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非主流“研究者”群體的高句麗史認識傾向

趙宇然 樸燦奎

[摘 要]

韓國古代史學界，除正統主流史家以外，還有被稱作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者”群體。他們與我國所謂“民間學者”有所不同，有著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力，且多是負面的，因此應從史學史的視角來梳理非主流史學群體的形成、發展以及對高句麗史的認識傾向，尤其是近年的主要動態及主流學界對其的回應。

[關鍵詞]

韓國非主流史學；在野史學；高句麗；歷史認識

[中圖分類號] K312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17

）04007010

[收稿日期] 2017-03-05

[基金項目] 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韓古代歷史認識分歧及解決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3XSS001。

[作者簡介]

1.趙宇然，男，朝鮮族，博士，延邊大學朝鮮半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高句麗史及韓國古代史；2.樸燦奎，男，朝鮮族，博士，延邊大學朝鮮半島研究院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高句麗史及東亞史。（延吉 133002）

一、引言

韓國古代史學者，與國內同樣，通常是經大學本科、研究生教育課程（歷史或相關院系），學習掌握相關專業知識與素養，畢業后在高等院?；蛘幯芯繖C構從事教學或專門研究韓國史的學者，學界統稱他們為“講壇史學家”或正統史學家。

在韓國古代史研究者群體中，除“講壇史學家”外還有一群被稱作“在野史學 嚴格意義上講，稱之為“史學”實為不妥，因他們的所謂“學問”與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相差甚遠。但在韓國學界“在野史學”一語已成慣用表述，因此為了敘述方便，不予改動，沿用之。

”的“研究者”。雖然任何一個社會或領域，都存在一些非專業的“業余愛好者”，就好比國內亦存在所謂“民間學者”。但韓國在野史學的獨特之處是，他們在社會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而且其影響大概都是負面消極的，例如，盲目鼓吹國粹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緒，或鼓動政界篡改歷史教科書，給年輕一代灌輸歪曲的歷史觀，甚至引起與鄰國的歷史爭端。

所謂“在野史學”并非指稱特定學派或學術團體，它是對大學或正規研究機構之外的一些歷史“愛好者”的統稱。所謂“在野”是因為這些“研究者”多數并不在高等院校任教。

另外，有些學者雖然置身高等院校，但他們基于國粹主義立場，以非學術性的態度治史，將國史（韓國史）過度夸張，甚至偽造韓國史，主流史學界（或講壇史學）也貶其為“在野”。但這些“在野”學者們也忌諱被稱作“在野史學家”，因此提出自己的學派分類法。比如，韓國上古史代表學者之一，被在野史學家們甚為推崇的檀國大學的尹乃鉉教授在《在野史學的韓國上古史研究主張調查與分析》（2007年韓國學術振興財團研究項目）一文中，將韓國史學界分為“講壇史學”與“在野史學”，再把“講壇史學”細分為“講壇主流史學”與“講壇非主流史學”兩大系，[1]（14～15）并把自己定位為“講壇非主流史學”而不是“在野史學”。

因此本文所稱“非主流”，不但指稱以往的“在野史學”，而且還包括這批雖然置身高等院?；蜓芯繖C構，但以非學術性態度治史的“研究者”群體。

韓國社會上出現非主流研究者，并形成一定氣候，自有其社會歷史背景。例如，長期淪為日本殖民地受其壓迫，獨立運動過程中接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加之，軍部獨裁政權長期壟斷國家政治等等。

國內學者權赫秀也關注過韓國在野史學的特殊性，對其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2]（378～390）其內容大體上無誤，因此本文就不再重復敘述，只是對部分遺漏的內容，還有近年（2010年以后）來的新動態加以補充。但相關史學史并不是筆者所擅長，因此參閱早期開始關注在野史學動態的盧泰敦、[3]（191～195）趙仁成、[4]（1～13）宋鎬晸[5]（1～30）等韓國學者的相關論著，整理并略加以探討。

二、“在野史學”的登場

自1960年代，韓國當權者為了宣揚民族主義意識，開始加強對國史（韓國史）的教育力度。在這種大環境下，社會各界對韓國史的開端——古朝鮮史的關心逐步升溫，以致于一般民眾也開始“研究”歷史。到70年代樸正熙政權末期、80年代全斗煥的“新軍部”當政時期，更加鼓吹民族主義情緒，使得全體國民對韓國古代史的興趣更加高漲。

