸”，給予馬德萊娜思考自己存在價值的契機；博愛的馬德萊娜與恬靜的鄉間環境融合，成為弗朗索瓦心靈回歸之所的具體存在。作家在批判時代帶給人們精神頹圮的弊病時，借助科爾穆磨坊安適的生活環境，尋求向心靈的回歸和自我的回歸。

弗朗索瓦自小遭生母拋棄，成為一個“沒有家、沒有回憶的棄兒”。他在濟貧院長大，養母伊莎貝爾“從一個快去世的女人那里領來了剛斷奶的弗朗索瓦，從此一直養著他，為的是可以每月得到幾個白花花的銀幣”，卻無法保證其正常的衣食所需，他也一度與母親所豢養的牲畜為伍。初到貝里年僅六歲，馬德萊娜暗自施以援手，他似乎也擁有了棲身之所。然而，當馬德萊娜的善舉不被理解甚至遭人嫉恨，弗朗索瓦自行離去，也對自身的命運閃現出隱隱的擔憂。再一次“離去”在17歲。由于塞韋爾的挑唆，磨坊主懷疑他與妻子有私情，脅迫其遠離。他遠走希隆鎮，在馬德萊娜陷入困境時毅然回歸，力挽狂瀾。

在其成長經歷中，弗朗索瓦脫不開的是“離去”與“回歸”的糾纏，而這些經歷，體現在作品中，就演化成為了如前文分析所言的“離去—回歸”的結構模式。弗朗索瓦通過幾次的離去和回歸，真正擺脫“棄兒”身份，不僅找到安定之所，而且在意識中實現了情感的皈依。作家描述棄兒頻繁被棄、不斷尋找直至最終安定的人生經歷，所要展現的正是人被物質浸染的本真追求的暫時隱藏和逐漸被發掘。伊莎貝爾作為弗朗索瓦唯一的親人，尚且因利益將他領養或者拋棄，而這個利益僅僅只是濟貧院每月幾塊錢的補貼或者他人緩交半年房租的空口許諾；弗朗索瓦則依靠自身的努力顛覆世俗偏見，拯救自己、救助他人。

科爾穆磨坊成為弗朗索瓦流浪生活的起點，也給予他一個永久的歸依之所，結束漂泊之旅。而每一次行動上的“離去”，伴隨的則是命運的危機和個人價值的失落；“回歸”給予他對自己身份經歷更深層認識，也是人生價值得以再發現的必備條件。因此，弗朗索瓦顛沛的成長歷程，既是對“棄兒”身份的顛覆，也是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思索與探求。同時，這種沉思也具有普遍的意義，是對工業時代初期的法國、歐洲人們的主體價值的發掘、精神出路的追問。

19世紀的人們，精神迷惘雖不如20世紀《荒原》展示的“‘生命’帶給人們的不是希望，而是對于活著的厭倦和恐懼”那樣絕望的狀態，但在工業文明的裹挾下，物質財富儼然成為社會崇拜，人與物的界限逐漸解構，導致個體生命的意義一步步喪失，自我意識被湮沒。布朗榭不清楚自己的資產，不過問收成如何，但始終不忘的是自己對于財產（包括資產和妻子）的所有權，在他看來“我們始終是主人”（喬治·桑125）；弗朗索瓦視自己為伊莎貝爾的附屬物與幾塊銀幣等同，生母給他一筆錢作為補償卻不愿透露真實信息，于是他仍然是錢財的等價物而不是母親的孩子。作家通過對弗朗索瓦心路歷程的追索，發現糾纏在他行蹤里的關于“去”和“歸”的矛盾，而伴隨著這一矛盾而產生的實則是他生命里關于自身存在價值的迷惑。那個時代的人，或是缺乏自我意識，或是努力尋求個體獨立而不得。所以，棄兒的離去與回歸，也是蕓蕓眾生對自己的精神棲息地的尋求和生命意義的探索。

