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戲劇中的牧師形象及其宗教倫理蘊含
——以《布朗德》《群鬼》《羅斯莫莊》為例①

王金黃

易卜生戲劇中的牧師形象及其宗教倫理蘊含

——以《布朗德》《群鬼》《羅斯莫莊》為例

王金黃

本文以《布朗德》《群鬼》《羅斯莫莊》三部戲劇為例，分別從基督信仰與世俗生活的倫理沖突、宗教倫理的人性復蘇以及宗教倫理意識的衰退與淡化三個層面入手，重點分析易卜生作品中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牧師形象：布朗德、曼德牧師和羅斯莫。他們身上被賦予了耶穌受難般的悲愴命運和追求理想的獻身精神，集中體現了易卜生在不同創作時期對人神關系、信仰與自由等宗教倫理問題的探究和思考。其背后蘊含著宗教美德典范被普世化倫理吸納與合流的趨向，也反映出基督教在近代化過程中的歷史復雜性。

易卜生 牧師 宗教倫理 人本主義 世俗價值

Author: Wang Jinhuang

is from the Faculty of Arts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Nordic Literature.

長期以來，基督教在歐洲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都起著不可忽視的關鍵作用，作為官方與民間普遍信奉的主流宗教，它往往直接參與到各國的政治活動之中，并對西方的社會變革產生重大影響；更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可以說宗教信仰貫穿了人的生老病死。在《新約圣經》中，耶穌曾自喻為“牧羊人”。作為一種社會職業，牧師成為負責指引和帶領其他基督信眾的高級專業人士，是“基督教新教大多數宗派中主持宗教儀式、管理教務的人員”，其社會地位并不低于政府官員、金融資本家，而像他們一樣是某些地區乃至一個國家的中流砥柱。易卜生在戲劇中設置和塑造了各種各樣、千姿百態的人物形象，既有王公貴族，也有像販夫走卒這樣的小人物，但著墨最多地還是社會上的中產階級，他們幾乎成為易卜生所有戲劇的主角擔當；而在這一類人物群像里，牧師形象又顯得格外突出和引人注目。與他筆下的其他中產階級相比，雖然牧師與銀行家、工商業資本家、醫生、藝術家、莊園主一樣都處在同一階層，然而他們卻肩負著與眾不同的倫理職責；牧師守護和保衛著普通民眾的精神信念，是人間塵世里一道強有力的思想屏障。那么，易卜生希望通過劇中不同的牧師形象傳遞出什么樣的宗教蘊含和倫理價值呢？這正是本文所要進行探討和解決的問題。在對易卜生戲劇眾多人物梳理之后，筆者發現除了《培爾·金特》中那位主持葬禮、不知姓名的牧師之外，《布朗德》中的同名牧師布朗德、《群鬼》中的曼德牧師以及《羅斯莫莊》里的羅斯莫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牧師形象。首先，這三位牧師在各自所屬的戲劇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幾乎每一幕都會出現，積極推動著戲劇情節的展開，甚至他們本身就是戲劇的主人公，如布朗德和羅斯莫。其次，這三部戲劇由易卜生創作于不同的時期，對應著早期、中期、后期，分別呈現出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三種創作上的審美方式和美學觀念。因此，從《布朗德》《群鬼》和《羅斯莫莊》來著手分析，可以為我們更好地理解與把握易卜生戲劇中的牧師形象及其背后的宗教倫理蘊含提供有力而充分的文本例證。

