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娜在希望之鄉》中母女矛盾再探析

劉昕丹

《夢娜在希望之鄉》中母女矛盾再探析

劉昕丹

華裔美國作家任碧蓮的作品通常以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為出發點，探討各種社會問題。在第二部小說《夢娜在希望之鄉》中，作者著重描寫了海倫和夢娜之間的母女矛盾。結合作品的創作背景和作者的經歷，本文指出這一矛盾反映了兩個更深層次的內涵：其一是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沖突，其二是任碧蓮與其他華裔美國作家的創作分歧，即以血統為主和以文化為主的創作之間的分歧。

《夢娜在希望之鄉》 母女矛盾 文化沖突 創作分歧

Author: Liu Xindan

is from the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夢娜在希望之鄉》是華裔美國作家任碧蓮的第二部小說，母女矛盾是其主題之一。小說中的華人母親海倫堅持用西方模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夢娜和凱莉。然而，由于在白人文化中格格不入和對自己中國身份的不滿，夢娜選擇做一個猶太人，這一舉動大大激化了母女之間的矛盾。結合任碧蓮的社會經歷和小說的寫作背景，本文指出，小說中的母女矛盾包含兩層隱喻意義：一方面它代表了主流社會白人至上的種族理念和多元文化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它體現了任碧蓮與其他華裔美國作家創作理念的分歧，后者在作品中強調血緣關系的重要性，任碧蓮則注重文化在少數族裔的身份構建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

母女關系是女性華裔美國作家作品的重要主題之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黃玉雪的《華女阿五》、湯婷婷的《女勇士》、譚恩美的《喜福會》。在這類作品中，身為第一代移民的母親們堅持用中國傳統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她們教孩子說漢語，寫漢字，還常給孩子們講中國的故事讓他們記住自己的過去，記住自己的“根”。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響，主人公們一時難以接受這種中國式的教育，但在兩種文化的沖突和磨合中，她們對自己的中國身份有了不同程度的接受和認可。相比之下，《夢娜在希望之鄉》中的母女關系更為復雜。同為第一代移民，海倫從不讓夢娜和凱莉說中文，寫漢字，不會給她們講中國故事，更不擔心她們會忘記中國的傳統和歷史。海倫唯一的希望是用美國化的方式把孩子們教育成“典型的美國人”。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行動上海倫提倡西方的教育模式，但在思想上她仍然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女性。這種不一致加劇了海倫與夢娜之間的矛盾，也導致了夢娜身份的缺失。從《典型的美國佬》可以看出，在到美國之前，海倫的生活就已經被西化了：吃西餐，上教會學校，過圣誕節等。到達美國后，她逐漸融入美國的生活，成為“典型的美國人”。盡管如此，海倫卻是“美國環境，中國性格”的典型代表，在她看來，父母應該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將孩子送入大學，而孩子們則應該“記得父母工作的不易”，并且“用全優的成績來報答他們”她們必須無條件的服從父母并討他們歡心。一邊是美國對自由的召喚，一邊是中國式父母的嚴苛，在這兩種身份的不斷斗爭中，夢娜和凱莉逐漸迷失了自我。在難以融入主流文化的時候，受中國傳統教育的孩子會求助于自己的中國身份，至少它是明確的、穩定的，而對自己母國文化一無所知的夢娜和凱莉卻不知所措。

身份的缺失促使夢娜和凱莉開始尋找新的身份。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對“什么是美國人”這一問題的看法不同，她們與母親的矛盾不斷加深。海倫希望自己的女兒成為真正的美國人，而在夢娜看來，“做一個美國人就意味著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就能成為什么樣的人”（49）。

為了反抗母親的限制，夢娜先后嘗試了中國人和猶太人兩種身份。八年級的時候，夢娜發現異域風情是吸引大家注意的好辦法。于是，她試著給朋友們講奇怪的故事，比如，在中國人們喝一種茶會懷孕，有些地方的人會生吃猴腦等。雖然這些故事一度讓夢娜感“自己是有價值的”（8），但是她的把戲注定要失敗，因為這些流于表面的東西不能賦予她真正的身份，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是誰。

放棄了中國身份后，夢娜選擇了猶太身份。這一選擇看似隨意，但她并非“碰巧選擇做一個猶太人”（49）。猶太人是美國這個“希望之鄉”最令人羨慕的少數族裔，他們經濟上的成功賦予他們自由和自信，他們從來不會像一個中國人那樣感覺自己低人一等。此外，做一個華裔美國家庭的孩子必須無條件的服從，而做一個猶太人則意味著擁有問問題的權利，這是很多人夢想的自由。更最重要的是，做一個猶太人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在一次采訪中，當任碧蓮被問及為什么把自己名字任莉蓮改為任碧蓮時，她這樣回答：“我認為我改名字表明這樣一個時刻，我發現寫作就是解放。我發現只要我還能寫故事，我就能創造任碧蓮這個自我?！蓖瑯?，夢娜將自己的身份改為猶太人也賦予了她找到真正自我的自由，對于陷入身份困境的她來說，這一點顯得彌足珍貴。

