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神秘面紗
——評《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

沈文慧

揭開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神秘面紗

——評《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

沈文慧

張西平等主編的《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的前三章采用雙向闡發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在歐亞大陸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場域和世界文學的發展脈流與總體格局中考量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緣起、發展與流變的歷史進程，勾畫早期中意文學雙向交流的歷史圖景。該著視野宏闊、史料詳實、辨析謹嚴，論從史出，體現了高度的學理性和創新性。這種新的闡釋角度和研究策略有助于重新理解與發掘新的文學關系史料，重構與凸顯中外文學交流的歷史圖景，從而將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向新的深度開掘，也為國別文學交流史寫作提供了有益借鑒。

早期中意文學交流 歷史圖景 闡釋視角 研究策略

2014年《人民文學》意大利文版《漢字》出版，至2016年6月已出版兩期，分別以“方向”“時光”為主題，選用了鐵凝、劉慈欣、麥家、王安憶、林白、寧肯等作家的作品，標志著中意文學交流開啟了新篇章，中意兩國人民不同文化間的心靈對話進入了更深層次。那么，中意文學交流究竟起于何時？早期面貌是怎樣？其間經歷了怎樣的波折？有哪些優秀的文學遺存？又有哪些寶貴的歷史經驗應該傳承和弘揚？這些問題意義重大，但已有研究語焉不詳。令人欣慰的是，張西平等主編的《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的前三章對以上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該著以宏闊的視野、詳實的史料、精細的辨析和高度的學理性揭開了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神秘面紗，呈現出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鮮活狀態和豐富面向，為我們了解早期中意文學乃至文化、文明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撐。在此，筆者不想復述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具體情狀，而是想重點談談該著在國別文學交流史寫作上的特色和亮點，以呈現其學術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考辨文獻，去偽存真

文獻史料的收集、鑒辨、理解與運用，是一切歷史研究的基礎，也是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奠基性的學術工程。早期中意文學交流活動發軔于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代”，但訴諸文字的專門文學交流活動幾乎沒有，而是與兩國人民之間的商貿往來、宗教傳播、外交斡旋、地理探險、旅游觀光等活動交織在一起，散見于史書、方志、游記、地輿志以及文人墨客的詩文集中，時空跨度大，知識門類多，文獻龐雜，真偽并存。這就要求著者既有史料編年基礎，視野開闊，涉獵廣泛，旁征博引，絕不能掛一漏萬，又要盡可能將史料放在它形成和演變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動態地考察，考其源流，厘清承續，辨析真偽，去偽存真，是對著者學術功力和治學態度的嚴峻考驗，來不得半點馬虎。

中國文獻中有關古羅馬的記載是中意文學交流的濫觴，弄清其來龍去脈對于厘清中意文學交流史有正本清源之作用。為此，該著詳細考辨了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袁宏的《后漢紀》、范曄的《后漢書》、三國時記載魏國歷史的《魏略》、隋唐時代撰錄的《晉書》《北史》《梁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以及玄奘高僧西行求法回國后口述的《大唐西域記》等史書，并佐以北魏楊炫之敘述洛陽佛寺文化之專著《洛陽伽藍記》，通過對浩繁的歷史資料的細致爬梳，梳理出“從西漢史料中的‘黎軒’”，“東漢以后的‘大秦’”，“到隋唐史書中的‘拂菻’”三個歷史時段中，中國人關于古羅馬文化、文學一脈相承又不斷深入的認識過程，并多方考證辨析，闡述事實，指明謬誤。如東晉袁宏所著《后漢紀》與南朝范曄著《后漢書》都記載了班固經營西域期間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古羅馬帝國）一事，語多相類。但袁宏的《后漢紀》比范曄的《后漢書》問世約早半個世紀，他們的史料源自何處？著者查閱《后漢書·西域傳》發現：范曄是參考了班固《漢書》記載的西域諸國風土人俗，并根據安帝末年班超之子班勇所作《西域記》撰寫而成《后漢書·西域傳》，“以此推之，袁宏的相關史料也應該受益于班勇”。換言之，《后漢紀》和《后漢書》關于西域的知識應該都源于班氏父子經營西域期間所得。班氏父子治理西域數十年，管轄西域五十國，熟悉各國政治、經濟、地理、風土，史料的可靠性不言而喻。但《后漢書》中言“大秦”“多種樹、蠶?！薄皩m室皆以水精為柱”，著者坦言：此說“不免有訛傳之嫌”，因為“桑蠶在中國司空見慣，在意大利可是上流社會的奢侈品，物以稀為貴，正因為沒有出產之顧”（6）。而“水精”（玻璃）做柱“未免夸張，應指大理石”（6）。通過對史志文獻的細致考辨，保證了歷史敘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又如《魏略》中對“大秦”地理位置的錯置，對中國神話傳說中的西王母與“大秦”之西白玉山圣母的穿鑿附會；《舊唐書》中關于西域極盡夸張想象之能事，以及古羅馬、希臘文獻中關于遙遠中國天馬行空、眾說紛紜的描述等，著者皆以嚴謹的辨析、多方考證指出其謬誤，又以靈動的筆觸、詼諧的語調表達對古人認識局限性的理解及其藝術想象力的夸贊。有些文獻記載因缺乏相關佐證材料即所謂“孤證”，亦不予采信。如：1世紀末古希臘雄辯家弗羅魯記載：奧古斯都時代，有來自“絲綢之國”的使團花費4年時間來到羅馬，并且進獻了珍珠、寶石和大象。但著者強調指出：“此為孤證，不足采信。但從某種意義上也表明，1世紀中國與羅馬間商貿層面上的往來就比較發達了?！保?1）又如，近代以來有學者認為西漢曾設立甘肅驪軒縣，用來安置古羅馬克拉蘇部參軍，當代學者甚至在驪軒古城周邊找到了不少具有歐洲體貌特征的當地居民。但因為缺乏更多有力證據，著者并沒有簡單認同“西漢的羅馬降俘之說”，提出“此說確否，暫且存疑，不妨作為中意文學交流史的一段瑣聞軼事觀之”（14）。逸聞軼事與確鑿的歷史事實之間差距巨大，不能混淆彼此。