馬德萊娜的經歷不像弗朗索瓦的那樣曲折，其生存空間只有磨坊一處。這是一位理想、典型的農村婦女。在她的身上，交織著傳統女性應有的美好品德，諸如勤勞、善良、堅韌、體貼等等。此時的貝里原始淳樸的遺風尚存，清秀的風光透著神秘，村民之間保持著“雞犬之聲相聞”的恬靜狀態，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尚未完全席卷。因此，作者筆下馬德萊娜的氣質與秀麗的自然環境和寧靜的鄉村生活形成某種契合。正是這種淡泊甚至略帶蒙昧的鄉村環境，少有外界刺激使她產生關于自身意義的思考。這種“不自知”使得自己如同棄兒一樣成為一個被棄之人。

正如前文所言，布朗榭作為一位有產者，在他心目中，女人（主要是妻子）可與磨坊、風車、房屋等等一切財物等量齊觀，“因為他很吝嗇，沒有空閑為妻子著想”（喬治·桑 126）。令人遺憾的是，馬德萊娜在精神情感遭到丈夫的漠視的同時，自己也默認了這一觀點并助其生長。面對刁難苛責，“本應發一通脾氣，和他們爭辯一番，但她只知道流淚”（喬治·桑126）。她以默默流淚代替必要的辯解，以逆來順受代替關于行為對錯的思考。在其思想中，“她覺得沒有必要抱怨，就忍受著痛苦，仿佛她命該受這個苦”（喬治·桑 127）；她還意識不到自己被施加的是一種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懂得這一切從何而來，又能如何擺脫?！坝捎谒诋數厥俏ㄒ徊豢紤]自己，所以感到十分孤獨，非常煩惱，卻又不大知道自己煩惱的原因”（喬治·桑128）。馬德萊娜尚且缺乏一種自省意識，不懂得反思自身的存在狀態，更不用說如何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當然，這并不是說，棄兒的到來和成年之后的再回歸，就使馬德萊娜具有了完全的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識，但她卻能逐漸把自己與機械式的“物”相區別開來形成關于行為的是非對錯。面對塞韋爾的挑唆和丈夫的猜疑苛待，她第一次正面反抗，而不再是像過去一樣只愿息事寧人、委曲求全。有弗朗索瓦陪伴的日子，尚且會讓她尋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而隨著棄兒被逐，“她重又處于孤獨的境地”（喬治·桑 169），機械般勞作、麻木地生活。

時代的洪流尚未引起農村地區太大的波動，也并沒有在農民心里產生關于詢問自身意義的需要。作家卻從未對這些底層民眾失去信心，而是“利用美學的錯覺對現實的‘缺損’作修補”。馬德萊娜通過與棄兒的結識重新發現自己于他人的價值所在，對自身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同時，發現自身所需，拋下年齡懸殊的思想桎梏而與養子走到了一起，使得被深深潛藏的自我意識在一定意義上得到開掘。雖然馬德萊娜奇特的青春重返具有虛幻理想的色彩，但這種建立在理想主義基礎之上的美與愛的統一反映了作家對于始終存在的建立理想國的愿景的希冀，只是這種無法在現實環境中實現的藍圖暗示了包括作家在內的一代人精神的掙扎。

由此可見，當時代裹挾著人們往前走，人被迫成為“物”或被“物”所湮沒，或因執著于物質財富的追求而忽略了自己作為生命個體應該具有的思索的權力。對于馬德萊娜而言，科爾穆磨坊沉寂的生活狀態磨滅了她的反抗意識和對自己言行進行思考判斷的能力；與弗朗索瓦的相處，既為兩個孤獨的個體尋求精神的依靠，又讓馬德萊娜在不斷找尋自身價值的過程中形成自我意識和思考的能力。

二、希隆鎮：埃居朗德的寄居與漂泊

在弗朗索瓦的經歷中，科爾穆磨坊相對封閉，舞臺展示有限，而希隆鎮則表現出明顯的開放性，是弗朗索瓦謀生技能、管理才能的全方位展示，更是其流浪氣質和回歸意識的成長空間，即這種寄居與漂泊生涯直接催生了其內心潛藏的重返磨坊、尋求精神皈依的愿景。