一、基督信仰與世俗生活的倫理沖突

在易卜生戲劇里，人物與人物之間、人物與社會之間以及人物自身的思想矛盾和現實沖突隨處可見。牧師形象也是如此，他們并不因為信仰與侍奉上帝而能夠得到身心的解放和靈魂的舒暢；相反，牧師以其傳播教義和上帝福音的特殊職責形成了他們在塵世間的教務束縛與道德羈絆，主要表現在基督信仰與世俗生活的倫理沖突之中。雖然我們發現易卜生戲劇里的其他普通信眾也會存在這樣的問題，但都沒有像牧師那樣具有強烈而鮮明的代表性，這是由他們的職業身份所決定的。作為上帝與萬民之間維系倫理關系的橋梁和中介，信仰與現世的倫理沖突在牧師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呈現。概括來說，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層面：首先，牧師在面對傳教活動和家庭日常生活時，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不同于行政官員攫取職位、商人追逐資產利益，“‘牧人’一詞談的是責任，更甚于權利和權力”，因此，牧師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不直接參與政治選舉、社會管理以及經商貿易等涉及上層權益的事務；然而，他們卻無法徹底擺脫自己的家庭以及關系密切的親人，如：布朗德、羅斯莫；同時，“羊群須追隨牧人”，“牧人首要的責任是照顧羊群，而非剝削、虐待”，所以保佑和照顧信眾的倫理義務也是牧師必須履行和實踐的。在《布朗德》這部戲劇中，布朗德除了致力于追求上帝和真理之外，也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和妻子阿格奈斯生育了小渥爾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有一位分開居住、平時從不聯系的母親；但當母親臨終前讓醫生傳話給布朗德希望能夠見其最后一面時，竟然被他一次次果斷地拒絕了。從牧師角度來看，母親自然也是眾多教民之中的一員，布朗德之所以不愿意賜福給這位臨終的老人，是因為母親不愿意奉獻出所有的遺產給上帝使用。不過，筆者在文中卻找到了另外一條線索：在阿格奈斯反復勸說丈夫回心轉意去看望他那久病的母親時，布朗德是這樣回答的：“從前我對愛一無所知。我的父母從來沒有愛過我。偶爾從灰燼里燃起一點點火焰，他們也會把它撲滅”，由于母子關系淡漠而造成的情感傷害才使得布朗德在潛意識深處不愿諒解，甚至怨恨她。由此來看，這場母子沖突似乎只是披上了一層宗教的外衣。然而，進一步分析就能發現這是易卜生有意設置的煙幕彈，信仰與世俗的倫理沖突正在逐步由表入里，緊接著是渥爾夫病死、阿格奈斯離世，漸次占據了布朗德的內心，“我只知道上帝的愛”，“這種愛不是軟綿綿的一團和氣。它是嚴酷的，甚至意味著死亡的恐怖。它給人愛撫，卻留下創傷”。