古朝鮮的統治領域及中心地問題是最受關注的話題，韓國人欲建構起號令大陸的“偉大光榮的國史”，而不是以萎縮在朝鮮半島內的屈辱歷史為目標。以歷史愛好者為中心組建了具有國粹主義傾向的“尋求國史協議會”（創立于1975年）等社會團體。他們通過1968年創刊的《自由》月刊等右翼雜志 1968年樸蒼巖高舉“反共”旗幟創刊《自由》月刊，該刊以后成為韓國在野史學家發表論文的主要平臺。 以及一系列講演會，把各自的所謂“研究成果”包裝成“歷史事實”公布于眾，在社會上擴大其影響力。

自70年代后半葉，特別是進入80年代，在野史學積累下的“成果”已相當豐碩，他們的所謂“民族史學”邏輯在社會上已形成相當的影響力，以致引發了與正統史學界的爭端。他們并不把“歷史”這一學術問題，通過研討來解決，而是號召國家權力，強制貫徹自己的主張。特別是1978年圍繞國定教科書的訴訟事件 1978年10月，一些在野史學團體把《國定教科書錯誤改正及確認建議書》提交到文教部，并向政府提出《禁止采用國史教科書國定教材以及有關設置正史編纂特別機構的要求》行政訴訟。 ，還有1981年圍繞國定教科書改編問題，向政府提出請愿書，乃至召開國會聽證會等，[6]（13～14）在韓國社會上引起了相當大的風波。

1981年8月31日，初期在野史學代表學者，官僚出身的安浩相 安浩相（1902～1999）是韓國初任文教部長官，曾在日本受中等教育，而且留學中國、德國。他提出的所謂“一民主義”為李承晚獨裁統治提供了思想依據。 向國會提交請愿書，提議必須糾正小學、初中、高中國史教科書中的七項重大錯誤：①檀君與箕子為實存的歷史人物；②檀君與箕子朝鮮領域曾在中國北方地區；③王儉城位于中國遼寧省地區；④樂浪郡等漢四郡位于中國北京一帶；⑤3～7世紀，百濟曾支配過自北京到上海的中國東海岸廣大地區；⑥新羅興起于東滿洲（東北）一帶，而統一新羅時期的國境線一度抵至北京一帶；⑦高句麗、百濟、新羅，特別是百濟人創造了日本文化。[6]（22）endprint

接著，同年11月26、27日，在國會文教公報委員會召開的聽證會上，安浩相（尋求國史協議會）、樸時仁（首爾大學英文系）、林承國（韓國正史學會）等在野史學人士與崔永禧（國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金元龍（首爾大學）、金哲埈（首爾大學）、李龍范（東國大學）、全海宗（國史編纂委員會委員）、李基白（西江大學）、李元淳（首爾大學）、安承周（公州師范大學）等當時韓國史學界的代表學者展開激烈論戰，終將自己的部分意見貫徹下來。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其“國史”體系應由掌握專業知識的專家學者來建構，但在此事件中是毫無相關知識的政治權力介入其中，通過國會聽證會強制貫徹某一種謬論。對此，韓國正統史學界認為它反映了落后社會的歷史認識水平。就是說，政治權力干預到包括歷史學領域在內的純學術問題，是落后社會的一種表現。[5]（7）

事實上，70～80年代韓國之所以會出現這類社會風氣，其背后鼓動者可以說是極右民族主義傾向的人士以及“新軍部”政治勢力。極右民族主義者得到政界的大力支持，迅速發展起來，以軍人為中心教育灌輸“曾經強大的民族”史觀。這類教育的核心是，通過“民族形成與發展史”教育，強調“滿洲（中國東北）”與中國大陸曾經是韓民族馳騁的歷史舞臺，進而闡明“收復大陸”的意志。

因此在野史學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民族史的開端，即上古史領域。雖然各有不同的見解，但他們的主張可歸納為如下兩點：一是，通過所謂“檀君傳說”宣揚民族精神；二是，明確古代韓（朝鮮）民族的范疇及其領域、對外征服，特別是在滿洲開拓大帝國的“光輝歷史”，以此來強調民族優越性。

其中，所謂的“大陸支配說”則極力鼓吹，古代韓國曾在東北亞地區占據過廣大領域。安浩相、文定昌等初期在野史學家們主張，韓國古代史的地理范疇是以滿洲與朝鮮半島為中心，包含東北亞與中國東部海岸地帶。這一說法現今已成為在野史學的普遍認識，在他們所繪制的高句麗領域地圖中便能看出此類觀點。

到90年代，這類所謂“大陸支配說”更加夸張，有些人甚至主張韓國古代國家曾在中國大陸保有廣大領域，各國中心地也都位于中國內地，以致發展成所謂的“大陸論”。例如，這一觀點認為，新羅都城慶州事實上并不位于韓國，而是在中國洛陽一帶，高句麗都城平壤位于長安，百濟則在中國大陸東部沿海廣大地區內建立過“殖民”統治。