科爾穆磨坊之于男女主人公的存在意義，如同貝里之于當時的法國社會，是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它一方面保護弗朗索瓦不受工業文明侵襲，但也限制了其自身技能和自我認識的進一步提升。但是，相對于磨坊的封閉性，希隆鎮是一個開放的存在。它相當于貝里的交流中心，不僅充當當地人們物資、信息的交流場所，而且它本身就處于不斷的交流之中。弗朗索瓦從科爾穆磨坊走到希隆鎮，是從一個封閉的小天地走向一個廣闊的成長空間。

埃居朗德莊園之前的生活和經濟來往計算仍是原始蒙昧的方式，并無太多現代意識。這一點與哈代筆下的《卡斯特橋市長》相似。所不同的是，現實主義作家哈代秉承文本的歷史文件性質的理念，并不粉飾他所嘆惋和揮淚的英國南部殘存的具有遠古遺風的宗法制在農村的毀滅這一事實；而浪漫主義的喬治·桑則運用虛美與理想化的文筆運作，使得弗朗索瓦能運用現代化的經營管理思想，維護自身利益。

在埃居朗德的三年，弗朗索瓦獲得了足夠的發展空間，勞作伊始似工具一般運轉，后逐漸擁有自主管理的權力，到后來離開時莊園主對他識人用人能力深信不疑。因此，弗朗索瓦得到的不光是一個謀生的地方，也是一個重要的成長機會，為他重返科爾穆磨坊大展身手埋下了伏筆，后文也確實以如椽大筆交代了弗朗索瓦如何明晰利弊、保護馬德萊娜和其他小生產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這是作者與現實對抗的方式之一！而這種理想化的方式，大部分評論家認為是作家理想化的審美追求的顯現，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也反映了作家反抗現實的糾結與無力。因為，如此完美的人在當時所在的社會是很難找到的。正如羅大岡所言：“她對于小說的正面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或主角，往往盡量地過分地美化、理想化，甚至把對方描寫成半神半人式人物?！保_大岡 8）這只是一種活在理想中的形象，纖弱而無法直立，不具有現實性。根據20世紀加拿大著名文藝理論家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提出的觀點，這樣的主人公幾乎是在本質上優于他人的，作家的創作幾近神話。區別于巴爾扎克等人針砭時弊、力透紙背的行文風格，喬治·桑以獨具特色的浪漫手法表現自己對于湮沒個體存在的社會的抗拒。雖然缺乏深刻的社會歷史意義，無法凸顯社會主要矛盾，“于是只好引著人們在空想的美景中繞圈子”，但令人欣慰的是，這種樸實的情感始終伴隨著作家的創作，探索個人的存在意義也成為她孜孜不倦的追求。

弗朗索瓦僅用三年的時間，即將偌大一個莊園打理得井井有條，并因自身的才能和美好的精神品德倍受人尊敬，雇主父女也對他青睞有加。但是分析弗朗索瓦與埃居朗德莊園的關系——存在卻始終不屬于。此處，并非他精神深處真正想要的歸宿。

外出的三年，弗朗索瓦總是以一種最巧妙的方式關注著馬德萊娜的生活狀況：“他到集市上去，尋找住在老地方的熟人，找到后他就詢問他所認識的所有人的情況，出于謹慎，他先打聽他不太關心的那些人，最后才問到他最關心的馬德萊娜?！保▎讨巍ど?171）這種關注表面上是弗朗索瓦對于養育他長大、扶持培養他精湛的生活技能的恩人的關切，從更深層意義來說，實則是他一直以來深深潛藏的回歸意識的驅動。在希隆鎮，他越是受人尊敬，身邊越是有許多人環繞，就越是感覺到一種無家可歸的虛無之感而迫切想要回到科爾穆磨坊。這是他內心深處更深沉的焦慮之情的外在顯現。博愛、仁慈的馬德萊娜儼然成為他的精神寄托。

