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的格調、生態問題與文學史的權力

羅義華

新詩的格調、生態問題與文學史的權力

羅義華

關于新詩，我有三個問題：新詩的格調問題、生態問題與文學史權利的問題。首先是格調問題，我之前研究過聞一多的新詩，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問題：新詩最初的發聲不管是強調詩的“純詩”，還是強調散文化，根本上在于對詩歌格調問題的強調。新詩的文體本身就包含格調問題，詩歌的語言、形式都與格調有關系，新詩必須在自由和非自由取得一種和諧和調節?；蛘哒f，新詩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包括它為自由而付出的代價。第二個問題，就是生態問題。我們很難對新詩的格調進行判定，我們不容易界定它的格調。一個最好、最優秀的詩人，他也面臨著一個困境——他的詩寫出來，也可能是在一個非常狹隘、相當有限的空間里留下，所以容易被淹沒。一個最優秀的詩人他今天也會感到恐懼。這個也是無可奈何。有何解決方法呢？如果想做一個杰出的詩人，或者一個偉大的詩人，或許有時候別無選擇，只能孤注一擲。第三個問題，就是文學史上所謂的權利問題。今天，如果想寫出一部文學史，一部新詩史，好像詩人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文學史家的權力好像也很大，想選擇誰，怎么評判，都由權利在操縱。但是這個權力肯定是有限制的，因為不加約束的權力就是濫用的權力，對寫作是無效的。文學史家的力量來自于公信，一個詩人本身應該是清潔的，當他寫作的時候應該是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文學史家應該是自律的，所以說詩人和評論家都應該區別自立，都應該走向最大的公約，這樣建立起來的文學史就比較有公信力。比如以余秀華為代表的詩人，其實已經對我們的文學史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一個爭論。當我看到那首《我愛你》之后，大吃一驚。里面有一個稗子，這個稗子太重要了，這個稗子不能得到正視，因為它得到正視的時候就是被除掉的時候。我覺得她找到了自我抒情的一種方式。我們今天講屈原，他的詩好在哪里呢？屈原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創造了一種香草美人的抒情方式。李白的詩又好在哪里呢？明月，從來沒有哪個詩人賦予明月那么多引發特殊的人格內涵。剛剛有提到戴望舒，我梳理了一下戴望舒的詩歌，有28首，可能有更多，我只梳理了這28首?，F代詩歌的傷心人，夢就是他的自我人格的書寫方式。當代詩歌，你看白草，白草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很有影響力，但是把他八九十年代的詩歌做個比較，他80年代的詩歌藝術特點非常的鮮明，但是90年代，當他作為一個飄零者，在異國他鄉，在行走的時候，那個時候，他的靈魂才真正地沉靜下來，那個時候的詩歌才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種特點。那么，余秀華，當我看到她的稗子的時候，她已找到了一種自我人格的書寫方式。但是，我們怎么入手？文學史家其實面臨一個很大的困境，僅僅從詩上面來講，余秀華的詩可稱作好詩，但是，現在詩人只為在詩壇上獲得地位，當初在詩人身上非常高明、一致的東西，現在成了一種無法言說甚至無法選擇的困境。詩歌不被接受，或許價值得不到實現。但一味為了傳播與接受，在這個過程中，詩歌創作的靈魂與品質會不會被逐漸消解呢？今天文學史的一個公信力，都可以說是一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格調問題，對于格調二字，值得引起我們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