同時，布朗德以上帝手中的“苦酒”來自謂他在堅守上帝之愛與“護妻育子”之間進行倫理選擇的精神苦悶。其二，牧師對教義的信奉與民眾現世福祉的背離。一般來說，萬民是上帝的子民，基督教義在本質上積極維護信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訴求，牧師在宣講、解疑、指導、踐行教義教旨的過程中起到彰顯上帝之光的示范作用，給民眾以必要的信念。但有時也會有所矛盾，在《圣經》里“神試驗亞伯拉罕”，要亞伯拉罕將兒子以撒獻為燔祭，使其陷入倫理兩難之中，雖然上帝只是在考驗亞伯拉罕，但他確實已經做好了犧牲愛子的準備（《創世記》 1—19）。這一倫理類型的母題敘事在易卜生戲劇里得以被繼續演繹，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布朗德》中的群眾早已經受不住山上環境的惡劣，紛紛放棄尋找教堂的事業；即使堅持到最后的布朗德，也對自己“全有或全無”的宗教信念有所動搖。而《群鬼》里面的倫理沖突則更加貼近現實，令人震驚。雖然曼德牧師不是該劇的主人公，但卻是一位不可或缺、極其重要的關鍵人物；他在第一幕就出場了，并且一直到劇終都頗受歡迎。他不僅隨時傳教，而且能夠在傳教的過程中給人帶來思想上的信服力和精神上的影響力。同時，曼德牧師與上下兩個不同階層都有著生活上的緊密聯系，對每一個人的心理困惑乃至每個家庭的煩惱瑣事都了如指掌，他的言行直接關切甚至決定著劇中所有人的塵世幸福。在面對無愛的婚姻和丈夫阿爾文的多次背叛時，阿爾文太太大膽地向曼德牧師吐露內心的真實想法，希望通過得到他的道義支持而重新獲取生活的自由；侍女呂嘉納也有求于他，期待著他能給自己找個“合適的事兒”。與阿爾文太太的訴求相比，呂嘉納則明顯傾向于物質性的福利。然而，她們都沒有從曼德牧師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想在這個世界上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現。咱們有什么權利享受幸福？咱們只能盡自己的義務”。他讓阿爾文太太重回婚姻的噩夢，讓呂嘉納落入繼父的魔爪，淪為妓女，對于教義的固執使他與信眾的福祉完全背道而馳，產生了極不相稱的倫理效應。其三，牧師的自我意識與上帝之間倫理關系的失衡。不同于前者，這種倫理沖突隱晦于羅斯莫的內心變化，不易在文本中察覺。在《羅斯莫莊》里，呂貝克“被她的養父維斯特大夫培養成一個具有自由思想和藐視一切清規戒律的人”，“她把那種基于宗教信仰的道德觀念置于生活理想的一旁”，自從她到來這里之后就開始慢慢改變“羅斯莫莊的氣氛”以及羅斯莫的道德觀念，愈發促進了他原本就有的開明思想；但卻嚴重違背了羅斯莫莊的傳統和信奉上帝的義務。是自我獨立還是服從教義像兩個不容忽視的砝碼橫放在羅斯莫面前，人神關系的微妙改變持續引發著他在道德上的曖昧不明與遲疑不定，這也為人性的回歸埋下了伏筆。

