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斯凱爾夫人作品的宗教救贖與生態馬克思主義解讀
——以《瑪麗?巴頓》和《南方與北方》為例

張保倉

蓋斯凱爾夫人作品的宗教救贖與生態馬克思主義解讀

——以《瑪麗?巴頓》和《南方與北方》為例

張保倉

在小說《南方與北方》《瑪麗·巴頓》中，基督教的博愛、救贖等宗教信條在化解勞資矛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這種思想也是作者思想的局限所在。文本中所出現的類似環境惡化、工人失業及貧困等問題，沒有從根源上得到解決，而是以兩個家族的和解的形勢掩蓋起來。本文從生態馬克思主義角度探討文本中出現的問題，并試圖探討解決問題的出路。

蓋斯凱爾夫人 基督教 生態馬克思主義

Author: Zhang Baocang

is from currently pursuing the doctoral degree 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蓋斯凱爾夫人是維多利亞時期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其作品長期以來深受學界好評。評論家溫尼弗里斯認為，蓋斯凱爾夫人的作品“涉及的范圍比薩克雷的廣，設計的情節比狄更斯的緊湊，內容比勃朗特姐妹們的更為真實”。其代表作品，《南方與北方》和《瑪麗·巴頓》這兩部“工業小說”，以“憲章派運動”為背景，分別講述英國北方城市米爾頓和曼徹斯特的勞資沖突。

工業化背景下的新興資產階級，在超額利潤的誘惑下，進行了盲目無序地擴張生產。然而，受困于有限的市場規模，大批商品滯銷，迫使資產階級對生產結構進行調整：無條件解雇大批工人。僥幸受雇的工人工資也遭到了大幅削減，工人階級生活極度惡化。即使受雇的工人也無法糊口，更不用說大批的失業者了，民眾哀鴻遍野，維多利亞社會進入為學界熟知的“困難重重的時代”。

小說《瑪麗·巴頓》發表于1848年，講述了發生在英國北部工業城市曼徹斯特的40年代初的勞資沖突。在此期間，大批工人失業并陷入貧困。為了擺脫困境，工人階級組成聯盟，并派代表奔赴倫敦進行請愿，即歷史上的“憲章派運動”（1836—1848）。還有一些工人，比如文本中的約翰·巴頓選擇暴力，殺死了資本家卡森的兒子杰姆，以此表達對資產階級壓迫的不滿和反抗。

悲憤交加的卡森，最初希望訴諸法律，嚴懲兇手，為子報仇?？墒?，在牧師約伯·李的感召之下，最終他并沒有走向警察局，而是返回家中，取出了家族《圣經》，記錄了兒子的死亡日期。自卡森拿起《圣經》的那一刻起，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個冰石心腸的殘酷資本家了，而蛻變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在垂死的約翰面前表露出了自己的喪子之痛，讓約翰極為震驚：“原來窮人和富人，老板和伙計，有了切心的痛苦，完全一模一樣是同胞弟兄……他現在不像什么仇敵、壓迫者，而是一個十分可憐、孤苦伶仃的老頭兒了?！弊罱K，兩個家族的矛盾，也就是勞資雙方矛盾在小說中的反映，得以化解。

小說《南方與北方》創作于1855年，講述了發生在英國北方的工業城市米爾頓的勞資沖突?，敻覃愄亍は栯S父親理查德·希爾牧師從英國南部，輾轉來到北方定居。從充滿田園風光的南部鄉村，到高度工業化北方都市，瑪格麗特目睹了這座城市的重重怪相：惡化的環境、磨坊主的無情與剝削、極端貧困的工人、被逼至絕境之下的工人大罷工。這些讓她感到痛心不已，也因此拒絕了磨坊主約翰·桑頓的追求?？墒?，隨著故事的發展，桑頓開始追隨牧師希爾，皈依宗教，他的經營態度發生急轉，提高工人待遇，減少剝削，實現了資本家和工人的和解。與此同時，他又重新贏得了瑪格麗特的芳心。