在野史學的這些歷史認識，帶有朝鮮近代大倧教 大倧教是1909年以羅喆等民族主義者為中心，為喚醒朝鮮民眾的民族意識，基于檀君崇拜創建起來的民族宗教。 一系的歷史觀以及20世紀初民族主義史家們的歷史認識，即基于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為核心的社會進化理論，片面強調民族之間的競爭與對抗。實際上，在野史學標榜自己繼承了“民族主義史學”，而且很多內容直接引自申采浩等近代民族主義史家的論著。因此他們希望被稱作“民族史學”而不是“在野史學”，極力標榜其“研究”內容與活動都是為了民族復興，重新樹立起真正的民族史。

但是，20世紀初民族主義史家們高舉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旗幟則被“反共產主義”所替代，歷史考證水平更是遠不及前人，而民族主義情緒表現得更為狹隘、激進。這些極右傾向的反共民族主義邏輯，得到了80年代軍事獨裁政權的大力扶植。而在獨裁統治下，一般民眾（市民）游離于國家政治之外，他們的注意力被引向“偉大的民族歷史”，因此民眾亦熱衷于國史，積極響應在野史學的主張，而且一些新聞媒體從商業目的出發，為其推波助瀾。

三、正統史學界的回應

到80年代末～90年代，在野史學繼續擴大其影響力，通過大眾講演或討論會抨擊學界以往的正統學說。其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發生于1987年，當時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現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召開《韓國上古史諸問題》公開討論會。召開此次會議的初衷是，為樹立起民族主體史觀，探討有關古朝鮮史的一些爭議性問題，進而推動相關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通過講壇史學與在野史學之間的廣泛意見交流，使爭議問題浮上水面，以便加強對該問題的研究力度，進而反映到歷史教育上。

但事與愿違，此次會議竟成為在野史學團體（“民族史糾正國民會議”）聲討講壇史學的批判大會。大批普通聽眾被動員起來，在會場大聲喧嘩，聲討史學界的以往研究方法與通說，誣蔑性的稱其為“親日殖民史學”，甚至去辱罵學者。

正統史學家們經此次羞辱恍然大悟，開始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在野史學的非學術性活動給民眾灌輸歪曲的史觀，誤導他們，以致對社會起到消極作用。因此以李基白等為中心的當時史學界代表學者，于1988年創刊《韓國史市民講座》，開展了對普通民眾的歷史教育。

盡管如此，正統史學界多數學者經此次事件，對在野史學的非學術性言論視而不見，不予理會。因為這些人無法與其辯論學術問題，還是不去招惹為好。在野史學界經常向正統史學界提議召開公開辯論會，其目的無非是煽動群眾羞辱這些學者而已。就是說，在野史學要的不是嚴謹的學術討論，而是以“群眾批斗”方式貶抑學者。因此史學界認為，與在野史學爭論學問毫無價值，于是一貫采取“無對應”原則。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野史學歷史認識的根源問題。非學術、非理性的治史風氣蔓延于國史（韓國史）研究領域，而民眾又狂熱于此，究其原因，源自長期受殖民壓迫的歷史經驗及其留下的心理陰影。在野史學主張，韓國雖然在近代受外敵入侵，被其宰割，但古代曾經一度輝煌過，以致占領并號令大陸，并希望通過這類歷史敘述，克服“殖民地”經驗帶來的沮喪，重新樹立起民族自尊心。

但這些在野史學極力宣揚的對外征伐，支配大陸、日本的主張，恰恰是20世紀初曾侵略、壓制過他們的帝國主義邏輯。即在野史學欲建構起的“作為征服者”的韓國古代史，不過是照搬20世紀初帝國主義的邏輯而已，但他們卻對這一事實無動于衷。

在野史學一再批判正統歷史學界，要擺脫“殖民史學”的束縛。但其實他們自己被封閉在殖民地時代，遠遠被拋在時代的背后，仍然采取近代的歷史敘述模式，一味地強調“對外抗爭”的偉大民族史、“廣大領域的支配者”等20世紀初帝國主義理論。而對研究真實歷史的學者，則貶其為依附于日本帝國主義的“親日殖民史學”及其黨羽。endprint

還有，在野史學荒誕不經的主張，之所以能夠被當時政界人士及民眾所癡迷，其重要原因之一是，80～90年代的韓國經濟的騰飛與國際地位的急劇上升。就是說，當時韓國需要塑造一個偉大而燦爛的“歷史”，來為豐饒的“現在”提供其歷史正當性和必然性。而對當時經濟水平相對落后的中國的輕視風潮也助長了所謂“大陸支配說”。還有中韓建交之前，冷戰格局下的反共理念亦延伸至反中情緒，這也是在野史學得以囂張的原因之一。