二、宗教倫理中人性的逐漸復蘇

無論是布朗德、曼德牧師，還是退職了的羅斯莫，他們基本上都以上帝的旨意而行事，并以此來規劃指導自己的人生和祈愿，在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嚴肅與認真蘊含了基督教神學倫理的內在特質。具體來說，布朗德的謙卑與誓愿，曼德牧師的感恩與順從，以及羅斯莫的喜樂與盼望，全部體現了他們與上帝來往交通的品質與德行。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把依靠上帝作為生活和情感的全部來源和最終歸宿，無疑從根本上否定了牧師乃至所有基督教徒的人格獨立和人生價值，極大地遮蔽甚至抹殺了人類特有的屬性——人性，它既不同于以生存和繁殖為本能的獸性，也不完全是超越物質、尋求終極意義的神性，大抵上可以理解為理性與感性的矛盾統一。作為上帝與塵世間的連接渠道，牧師身上的人性最為復雜多變，時常面臨著“是生存還是毀滅”的信念考驗和心靈掙扎。首先，對待愛情問題。布朗德與阿格奈斯由相識、相知再到相戀，一切水到渠成，可以說他們是自由戀愛的典范，將人性的美好展現得一覽無余；而渥爾夫就是兩人的愛情結晶。正如布朗德所言：“我往日壓積在胸中的全部柔情，好像都是為了珍藏起來，化作金色的光輪，罩在你，我的好妻子和他（指布朗德和阿格奈斯的兒子小渥爾夫）的頭上?！保ǖ谌?191）但是每當他為上帝的大愛事業苦苦思索之時，就會對自己的俗欲之愛產生自責和詰問，“誰走的離家最遠？是那無憂無慮的，頭上戴著花環，一路打鬧到最陡峭的斷崖邊沿？是那顧慮重重，步履遲緩艱難，不敢越陳規陋習一步？是那野性難馴，無法無天，把丑惡看成美好？”（第三卷 166）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合理地印證了布朗德正在被這些“結成聯盟的三種敵人”所裹挾，迫使他將人類最深沉的情感讓位給了上帝的絕對意志。而羅斯莫則表現出與之相反的愛情路徑：他與前妻一直默默遵守著基督教義的婚姻約束，直到呂貝克的出現，才發現愛情的美妙，他毅然卷入了這場感情的風波。曼德牧師絲毫沒有布朗德那樣癡狂，也絕對沒有羅斯莫如此反叛，他對待阿爾文太太的愛情是謹小慎微的，愿意把愛化成幫助她的具體行動；當阿爾文太太要親他時，他又像個大男孩一樣被嚇跑了，通過這一風趣可愛的細節可以看出人性就深藏在曼德牧師的內心里，不時地以傳教感化的交流方式顯露出來。其次，在對待信眾的態度上，布朗德是從不考慮他人的感受，“我們需要關心的問題是，什么事物或事態才是終極的或者內在的善？”，“最終的善是存在于對上帝的膜拜和絕對服從之中的，這種與上帝的關系將最終給服從者帶來無盡的幸?！?，這種邏輯以神學思維為導向，泯滅了凡人的正常意識；包括家人在內，他對追隨的基督教徒只是不停灌輸空洞的信念，仿佛面對的是沒有生命表征和思想感受的空氣。長期生活在民眾之中的曼德牧師也有類似的傾向，比如：冷酷地妄斷和評判阿爾文太太的婚姻有沒有違背法律和秩序?！斑@是你的義務”成為他個性化的口頭禪，不過他也“時常想這世界上作怪害人的東西就是法律和秩序”（第五卷 250）；并在聆聽他人訴苦的過程中給予精神上的指引或物質性的照顧。雖然絕大多數情況下沒有解決實質性問題，有時甚至還會導致他者陷入新的倫理困境，但是對于曼德牧師圣徒般的溫情和慷慨的幫助，他們都以感謝和敬重作為回報。但在《羅斯莫莊》中，我們卻幾乎找不到與牧師所對應的教眾，一方面是因為羅斯莫已經退職，更主要的是他把每一個人都視為具有獨立意識的自由人，這是從呂貝克小姐身上得到的啟蒙。所以，在羅斯莫眼中無所謂信眾，況且自己也早已不是牧師，救贖他人不如自救。第三，在對神性的反思上，有的學者指出《布朗德》“并非一部‘明確反對理想主義’、‘挑戰人道主義’的作品，而是一部以悖反思維創構的復調詩劇”，“其中‘人道主義’與‘神本主義’的聲音反復響起，它們的交織、對比與抗衡”，“最后并無確定的主題和明確的意義”，這里暫且不論《布朗德》的主題和意義是否明確，但“人道主義”與 “神本主義”這兩條思維結構卻是值得肯定的。它們激烈的交鋒和彼此的碰撞使布朗德這個虔誠的牧師變成了令人恐懼而冷血的非人，有力地傳達出作家易卜生對人性之善的大聲疾呼。同樣，兩者也一并呈現在《群鬼》和《羅斯莫莊》之中。表面上看，曼德牧師勤懇堅毅，對于基督的教義絕不敢有所僭越；但在私下，他那一本正經的使徒形象早已在“別人的意見”里露出滑稽之態，性格上的缺陷消解了神本主義的崇高和神學倫理的根基。相反，羅斯莫能夠完全卸下牧師身份，和呂貝克一起憑借理性和智慧直面政治勢力所代表的丑陋惡行。盡管克羅爾校長和摩滕斯果屬于不同的陣營，但他們都秉持著馬基亞維利的功利實用主義倫理觀，認為分辨道德善惡是值得懷疑的，也是無效的，因此不予考慮，“人類行為的善和惡，完全是從他們作為達到目標之手段的技術能力這個角度來考慮，在這里就是維持政治上的勢力”，可見“該種功利主義的標準是那些正好擁有政權的人的個人利益”。上帝從未賜給羅斯莫以抗爭的力量，但是他聽從了自由意志的人本主義訴求，與所愛之人共同赴死的倫理選擇最終讓他跳出了攻訐的黑暗泥潭，最終獲得靈魂的安寧。