正如前文所說，弗朗索瓦出生即遭拋棄，兒童時代險再被棄濟貧院，是悲天憫人的馬德萊娜給了他短暫的歸宿，不過十余年又被迫離開。從作品中來看，弗朗索瓦的成長過程是始終進行的流浪之旅。這樣一種流浪經歷形成了他對于“歸宿”的渴求，而這一“歸宿”，并不是簡簡單單的可供謀生之處，或者是遮蔽身體逃過自然風雨的房子，而是心靈的歸所、能夠有效祛除精神“荒原”之所在。埃居朗德莊園雖然相較于科爾穆磨坊，有足夠大的舞臺施展才能，也有更多的機會傳播他的善良和好意，但是，始終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在對弗朗索瓦的復雜斗爭心態的揣度中，反映出來的正是喬治·桑靈魂深處的矛盾和糾纏于心中的“進”與“退”之間的兩難選擇。革命的激流并未完全從她的精神深處褪去，但又無法再激流勇進，只能被裹挾前行，或看似坦然地退居鄉間。這是一種始終存在于弗朗索瓦乃至許多人身上的關于“走向遠方”和“根植故土”的選擇難題，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屈、杜的理想和陶潛、王、孟的“引誘”之間的斗爭。這種處于兩種極端的搖擺不定，也貫穿了人類生存發展的整個歷程。因此，人們不斷地追求著遠方的理想，在求而不得時即使失望也始終不忘尋求精神的皈依處。這種始終伴隨的矛盾和對矛盾的超越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前進。

三、濟貧院：神秘的象征

相比較于具有獨特地理特色的鄉村磨坊和希隆鎮的埃居朗德莊園的具體可見性，濟貧院并未直接見諸筆端而被賦予獨特的神秘性。濟貧院確定了弗朗索瓦的關于“棄兒”的標簽，也是他內心深處的“荒原”的外化；于馬德萊娜，濟貧院是她母性情感的強烈“催化劑”。她在給予棄兒極大關懷的同時，也承載著作家關于精神救贖的理想。

在外國文學史上，“荒原”一詞源遠流長。初為《圣經》記載的失樂園神話，上帝以荊棘叢生的土地懲罰偷食禁果的人類始祖。隨著工業革命及其工業文明的轟轟烈烈興起，西方一代有識之士敏銳地感知，神話中的自然界荒原已不可避免地在當時人們的心靈上蔓延，即人類的物質世界極大滿足，精神世界卻陷入迷惘與苦痛。在《棄兒弗朗索瓦》中，濟貧院即是這種精神荒原的象征。

該機器人設計主要實現機器人進入未知區域后，機器人將目前情況通過視頻方式傳輸到操縱者面前，操縱者根據具體情況對機器人發出指令，或者在較為安全的情況下，機器人可自行決定方案，從而加快搜救進程。

濟貧院在文中并無直接描述，僅提及生母將弗朗索瓦丟棄于此，養母企圖將他送回，成年后從神甫處得知身世。但這一神秘的存在與弗朗索瓦的成長經歷總是如影隨形，如同鬼魅一般在他的思想中投下陰影。在弗朗索瓦看來，這一處僅僅在旁人的談資中才出現的地方，具有一種駭人的吞噬力量，足以將自己葬送。當伊莎貝爾要將他遺棄時，這個一向木訥的孩子突然開了竅，“他以為公共馬車是一只巨大的動物，追逐他，會把他一口吞掉”（喬治·桑 130），“他不知道濟貧院是什么地方，但他覺得這地方比公共馬車還要可怕，就渾身顫抖地大聲說道：‘你要把我送到濟貧院去！’”（喬治·桑 131）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呼喊，是棄兒面臨再一次被棄對于自身出路的恐慌?！八鎸λ煜さ奈ｋU時十分勇敢，現在卻嚇昏了頭”（喬治·桑 130），深切感受到命運為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所支配。正是這一神秘感和遠方的濟貧院所帶來的他發自內心的恐懼，暗示了弗朗索瓦此時精神上無所依傍的孤寂。從更深層次來說，這個時代隨處可見的濟貧院和被棄的孩子，也折射了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而多數孩子日后走向墮落的命運書寫也暗示了作家潛藏的精神困境。