四、非主流“研究者”群體的高句麗史認識傾向

嚴格意義上講，包括在野史學在內的非主流“研究者”們對高句麗史并不太關注，大多只熱衷于古朝鮮史等因文獻史料缺乏難以確切考證、容易引發爭議的“上古史”領域。但也并非是完全沒有去關注高句麗史，他們以在野史學史觀為基礎談及相關歷史，其主要焦點可概括如下：

（一）古朝鮮與高句麗的“歷史連續性”

非主流“研究者”有一套不同于學界通說的古代發展史觀，即他們基于自己獨特的歷史體系來“研究”高句麗史。雖然各自有細節上的差異，但非主流史學的韓國古代史發展觀大體如下：

桓國時代→倍達時代→（古）朝鮮時代→北夫余（列國時代）→四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伽倻）→南北國時代（統一新羅、渤海）

所謂“桓國”是韓民族建立的最初古代國家，相傳7代桓因，共治3301年之久。接著，“倍達時代”相傳18代桓雄天王，共治1565年，中國傳說時代的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蚩尤也屬其中。之后的（古）朝鮮時代共有47位檀君相繼即位，存在了2096年。繼古朝鮮出現北夫余、三韓等諸多小國，開始進入列國時代。而北夫余解慕漱之后人朱蒙建立高句麗，并結束了列國時代混亂局面，再度統一。而在半島南部，百濟、新羅、伽倻興起，整合三韓，開啟了所謂“四國時代”。后由新羅消滅伽倻、百濟、高句麗，形成統一國家，而渤海繼高句麗再度興起，形成“南北國”格局。最后，渤海被契丹所滅，相傳5千年的所謂“大陸時代”告終，此后的高麗、朝鮮兩個王朝只限于半島，韓國史進入到了“半島時代”。

在這種荒謬的韓國史體系中，高句麗被定位為繼承最初古代國家正統的韓民族國家。隨著所謂檀君朝鮮喪失中央統治力，地方上便出現了東夫余、高句麗、百濟、新羅、伽倻等諸多國家。因此高句麗并不是興起于玄菟郡，而是由檀君朝鮮分離出的繼承國，即高句麗是以檀君朝鮮居民為主體建立起的古代國家。[7]（220、222）這種歷史敘述暗示著，高句麗興起的遼東地區，之前已有檀君朝鮮存在，滿洲（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都是古代韓民族的歷史領域，其居民共有一個古代政體，形成了政治、文化共同體。

事實上，正統主流史學界也認為古朝鮮是韓國史上最初的古代國家，但面對如何解釋它與之后出現的諸多古代國家之間的歷史、文化“斷絕”問題，頗感尷尬。就是說，在考古學上，古朝鮮與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之間的歷史、文化繼承關系并不明顯，相關文獻記載也寥寥無幾，且過于簡略。雖然趙法鐘、[8]（365～384）金成煥[9]（59～97）等學者試著通過高句麗古墓壁畫或神話研究，極力找出古朝鮮與高句麗的繼承線索，并加以學術論證，但所示資料遠不足以支持其邏輯。

總之，非主流“研究者”們首先建構起一個巨大的政治、文化（或民族）共同體——古朝鮮，而包括高句麗在內的韓國史上的諸多古代國家皆源于此。但這種歷史發展論毫無實際依據，也根本不符合歷史學常識，只不過是憑空虛構出的“歷史”而已。

（二）“大陸史觀”與漢四郡及高句麗平壤位置

所謂“半島史觀”或“半島宿命論”是近代以來三品彰英等日本學者提出的殖民地正當化理論，即朝鮮半島自古以來是大陸（中國）與海洋（日本）勢力之間的角逐之地，半島政權只能被動接受其支配。這是由半島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是無法回避的“宿命”。

對“半島史觀”的激烈反彈形成了所謂“大陸史觀”，即韓國史并不局限于半島內，滿洲（中國東北）及渤海沿岸的廣大領域，甚至部分內陸地區亦是韓國史的舞臺。非主流“研究者”為了迎合大陸史觀，將古朝鮮、漢四郡的地理位置推定為中國遼寧省，甚至河北省地區，而且強調高句麗在大陸地區的領土擴張，主張百濟曾經營過中國東海岸地帶。到90年代，非主流中的在野史學家們則更進一步，提出所謂“大陸三國說”，即高句麗、百濟、新羅位于中國大陸內地 相關專著如下：[韓]吳在城：《地圖上的我國歷史》，首爾：黎民族史研究會，1992年；《百濟位于中國》，首爾：黎民族史研究會，1995年；《三國志東夷傳所載是黃海以西的歷史》，首爾：黎民族史研究會，1995年；《斯盧新羅位于中國》，首爾：黎民族史研究會，1995年；[韓]李重制：《三韓之根基——高句麗、百濟、新羅并不位于韓半島》，首爾：東信出版社，1993年；[韓]鄭镕碩：《高句麗、百濟、新羅并不位于韓半島》，首爾：東信出版社，1994年；[韓]林均澤：《韓民族的精髓》，首爾：啟明社，1996年；[韓]余云建：《以科學的方法探索我國古代史》，首爾：韓國我們民族史研究會，2004年。 。

