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譯稱是如何被日本扭曲的

徐波

近年來中日關系因歷史問題和釣魚島爭端等因素持續低迷，包括一些政界上層在內的日本右翼反華言行層出不窮。其中一些人撿起了在日本廢除已久的對華蔑稱，稱中國為“支那”。

日軍侵華時期曾以“支那”蔑稱中國，這已成為中國人民無法抹去的歷史傷痛?，F在一些日本政要重拾這個舊詞，自然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感。

眾所周知，中國在國際上有一個響亮的名字：China。隨著近年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國際影響空前擴大，China在國際上的名聲愈益響亮。為什么國際上把中國叫做China ？“支那”一詞與此有關嗎，又是怎樣成為日本對中國的蔑稱的？ 這里面既包含著許多有趣的歷史知識，也記載著中國的興衰榮辱，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國運。

China一詞來源于“秦”

對于China這個詞的起源，人們看法不一，但現在中外多數學者都傾向于認為它是“秦”這個詞的音譯?，F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用“秦”稱呼中國的，是公元前5世紀古代波斯文的文獻，用現在的拉丁文字拼寫出來，就是Cin，Cinistan，Cinastan等。

公元前7世紀，“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采用由余之策，向西擴張，“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逐霸西戎”（《史記·秦本紀》）。 當時，包括現在的中亞西亞以及我國的新疆地區，與我國內地早就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系和往來?？梢哉f，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秦的名號像波浪一般向西傳播開去 。

在東方，印度歷史上第一個統一政權——孔雀帝國，它的開國首相喬底利耶著有一本著作《政事論》，講的是安邦治國的事。書中有“產生在Cina 的成捆的絲”這樣的句子。這個Cina同樣指中國。

有人可能會問，這些是不是只是猜測？我們怎么知道“Cin”或者“Cina”就是指中國呢？中文史料中有沒有印證呢？

據《史記》記載，漢武帝因向大宛求取汗血寶馬不成，乃封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帶兵長途遠征大宛。

當時，大宛人有一個弱點：不會打井。城中取水完全靠城外河流。李廣利派人把城外河流堵截起來，使城里無法取水，圍城逼降。大宛城中貴族于是殺王求和。

李廣利與部將商議：“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史記·大宛列傳》），再打下去還很麻煩，不如見好就收，把馬帶走，接納大宛貴族的和議。

此處的“聞”就是聽說，有人向漢軍報告了情況，大宛城中新近得到了會打井的“秦人”，所以無法再通過斷其水源的方式迫其投降。那么，“秦人”是什么人？如果大宛人不會打井，這一帶其他國家的人一樣也不會打井，所以，“秦人”必定是漢人。為什么李廣利這句話中不把中國人叫“漢人”而叫“秦人”呢？其實不是李廣利這么叫，是向李廣利報告情況的人這樣叫。誰能向李廣利報告這個情況呢？只能是當地人。

我們因此而知道，在西域當時確實把中國人叫“秦人”。

除史記外，《漢書》也有相關記載。

漢武帝派往匈奴的使臣衛律投降了匈奴，很受匈奴單于器重。匈奴因為一再遭到漢朝打擊而?？嗖豢?，經常擔心漢兵襲擊。衛律于是給單于出主意，讓他們打井、筑城、建倉庫藏糧，又因匈奴本是游牧民族，不擅守城，衛律又出主意讓“秦人”來守衛，“漢兵至，無奈我何” （《漢書·匈奴傳》）。這些所謂“秦人”，顯然就是之前隨其投降匈奴的漢人。

除《史記》《漢書》外，還有第三個例證。中國僧侶最早到西域去學習佛法，始于三國時期，但到印度本土的第一批僧侶是東晉時期，其中的代表者是高僧法顯。法顯回國后著有《佛國記》，講他去印度求法的經歷。他在中亞和印度游歷時，在談到自己的祖國中國的時候，“秦土”、“漢地”并稱，又稱中國僧人為“秦道人”。這顯然也是按照當地人的叫法稱呼中國和中國人。法顯說，當地人見到來自“秦地”的人來學習佛法，說哎呀，真了不起，那么偏遠荒涼的地方的人都知道學習佛法?？梢?，公元前4世紀孔雀帝國時期印度就把中國稱作秦，600多年后法顯去時依然把中國稱作秦。

這樣，中國和外國的史料就對上號了。不管是《史記》《漢書》還是法顯《佛國記》，所說的“秦”、“秦人”一定是當地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稱呼Cina的回譯，他們當時一定明確知道Cina就是當地人對“秦”的音譯。從北邊的匈奴，到西邊的波斯，到南邊的印度，這么廣大的地區都把中國叫做“秦”，更遠的歐洲人也用“秦” 稱呼中國，就不足為怪了。

“秦”音譯變“支那”

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印度對中國的這種稱呼也傳入中國，但是中國人以及來華的西域高僧在翻譯佛經時，有時直接用“秦”來直譯這種對中國的稱呼，而有時又把它按音翻譯成“支那”、“至那”或“脂那”。