總之，在廣泛而全面地占有原典性材料的基礎上，通過精細考證分析，分辨其主次源流，辨明其價值與真偽，保證了國別文學交流史嚴謹的學理性、科學性，使國別文學交流史成為一部真正的“信史”，也賦予了學術著作一定的趣味性和可讀性。

二、注重對話，雙向闡發

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廣泛存在于不同國家、民族、團體之間，是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必須面對的課題。沖突和差異彰顯了對話的必要性，對話不僅促進了不同文化、不同文學和不同地域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也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團體文化繁榮發展的基礎和條件。通過對話，可以更好地認識自我，了解他人；通過對話，理解并尊重彼此間的差異；通過對話，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提取對方富有魅力的異質元素，熔鑄匯通創新發展，建構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人類文明就是在這樣互補共生、相互激蕩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源遠流長的中意文學交流就是通過對話所推動和實現的。為了凸顯中意文學交流的對話性，《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的前三章既不以中國文學為核心，研究其在意大利的傳播與影響，也不以意大利文學為核心，討論其在中國的接受與移植，更不對中意文學做出孰優孰劣的價值判斷，而是著眼于雙向闡發，回到歷史現場，通過對中意雙方繁雜的歷史資料、文獻典籍的細致考辨追尋中意文學交互影響的足跡和歷程，這是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的雙重創新。

該著第一、二章的題目是“元朝前中國人對意大利的記述”、“中國文學在意大利的早期傳播”，分別從中意雙方視角闡述了文學與文化在對方國家的早期接受與傳播。我們看到，中意之間盡管相距萬里之遙，但無論是崇山峻嶺、激流險灘、戈壁沙漠等惡劣的自然環境還是領土擴張、權力爭奪所引發的戰爭、設置的壁壘等人為障礙，都不能阻止兩國人民在經濟、文化、文學等領域進行對話和交流的強烈愿望，彼此對遙遠東方或西方的巨大好奇和神秘想象是推動中意人民對異質文明進行不懈探索的強大動力?！逗鬂h書·西域傳》中這樣描述“大秦”國奇異富饒的特產：“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西海珍奇異物焉?！炼嘟疸y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而時人之所以稱古羅馬為“大秦”，是因為“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當時中亞、北亞人習稱中國為“秦”，因古羅馬帝國國勢強盛、物產豐富、制度、文物與中國媲美，其人民與中國人一樣氣宇軒昂，儀表堂堂，故呼之“大秦”?？梢?，“大秦”這個稱呼包含了對古羅馬帝國及其燦爛文明的贊譽和褒揚。及至宋代，發達的中西貿易尤其是海上絲路的暢通為宋代人民對西方的好奇和探索提供了便利條件，宋人對意大利的了解更加深入，宋代文學中關于意大利的描述更細致也更真實，其代表作當推兩本地理專著《嶺外代答》和《諸藩志》?！稁X外代答》的作者是南宋永嘉人周去非，曾擔任過靜江府（今桂林）通判，卸任回鄉后根據見聞整理成《嶺外代答》一書，書中的一些細節生動地展現了12世紀歐洲教皇國的實況?！吨T藩志》的作者是南宋宗室趙汝適，他曾任中西交流重鎮泉州福建路市舶司，海關官員的身份便于他接觸外國商人和海員水手，因而了解到更多西方知識和信息。他的《諸藩志》比《嶺外代答》內容更豐富，敘事更詳實?！斑@兩部作品中有關意大利的記載都是中意文學交流史上的寶貴資料，既是對宋代以前中國史書中大秦國知識的繼承，也對后世輿地學、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保?8）1342年，意大利教皇本篤十二世派遣方濟各會會士馬黎諾里等30余人攜帶給元順帝的回信和大批禮物跋涉萬里抵達元大都，此為早期中意外交史上的一大盛事。元順帝對禮物中的駿馬贊不絕口，譽之“天馬”，命朝臣銘記此事，一批文臣畫工紛紛應詔吟詩作畫，《天馬行》《天馬贊》《天馬賦》《天馬歌》《天馬圖》等詩、畫盛極一時，這些詩畫或描述“天馬”的來龍去脈，或贊美天馬的俊美體貌，隨為迎合圣意的應制之作，但以文學的形式留下元代中意文化交流的側影。