事實上，這些主張不過是近代帝國主義理論的單純“復制”而已，且遠不如當年侵略者“包裝”得那么精細、嚴謹，毫無學術價值可言。因此，與那些沉迷于妄想的野史學討論學術問題本身就毫無意義，不可與之談論“歷史學”這一門極為理性的學問。我國學界或有人不了解其本質，對他們的荒唐主張反應過于激烈，加以嚴厲批判或與之論理，反而會助長他們的囂張氣焰。

“大陸史觀”的產生基于對殖民地時代的極度反感意識。因此，在“在野史學家”看來，歷史上的第一個古代國家被外敵所滅，而且其地淪為郡縣，即“殖民地”，這是無法忍受的羞辱史。在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曾利用這一段歷史詆毀朝鮮，即主張朝鮮史始于殖民地。

所以，非主流“研究者”極力將“漢四郡”定位于半島之外的大陸地區。這一問題不僅僅局限于古朝鮮，還直接或間接涉及到繼承古朝鮮的高句麗領域問題。因為古朝鮮的都城，即樂浪郡治所與后來高句麗后期的都城平壤有密切的關系。endprint

因此，近年來一些非主流人士開始提出高句麗平壤城地理位置問題 以往國內學界也有學者提出過長壽王時期遷都的平壤并不是現在朝鮮的平壤，而是位于集安的見解（熊義民：《高句麗長壽王遷都之平壤非今平壤辨》，《中國史硏究》，2002年第2期）。 ，即并不是現在朝鮮首都平壤，而是遼寧省遼陽市。給這種荒謬的學說推波助瀾的，恰恰與70～80年代同樣，是那些并不掌握專業知識的政界人士與新聞媒體以及一般大眾。

2013年12月，在國會東北亞歷史特別委員會討論會上，“在野史學家”首次提到高句麗平壤城地理位置問題。[10]（6～7）翌年，在特別委員會上，“平壤”問題研究的必要性再次成為議題，最終決定由教育部屬下的韓國學振興事業團確保經費預算，開設有關項目。

置跨學科研究》（2014年9月～2017年8月），由仁荷大學古朝鮮研究所 仁荷大學“古朝鮮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與仁荷大學史學科（歷史系）毫不相關，研究所骨干也不是歷史學專業學者，都屬非主流“研究者”，比如，所長是經濟經營系教授。 承辦，研究經費規模超過10億韓元。首次提出此問題的卜箕大（研究教授）擔任項目負責人，主導整個研究。卜箕大向媒體闡明此項目的意義，說“韓國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探明高句麗長壽王時期遷都的“平壤”位置問題。以往普遍認為它位于韓半島，但最近發現不少平壤位于滿洲地區的線索?！?，進而強調“面對中國的東北工程、日本的歷史歪曲，我們要努力樹立起新的民族歷史認識?！?/p>

對此，主流韓國古代史學界一致認為荒唐至極，不值一提 項目課題如何荒謬且擱置一旁不說，參與此項目的研究者多數為非高句麗史專業出身，事實上，推出高水平學術成果的可能性不大。項目參與者為負責人卜箕大（仁荷大學-遼西青銅時代）、金澈雄（檀國大學-高麗史專業）、南義鉉（江原大學-中國近代史）、梁洪鎮（韓國天文研究院-天文學）、尹順玉（慶熙大學-地質學）、李官洪（仁荷大學-海洋地質學）、鄭元喆（東北亞歷史財團-高句麗史）、樸時賢（仁荷大學-護理學）、林燦慶（國學研究所-高句麗史）等。以上9人當中，高句麗專業只有鄭元喆與林燦慶兩人，但前者于2016年已病故，而后者幾乎無研究成果。 ，但一向好炒作的大眾媒體則高度評價此項目成果可能會改變整個韓國史體系。[12]

（三）主張歷史上的廣闊疆域

按“大陸史觀”的視角，非主流“研究者”的高句麗史敘述焦點定位在“廣闊的領土”上，即高句麗在大陸經營廣闊領域，曾進軍中國的北京、河北省、西藏地區甚至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但他們的主張毫無資料根據，只是憑空想象得出的結論，近似“宣言”而不是學術成果。