二

海倫和夢娜爭論的焦點是“什么是真正的美國身份”，它意味著“美國身份是什么”還是“人們希望美國身份是什么”？對于海倫來說，答案是前者，美國身份就是少數族裔不斷被同化，不斷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而對于夢娜來說，身份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產物，它是流動的、可變的，一個人可以選擇任何適合自己的身份。從這個層面上說，小說中的母女矛盾又是“白人至上”的主流社會和多元文化之間矛盾的一個隱喻。

在小說的開始，在好朋友芭芭拉的影響下，夢娜決定把自己的身份改為猶太人，但是“她卻一直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家人”（44），尤其是她的媽媽。當夢娜被迫說出這個消息時，海倫覺得受到了侮辱?！澳阒绬?，你這樣做會令家門蒙羞的”，“你怎么能成為一個猶太人呢？中國人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45）。雖然這樣說，文章的細節表明，海倫從未想過讓自己的孩子接受中國身份，當凱莉決定在哈佛學習漢語的時候，海倫和拉爾夫張都認為這“完全就是浪費時間”（129）。當海倫得知凱莉在哈佛的室友是個黑人的時候，她自我安慰道，為什么凱莉這么好的女孩就不能跟黑人住一起呢？盡管如此，她仍然想方設法要幫凱莉調換宿舍。后來，當海倫發現夢娜在和一個日本男孩交往時，她生氣地把男孩趕出了自己的家門。

海倫的行為是受她所謂的“典型的美國人”這一想法的影響。在她看來，做一個美國人就是做一個白人，而非一個猶太人、黑人或日本人。一個少數族裔的人可以被同化成白人，但他不可以被同化成其他少數族裔的人。她害怕自己的孩子跟少數族裔的人在一起后，會離“典型的美國人”越來越遠。海倫這種“白人至上”的觀點與她在美國的經歷密不可分。一方面，成為白人可以得到相應的安全和物質回報，這一點鼓勵人們學習白人；另一方面，海倫和拉爾夫張通過自己的奮斗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地位，并成功入住“模范民族”猶太人的社區，這種物質上的成功使他們更加確信自己能成為“典型的美國人”。

從《夢娜在希望之鄉》的出版背景可以看出，海倫和夢娜的行為是20世紀末少數族裔對美國本土主義的不同回應。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里根和布什政府沒有兌現選舉前的改革承諾，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了倒退。正如歷史上許多相似的時刻，少數族裔再次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種攻擊既發生在白人與少數族裔之間，也發生在少數族裔之間，其中比較典型的事件是1992年發生在洛杉磯的暴亂，在經濟危機和政府宣傳的影響下，黑人和白人之間發生了沖突。

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的《187號提案》加劇了社會對少數族裔的敵視。這一提案禁止非法移民享受非緊急醫療服務、公共教育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比特·布萊梅羅的新書《被異化的國家：關于美國移民災難的常識》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作者指出當前的移民造成美國的高犯罪率、醫療保健危機、教育危機以及其他社會問題。他甚至聳人聽聞的指出大批的移民“會改變——最終甚至會毀滅整個國家”。這些觀點成了“把族裔的他者變成替罪羊的溫床”，“那些享有種族特權卻又面臨著經濟上的失敗和不穩定”的白人開始把自己的仇恨和憤怒轉嫁到“外來者”身上。

面對白人的仇視，部分少數族裔選擇融入主流社會，而另一部分人選擇挑戰白人的權威。在《夢娜在希望之鄉》中，海倫選擇被同化，夢娜選擇對多元文化的認可。任碧蓮將故事的背景設在20世紀60年代，這樣，夢娜和她朋友們的“身份轉換鬧劇”就容易被接受了。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這樣描述美國的60年代：

六十年代占統治地位的自爭自強的沖動——追求自我解放的沖動，具有治療效應的自我完成的沖動——并不局限于個人生活，甚至也不局限于小說家、詩人或記者。這種沖動還體現于團體叛逆的言行和戰斗性集體意識的爆發（特別是在種族集團中）。

這一時期，受黑人反抗思想的鼓舞，其他少數族裔也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然而，與黑人“以黑為美”的反抗方式不同，任碧蓮的人物用轉換身份的方式來挑戰“真正的美國身份”，打破各少數族裔在美國的刻板形象。對于他們來說身份是一種文化產物，人們可以選擇任何適合自己的身份。

夢娜的身份轉換表面上看是一種青春期的叛逆，實則是一種謹慎的身份選擇。在小說的結尾，夢娜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女性，她決定將自己的名字改為“Changowitz”。當特蕾莎問夢娜是否是認真的時候，她回答說“如果她想的話，她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名字”，“這比什么都重要”（303）。小說的結尾暗示了夢娜和海倫的和解，海倫的妥協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夢娜身份選擇的勝利。