而在古希臘、羅馬文獻中，“遙遠東方是一個夢”，是西方人想象中的正義之邦、文明之邦，隨著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的建立，中西交通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暢通時代，中國第一次真正為歐洲所了解?！霸诿晒诺蹏鴷r期有幾十人之多從歐洲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他們的書信和游記像草原上的白云一樣在中國和歐洲之間飄蕩，歐洲人正是從這些游記和信件中霧里看花”（44），對中國的認識從朦朧漸漸走向現實。除眾所周知的《馬可·波羅行紀》外，柏郎嘉賓的《蒙古行紀》、魯布魯克的《東方行記》、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東游記》、馬黎諾里的《馬黎諾里游記》也是非常重要的漢學文獻，這些著作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甚至宮廷秘事均有細致介紹和生動呈現，為歐洲讀者勾畫了一幅中國全景圖。其中，柏郎嘉賓的《蒙古行紀》“對蒙古民族的歷史和現狀做了前所未有的介紹，大大豐富了我們對蒙元帝國史的了解，在許多方面彌補了當時中文文獻的不足”（36）。意大利方濟各會游僧鄂多立克曾在中國游歷6年之久，足跡遍布廣州、泉州、杭州、金陵、揚州、臨清、大都等地，并與杭州一座寺廟的和尚們探討人類靈魂的歸屬問題?；貒罂谑鱿滤衿娴臇|方之旅即《鄂多立克東游記》，對廣州、杭州、大都等城市經濟的繁榮、人口的密集表示驚嘆，對中國先進的驛站制度印象深刻。另一位方濟各會會士馬黎諾里受羅馬教皇派遣出使元朝，受到元順帝的熱烈歡迎，待為上賓，4年后才啟程回國。方濟各會教士孟高維諾受羅馬教皇派遣，于1294年到達大都，此后長留元庭達30多年，學會了韃靼人的語言和文字，并第一次在華傳播天主教，建立教堂、濟貧院，翻譯《新約》和《贊美詩》，信徒達6 000余人，去世之時，哀慟之人不絕于途，可見中意文化交流之廣泛。

基于“注重對話，雙向闡發”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網絡結構中，通過對中意雙方繁雜的歷史資料、文獻典籍的細致考辨探尋，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真實面影得以顯現。彼此對對方的認識和了解從“神秘想象”到“霧里看花”再到“云散霧退” “水落石出”，這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更是一個平等交流、不斷對話、相互生發的過程。對異質文化的好奇和欣羨是“對話”的動力，對異質文化的開放包容、欣賞尊重、吸納轉化是形成文化活力與文學創造力的基礎和條件。

三、論從史出，凸顯問題意識

“歷史學家不僅是重演過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識結構中重演它。因而在重演時，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對它的價值判斷，糾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識別的任何錯誤?！敝型馕膶W交流史研究，就學科本質屬性而言，屬史學范疇，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的整體開發，就是要在占有充分、完整材料基礎上，對雙向“交流”“關系”“史”的演變、沿革、發展作總體描述，從而揭示出可資今人借鑒、發展民族文學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規律。因此，撰寫文學交流史考驗的不僅是著者的學術態度與學術功力，還有思維的穿透力、思想的深廣度和闡釋立場的有效性。