文本中，宗教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道德的感召也是必不可少。在工人罷工、產品銷量低等多重壓力下，磨坊主桑頓認識到：對工人大肆剝削，盲目地進行生產擴張，這種運作模式只會使勞資矛盾加劇，對自己的工廠也沒有任何益處。因此，他采取提高工資、限制生產等措施，進而改良自己的生產和管理方式，從而達到更加合理的生產，勞資矛盾也相應地得到了緩和。

從這兩部小說來看，宗教和道德在文本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蓋斯凱爾夫人心目中，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矛盾應該得到調和，資本家需要的是一種合乎道德的管理，只要資本家合理管理自己的工廠，善待工人，勞資矛盾自然就會消失。作為維多利亞時期的重要女性作家，她對曼徹斯特“就象對自己的故鄉一樣了解”，對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愈演愈烈的矛盾沖突極為清楚，并訴諸筆端，尋求出路。

由這兩部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借助于這種獨特手法，也就是宗教的救贖和道德的感召，使得勞資雙方矛盾最終以一種比較理想的方式得到了解決。然而，這種解決方式，畢竟只是作者一廂情愿的理想主義表達，脫離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沒有從根本上觸及問題的實質?，F在看來，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頗多局限，比如，過分依賴道德和宗教，猶如古希臘戲劇中的“降神”手法一樣，略顯機械。

一、宗教與道德

實際上，蓋斯凱爾夫人作品中的宗教因素是有很大原因來源于其家庭生活。

在其成長過程中，宗教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父親為一名牧師，而自己也對宗教工作充滿熱忱，潛移默化，宗教信條對其生活及信念發揮重要作用。其小說《瑪麗·巴頓》《南方與北方》中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矛盾的解決方式，也就是博愛和寬恕的主題，都能從《圣經》中找到其來源。

在訓誡中，耶穌教信徒篤信上帝，同時，對其他人也要心存感念，施行寬恕，不能以惡報惡?！澳阋M心、盡性、盡意的愛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其次也相仿，也就是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在作品中，工人約翰·巴頓在親人喪生、請愿失敗、失去工作等多重打擊之下，最終認識到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本質。絕望之下，他采取暴力手段，殺死工廠主卡森的兒子，以示反抗?，F實中的工人革命，當然也有類似的暴力措施。正如蓋斯凱爾夫人在《瑪麗·巴頓》前言中所述，她的作品是“嘗試忠于現實的”（12）。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對于作品中的約翰利用暴力，殺死卡森的兒子這一事件，我們是可以從當時的現實中找到依據的。

這種“忠于現實”的描寫，利用暴力解決矛盾的途徑，與作者的基督教信仰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文本中的前半部分塑造的約翰是一名英雄形象，勤勞的工人兼慈愛的父親，因此她決定將該書命名為“約翰·巴頓”。不過，在寫到約翰利用暴力殺死資本家卡森的孩子杰姆之后，盡管巴頓無比痛楚，深深自責，“想起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簡直全身癱瘓了；他完全沒有想到喪事人家的凄慘和那父母的傷心，正像開槍射擊的士兵沒有顧及到對面的那個男人的妻子和兒女在一剎那失去了丈夫和父親，那寡婦的凄涼和那失了孤侍小孩的悲啼哀號”（495）。但她仍感到無法釋懷，昔日所尊敬的英雄，蛻化為了一個雙手沾有鮮血的謀殺犯。在萬般無奈之下，她決定將小說名字改為“瑪麗·巴頓”。

蓋斯凱爾夫人認為，宗教可以讓人向善，化解人與人、甚至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這篇小說雖然花了很大篇幅講述南方與北方的差異，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但其故事背后一個極為重要的線索便是宗教，是宗教的參與，讓故事的發展出現逆轉，使得矛盾得以化解，故事的人物有了較為圓滿的結局。

不過，這種過分依賴宗教來化解矛盾沖突的做法，極富理想主義色彩，顯得牽強附會，不切實際。畢竟維多利亞時期已經處于“世俗化”（secularization）階段。篤信上帝的人口比例正在逐漸減少。維多利亞時期不可知論的典型特征不是“懷疑”（disbelief），即認為任何教義都是虛偽的；而是“沒有信仰”（unbelief），缺少對真理的積極理性。我們不能以篤信基督就會向善的信條去考慮問題，但是，維多利亞時期“世俗化”的發展，的確能夠使更多的英國人偏離“寬恕”與“博愛”等教義。1851年的全英統計數據表明，英國僅有不到四成居民參加宗教儀式。因此，基本上可以說，維多利亞中期是一個宗教的時代，同樣也可以說是一個“世俗化”（secularization）正在發展的時代。