例如隋代的僧人學者費長房，在其著作中就說，中國總稱“脂那”，或者“真丹”，或者“震旦”，“此蓋取聲”（這都是根據發音而譯）。

對“至那”或“支那”做出最好說明的，是玄奘和他的學生。

玄奘是公元7世紀的僧人，比費長房晚一個世紀，比法顯晚了兩個世紀，法顯是他崇敬的前輩和先驅之一，他就是學習法顯精神去印度（天竺）學習佛法。玄奘到印度時，印度陷于分裂狀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說，印度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實力最強，趁機崛起，其國王（玄奘稱他為戒日王）憑著強大的實力征服了東西南北四天竺，建立了一個統一但短暫的大國家，自稱摩揭陀國。

玄奘到摩揭陀國，見到戒日王，寒暄過后，戒日王就問，你從哪里來，目的是什么？玄奘對曰：我從大唐國來，來學習佛法。接著王就問了，大唐國在什么地方？經過哪里？到那里有多遠呢？玄奘就說了，在此東北數萬余里，你們印度以前所說的“摩訶至那國”就是，“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至那國是我們以前的國號，現在我們叫大唐了。

顯然，玄奘是用戒日王已有的關于中國的知識，來向他來宣傳中國?！澳υX”就是“大”的意思，“摩訶至那”就是“大中國”。endprint

玄奘的學生慧立，給玄奘寫了一本傳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書中記載，玄奘曾對外族僧人自稱是“支那國僧”?！爸恰本褪恰爸聊恰钡漠悓?。

在玄奘之前，唐太宗所派中國使臣梁懷璥就曾來到過戒日王的宮廷。戒日王聽說唐朝使臣來了，驚問國人：自古以來，曾有“摩訶震旦”的使者到我國來過嗎？大臣們都說：沒有?！澳υX震旦”是什么？也就是“摩訶至那國”。我們知道，現在從西亞到中亞到南亞的這一大片地區，有好多以“斯坦”結尾的地名和國名?！八固埂币辉~來自古代波斯語，表示人居住的地方。既然“支那”是一個國家，當地人順理成章地也在后面加上個“斯坦”，這就成了Cinastan，也就是Ch（i）na+stan。

再反過來譯成中文，就是“真丹”或“震旦”，上述費長房書中已有這種譯法。摩訶震旦，也就是“大中國斯坦”。

《新唐書》在記載此事時，還特意說明：“戎（外國人）言中國為‘摩訶震旦?！?/p>

綜上所述北至匈奴，西至大宛，南至印度；從公元前5世紀，到7世紀，前后1000余年，通通都把中國叫做“秦”國。而在西方，隨著羅馬的海上擴張，開辟了從西方到印度的航線，“秦”之名也隨之漂洋過海到了西方。

日本人把“支那”變成

對中國的蔑稱

由前述可知，西語中對中國的稱呼China，與包括波斯、印度在內的古代中國周邊地區對中國的稱呼Cina是一脈相承的，回譯成漢語，稱做脂那、至那、支那，或者真丹、震旦，不但沒有對中國歧視或者蔑視的意思，甚至含有對中國的尊敬。那么，日本人是怎樣把“支那”這個詞，變成對中國的侮辱性稱呼的呢？

在17世紀以前，日本人很少用“支那”稱呼中國。偶爾的使用也只是在佛教或學術圈子里，這顯然與中國自己使用這個稱呼一樣沒有任何貶義，大家熟知的于公元9世紀隨遣唐使到唐朝學習佛法的著名高僧空海大師，在其詩集中就有這種用法。

進入近代，東西方開始發生大規模交流。但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江戶時代，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只在長崎與荷蘭商人交往。正是通過與荷蘭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學習了歐洲近代科學技術與文化知識，這種學問被稱做“蘭學”。正是從荷蘭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對中國的稱呼——China。

1713年，日本學者新井白石在譯介一本荷蘭語地理書籍時，當看到對中國的稱呼China的時候，聯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詞，遂將China譯為“支那”。這一時期，一些來華日本人寫的中國游記也采用了“支那”這個名稱。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把這個古老的名稱看做一個從西方來的新詞匯。但這時的這個詞匯尚未帶有貶義。

一個叫做佐藤信淵的人，可能是給“支那”一詞加上貶義色彩的始作俑者。

佐藤信淵是個科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日本西化的早期倡導人。早年學習“蘭學”，了解西方科學、歷史和軍事等等，寫過不少著作。他聲稱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并最早提出了系統周密的入侵和占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計劃，后來的日本侵華和發動二戰的計劃方略，正是受此影響。1823年他寫出驚世奇書《宇內混同秘策》，宣稱日本兼并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日本應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當，“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 “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佐藤信淵倡導以“海外雄飛”論為核心的“征服支那”論，上承16世紀豐臣秀吉大陸擴張的思想，下啟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之行動，備受日本軍國主義者青睞。佐藤信淵書中口口聲聲稱中國為“支那”，由于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詞因此被帶上蔑視的色彩，并廣為傳播。