如前所述，《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的前三章史料詳實，考辨謹嚴，以雙向闡發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勾畫早期中意文學雙向交流的歷史圖景。著者在歐亞大陸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場域和世界文學的發展脈流與總體格局中考量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緣起、發展與流變的歷史進程，論從史出，避免以論帶史，論游離于史，這種宏闊的視野、新的闡釋角度和策略有助于重新理解與發掘新的文學關系史料，重構與凸顯中外文學交流的歷史圖景，從而將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向新的深度開掘。該著關于《馬可·波羅行紀》的歷史敘述最能體現著者鮮明的問題意識、論從史出的史家品格和對歷史文獻的創新性解讀。

在早期中意文學交流史中，《馬可·波羅行紀》是當之無愧的“整個西方游記漢學的集大成者”，何以見得？與《蒙古行紀》《東方行記》《鄂多立克東游記》《馬黎諾里游記》等西方漢學著作相比，《馬可·波羅行紀》的特異之處何在？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該著以一章四節的篇幅對之進行了細致梳理和深度闡釋。首先，11—14世紀歐洲大陸與蒙元帝國的政治格局變動、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精神演變的宏闊視野中，討論《馬可·波羅行紀》產生的時代背景。然后，細致考辨、描述馬可·波羅的生平閱歷、性格特征、志趣好尚，尤其是他在中國長達17年的生活狀況、與蒙古大汗的密切交往等，從而佐證《馬可·波羅行紀》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接著，全面詳實地介紹《馬可·波羅行紀》的內容，在此基礎上，將之放在西方認識中國文化的歷程中考察其特點，著者認為：“同馬可前后的游記相比，《馬可·波羅行紀》對蒙元帝國做了前所未有的詳盡介紹”，元代的政治斗爭、軍事體制、政治制度、經濟、民眾生活、元大都及大汗的生活均有詳盡描述，“到目前為止，《馬可·波羅行紀》是外文文獻中對蒙元帝國記載最為詳盡的歷史文獻，雖然，有些地方有夸大之詞，記載有不實之處，但他的絕大多數記載都可以在中國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行紀不僅為中國學者研究蒙元歷史的一手文獻，也為當時的歐洲展現了蒙元帝國的真實畫卷”（67—68）。同時，《馬可·波羅行紀》還“對整個中國及周邊國家做了較為全面的報道”，包括對中國眾多的城市、宗教信仰、科學技術、文化風俗等方面的介紹，“這些描述已經突破了元代的時空，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報道，這種廣度是同時代所沒有的，……展現了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68—69）。然而，內容的廣泛性只是形成《馬可·波羅行紀》特有魅力的一個方面，著者還將之放在西方本身的文化演進中，運用比較文學形象學理論，進一步探析《馬可·波羅行紀》的思想文化意義：“拓寬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念，激發了歐洲人的世俗觀念，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發現”（70—71），從而彰顯其在歐洲“啟蒙運動”中重要影響，凸顯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整個東亞文化圈的浸染及其與歐洲文藝復興隱而不彰的文化關聯。

吹盡黃沙始到金，“考辨文獻、去偽存真”的嚴謹治學態度，刈蕪除雜，撥云見日，是確保中外文學交流史成為一部“信史”的基礎和前提；“注重對話，雙向闡發”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彰顯了早期中意文學交流的“對話”本質；“論從史出，凸顯問題意識”體現的是研究者的治史品格和學術創新能力，使自己的學術洞見不被繁瑣史料淹沒。此三者正是《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的前三章所呈現的學術精神，也為國別文學交流史寫作提供了有益借鑒。

注解【Notes】

①張西平：《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意大利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以下引文只標注頁碼，不再一一做注。

The fi r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Exchange History of China and Foreign Literature (China – Italy) edited by Zhang Xiping,adopt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 of mutual illumination; the work examin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earl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pattern of world literature, thus presents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early mutual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As an academic work with broad vision, accurate historical data, precise analysis, sound arguments, it embodies a high degree of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creativity.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strategy are helpful to reinterpret and explore new historical data about literary relations, to reconstruct and highlight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Sino-foreig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which, thereby, will lead the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 study to a new depth, and also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Earl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Historical picture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Research strategy

Author: Shen Wenhu

i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沈文慧，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作品【Works Cited】

[1]G·R·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頁。

Tittle:

Uncovering the Mysterious Veil of the Earl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 A Review on The Exchange History of China and Foreign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 and Ita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