“人類具有極其貪婪的求知欲，況且，我們所處身的現實世界總是丑惡不堪，因此，人們渴望在某一個地點建立理想世界?！敝幸懊来邮蔷吞諟Y明的《桃花源記》和莫爾的《烏托邦》來對比分析中西文學作品關于理想主題的建立，但這種文學創作理念同樣適用于分析喬治·桑的創作。喬治·桑作為一個浪漫主義作家，始終本著塑造美好田園生活、展示她所認為和希望的狀態的想法，有意選擇了這樣的一個棄兒作為主人公之一。弗朗索瓦擁有一個不明的出身，從未擁有過完整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從未涉世，“是世界上最單純的孩子”（喬治·桑 144）。因此，縱然命運悲慘，所幸的是，他還沒有經歷不正確的家庭教育的誤導，也從來沒有被工業化背景下的城市文明病所侵襲，展現的是淳樸原始的蒙昧狀態，尚且猶如渾金璞玉，具有可勘之才。

正如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中對現代工業文明產生了厭倦，作家以手中之筆為武器，表現自己對于這一特殊時代的認識，在關注高聳的煙囪帶來的大自然的荒蕪之時，努力探索人類精神的困境。濟貧院投射在弗朗索瓦精神深處的陰霾、這種對于“遠方”畏懼，正是工業文明飛速發展的時代中被裹挾的人們對于自身命運的擔憂。喬治·桑以極簡之筆，掠過這處詩情畫意的田園掩蓋下的神秘所在，反映自己的惶惑，以期通過發掘在物質文明掩蓋之下的自我意識，尋求精神的依傍、回歸。

據記載，作者在1843年幫助過一個名叫方榭苔的棄女。相比較于寄居在鄰居家，棄女更愿逗留于棄兒收容所。而收容所負責人則想方設法將她再次遺棄。喬治·桑利用自己的聲望，將其找回并為之鋪好未來的路。因此，現實生活給予作者以情感的震驚，她則自然而然地利用這一“震驚”，使其與人生理想和藝術世界相互碰撞，交織成為這一部杰作。自身經歷中的棄女方榭苔被藝術地幻化為文中的棄兒弗朗索瓦，馬德萊娜則承載著作家希望救濟被遺棄的孩子使之步入正道和給予愛和信仰的理想。

作家給予馬德萊娜的職責以她的思想轉變為前提。正如前文所言，棄兒多次的離去和回歸才讓馬德萊娜逐漸形成思考能力和反抗意識。但是，僅僅具有基本的判斷能力還遠遠不夠，拯救弗朗索瓦逃脫濟貧院正是使這種已經萌發的仁慈、博愛精神付諸實踐得以最全面的展現的契機。

對于弗朗索瓦而言，濟貧院充滿了神秘的恐怖力量，致使自己走向毀滅。馬德萊娜用撒謊瞞報錢財出手援助，忤逆自己視財如命的丈夫。這是一種不見容于家人的、甚至同樣可能會帶來生命危險的舉動，馬德萊娜對此表現出了甘愿犧牲的無畏，“要殺要剮隨他們的便”（喬治·桑134）。簡略的行文交織著多重矛盾，如善與惡的沖突、畏懼死亡與渴望再生。如果說筆端初現的馬德萊娜所具有的善良品性只能闡釋為本能，而在危急關頭收養棄兒則是她在具有初步思考判斷能力之后，母性情感的完全催發。在這之后，作者多次提到二人夜讀《圣經》的生活常態，他們“慢慢地享受著，相互幫助著去理解和喜愛使人變得正直和善良的教誨”（喬治·桑 146）并且“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和很大的勇氣”（喬治·桑 146）。