我們知道，在維多利亞早期（1 8 3 0—1848），也被稱為“困難時期”，英國國內矛盾重重，農業歉收，《谷物法》更限制低價進口谷物，國內遍布饑饉；大規模的失業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安全隱患，工人運動高漲，“憲章主義”在國內正如火如荼地發展著。千里之外的東方，大英帝國正在用堅船利炮叩開這個遙遠的東方古國的大門，大肆屠殺抵抗的中國軍隊和無辜的百姓。而且，一個驚人的巧合是，大英帝國對清朝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恰逢維多利亞的“世俗化”時期，在這種矛盾重重的時期，蓋斯凱爾夫人希望用宗教救贖來解決社會矛盾，這種想法就顯得過于理想，不切實際。

因為，僅僅實現了兩個家族的矛盾的和解，并不意味著整個資本家集團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得到了調和。然而，在文本之內的這種矛盾被巧妙地掩蓋了起來，勞資雙方的所有矛盾張力集中在卡森和巴頓兩個家族上，隨著他們的和解，讀者很容易就會被誘導到一個誤區：資產階級和工人階層的矛盾已經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墒?，事實遠非如此。整個工人階級的處境并沒有任何改觀，盲目的大生產所帶來的滯銷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大批工人還是要忍饑挨餓。

文本中，宗教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道德的規范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工人罷工、產品銷量低等多重壓力下，磨坊主桑頓認識到：對工人大肆剝削，盲目地進行生產擴張，只會使勞資矛盾加劇，導致更多的罷工，對自己的工廠沒有任何益處。因此，他果斷采取提高工資，限制生產等措施來改良自己的生產和管理方式，從而達到更加理性的生產方式。從矛盾的解決模式上來看，這無疑是對資本家個人道德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對資本家逐利野心的嚴重忽視。不過，這種限制生產、均衡生產、緩解勞資矛盾的解決途徑，倒也具有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萌芽。

二、生態馬克思主義

蓋斯凱爾夫人長期生活在工業化城市曼徹斯特，對該城市的勞資矛盾和工業革命帶來的工人失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問題十分熟悉。實際上，這些問題的根源是高額利潤驅使下的大規模擴張、無序生產。眾所周知，資本家以獲取最大利潤為最終目的，這一特殊的目的注定了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反生態性。小說《瑪麗·巴頓》中的資本家卡森，就是藉火災的由頭，從保險公司獲得巨額賠償，將陳舊的設備全部更新，生產規模得到了最大程度地擴張，進而大幅提高了工廠的生產效率。

1840年左右的曼徹斯特，已經成為英國的工業中心，資本家為了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利潤，以極低的工資雇傭童工、女工。而且，遭受“馬鈴薯危機”的愛爾蘭難民，更是對本已低廉的工資帶來了沖擊。與此同時，得益于工業革命帶來的科技成果，資本家大力革新其生產設備，以蒸汽為動力的機器被大量投入使用。在低廉工資和新式機器的驅動下，資本家得以大規模生產，獲得超額利潤。這種以獲得超額利潤為目的的擴張，明顯具有很強的無序性和盲目性。由于無視市場的需求規律，大規模生產出來的商品開始滯銷。盲目地擴張直接導致了兩個問題：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工人們的生活愈加悲慘。

文本中，曼徹斯特是一個“煙霧彌漫的骯臟窩”，而他們的家則是在“煤灰堆里”。而且，比環境污染更為棘手的是食物匱乏和極度貧困。文中的兩個工人家庭都嚴重遭受了饑餓的折磨，其中一個家庭的兩個孩子先后夭折，而在另外一個家庭中，由于沒有食物讓孩子吃，婦女則用“干癟的奶頭”喂養最小的孩子，盡管知道自己早已沒有奶水，但仍這樣僅僅是為了“讓孩子安靜下來”（77），好好地睡一覺。