三、宗教倫理意識的衰退與淡化

易卜生筆下的牧師所信奉的是基督新教，它以“因信稱義”的核心教義奠定了《圣經》的最高權威；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人神關系，打破教會和修道院的宗教專制，從下而上地摧毀神學統治的思想根基，同時也極大地削弱了基督倫理的普遍約束力。其結果是“經過從宗教改革到福音運動的近400年時間，基督教漸漸從中世紀政治核心的地位退出，神職人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已無法呼風喚雨”，即便基督教內部進行了多次改革，“但是這些努力都遭受了必然的失敗”，“并沒有引起大的反響”。隨著基督教全面衰落時刻的到來以及啟蒙運動影響下人性因素的不斷覺醒，宗教倫理意識的衰退和沒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其首要標志就是每個信徒都認為自己可以獨自面對和處理與上帝之間的倫理關系，淡化或無視牧師的中介作用。在上帝是唯一立法者的道德模式里，正確的生活應該是服從上帝的生活；但是信眾們取消和限制了牧師對律法、教義的解釋權和執行力，從而導致他們在認識上的短淺駁雜與理解上的偏見歧義，這正是鄉民們與布朗德在是否繼續尋找新教堂這個問題上發生劇烈爭執的深層動因和思想根源。以鄉長、教區管事、小學校長為代表的個體信徒紛紛公開闡明自己的觀點，把彷徨的眾人拖入了倫理意識的混亂之中，而上帝自始至終都不可能澄清和自明。當身處這種較為棘手的倫理情境時，曼德牧師不再像布朗德那樣僅僅作填鴨式的教誨和宣講，而試圖采取反復周旋的策略。他清楚地了解這些民眾身上肩負的苦難以及宗教情感的脆弱，隨時可能會受到不良道德的氛圍熏染，不能強迫他們做到自己這般正確無誤。所以，他對有罪并且愿意懺悔的信徒待以寬容，如逃避婚姻的阿爾文太太、糊涂多事的安格斯川，都給予他們救贖自新的機會；也常常借助聊天的輕松場合把神律框架下的美德內容傳遞給眾人，當發現阿爾文太太在閱讀“思想反動”的書籍時，就及時告誡她要聽命于耶穌基督的安排以保持思想的純凈；當呂嘉納離開繼父時，則委婉地勸說她要履行女兒的倫理義務。曼德牧師一方面從當事者的自身利益出發給予溫和的意見，另一方面則從信徒的倫理身份考慮賦予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使自己的傳道既有人情氣息也很合情合理，即使油腔滑調的安格斯川也無法當面拒絕。那么，曼德牧師真的成功扭轉了人們淡薄的宗教倫理意識嗎？顯然表面上似乎被接受了，但他們的內心和接下來的行動仍然各行其是，絲毫不能阻止宗教道德滑坡的趨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羅斯莫，他完全放棄了牧師之職，也拋棄了信眾，甚至在自己心靈最艱難困苦的時刻也從未向上帝懺悔或祈禱過，這是一個非常反常且令人詫異的現象。他的退職并不意味著可以私自終結上帝與人的天然契約，牧師可以像行政官員、法官等職務那樣具有規定的任期，但信仰和侍奉上帝是沒有期限的，是需要終身投入的事業。然而，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發生在羅斯莫身上的變化則充分肯定了人的自主性，凸顯著以人為本的世俗價值觀，這是宗教倫理意識淡漠的第二個重要標志?；氐健恫祭实隆分?，宗教就是生活的全部，人們對于大自然的恐懼以及對未來的迷惘只有信奉無上的基督才能得以化解和舒緩。對于信仰者來說，上帝為生命的意義提供了最好的回答：人們的行為和生存都受到全能至善的主的眷顧，其意義就蘊含在每一個人的信仰之中。需要強調的是，布朗德與鄉民們的爭執并不是有神論與無神論的爭辯，本質上是基督信仰內部的分歧，尤其是在人神關系和倫理義務的認同上出現了差異。布朗德堅持“全有或全無”，只對上帝負責，尋找最宏偉的教堂才是信徒唯一的虔誠表現。以鄉長、管事為首的鄉民則認為“在這荒涼、閉塞、四周只見光禿禿的山嶺的地方，一邊是山、一邊是峽灣的地方”，這座新建的教堂“宏偉得叫人吃驚”，尤其“對住在極北地區的人來說，簡直是過于宏偉了”（第三卷 249）。所以對他們來講，面臨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誰要是要求比這更宏偉的教堂，我就認為這人不通情理”，人的基本生存權利與基督倫理規范在此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激烈沖突，人本倫理意識開始嶄露頭角，這就導致信眾與牧師的分道揚鑣?！度汗怼穭t更進一步，它所描繪的社會生活正在一步步脫離宗教倫理的調控軌道?！霸搫〉拈_場展示了一些在當時社會普遍流行的語言修辭。恩格斯特朗德用的是委婉語和半宗教式語言，蕾姬娜則有些滑稽地試圖在語言上盡量靠近小資產階級風格。劇本顯示了這些語言修辭如何表現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一種隱藏和欺騙的意識形態”；同時，“表明了被隱藏的事實真相的荒誕陰險”。人間的各種欲望一起蠶食并占據著信眾的宗教倫理意識，盡管曼德牧師努力地填充這只廢棄的蟬蛻，仍然無法遏制層出不窮的種種問題，他所秉持的“義務”隨著孤兒院的焚毀而徹底地分崩離析。如果說我們尚且能夠在《群鬼》中看到一絲神性莊嚴的殘影，那么，《羅斯莫莊》則讓讀者領略到了上帝死去后的血性與嚴酷。每當羅斯莫想要躲進家族的傳統之中，重新拿起牧師的防盾時，往往窮于應付政治勢力的流言夾擊。只有在與呂貝克這個自由的女人坦誠相待，贖回自主之身時才能真正掌握思想的主動權。這一切恰恰表明了諸如服從、希望、仁愛等宗教倫理典范的時過境遷，它們不得不被近代的平等、自由、博愛等普世倫理觀所吸收和容納。