此外，還對高句麗與隋唐的戰爭史津津樂道，極力稱頌高句麗人抵御外敵取得的勝利?；蛴腥苏J為此次大戰是中原王朝與高句麗之間圍繞著“天子”地位展開的爭奪戰。

（四）好太王碑涂抹石灰事件

非主流“研究者”關注的另一項議題是，好太王碑被涂抹石灰事件。70年代，李進熙首次提出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在好太王碑上涂抹石灰篡改碑文的主張。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證明所謂“任那日本府說”故意涂改捏造了碑文。[13]接著，李亨求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14]（217）當時學界也對其頗為關注。

一貫對日本的“歷史歪曲”持批判態度的非主流“研究者”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因為這是可以大肆抨擊日本“陰謀”的絕好機會。

1981年我國學者王健群與方起東，經現場調查，找出了涂抹石灰的當事人初天富、初均德父子。[15]（24～40）從此學界大多摒棄了所謂“碑文捏造說”，但非主流人士們仍然堅信好太王碑文被日本人涂改過。

五、近年動態

自2008年以來右翼保守政黨長期執政，使得韓國社會普遍出現右傾化現象。特別是2013年樸槿惠政府上臺以后重新回歸到樸正熙時代的歷史觀，這給極右翼非主流史學創造了重新抬頭的良好機遇，也引發了歷史教科書國定化問題等不少爭議與風波。

據韓國古朝鮮史代表學者宋鎬晸 宋鎬晸授業于首爾大學韓國高句麗史代表學者盧泰敦門下，1999年以“古朝鮮史（《古朝鮮國家形成過程研究》）”為研究課題取得了博士學位，可以說是韓國首位古朝鮮史博士。 （韓國教員大學）分析，樸槿惠政府于2013年底為“克服殖民史學，振興上古史研究”編制預算數十億元，而且在教育部設“歷史教育支援小組”，還擬定出“韓國史研究綜合計劃”。同時，國會也出臺“東北亞歷史歪曲對策特別委員會”特別機構，給非主流“研究者”提供了活動舞臺。

在右傾化的政府政策支持下，非主流史學逐漸開始抬頭，重演了過去70～80年代曾出現的

圍繞上古史諸問題展開論戰的局面。2013年6月，國會為了對應東北亞周邊國的“歷史歪曲”，成立了“東北亞歷史歪曲對策特別委員會” 據《東北亞歷史歪曲對策特別委員會構成（組建）決議案》（2013年6月12日），此機構組建主旨為對應日本的歷史歪曲，但事實上，與中國的歷史糾紛也成為了其主要議題。 。此機構主導召開數次聽證會，傳召非主流“研究者”與正統史學界代表學者，聽取了有關韓國上古史諸多問題的各自意見 2013年12月召開的聽證會，宋鎬晸與卜箕大以“陳述人”身份與會，各抒己見。2015年3月會議，宋鎬晸、卜箕大、李鐘旭、趙法鐘等與會，對古朝鮮、漢郡縣以及平壤位置問題展開辯論。2015年6月會議主要探討了有關《東北亞歷史地圖》問題，林起煥、琴京淑、李德一等以參考人身份與會發言。2015年6月會議上主要探討了“古代平壤的位置”問題，許仁旭以參考人身份發言，卜箕大以旁聽人身份與會，并主張重新考證平壤位置。 。在聽證會上，卜箕大（仁荷大學融合考古學科研究教授）、李德一（韓伽藍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等非主流代表學者們再度提起了自70～80年代以來在野史學不斷鼓吹的漢四郡位于中國內地的所謂“大陸說”，進而提出有關高句麗后期都城“平壤”地理位置的“新觀點”。endprint

特別是于2015年底，非主流一方對東北亞歷史財團立項的《東北亞歷史地圖》繪制項目 自2008年開始，東北亞歷史財團投入45億預算，啟動了繪制《東北亞歷史地圖》項目，由西江大學與延世大學分別組團隊承擔。到2015年，此項目耗時8年，60余名專家、教授參與其中，共制作了自古代到近代的韓國史疆域地圖400幅及相關文本。 提出嚴重抗議，其理由是學界照搬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學說或中國的主張。經媒體報道，在社會引起了不小的風波。不得已，東北亞歷史財團召開公開聽證會，邀請正統史學界與非主流人士，對相關問題進行辯論。