在《瑪麗·巴頓》中，作者引用詩歌來表達對簡單而又淳樸的“往日”時光的留戀：

溫柔的時光，請輕柔地推！

我們的翅膀不夠強健，

我們的抱負也是渺小

簡單，也能滿足（491）

“往日”代表的是工業化以前的那種自然生態，正如作者的童年生活環境，遠離現代工業文明及與之相伴的生態災難。除了作者留戀的“往日”，她所憧憬的未來也是非工業化城市——美洲的多倫多。

在《南方與北方》中，作者的生態觀念更加明晰。在各種矛盾壓力之下，桑頓先生最終同意減產，保持較為合理的水平。這種經營方式已初步具備了生態主義的萌芽。當然，作者在文本中也顯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對于小說中工人為了提高工資待遇而采取的罷工行為，作者并不持贊成的態度。正如貝西所說：“罷工有什么好呢，比如上一次罷工，大家都要忍饑挨餓，到最后有人又去上班，可是有的人要乞討度日?！鄙w斯凱爾也認為，罷工并不能把問題解決，反而讓一些人流離失所，當然，利用暴力反抗來爭取工人的權力，更是與作者的觀念相違背。受自身局限，蓋斯凱爾夫人沒能意識到，工人階級自身的權益，需要自己團結起來進行抗爭，而不是通過請愿等方式換取統治階級的同情。

在《瑪麗·巴頓》中，瑪麗和杰姆最終遠赴異國加拿大，一個尚未受到現代工業文明染指的國家，并在此過上了和諧靜謐的生活。無論是在簡單淳樸的往日時光，還是在未被現代工業文明影響的多倫多，都可看出蓋斯凱爾夫人心中的理想生活其實是在現代工業文明之前：未經過現代工業浸染，一切還處于啟蒙之前的狀態。人們能夠通過自身的勞作，通過對大自然的合理開發和利用，而不是通過機器化大生產，來實現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鑒于此，我們基本可以判斷，作者對科學及技術的態度較為保守，而實際上，對科學和技術的關注及態度，是生態主義學者長期以來的重要研究課題。

對于科技與生態的關系，在當代西方的綠色思潮中，存在技術樂觀主義和技術悲觀主義兩種對立的觀點。技術樂觀主義者認為，技術的發展能夠幫助解決發展中存在的生態問題。技術悲觀主義者認為，技術的發展與革新推進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卻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是現代生態問題的罪魁禍首。

技術樂觀主義者認為，科學技術的革命極大地提高了資本主義生產力，促進了社會的變革，大幅提高了人力社會的生產力。諸如蒸汽機、電報、計算機、互聯網等技術革命對人類帶來的便利和影響都是無法估量的。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強調“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制度，始終依賴于劃時代的技術革新”。并且，隨著技術的提高，人們能夠利用技術帶來的便利解決生態問題。

將技術的負面影響進行系統性分析，并結合科學進行反思的當屬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克思·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道爾諾，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做出了重要探討。該書指出，我們在從愚昧的中世紀走向現代時，科學和技術發揮啟蒙去魅作用，“啟蒙的綱領是要喚醒世界，祛除神話，并用知識代替幻想”。在科學和理性的幌子之下，啟蒙充當祛魅的工具，可是啟蒙本身又脫離了理性，表現出極強的獨裁性和欺騙性。在啟蒙祛除神話的過程中，這一獨裁本性得以凸顯，科學與技術登上新的神壇，在科學的幌子下，啟蒙變成了“唯靈性的巫術”，目空一切地審視萬物。

受到啟迪的資產階級，更懂得利用新知識和新技術，他們的野心高度膨脹，利欲熏心，對待大自然以及他人猶如獨裁者一般，巧取豪奪。他們認為，只要有科學和理性武裝自己，就可以無限制地開發利用自然，以自己設定的方式去控制和奴役自然。權力和欲望的擴張，在啟蒙了的資產階級那里得到絕妙的詮釋?；艨撕Ｄ桶⒌罓栔Z深知，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科學和技術已經成為一柄雙刃劍，稍有不慎，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