于是，從“被棄濟貧院”這一插曲中可以看出，在此之前，馬德萊娜僅僅完成自己應該為家庭成員所盡到的義務。但當她決心救治棄兒援手毫無血親的陌生人，身上則爆發出了巨大的勇氣。這種義無反顧的行為的意義就不只是如她所言添一個幫工，而是一種博大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這種好生之德甚至都讓她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喬治·桑把她女性的泛愛放進她的作品；她鐘愛她創作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边@一個并不直接見諸筆端的神秘地方，集中了作者的理想化寄托，是在她看來，讓馬德萊娜救濟他人與完成自我救贖相統一的絕佳途徑。馬德萊娜對弗朗索瓦施以援手，扭轉他“被棄濟貧院”的厄運，為其提供棲身之處。這是作家關于在工業文明和暴力革命的裹挾下的現代人完成自我救贖的探究：舍予、渴望重生、悲天憫人、敬畏之心，如此等等。另外，文中也引入了一個細節，馬德萊娜替被救回的棄兒細心洗去血污和塵土，抱著孩子往回走的時候，感到手中沉重，想起圣克里斯托弗背著圣嬰過河的故事?；浇讨型ㄟ^洗禮獲得新生，意味著遠離“罪/惡”；馬德萊娜給棄兒洗去血污，暗示著棄兒將會獲得重生。馬德萊娜承載著作家“對于上帝的信仰，對于平等的信念和熱愛”的理想，在救濟棄兒的同時，使精神情感有安放之所，遠離了之前的蒙昧和懦弱，使靈魂得到新生，于不自覺地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

四、地理敘事的意義：“目光的真切”

《魔沼》歷來以霧氣繚繞、幻象叢生的深林之境而出名。與之相較，《棄兒弗朗索瓦》的自然環境描寫遠不如《魔沼》中的奇幻，也無其行文中的潑墨如織。但是，作家對于故事發生的背景選擇卻顯得獨具匠心。在此著重探究頻頻出現的自然地理意象，主要是“噴泉”意象、“槳葉”意象，從中發現作家寄予的關于人物命運的思索。

在作品中，關于“噴泉”的描寫，一共有12次。文中一個細節提到，布朗榭疑心馬德萊娜二人關系曖昧，她一個人偷偷跑到噴泉旁邊的草叢堆里哭泣，待心緒平復才走出，似無事一般。這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對于馬德萊娜來說，有兇悍狹隘的婆母和暴躁荒淫的丈夫存在的科爾穆磨坊，并無多少溫情可言，不能稱之為家。相反，那一叢雜草隔絕出來的小環境，更像是自己的避風港灣，“就像黑水雞躲在用綠樹枝筑的窩里一樣”（喬治·桑 161），可以暫時容納內心所有的委屈。在某種意義上說，“噴泉”與周圍的雜草叢一起，構成了科爾穆磨坊這一大環境中的“世外桃源”，給予馬德萊娜的情緒以暫時的棲居之地。

當然，“噴泉”除了成為“世外桃源”的組成部分以外，還扮演著另外一種角色。作品中提到，馬德萊娜與棄兒的相遇在噴泉邊，在結尾二人在噴泉邊互相表明心跡、克服種種困難走到了一起。這種以“噴泉”始、以“噴泉”終的構思方式，似無意著筆，實有意為之。二人每一次的命運轉折之際，都會有“噴泉”出現，這一意象不僅是作為一種自然環境的點綴而存在，也暗示著二人既有生活狀態的改變，且從長遠看，都是向著有利的方向發展。于是“噴泉”就承載了一些除了字面意義之外的更深厚的意義。在《圣經》及其相關著作中多處記載到土地里“噴涌而出的泉水”這一意象。例如，《舊約》中載，耶和華上帝以天上的寶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于約瑟的土地，摩西前往迦南美地得磐石涌出的源源不斷的泉水拯救了以色列人；圣經外典提到，主母瑪利亞抱著圣嬰避難于棕櫚樹下，從棕櫚樹的一旁涌出了一股清泉，以供主母喝水。凡此種種，不可勝數。所以，“噴泉”在作品中，也不僅為一個可有可無或者可以隨意被替換的背景而存在，而擔負起了作者對于人物的生存命運的關切和既有困境的救贖的愿望。