2015年11月16日，國會東北亞歷史歪曲特別委員會召開“韓國上古史大討論會”，聽取了有關漢郡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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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理位置的意見。會議主要圍繞著樂浪郡究竟位于現今朝鮮平壤一帶，還是遼西地區的議題展開了激烈論戰。高句麗史專家孔錫龜與漢四郡專家尹龍九代表正統學界到會陳述相關內容并參與討論，非主流一方則由李德一與卜箕大代表參加。

接著，同年12月17日，東北亞歷史財團再次組織召開“韓國上古史爭議”討論會，對古朝鮮、樂浪郡、檀君朝鮮等議題聽取了意見。與會的史學界代表學者有古代思想史（神話、巫俗）專家徐永大（仁荷大學）、考古專家鄭仁盛（嶺南大學），還有孔錫龜、尹龍九等，非主流學者則有李德一、沈伯綱（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長）、李島相（韓倍達學術院院長）、樸庭鶴（蚩尤學會會長）與會參加辯論。

此外，同年12月23日，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現代韓國學研究中心主辦了“韓國與中、日之間的歷史觀點分歧綜合檢討”大會。會議上非主流學界的李德一發表了名為《東北工程諸問題——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圖釋文匯編〉東北卷批判》的文章，得到了申東河（首爾大學名譽教授）的支持，而受到了趙宇然（仁荷大學）、金樂起（江華高麗歷史財團）等學界少壯派學者的批判。

經過以上幾次公開辯論會，非主流“研究者”就連基本的史料解讀能力也沒具備的事實暴露無遺，他們極其缺乏專業知識與訓練，并且其主張亦荒謬，毫無學術價值。但這些人的“殺手锏”并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證，而是宏觀建構起的“敵我陣營”理論框架，即把現在的爭議視為殖民史學陣營與民族史學陣營之間的對抗，將自己定位為“民族主義史學”一方，以此來占據道義上的制高點。

在幾次辯論會上，李德一都強調現在史學界公認的樂浪郡位于朝鮮半島一說是“日本帝國主義朝鮮史編修委員會委員之一的殖民史學家李丙燾及其黨羽”遵從日本人的主張提出的學說而已，即現在韓國史學界是日本“殖民史學”的繼承者，而對抗他們的自己這一陣營繼承的是“民族史學”。

非主流“研究者”提出的“陣營論”，雖然荒唐甚至可笑，但不甚了解歷史真相的國會議員們卻認同他們一方，畢竟“民族”、“愛國”占道義上的優勢，反而對正統史學界意見則拒之不理。因此長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制作出的《東北亞歷史地圖》也幾近被廢棄。

在國會聽證會上，不僅右翼保守黨議員，甚至進步政黨人士及知識分子也都對非主流史學主張的“偉大的上古史”津津樂道，這給正統學界不小的震撼。韓國學界深感歷史認識危機，因此自2016年開始便積極去回應。挺身而出打頭陣的并不是學界中堅學者，而是一批新銳。奇庚良（高句麗史專業）、安政焌（高句麗史專業）、魏加耶（百濟史專業）等年輕學者們在《歷史批判》期刊 《歷史批評》是創立于1986年的“歷史問題研究所”發行的學術期刊，在韓國史學界有相當的影響力。其主旨為“共同探討韓國史諸問題，將其成果分享并普及一般大眾，使其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發表文章批判非主流一方，貶其為“偽史學（Pseudohistory）”、“歷史法西斯” [韓]奇庚良：《偽史學和歷史法西斯主義》；[韓]魏加耶：《“漢四郡朝鮮半島說”是殖民史學的產物嗎？》；[韓]安政焌：《當代樂浪郡研究綜述》，《歷史批評（114）》，2016年春季刊專欄。 。一貫為非主流一方代言的大眾媒體也開始關注正統史學界的“反擊” [韓]《年輕史學家們怒了“樂浪郡平壤說被污指為殖民史學”》，《韓國日報》，2016年3月4日；《“在野史學是偽史學”主流少壯派的反擊》，《東亞日報》，2016年3月7日；《“不分青紅皂白，都是殖民史學？”》，《韓民族》，2016年3月8日；《‘殖民史學這一烙印難道妥當嗎？》，《京鄉新聞》，2016年3月11日。 。

接著中堅學者們也紛紛加入戰列，2016年3月，在韓國歷史研究會主辦的研討會上，宋鎬晸（古朝鮮史）發表了文章《最近韓國上古史爭議的本質性問題及對策》。文中談到了近年來一些非主流“研究者”不斷提出樂浪郡地理位置問題，與學界發生爭執，甚至欲篡改歷史等不良企圖，進而稱其為“偽史學”，并分析批判了其背后的錯誤歷史認識。