技術有可能對環境造成災難這種預見，最早對此提出警告的，當屬美國海洋生態主義學者瑞秋·卡遜，他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中做出了大膽的預測。該書的開篇設想了一個虛構的美國城市，這座原本鳥語花香，環境宜人，生態和諧的城市，由于化肥、殺蟲劑等農藥的濫用，城市的生態平衡被打破，土壤遭到破壞，固氮植物枯萎，鳥類噤聲，動物大面積死亡，一幅末日的景象，人類的生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人類希望利用化肥、農藥等產品，從大自然中索取更多產品，可是，帶來的負面作用也開始凸顯，人類開始反思技術帶來的問題，“技術統治”“知識霸權”“工具理性”等專業詞匯開始進入學者視野。人們終于認識到，如果使用不當，科學和技術還會給人類帶來生態災難。

與技術樂觀論或悲觀論者不同，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能夠客觀地對待科學、技術和生態的關系。他們認為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并不承載太多的價值判斷，決定技術的社會價值及其承載的價值觀的，應屬社會制度。比如，加拿大著名左翼學者威廉·萊斯在《滿足的極限》和《自然的控制》中提出了類似的主張。

在《滿足的極限》中，萊斯闡述了生態危機以及擺脫危機的途徑等問題。資本主義生產以追求超額利潤為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就會造成過度生產，對生產力和資源的嚴重浪費，因此，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人的異化和生態危機。要解決這一危機，必須實行一種新的“穩態經濟”，從而降低資本主義的生產能力，擴大資本主義國家的調節功能，并對人的物質需求做出重新評價，改變人的現行的消費方式，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一種新的發展觀。

在《控制自然》中，萊斯對人類對“控制自然”這一觀念做出歷史性和系統性考察。萊斯以一種全景式手法，探討人類從古希臘神話，到《圣經》創世紀思想，再到現代科技的發展，從人對自然能的控制這一角度，考察人類利用工具，達到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目的。該書揭示：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控制自然”的觀念，以及人類中心主義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對于存在的生態問題，萊斯首先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以及人類和自然界的不平等的關系。資本主義以獲取剩余價值，而不是以滿足需求為目的的社會化大生產，才會導致這種無序而又無限的擴張，進而導致無盡的生態災難。因此，要解決生態危機，必須正本清源，從生產關系出發，剔除這種不對等的征服關系，才能真正實現一種安全、和諧、持續的發展。

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泰德·本頓，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更進一步。在研讀馬克思經典作品《資本論》時，本頓提出，應該改變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及“支配自然”的觀念，而以“適應自然”取而代之。本頓認為，勞動、技術等都需要“高度地依賴于自然既定的條件和勞動對象的特性”，而且，自然的限制是無法逾越的，勞動過程，不管技術怎么先進，必須受到自然的限制，而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人類能夠做的，并不是控制自然，而是適應自然。

正如萊斯所言，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并不能滿足人類的肆意索取，它給我們提供的資源與產出，是有一定的限度，“繼續沿著我們現存的道路直到我們達到或超過這些極限是不明智的，因為那時，它不可能減輕有害的結果或這樣做僅僅是以災難性的社會混亂為代價”。這就意味著，針對大自然，人類應該索取有度，不然，超出這個限度，人類注定會遭到嚴重的生態報復。

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爾庫塞在“自然與革命”中進而提出“自然的解放”這一概念，也就是“恢復自然界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復與生活相異的、消耗在無休止的競爭中的感性的美的特性，這些美的特性表示著自由的新的特性”。當然，恢復自然界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并非也絕不是說人類要回到沒有技術的原始時代，而是要恢復大自然的承載能力，在其允許的限度內生產與發展。

結 語

《瑪麗·巴頓》和《南方與北方》兩部小說講述的是維多利亞早期的故事，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及完成，英國社會也在發生巨變，英國從一個人們向往的充滿鄉村和紳士的國家，邁向一個由工業化城市主宰的國家。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開篇就談到，“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氣氛是一個充滿對比的氣氛”，傳統鄉村和新興工業城市，淳樸的農民和重利的商業人士，保守主義和新興資產階級社會等各種新的對比。面對這種種巨變，蓋斯凱爾夫人以自己敏銳的目光和深邃的洞察力，在小說中對社會進行反思并尋求出路。