幾位對日本明治維新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家，對“支那”一語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吉田松陰，日本江戶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通過興辦村塾、傳授兵法、宣講“尊王攘夷”主張，培養了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主張侵略中國和朝鮮，“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甚至夢想“并吞五大洲”，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有較大影響。他也把中國稱做“支那”，主張“培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洲、支那”。

福澤諭吉，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脫亞入歐論”（即日本要脫離亞洲、加入歐洲列強行列）鼓吹者，也是日本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他寫了40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他提出的侵占朝鮮、吞并臺灣、再占領東北三省并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其后輩全都付諸了行動。

1885年，福澤發表《脫亞論》一文，稱日本不幸有兩個近鄰：支那和朝鮮，不知國家改進之道，戀戀于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對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敗壞了日本在西洋文明人眼中的形象，因為西洋人總是把“日支韓”三國同樣看待。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可見其從內心充滿對中國及中國人的鄙視，甚至極端地主張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

福澤諭吉被尊奉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明治以來直到1945年戰敗的80多年間，日本所走過的歷程，基本上就是福澤所設計的脫亞入歐、以歐洲列強的方式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所謂“近代文明國家”的道路。

福澤的這些言論都公開發表在報紙上，因而影響甚大，其對“支那”一詞的傳播也就更加有力。

這些日本思想家們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詞稱呼中國，因為往往與對中國的蔑視和入侵中國的著作相聯系，因此帶上了貶義色彩。但仔細想來，這樣稱呼中國，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過去日本與中國一樣，常常以朝代名號稱呼中國，如古時的“遣隋使”“遣唐使”之類。19世紀日本也稱中國為“清國”，尤其在針對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戰爭在日本就被稱做“日清戰爭”。但朝代號不等于國號，而中國此時并無正式的國號。中國雖然自古自稱為“中國”，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也并非國名，而此時的日本人已經知道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國”稱呼名不副實，且此時日本已經意識到中國正在衰落中（福澤諭吉甚至夸張地描述這種衰落），再也不堪像過去千百年來那樣成為日本的老師，因此滋生對中國的蔑視，不再想用過去那種充滿崇敬的唐、漢等名稱，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并中國的野心，因此也不愿再用“中國”這個稱呼。正在此時從西方舶來了China一詞，日本人聯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開始這樣稱呼中國了。這又與日本人當時強烈的崇洋心理相一致。而且西方人也并不像中國人自己或日本人過去那樣按照朝代名稱稱呼中國，而是一概稱中國為China。這一點也顯然影響了日本人。明治維新后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更讓他們感到自己進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與“野蠻落后”的中國、朝鮮為伍。這樣，“支那”一詞就被糟蹋變質了。endprint

甲午戰爭，日本竟然一舉戰勝了千百年來的老師中國，這使日本人又驚又喜，滿街充斥著“日本戰勝，支那敗北”的歡呼?！爸恰边@個稱呼充斥日本社會。

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有了自己的國名。但是又有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處于南北分裂的局面，連許多中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政府到底誰是中華民國。直到1927年以后，政權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中國”、“中華民國”名稱才逐漸普及開來，“支那”這個名稱在中國逐漸地消失了。但這時候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的時期，日本以“支那”稱呼中國，當時中國的愛國人士和中國政府堅決予以拒絕和抵制。

1913年9月，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訪日本外相，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稱呼，改稱“中華民國”。但日本政府以已有此種先例為由予以拒絕。爾后，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時，中方都對日方堅持“支那”稱呼進行過抗議，但均未獲理會。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政權實現統一，日本依然沿用“支那”稱呼。1930年5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并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后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以斷然拒絕接受?！?/p>

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引起日方注意和日本媒體的強辯。中國幾大媒體同時發表同名的長篇連載評論對其強辯予以批駁。迫于中國強大壓力，此后日本對華條約或公文里大都改稱了“中華民國”。但是日本社會長期形成的蔑華仇華心態沒變，“支那”稱呼在其他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語里依然充斥，一些政界要人堅持“支那”蔑稱。日本當局還密告內閣各大臣和軍方首腦，“在帝國政府內部及與第三國之尋常往來公文中，今后一律廢除‘清國之稱而以‘支那代之”。以“支那”稱呼中華民國，意味著日本只承認中國地域上暫時存在的某個政權，而非中華民國政府，為其日后侵華扶植偽政權埋下伏筆。1929年那個暴露了日本侵華野心的《田中奏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這兩句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

抗戰勝利后，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派代表團到日本，專門照會日本政府：今后在任何出版物、媒體、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稱呼中國，必須以“中華民國”或者“中國”稱呼。再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事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之后中國國際形象大為改變，“支那”這個名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現在日本右翼重拾這個對華蔑稱，其用意不言而喻，自然也不會為中國人民所接受。歷史不應重演，“支那”一詞也不應再出現。endprint