與“噴泉”意象昭示人物命運向著充滿希望的一方轉變不同，另一意象——“槳葉”，則指向了截然不同的境遇。在作品中，磨坊主憎惡弗朗索瓦時，揚言要將他磨碎或丟到槳葉下面；弗朗索瓦被養母拋棄和遠走埃居朗德之前不自覺走到槳葉之前，覺得旋轉的槳葉可以將人渦旋而下無法自主。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因此，“槳葉”暗示了弗朗索瓦可能到來的苦難，表現他對于自身命運隱隱的擔憂和命運不可控的惶惑情緒。因生平經歷，作者對農莊生活十分熟稔，而在法國的鄉村產業中，磨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故“槳葉”這一意象雖出現得遠不如“噴泉”那樣多，其存在的意義卻也不容忽視。

參看歷代的各國文學著作，作品中的自然現象，例如名山大川、海洋森林、月初日落等等，經作家的吟誦和鏤刻，承載了某種特定的內涵，早已成為特定民族或者地域的象征，引起讀者復雜的情感體驗?！白骷以谧髌分兴嫷奶囟ǖ牡乩砜臻g，如嚴歌苓早期小說中所建構的‘草地’空間，海明威在《老人與?！分兴嫷摹Ｑ蟆臻g，陶淵明在其詩作里所建構的‘山水田園’空間，它們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論意義和審美價值?！蓖ㄟ^對作品的分析，聯系西方文學傳統，不難發現，“噴泉”這一意象始終與滋潤干涸的心靈、拯救生命相聯系，代表的是生存與希望；而“槳葉”，尤其是渦旋的槳葉，則象征著人物旋轉不定、不可捉摸的命運和毀滅人的神秘力量，與人物內心的痛苦糾纏在一起，代表的是毀滅與死亡?！皣娙迸c“槳葉”，共同形成了作家關于人物命運的思考、生與死的追問。

與自然環境的呈現方式一致，喬治·桑對社會環境（具體體現為人際關系）的描述也存在明顯的矛盾之處和理想化的情結，兩種環境的著墨程度雖有差別，但精神實質卻具有明顯的一致性。

《棄兒弗朗索瓦》的創作本意是描繪農村地區的牧歌情調，表現貝里地區與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浸染下的城市截然不同的風情。作品中的人際關系并不復雜，主要人物的數量屈指可數，甚至連人物關系作家都進行了簡化處理。在相對封閉的科爾穆磨坊，故事情節在有限的幾個人中間展開。以塞韋爾貫穿始終的反方力量與馬德萊娜、弗朗索瓦及其他善良的村民形成兩個對抗性群體。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對抗程度越來越深。開始僅是一個品行不端的虛榮女人好斂財，隨后就是塞韋爾因對弗朗索瓦心懷不軌遭拒惱羞成怒挑撥起磨坊主的家庭不和以泄憤。矛盾沖突進行到此，也只涉及到很有限的范圍。最后，由于塞韋爾所挑起的財產糾紛和土地問題，矛盾已經超出原來的個體之間的爭斗，涉及到了眾多小生產者的利益沖突甚至是威脅生產關系穩定性的土地問題。也正是這些沖突的存在，才使得原本平靜安寧的田園生活波瀾迭起。

依照喬治·桑對創作的理解，她拒絕在行文中作直接淺顯而又空洞的說教。她認為故事情節本身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就可以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目的。因此，《棄兒弗朗索瓦》所延續的也正是其創作一以貫之的理想化的藝術處理方式。不過，也正是這種人物關系的刻意美化，特別是作品后部分弗朗索瓦在與塞韋爾的斗爭中取得了絕對勝利，并沒能使這種社會環境中的對立得到根本解決，相反地，從另一方面凸顯了當時社會中存在著的不可緩和的矛盾，以及恬淡的田園和淳樸人際關系遭到破壞的可能性或業已存在的破壞。因而，作家竭力表現的完美理想的人物和環境，客觀上彰顯了現實環境給予向往浪漫和理想的作家精神上的創痛。這樣一種虛美，是作家內心深處對現實環境無法滿足的田園詩意的尋覓。她尋求一種精神上的補償，實為一種替代性滿足，“正如藝術所提供的那樣，是與現實對照的幻想”，從而與矛盾復雜的現實環境對抗。喬治桑依附于田園，正是一種苦悶的補償。