縱觀易卜生生活的年代，正值第二次工業革命蓬勃發展之時，科學技術常常伴隨著教會組織出現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使基督教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們廣泛接受；同時，微觀生物學和天體物理學的快速發展又讓基督神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倫理危機，“上帝之死”的呼聲喧囂塵上。因此，易卜生將目光聚焦于當下人們的普遍心理以及廣闊豐富的社會現實，密切關注世俗生活與基督信仰之間的倫理沖突。無論是布朗德、羅斯莫，還是曼德牧師，他們都分別呈現了易卜生在不同創作時期宗教倫理意識與人本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和糾結，代表著他對神人關系、服從與自由等宗教倫理問題的深入探究和獨立思索。與古典主義時期滑稽的“偽君子”相比，易卜生筆下的牧師形象又顛覆了教職人員被諷刺的喜劇化效果，賦予并彰顯著耶穌受難般的悲愴命運與犧牲精神。雖然他們并不完美，難免有著各自的性格缺陷，但對待人生卻持有非常嚴肅和認真的態度，時而讓自己陷入侍奉上帝的使命狂熱和義務繁瑣之中，時而又對自己的宗教信仰產生質疑和詰難?？偟膩碚f，《布朗德》《群鬼》《羅斯莫莊》三部戲劇既蘊含著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近代化過程中的詭譎與復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宗教倫理與世俗價值觀念逐漸合流的歷史現實。

注釋【Notes】

①本文為華中師范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培育計劃資助項目“易卜生戲劇中的宗教倫理思想及其價值”（項目序號：2016YBZZ098）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2016年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點項目“易卜生后期戲劇中人地關系研究”（項目編號：SK2016A0710）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②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三卷》，多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頁。以下只在文中注明卷數和頁碼，不再一一做注。

③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五卷》，潘家洵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頁。以下只在文中注明卷數和頁碼，不再一一做注。

Based on Brand, Gengangere and Rosmersholm,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thical conflict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ecular life, humanistic resurgence of religious ethics, recession and dilution of religious ethical consciousness,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priests in Ibsen's works: Blanche, Priest Mande and Rosemo. They have been given the tragic fate like the cruci fi xion of Jesu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dedication, which embody Ibsen's exploration and re fl ection on religious ethical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belief and freedom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reation. It contains the tendency that the religious virtue model would be absorbed and merged by the universal ethics, and also re fl ects the historical complex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bsen Priest Religious ethics Humanism Secular value

王金黃，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北歐文學。

作品【Works Cited】

[1]任繼愈：《宗教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頁。

[2][英]萊特：《基督教舊約倫理學》，黃龍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頁。

[3][奧]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論〈羅斯莫莊〉》，《易卜生評論集》，高中甫編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頁。

[4]程煉：《倫理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頁。

[5]汪余禮：《〈布朗德〉：以悖反思維創構的復調詩劇》，載《長江學術》2015年第2期，第97頁。

[6][美]布爾克：《西方倫理學史》，黃慰愿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頁。

[7]孫堅、于馥華：《彼岸世界的幻化：西方人信仰的嬗變》，長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頁。

[8][挪威]Frode Hellad：《原始而強悍的批判：從〈群鬼〉看易卜生的政治觀》，載《上海戲劇》2007年第11期，第23頁。

Title:

The Image of the Priest in Ibsen's Drama and Its Religious Ethics — In Cases of Brand, Gengangere and Rosmersho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