三

考慮到任碧蓮的創作理念，《夢娜在希望之鄉》中母女矛盾也象征著任碧蓮與其他華裔美國作家在創作上的分歧，即文化指向型和血統指向型創作之間的分歧?！秹裟仍谙Ｍl》發表以前，華裔美國文學的創作模式主要分為三種，即認可自己的中國身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和創造新的身份。作為早期華裔美國文學作品的代表，李恩富的《我在中國的童年》充分肯定了自己的中國身份，這部自傳性作品延續了李恩富之前的創作理念，作者以宣傳正面的中國形象為目的，從不同角度詳細介紹了中國文化和社會。在美國反華情緒日盛的時刻，這部作品糾正了西方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讓人深感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后來，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開始關注同化問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黃玉雪的《華女阿五》。雖然作者指出小說旨在“讓美國人更加了解中國文化”但小說的細節表明，它講述的是少數族裔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模范族裔”，進而實現自己的美國夢的過程。雖然作者試圖用“異域風情”吸引西方讀者，但小說結尾處主人公對中國文化的回歸表明，要融入主流社會，少數族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華裔美國作家創作的第三種模式是構建新的種族身份。在短篇小說《一個歐亞人精神作品集里的幾頁》里，伊迪斯·伊頓（水仙花）提出了“歐亞人”這一詞語。她試圖通過“把右手給西方把左手給東方”這一理念在兩種文化中找到平衡。華裔作家趙建秀則主張構建亞裔美國人身份。這一身份有利于“團結各種亞裔美國人的聲音或者識別那些服務于壓迫或搞分裂的主人們的人”。然而，由于亞洲各國的歷史、文化以及風土人情的差異，這一設想注定難以實現。

上述作者的寫作理念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血統指向型的。他們無法離開血統來界定自己的身份。相反，任碧蓮的小說更傾向文化指向型。這兩個概念可以用沃納·索勒斯的“血統”和“許可”加以區分。索勒斯指出：

人類學家將血統關系定義為一種（以血緣和天性為主的）實質性的關系；而許可關系則是一種“法律”或“姻緣”關系。血統語言強調我們作為繼承人的立場，我們的遺傳品質，我們的責任和權利；許可語言則強調，作為成熟自由主義者和“人類命運的建筑師”，我們有選擇自己的配偶、命運以及政治體系的能力。

在任碧蓮看來，“許可”意味著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里，每個族裔群體都是自己的種族經歷和周圍文化相互作用的產物，一個人有選擇自己種族身份的權利。任碧蓮的多元文化身份的理念不但對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地方主義做出了回應，她也闡釋了在美國作為少數族裔的新含義，為其他少數族裔的身份構建提出了指導和借鑒。

家庭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是任碧蓮小說的重要主題。在她看來，家庭是整個社會和整個世界的縮影。以這些主題為出發點，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一個族裔群體該如何在社會上生存，一個個體如何在世界上生存。從《典型的美國人》中的身份同化，到《夢娜在希望之鄉》中的身份轉化，再到《世界與小鎮》中的種族間異化的不斷消解，任碧蓮一直在關注著身邊出現的問題，并提出解決的辦法。雖然她與其他華裔美國作家的創作理念不同，但他們都在為少數族裔的發展做出貢獻，從這一點來說，他們是處于同一行列的。

注解【Notes】

① 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New York: Knopf,1996, p.29.以下僅隨文標注頁碼，不再一一做注。文中所引英文引文如無特別說明均為筆者翻譯。

Th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Gish Jen usually explores various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In her second novel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Gish Jen mainly talks about the mother-daughter con fl icts between Helen and Mona.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 the present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se con fl icts re fl ect two profound meanings: one is the con fl icts between the white-supremacy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the other is the cre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Gish Jen and other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that is, the ancestry-oriented creation and the culture-oriented creatio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mother-daughter con fl icts cultural con fl icts creation discrepancy

劉昕丹，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

作品【Works Cited】

[1]Jen, Gish. "MELUS Interview: Gish Jen." Asian Perspectives,1993, 18(4), pp.111-120.

[2]Brimelow, Peter. Alien Nation: Common Sense about America's Immigratio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1995, p.xvi.

[3]Sanchez, George J. "Face the Nation: Race, Immigration,and the Rise of Nativism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 pp.1009-1030.

[4]約翰·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方曉光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頁。

[5]黃玉雪：《華女阿五》，張子清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6]Eaton, Edith Maud. "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 in 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Ed. Amy Ling and Annette White-Parks.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p.123.

[7]Sumida, Stephen H. "Centers Without Margins: Responses to Centrism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1994, 66(4), pp.803-815.

[8]Sollors, Werner.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p.6.

Title:

On the Mother-Daughter Con fl icts i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