該文章認為，極力否定古代殖民統治的歷史事實，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日本殖民地歷史經驗帶來的“受害者心態”。而且非主流“研究者”的主張與現代社會發展背道而馳，它與“現政府（指樸槿惠保守政權）所標榜的愛國主義、極權主義邏輯是一脈相通的”。因此“真正的歷史學家都應大膽站出來，積極反駁其謬論，使它無立足之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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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韓國古代史學會、慶熙大學的古代史·考古學研究所、漢城百濟博物館共同開辦《2016韓國古代史市民講座》（3月～6月），向廣大群眾普及正確的歷史知識。這也是繼1988年開辦《韓國史市民講座》應對在野史學后，30年來第一次正面回應。慶熙大學的古代史·考古學研究所所長趙仁成教授針對此次活動目的表示說：

“政治、經濟上的困難會導致社會右傾化現象，現實生活越是困苦，越容易沉迷于“歷史幻想”當中……正如日本長期的經濟蕭條導致了日本年輕一代的右傾化，外匯危機以來我國長期經濟不景氣，這間接導致了歷史認識右傾化現象?！盵17]

如上所述，近年來非主流“研究者”得到保守右翼政權的大力扶植，重新提出“漢四郡大陸說”等70年代以來的無稽之談，在社會引起不小風波。他們只關注所謂民族主義史學，將歷史學拉進“非學術”泥潭當中，使學術問題成為政治理念紛爭。endprint

但另一方面，過去70～80年代的在野史學大多以“純粹的”民族主義、愛國熱情熱衷于韓國上古史“研究”，相比之下，近年來的非主流“研究者”則經濟動因更多一些。就是說，他們批判正統史學界并非出于“愛國心”，而主要是因為政府下撥的研究項目經費幾乎被正統史學界獨攬。因此他們高舉打倒“殖民史學”的旗幟，實際上他們真正希望的是以此為名分拿到更多的項目經費而已。

代表非主流一方的李德一也曾直接提起過研究經費問題，他說，“政府把100%研究項目預算投給他們（指正統史學界），如不糾正，我們將無法擺脫殖民史學的陰影?！盵18]即為克服殖民史觀，政府應給他們下撥研究經費。

總之，韓國非主流“研究者”群體成為了韓國歷史學發展的障礙，給社會造成不少消極影響，甚至成為弊端。比如，給青少年灌輸盲目的國粹主義思維，狹隘的民族自尊心與愛國心。

但與70～80年代不同，正統史學界不再堅守“無對應”原則，以新銳學者為中心，積極批判非主流的謬論，把社會輿論引向健康的方向，而2017年保守政權的沒落也必定會加速這一趨勢。盡管改變整個社會的歷史認識，可能還會需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但主流史學界終將實現“自凈”。

六、結語

韓國的所謂非主流“研究者”群體自認為繼承了近代民族主義史學衣缽，極力宣揚重構“民族偉大的歷史”。而右翼傾向的政界，還有社會上尚存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則是它得以存在的基礎。事實上，對于非主流來說，“歷史事實”并非是他們所關注的對象，他們只對“偉大的韓民族歷史”等具有鼓動性、刺激性的話題感興趣。比如，他們熱衷于“論證”韓國古代曾經是“大帝國”，強有力地支配過中國大陸及日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發源地之一等“命題”。而且對毫無根據，也不可能有根據的此類論點，堅信為“歷史事實”。

而歷史學不是某種隨意的“看法”或“感動”，它是一門客觀中立的嚴謹社會科學。但是學界批判他們的“非學術性”就會被扣上“殖民史學”的污名，認為正流史學有意壓制民族主義史學，詆毀韓國史，進而鼓吹，必須要打倒現有的史學界，重新建構起韓國史體系。

非主流一方的主張并非是基于正當批判與討論的“學術”范疇，而更像是一種宗教信念。因此他們的所謂“研究成果”多數缺乏確鑿史料或考古依據，近似于某種“宣言”。對于他們，真正重要的是信念，至于有無根據是無關緊要的。因此與之討論學問，通過互相交換意見而增進學術發展是不可能的。

對于我國學界亦是如此，無須對韓國非主流“研究者”的言論過于敏感，更沒必要與之論理。因為宗教信念與學問之間，本來就不存在什么學術爭議問題?；貞渲囌?，反而會更加助長其氣焰，對于東北亞歷史研究有百害而無一利，甚至會對兩國民眾情緒帶來消極影響。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我們不應因為非主流群體就斷絕與正統史學界的正常學術交流，這兩類群體之間有著全然不同的歷史認識。而且以純粹歷史學的視角來看，韓國正統主流史學界與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營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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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韓]李德一：《我們內在的殖民史觀》，首爾：萬卷堂，2014年。

[責任編輯 全華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