蓋斯凱爾夫人在小說中描述了那一時期的社會現實，工人階級的苦難生活、他們無奈中的抗爭，影響力很大的宗教傳統、資產階級道德規范，等等，文本中的宗教思想，盡管頗受批評，也基本反映了那個時期的宗教狀況。

彼時，達爾文挑戰基督教傳統的驚世之作尚未出版，人們對宗教及上帝的存在和萬能這一信仰并不直接懷疑。即便是在1851年，盡管學者們對英國當時的“世俗化”轉向感到震驚，英國參加宗教儀式的民眾也多達一半，更不用說那些有宗教信仰但沒能正式參加的人口比率了?？梢?，維多利亞早期，宗教觀念仍然深入人心，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人們面臨難以逾越的困難、身心陷入絕望之時，無論是曼徹斯特的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他們往往從宗教上尋求寄托和出路。文中的資本家卡森，由于喪子之痛，希望求助法律將約翰繩之以法?？墒?，在宗教的感召之下，最終放棄這一訴求，最終寬恕殺害自己兒子的兇手。由此可見，作品中的宗教及道德因素，我們應該看到，正如蓋斯凱爾夫人所宣揚的“忠實寫作”一樣，反映了維多利亞時期早期人們的宗教及道德認知。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看出，其作品中的宗教及道德氣息過于濃厚，正如朱虹在《瑪麗·巴頓》中文版序言中所說，作者在描述資本家時，沒有看到其物質驅動，而過分強調道德的作用。文本中所揭示的各種社會問題，并不能通過宗教和道德的感化來解決。維多利亞社會早期，英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基本實現了工業生產的機械化?？墒?，技術革新點燃了資產階級擴大生產、追求利潤的欲望之火，大規模地無序生產導致商品滯銷、環境惡化，技術的確解放了人力，但同時更是搶占了工人的崗位，失業與貧困接踵而來，正如學者所說，這段時期“困難重重”。

作品中描述的“憲章派運動”，工人階級作為一種團結的力量，組織請愿，要求變革，這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出路?？墒?，正如作品中的描述，寄希望于請愿來博取統治階級同情，今天看來又是無比可笑。工人階級需要團結起來，變革那種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直接參與社會生產，改變人與自然、人與人的控制關系，對大自然實行更加科學地開發利用，實現對自然的解放，最終達到和諧與持續的發展。

注解【Notes】

①Gaskell, Elizabeth. Mary Barton. London: Collins Classics,2011, p.461. 文中引用為筆者翻譯，以下引文只標注頁碼，不再一一做注。

In Mrs. Gaskell's novels North and South and Mary Barton, religious creeds such as Christian fraternity and redemptio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 fl ict 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working class. However, this kind of crisis resolution is also the limit of the author. In the novels, the problems such as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have been hidden under the cover of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two families. The paper hence trie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textu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Marxism, and tries to fi nd out the possible solutions.

Mrs. Gaskell Christianity Eco-Marxism

張保倉，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在讀，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

作品【Works Cited】

[1]Vinson, James. ed. Great Writing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ovelists and Prose Writer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9,p.455.

[2]Greenbratt, Stven. ed. Norton Anthology of British Literature.New York: Norton, 2009, P.993.

[3]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頁。

[4]The Holy Bible. New York: Ivy Books, 1991, pp.872-873,p.853.

[5]Davis, Philip. The Victori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p.101, pp.98-99.

[6]Gaskell, Elizabeth. North and South. London: Penguin, 2003,p.212.

[7][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

[8][德]馬克思·霍克海默、西奧多·奧多爾諾：《啟蒙辯證法》，梁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第8頁。

[9]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New York: Penguin, 2000, pp.7-8.

[10]Leiss, William.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Quebec &Ontario: Mcgill-Queen's UP, 1988, p.1.

[11]Benton, Ted.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c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No.178, 1989, p.69.

[12]Leiss, William.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Toronto: The U of Toronto P, 1976, p.116.

[13]《西方學者論〈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頁。

[14]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 P, 1960, p.3.

[15][英]蓋斯凱爾：《瑪麗·巴頓》，旬枚、佘貴棠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頁。

Title:

Religious Redemption and Eco-Marxism in Mrs. Gaskell's Novels—from North and South and Mary Bar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