田園歌唱家雖也表現了人物間的對立和摩擦，但這種矛盾本質上還不屬于階級對抗，只是表現出在時代的漸次嬗變的背景下外部對農村的影響，況且這種影響并未構成嚴重后果，弗朗索瓦運用知識能力和博愛精神使得一切不和諧因素得以妥善解決。除此之外，作者還精心設置了馬德萊娜與弗朗索瓦走到了一起的結局。這一大團圓式的喜劇結局，寥寥幾筆帶過，卻包含了大于這個結局本身的意義。因為對于弗朗索瓦而言，他需要“克服門不當戶不對、社會地位懸殊的偏見，逾越主仆雇傭關系的障礙，縮短因養母養子關系而產生的道德心理差距，打消年齡不稱的思想顧慮，弗朗索瓦還得忍受被社會誤解為因貪圖財產金錢而傍富婆的壓力”。而這一切似乎可以預見的壓力和可能產生的悲?。R德萊娜的破產和被塞韋爾等人設計陷害身敗名裂等等），作者都在輕松愉悅的基調和秀麗清雅的自然風光、安閑淳樸的人情風味，以及恬淡悠然的心態構成的“田園”之意中予以消解。

作為一個浪漫主義的大家，喬治·桑無疑是成就斐然的。然而，在關注她的“田園三部曲”所譜寫的田園牧歌的頌贊基調的同時，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贊歌實為一張帷幕，掩蓋的是她對自己和當時的弱勢群體前途命運隱秘的擔憂。文字間呈現的是在物欲橫流的時代下，原本寧靜祥和的農村莊園不同程度地被物質異化、淳樸農民的精神家園逐漸荒蕪的現實情景，和作家對破壞寧靜生活的工業文明的抗爭、對于裹挾著人們被迫前行導致精神“荒原”的時代的反抗。一派寧靜祥和的田園風光，使得更多人關注的是作家所譜寫的田園牧歌情調，卻往往忽略了這一支牧歌唱誦時的凄切、歌者反抗的無力。但是，喬治·桑究竟只是那個時代一個誠懇而又浪漫的反抗者，她有她的書寫方式，亦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從文學地理學角度考察《棄兒弗朗索瓦》，則不難發現，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成長空間沿著“科爾穆磨坊—埃居朗德”呈雙向移動模式，而濟貧院作為一個神秘的所在地，與其他兩個地點構成了文本空間上的三個參數，沿著各自的方向構成了一個動態變化卻充滿穩定性的三角形，二人共有的精神氣質——流浪、回歸，構成三角形的內蘊，使得這個空間既充滿張力又具有內部統一性。在這部作品中，喬治·桑沿用理想的塑造方式展示了特定環境下的人物性格成長經歷和精神氣質形成的大致過程，傳達出作者對于淳樸生活的歌頌、理想生活環境的向往以及純真愛情的追尋。這種理想化的行文方式反映出特定年代的社會人們感于現實的復雜情緒：一邊憎惡丑惡的社會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創傷，一邊以具有反抗意識的文學手段抒發對于美好未來的憧憬?？v然精神上因時代嬗遞已受摧殘而有“荒蕪”之境，作家仍努力向著那個時代的人們、乃至全人類想要的“田園”回歸；小說中著意刻畫的田園詩意，掩蓋了作家聲淚俱下的吶喊與渴求！反抗與妥協同在，逃避與追求共存。

注解【Notes】

① 羅大岡：《天生的小說家》，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7頁。以下只在文中注明著者及頁碼，不再一一做注。

② [法]喬治·桑：《田園三部曲》，羅旭、徐和瑾、陳豐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以下只在文中注明著者及頁碼，不再一一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